毛泽东点评文学作品中的几个人物

作者：曾珺来源：党史博览 2019-03-07 534

毛泽东点评文学作品中的几个人物

曾珺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查阅图书

点评贾桂和贾桂作风

京剧《法门寺》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公子傅朋在孙家庄偶遇孙玉姣，互生爱恋，后因歹人诬陷卷入一桩人命奇案，蒙冤入狱。侠女宋巧姣趁刘瑾陪同皇太后至法门寺降香时，冒死告状。刘瑾命人复查，真相大白，结案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内。对这出戏，毛泽东十分爱看。仅20世纪40年代初在延安，他就不厌其烦地看过四遍。重庆谈判时，蒋介石三次请毛泽东看戏。毛泽东去了两次，其中一次就是看《法门寺》。毛泽东如此喜爱《法门寺》，除欣赏这部剧卓越的文艺价值和演员们精湛的表演技巧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非常喜欢剧中刘瑾身边一个名叫贾桂的小太监。这个角色，成为毛泽东后来经常提到的一个话题。

《法门寺》是根据明代中叶武宗正德（1506年至1521年）初年，发生在陕西眉县的一段真实故事改编而成。但贾桂这一角色却是因剧情需要而虚构的。他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幕是：当刘瑾让他坐下时，他说：“我站惯了。”据毛泽东在延安时的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每次看《法门寺》，当演到刘瑾让贾桂坐下，贾桂说“我站惯了”时，毛泽东总忍不住哈哈大笑，然后指着贾桂说：“你看，他真是一副奴才相，人家叫他坐下，他说站惯了。”1949年夏，毛泽东在北平长安大戏院观看完京剧《法门寺》后，对身边的警卫说：“《法门寺》里有两个人物很典型，一个是刘瑾，一个是贾桂。刘瑾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好事，唯独在法门寺进香时，纠正了一件错案，这也算他为人民办了一件好事。贾桂在他上司的面前，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十足的奴才相。我们反对这种奴才思想，要提倡独立思考，实事求是，要有自尊心。”

进入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又多次谈及贾桂。当时，新中国面临着成立以来最严峻的国际环境。一方面，中苏关系日趋紧张，逐渐走向公开分裂的边缘；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不断抛出各种威胁，妄图扼杀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在种种困难面前，有一部分人甚至党内一些干部也变得茫然无措、丧失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新中国要想依靠自身力量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发展的道路，就必须先鼓舞起大家的士气。

1956年4月20日，毛泽东为撰写《论十大关系》在听取国务院部门负责人汇报时，针对社会上流行的“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的错误观点，批评说：“当奴隶当惯了，总是有点奴隶气，好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他后来在《论十大关系》中写道：“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1958年5月14日，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为转报北京第三工业建筑设计院关于在总路线精神推动下和苏联专家由两股劲拧成一股劲的经验向毛泽东、中共中央报告，报告说：我部担负的是一项新的建设任务，很多技术问题我们不懂或者不完全懂，因而苏联专家就成了我们当前的重要技术力量。苏联专家受苏联党和政府的委托，积极热情地来帮助我们建设，他们把能够帮助我国建设最新技术、最高标准、规模大的、内容齐全的厂矿，看作是自己最大的荣誉，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前一时期，由于我们对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大中小相结合的方针强调不明确，在共同设计的时候，有时我们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彼此之间有些争论，因此在一些技术问题上扭来扭去，各执一词，形成了两股劲。直到成都会议后，我们学习了毛主席指示，进一步明确了“总路线”，才有所转变。这个转变经过一个过程。开始是一种完全被动的教条主义态度，不敢想，不敢问，认为自己不懂，只能照抄照搬。成都会议之后，进一步总结了对苏联专家工作的经验，发现对苏联专家的工作也必须政治挂帅，强调务虚，以虚带实，虚实结合。近一个多月来，我们运用各种方式反复向苏联专家介绍我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总路线”，介绍整风运动和其他有关的中国实际情况，使苏联专家自觉地掌握中国的方针路线，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工作，效果很好。现在苏联专家能够和中国同志一起主动地讨论怎样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怎样贯彻多快好省路线，许多设计修改了，想了很多窍门，制出新的更合理的设计。这就使过去的两股劲拧成一股劲，正如一位苏联专家所说“这是中苏友谊的结晶”。

毛泽东对北京第三工业建筑设计院这种处理同苏联专家关系的做法非常满意，于5月16日将这份报告批转给邓小平，嘱他印发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讨论，同时写下题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批语：

这是一个好文件，值得一读。请小平同志立即印发大会同志们。凡有苏联专家的地方，均应照此办理，不许有任何例外。苏联专家都是好同志，有理总是讲得通的。不讲理，或者讲得不高明，因而双方隔阂不通，责任在我们方面。就共产主义者队伍说来，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看作自己人。大会之后，根据总路线同他们多谈，政治挂帅，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即奴才），是谁也看不起的。

在一生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为座右铭的毛泽东的眼中，贾桂成为一个软弱、迷信权威、没有独立人格、彻头彻尾的反面教材。

毛泽东是如何看待《西游记》及主人公孙悟空的

《西游记》是毛泽东最为喜爱的一部文学作品，贯穿了其一生的读书生涯。他非常欣赏书中敢于冲破清规戒律束缚、同强大天庭力量抗争、与各种妖魔鬼怪作斗争的主人公——孙悟空。在他的著作、讲话中，也常常以孙悟空为例作古为今用的借题发挥。

1938年5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中，当谈到与日本帝国主义开展包围和反包围斗争时，毛泽东形象地比喻说：“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1945年10月重庆谈判期间的一天，毛泽东会见陈立夫，谈话中以孙悟空自喻，含蓄地批评了国民党发动十年内战的事情，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坚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让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1949年3月5日，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做报告。在谈到准备和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的问题时，他说：“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不论是全面的和平谈判，或者局部的和平谈判，我们都应当这样去准备。”甚至在毛泽东的诗作中，也有取材于孙悟空的作品。20世纪60年代，苏联不断向中国施压，中苏关系逐渐恶化。“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的孙悟空形象再次进入毛泽东的视野。

1961年11月17日，他写下了“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的著名诗句，表达了不惧压力的坚定决心。

实际上，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喜欢《西游记》，其原因不仅在于欣赏该书的文学价值，更重要的是认同作者讴歌的敢于抗争的精神。这种精神，恰与他自己的性格不谋而合。这一点，从他批阅与《西游记》相关研究文章中也能体现出来。

1954年2月，《人民文学》发表了著名作家张天翼《〈西游记〉札记》的长篇论文。在文中，张天翼对孙悟空这一敢于抗争的英雄形象进行了颂扬，认为“孙悟空之所以败于玉帝他们之手，难道是由于孙悟空做了什么‘恶’而得报应么？我们说一点也不是。作者笔底下的孙悟空，是一个现实性的具体的‘人’（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的恶魔化身），使我们了解他的性格，思想，感情，欲求，活动；我们不但不觉得他这是‘恶’，而且还觉得他可爱，同情他，心向着他。他的失败，更不是什么‘恶’不敌‘善’，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力量不敌而已。”毛泽东在这段话的每一句下面，都画上了一条横道。在最后一句“力量不敌而已”下画了两条横道。段末还画一个大圈。然后，又写下了“不读第七回以后的章节，不足以总结农民起义的规律和经验教训”的批语。1956年，《西南文艺》刊登了童思高一篇题为《试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的文章。文中，童思高认为《西游记》是作者“借神佛妖魔讽刺揶揄当时世态，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丑恶本质；借孙悟空这个英雄形象，反映了在封建统治者压迫下的中国人民，在阶级斗争中，坚持反抗，在生活斗争中，征服自然，克服困难的伟大的创造能力。”毛泽东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在这段话下画了着重线，有的地方还画了两道线。

毛泽东对《西游记》及孙悟空的评价和引用虽然较多，但反映善恶观的评语，据现存史料来看，只有下面一条：“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

这个批语写在光绪辛卯年（1891年）上海广百宋斋校印的《绘图增像西游记》（明代吴承恩著）第二十八回“花果山群妖聚义，黑松林三藏逢魔”一段文字旁。这段文字是：“大圣心中大怒，即捻诀念咒，往那巽地上吸了一口气，吹将去，便是一阵狂风。那碎石乘风乱飞乱舞，可怜把那些人马一个个打得血染尸横。大圣鼓掌大笑道：‘快活！快活！自从归顺唐僧，他每每劝我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此言果然不差。我跟着他，打杀几个妖精，他就怪我行凶。今日来家，却结果了这许多性命。’遂叫众猴出来，把那死人衣服剥来穿着，马皮剥来做靴，弓箭枪刀拿来操演武艺，将那杂色旗号拆洗，总斗做一面彩旗，上写着‘重修花果山，复整水帘洞，齐天大圣’十四字。竖起杆，逐日招魔聚怪，积草屯粮。”故事叙述的是，孙悟空因三打白骨精被唐僧逐回花果山后，作法打死来花果山掠杀众猴的千余猎人的故事。

就《西游记》具体情节来看，唐僧师徒四人赴西天取经的最终目的是取得真经，劝人为善，达到佛门真谛。然而，在如何达到“善”的方式方法上，唐僧和孙悟空出现了分歧。唐僧以善求善，认为善是感化邪恶的不二法门。即使是因善而遭遇种种危险，甚至险些丢掉自己性命的时候，依然固守这一理念。而孙悟空不同，他主张对妖魔鬼怪主动出击，坚持除恶扬善的行事准则，不相信忍让和言语教化就能除恶的哲学。因此，他多次与唐僧发生分歧。每次，唐僧都向他进行“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的“谆谆教诲”，甚至不惜念“紧箍咒”来惩罚“劣徒”。

在行善问题上，毛泽东无疑是站在孙悟空这边的。他认为，唐僧的“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观点，是乡愿思想。“乡愿”出自《论语·阳货》：“乡愿，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对这个词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后用“乡愿”代指不问是非的好好先生的处世哲学。毛泽东这个论断十分精准地概括了唐僧的性格特征。他之所以反对这种思想，是因为这种思想不但不能鼓励人们去同奸邪势力做斗争，反而助纣为虐，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作恶之徒的嚣张气焰。而孙悟空的做法就不一样了，正是由于他坚持斗争，坚持武力降服妖魔，才多次挽救了唐僧等人的性命，并最终到达了西天，取回了真经。毛泽东称赞说：“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认为孙悟空的非“乡愿”思想，才是“此言果然不差”。

联系毛泽东的革命经历来看，信仰“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武力革命思想的他否定唐僧“乡愿”思想而肯定孙悟空的做法并不为奇。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的那样，“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他的一生也是在不断斗争、毫不妥协的实践中度过的。他从《西游记》中读出了人生的哲学，也从《西游记》中悟出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真知。这恐怕是一直到他晚年，还在书房里存放着五种版本《西游记》的缘故吧。

为曹操翻案

魏武帝曹操是三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随着有关其人其事的文艺表现形式的流传开来，曹操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就成为评价曹操的主流观点。学者卢弼在其《三国志集解》中亦有此倾向。

《魏书·武帝纪》里记载了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曹操下“唯才是举”征贤令一事。该令的主要内容是曹操叙述征战经历和内心活动，表明自己绝无取代汉室的想法，并决定让出封地以消除世人误会。卢弼对此做了大量修正，又引用了一些别家评语，对曹操提出了诸多责难。诸如，曹操在令中嘱咐妻妾，自己百年之后，无论她们嫁到何处，都要向他人表明自己绝无叛汉之心。卢弼认为这番话“为奸雄欺人之语”。又如，曹操在令中说自己不愿放弃兵权，“诚恐已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是为后世子孙打算，也是为汉室国家安危着想。卢弼说曹操这是“肝鬲至言，欲盖弥彰者也”。再如，曹操在令中说自己打仗“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通“擒”）大”。卢弼又列举曹操在汴水之战、濮阳之围、清水之难、乌林之役、潼关之困的种种败绩，说他“志骄气盈，言大而夸”。由此可见，卢弼在评价曹操的问题上，过于偏颇。

毛泽东读到此处时，写了这样一段批语：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辞）。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从这段批语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不同意卢弼的注文的。他摘用“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一句来说明曹操的雄才大略与卢弼的失当轻言，为曹操翻案。祢衡是东汉名士，负才学而狂傲不羁。孔融仰慕其才华，便将其引荐给曹操。曹操多次想见他，他却称病不见，甚至大骂曹操。曹操敬其才学，不忍杀之，便把祢衡遣送给刘表。一开始，刘表还非常尊重祢衡，予以重用。但后来逐渐受不了祢衡的轻狂，便将其送到江夏太守黄祖处任秘书。祢衡最终因“出言不逊”为黄祖所杀，年仅26岁。对祢衡的遭遇，唐代诗人李白非常同情，曾写下一首《望鹦鹉洲悲祢衡》予以凭吊。诗曰：“魏帝营八极，蚁视一祢衡。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吴江赋《鹦鹉》，落笔超群英。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鸷鹗啄孤凤，千春伤我情。五岳起方寸，隐然讵可平？才高竟何施？寡识冒天刑。至今芳洲上，兰蕙不忍生。”毛泽东认为，曹操经管天下，功勋卓著，而祢衡虽负才学，却桀骜不驯，是曹操唯一轻视的人。卢弼的这篇注文，与当年祢衡骂曹操的傲慢轻狂甚是相似。所以，毛泽东说“此为近之”。

毛泽东看问题、评价人历来主张一分为二的观点。对曹操，亦是如此。他曾多次赞颂曹操的文韬武略。1954年夏，毛泽东在北戴河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中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那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河南新乡视察时对安阳县委书记陈春雨说：安阳是曹操起家的地方啊。曹操这个人懂用人之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他还注意疏浚河道，引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毛泽东也非常喜欢曹操的诗词，他甚至还写有《浪淘沙·北戴河》来凭吊曹操，并向自己的亲人和同事推荐曹操的诗歌。在褒扬曹操文治武功的同时，毛泽东对他的不足也不避讳。他对曹操未能及时进攻四川以致给刘备留下休养生息时间的做法提出异议，对赤壁之败中曹操对人严而责己宽的做法认为不妥，留有“赤壁之败，将抵何人之罪？”的评论。

毛泽东评价曹操，不盲从流行说法，不掺杂个人好恶感情，客观公允，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从容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