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作者:周恩来 来源:红色文化网 2019-05-02

科学要为人民服务

(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

周恩来

按:194955日,为了团结和组织科学界、学术界的民主人士,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召集科学界、学术界和大学教授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座谈会。与会的学术界人士共有二百余人,可以说是中国学术界的一次盛会。周恩来亲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的时候,本网特重新发表这篇讲话,以飨网友。

今天军管会商同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及学术工作者协会召集这个会,邀请各位参加,商讨科学界今后的工作。周扬同志事前通知我,要我借此机会向各位先生报告共产党对学术界、科学界提出的意见。这个问题范围很大,说来话很长。恰当这次纪念五四运动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应该对民主与科学这两个课题更加重视,我就这个题目谈一谈。

在报上,各位先生写了好些文章谈到“五四”及民主与科学的问题,刚刚沈志远先生也谈到,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在座的很多朋友在“五四”时期是共同奋斗的,是在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下共同奋斗的,三十年后的今天,对它重新估价是更有意义的。

“五四”不是一般的纪念日,它是划时代的,尤其在民主与科学上。三十年前中国许多能人智士,无论是改良派也好,革命派也好,都是走的旧民主、旧科学的道路,而“五四”以后则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的道路。正因为“五四”是划时代的,值得区别一下新旧的问题。

为什么在“五四”以后中国能走上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这不是偶然的。“五四”以前民主与科学的运动是在怎样的国际环境下进行的?在座的许多位都做过很好的研究,例如范文澜同志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上就作了解释。鸦片战争后,尤其是甲午之战以后,无论是革命派与改良派,总是追求以资产阶级为领导的民主主义,也就是英国、法国、美国实行的旧民主主义。从形式上看,在历史上,这是需要的,而且也只能是这一种。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祈求的,也就是这样的旧民主主义。因为政治方面如此,所以使科学研究工作者,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的,只能用资产阶级的观点解释,为资产阶级所用。不管是当时的新政抑或是以后的革命,科学的观点都是这样。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方面,是应该接近真理的,但由于世界观的不同,因之也有了区别。社会科学在这方面很明显。当时所以有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受了时代的限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资本主义得到发展,而无产阶级还很弱,在整个的世界环境中,也只有英、美式的旧民主政治,这种政治在十七、八世纪确也有它的进步意义。因此,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只能循着这条道路前进。虽然有着改革和革命的区别,但总的方向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一直到“五四”以后才有所改变,是因为当时国内、国际的环境都改变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中国产业界得到发展,官僚、民族资产阶级抬头了,无产阶级也壮大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使德、奥、俄三个帝国主义失败了,而且出现了社会主义的苏联。在资产阶级世界中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国家,证明资本主义已经开始死亡。这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这不仅鼓舞了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而且也鼓舞了各被压迫的弱小民族,鼓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中国在名义上是参加了世界大战的协约国方面,而实际上是受了帝国主义的打击。中国的知识分子掀起了五四运动,广大民众觉醒、工农也参加了这一运动;不久中国共产党诞生,更明确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这口号不久就成为大革命的实际行动。

从二七大罢工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在这一连串的民主运动中,领导者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这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由于旧民主运动的失败。鸦片战争以后,有太平天国革命、戊戌政变、义和团农民暴动、辛亥革命,其中有的是改良,有的是革命,但总是为了实现旧民主。在中国封建社会基础上,加上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资产阶级受两者的打击而无法发展。历史证明:不是两者中任何一个窒息了中国的革命,就是两者勾结起来,或者由帝国主义直接操纵,共同镇压革命,甚至连戊戌变法这样温和的改良,也是不被允许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很弱,在洋场、商埠中大都是帝国主义的势力,农村中则是封建地主的势力,资产阶级对这两者都没法抵抗,因之不能领导这一革命运动,旧民主运动就这样地死亡了。

在中国,很早就有人想发奋图强。士大夫如林则徐,起之民间的如义和团,还有戊戌政变、辛亥革命的志士都流了血,但是都失败了,既没有达到英、美的旧民主政治,也没有达到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今天纪念“五四”,应该感谢先烈们,但更要接受经验教训。“五四”青年奋斗的道路区别于过去八十年先驱者的道路,也解决了知识分子要革命该依靠谁的问题:就是要依靠工人阶级与广大的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农民,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结合才能发挥力量,这是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这新的道路、新的力量推动了国民党的改组,通过了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因之,革命的阵容壮大了,能抵抗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没有这个力量,中华民族是不能如此翻身的。三十年来,多少人流血倒下去,三十年后的今天,在“五四”发源地来纪念“五四”,是更加有意义的。

由此更可以看出,今天的胜利不是偶然的,是接受了失败的经验教训而来的。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不但从政治上表现出来,在思想上也教育了知识分子,使科学工作者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看问题,为人民服务。社会科学如此,自然科学也如此。过去三十年中,自然科学方面是弱一些,因为革命运动多,不免偏重于社会科学方面,但政治局面打开了,这就使科学有新的发展的可能,使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为人民服务,使科学工作者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

最后,谈一谈新科学观点问题。科学要为人民服务,很多先生在纪念“五四”的文章上都谈到这一问题,谈得很对,所谈的立场、方向也都很对。但这不仅是观念和方法问题,还有政策问题。事实证明,过去依靠反动统治阶级发展科学是不可能的。国民党将科学变为装饰品,到外国去骗钱,“学以致用”,但是在旧中国,很多学科学的学生毕业后不得不改行,中国旧知识分子对反动统治者早就不存幻想,只有胡适之、傅斯年之流甘心附逆。过去,人民的军队是在农村,中心问题是如何打胜仗,党、政、财经都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今天,局面已经打开,科学可以一显身手,不过这仅是一个开始。

今天,我且不说如何用无产阶级世界观阐明科学的观点、立场,对此,学术界的朋友比我更清楚,我只就“为人民服务”的态度谈一些。毛泽东同志最近谈到“四面八方”,就是劳资、公私、城乡、内外,每一面都有两方。今天致力于学术及科学研究的工作者仍用得着这句话。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为人民服务的总方向是没有问题的,但实行起来政策是怎样的?我觉得不妨用这句话。我们的科学是对劳资两利的,如一切发明当然是以国家为前提,总的方面是为国家的,但是私人企业也需要科学家的帮助,但为他们必须是劳资两利。旧社会科学使工业合理化,但结果是工人受到更大的剥削,资本家增加利润,新社会人民科学家的发明是要使工人生活更加改善,同时资本家也增加了利润。帝国主义使科学为战争服务,而我们则使其为生产服务。科学不仅只供给国家,也可以供给资本家。中国目前是一切为恢复生产,一切为如何增加生产着想。公私兼顾这方面也是一样。一切科学的振兴靠国家。过去国民党不办的研究室我们打算办,并且希望在八、九月间召开全国科学工作者会议,组织起来,大力开展科学工作。一切科学发展是为了公,也是为了私。工农业的进展对农民及企业主都有好处,整个生产提高,工人工资也可增加,大家生活都好,这是为国家服务,也是为了个人利益。城乡关系也是如此,城市工作是重点,但乡村也要照顾到,例如棉、粮都是农产品,需要科学的帮助。至于内外关系,如果解释为国内外,那么学术界内部关系先要弄好,然后再与外国联系,像居里这样的科学家是应该去联系的,而且联系应该是多方面的。但是首先要自力更生,才能争取外援,否则是依赖外援。中国知识分子有他们的优点。在这四面中每一面都要抓紧一方,否则便没有重心。工作有重心与依靠什么力量常常是相同的,但也不一定都是相同的。如劳资问题是依靠工人,但首先要说服资本家,使其生产;公私是先由公家带动,推及私人;城乡中重点是城市;内外中重点是靠自力更生。解决这个问题,还要大家共同努力。

(原载《周恩来文化文选》第480-48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储著武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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