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11架飞机惊现天津上空，震动中外！

70年前的今天

早晨

从香港悄悄起飞的11架客机

突然改变航向

在国民党控制的空中宣布起义，飞向光明

中午时分，机群出现在天津上空

11架飞机先后降落在天津张贵庄机场

1架降落在北京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

天津从此成为新中国民航的摇篮

前天（11月8日），

纪念“两航”起义7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两航”北飞驾机起义人员飞抵天津合影

两航起义

1949年11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原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和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率领2000多名员工在香港起义，两公司的12架飞机胜利飞抵北京、天津，回到了新中国的怀抱。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

“两航”起义的爱国壮举，轰动香港，震撼了国民党政权。两航员工率先起义，直接影响了国民党政权在港的资源委员会、招商局和中国银行等27个机构，对他们相继起义“起了示范和带头作用”，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予国民党政权以有力打击。“两航”起义归来的大批技术人员，也成为新中国民航事业建设中一支主要技术骨干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两航起义的背景

1949年春天，国共双方的军事政治实力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解放战争在进入最后的关键阶段时，中共中央就意识到民航事业将是未来新中国的一个巨大缺口。很快，周恩来决定由“特工之王”李克农负责全力策动两航起义。

在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央航总经理陈卓林带领下，这一庞大的机队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瞒天过海，从英国控制的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回到祖国的怀抱。

两航起义的过程

1949年11月9日凌晨5点，香港启德机场的停机坪上，12架客机正整齐的按照计划停放在跑道上。这12架飞机分别属于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航”）和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央航”）。此时启德机场的工作人员不会想到，一个半小时之后，这12架飞机将要完成一个惊世之举！

停在香港启德机场的两航飞机

原来，早在这一年的8月份，“央航”飞行员李福遇就在广州驾驶着一架C-47型飞机强行起飞，单机起义。远在台湾的蒋介石得到消息后十分生气，一时间，“两航”地下党策反工作陷入僵局。对此，周恩来指示“两航”地下党，停止单机起义的策反，争取发动“两航”员工全面起义。11月7日，时任“中航”总经理的刘敬宜在《中国航空全体员工起义宣言》上签字，下定决心率众起义。但12架飞机同时起义的难度可想而知，稍有不慎，就将前功尽弃。

此时跑道上的十二架飞机里，有十架属于“中航”，两架属于“央航”，当时最大、最豪华的客机“空中行宫号”也在其中。为了能够骗过塔台的工作人员，起义小组使出了障眼法。他们精心制作了两套排班表，一套是起义机组的真排班表，而另一套，是掩人耳目的假排班表。在假排班表上，这十二架起义飞机的目的地分别是海口、重庆、桂林、昆明和台北。

为了保险起见，航务部门还在假的排班表中，写上了几位美籍飞行员的名字，就连航班的机票也已经正常出售。直到起义的前夜，他们才给已经排了班的美籍飞行员和买了票的乘客打电话，告诉他们飞机出故障了，不能飞了。同时，为了避免走漏消息，起义小组索性把塔台的电话线剪断，切断了塔台与外界的联系。

11月9日早上6点，十二架飞机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按照假排班表，一一向塔台通报了飞行计划，并且得到了起飞许可。十分钟之后，潘国定驾驶着“空中行宫”号率先起飞。

随着一架架飞机的起飞，机舱里传来了一阵阵热烈的欢呼声，所有人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光明兴奋不已。就在第四架飞机滑入跑道准备起飞时，突然传来塔台的呼叫，炽热的气氛瞬间被凝固了。

第四架起飞的飞机正是杨积所驾驶的C-46-XT-172号。他们在接到塔台的起飞许可之后，机长杨积就匆忙驾机起飞。就在这个时候，塔台呼叫：172号立即返航！172号立即返航！

为了不影响起义的整体计划，杨积只好驾驶172号返回。回到停机位后，他才被塔台告知，飞机的舱门没有关严。虚惊一场的杨积迅速关好舱门，参与起义的其他成员也长舒了一口气。

6点30分左右，参与起义的12架飞机全部升空，冲破启德机场黑暗的夜空，向着光明飞去。然而，瞒天过海、成功起飞，并不意味着起义成功。从香港到北京、天津十二架飞机没有地面导航支持，一旦被国民党发现起义意图，飞行途中随时有可能遭到袭击。一开始，他们朝着假的飞行表所设定的航向飞了一段，可是，一等到飞出塔台的控制范围，便立即调转机头，向着北京和天津的方向飞去。为了保证安全，十二架飞机按照不同机型，分两条航线，一条经汉口北上，而另一条取道南昌到达天津。

两航起义线路图

飞机不断向北飞行，距离国民党空军的控制范围越来越远，机组人员的心逐渐平静下来。就在这时，预想中的意外还是来了。在得知“两航”的十二架飞机起义后，国民党派空军来拦截了。

但随后发来的一条消息又让起义机组人员松了口气，前来拦截的国民党空军并不是从桂林起飞，而是从台湾飞来的。从台湾起飞的飞机别说找不到他们，就算找到了，他们带的航空汽油根本不够回台湾，所以也不可能攻击起义机群。

于是，十二架飞机继续向北飞行。不久，机舱里就响起了一个大家期盼已久的声音：“这里是武汉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武汉人民广播电台！”原来，中共中央为了给起义飞行员们一个地理位置定位，指引飞机飞行方向，便安排武汉人民广播电台从飞机起飞开始，一直循环播放“这里是武汉人民广播电台”这句呼号。

北飞机群飞过汉口，飞过郑州，飞过石家庄……向着北京和天津的方向呼啸而去。“两航”总经理刘敬宜、陈卓林在空中通过电台发表起义通电。通电明确了“两航”是国家财产，归属中央人民政府，并宣布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号召“两航”留在香港的人员回归。

在经历了六个多小时的空中惊魂后，所有起义飞机终于投入了人民的怀抱。1949年11月12日，毛主席致电刘敬宜、陈卓林和“两航”员工，毛主席在电文中说：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运输公司全体员工，在两公司总经理领导下，毅然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投入人民祖国怀抱，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特向你们表示祝贺、欢迎和慰问。希望你们团结一致，为建设人民航空事业，并为保卫留在香港的祖国财产而奋斗。

11月15日，周总理在北京饭店会见并宴请两航起义北飞全体人员，他说：“我们欢迎两公司的起义，因为这是具有无限前途的中国人民民航事业的起点。”他号召“两公司的全体人员努力克服前进途中的困难，坚持自力更生，而不要对帝国主义者存任何幻想”。

在收到起义飞机全部安全抵达的消息后，留守香港的起义核心小组成员，立即按照原定计划，组织在香港的“两航”员工签名，宣布起义。

“两航”起义以后，国民党在香港的特务用阴谋手段进行捣乱、破坏、抢夺活动，都遭到了“两航”留港员工的强烈抵制。“两航”公司为了保护留港资产，组成了几百人的纠察队，日夜守护着飞机、厂房还有仓库。他们拿起武器，护卫着“两航”留在启德机场的资产。

11月28日和29日，“中航”员工1247人，“央航”员工1084人，分别在香港《文汇报》、《大公报》上发表宣言，表示坚决保护“两航”财产，正告港英当局重视中国人民政府在香港的资产权益并予以保护，同时呼吁香港各界人士给予正义声援。

12月3日，周恩来就“两航”留港资产发表严正声明，他指出“两航”留在香港的资财，只有我中央人民政府和我中央人民政府所委托的人员，才有权处置。当时新中国刚刚解放，陆路交通不便，“两航”的留守人员决定尝试从海上运送“两航”留港资产。此后大批重要物资都通过海运的方式运回内地。

“两航”起义的十二架飞机，和后来由“两航”机务人员修复的国民党遗留在内地的十六架飞机，构成了新中国民航初期的机群主体。起义运回的器材设备，成为新中国民航初期维修飞机所需的主要航空器材来源，为发展航空工业和电讯研究工作奠定了技术和物资基础。

天津从此成为“新中国民航的摇篮”

78岁的原天津机场工作人员何淑珍仍珍藏着一张老照片，这是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当天，在天津机场组织的《喜迎香港回归，两航起义人员座谈会》的合影留念。何淑珍和爱人张定泉都是这次会议的工作人员，照片中他们站两侧，中间就坐的20多位老人均为参与两航起义的人员。

1997年7月1日，天津机场《喜迎香港回归，两航起义人员座谈会》的合影留念。最左为何淑珍，最右为张定泉

青年时期的何淑珍曾就读于中国民航大学的前身天津高级航校，学习无线电专业，她的老师就是曾经参与“两航起义”的人员。

从香港回到人民政权怀抱的两航起义人员，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投入到新中国民航的建设中，成为新中国民航事业建设的主要技术业务骨干力量。天津也由此成为“新中国民航的摇篮”。

何淑珍说：“两航起义给中国民航人力、技术、物资上都打下了一定基础。因为新中国刚刚成立，航空这块人才、物资、技术都没有基础。两航员工在张贵庄机场建了维修基地，修了机头库，搞了车间，建立了无线电修配厂，工作积极性都很高。1950年，从天津始发两条航线，历史上叫“八一开航”，飞行员、机组、飞机航材、汽油等等都是两航起义带回来投入飞行的。这就是天津是民航的摇篮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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