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的历史价值及其精神的时代价值——写在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之际

共产国际的历史价值及其精神的时代价值

——写在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之际

刘新刚 程恩富

2019年是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在其存续的24年中，它为世界共产主义事业和民族国家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近几十年来，由于苏联解体和西方舆论的误导，共产国际的历史价值及其精神的时代价值被低估甚至歪曲，而霸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潮给人类带来的问题越来越多，经济危机频发和贫富分化所引发的国际经济政治军事摩擦和冲突日益加剧，整个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一大变局中，人类应该再次驻足思考历史上的伟大事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真实还原其历史价值。同时，推动社会革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促进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都需要精神文化的滋养和提振，而在这些领域，共产国际所蕴含的精神价值无疑是丰厚而深刻的。有鉴于此，我们需要探寻和阐发共产国际的历史价值及其精神的时代价值。

一、共产国际的历史价值

自从资本主义来到人间，其在给人类带来一定文明面的同时，也在更大程度上展示了其野蛮的一面。一战和二战是资本主义野蛮面集中展示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各国进步人士如何进行有国际性组织的斗争，从而促进民族解放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便成为最紧迫的问题。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共产国际在1919年应运而生，期间尽管有失误，甚至是较大的错误，但有了共产党的国际联盟这一重要组织形式，就使全球共产党人能够有效联合起来，共同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在思想、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进行革命性斗争，并对世界发展进程尤其是相关国家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产生重要的影响。

1.共产国际在思想领域的历史价值

从一战到二战时期，“种族主义”“沙文主义”“优生学”等具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的思想泛滥，并被帝国主义国家所利用，从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弱小民族国家的思想殖民。“种族优劣说”这种极端的学说更是被法西斯主义所利用，为其发动对外侵略提供合理性。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当时主要经济社会问题展开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一方面阐明帝国主义并非不可战胜的观点，为破除“种族优劣说”对弱小民族国家的思想禁锢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总结俄国在十月革命等活动中形成的经验，对其他民族和国家如何求得自身解放提供了现实参照。但是，在帝国主义国家的阻挠下，这一先进思想在世界各国的传播并不顺畅。对此，共产国际通过编写文献资料、建立宣传平台和培养理论人才的方式传播思想，打破了思想理论层面的禁锢和封锁。

第一，编辑和出版列宁、布哈林、斯大林等人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著作，为世界各国获得先进思想提供文献基础。列宁、布哈林、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者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时代问题，形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等理论著作。为传播这些著作，共产国际的宣传鼓动部设立新闻出版处，“负责组织各种马列主义理论教科书和其他理论著作的编写和出版工作”[1]。在这一部门的努力下，这些重要著作和教材被出版并传播开来，为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提供了丰厚的文献基础。

第二，直接创办和协助创办各种报刊杂志，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构建重要平台。报刊杂志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媒体，共产国际直接创立或者协助各国共产党创立报刊杂志，形成以《共产国际》和《国际新闻通讯》为主，囊括《真理报》《共产党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公报》等重要报刊杂志的宣传平台。这些报刊杂志是重要的思想传播平台，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就在《真理报》发表了《保加利亚向何处去？》《保加利亚的危机》两篇关于保加利亚问题的重要研判性文章。[2] 并且，共产国际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报刊杂志的合作，注重将其改造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平台。典型的是共产国际和《新青年》的合作，共产国际一方面为其提供经费，另一方面将其改造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党刊，“列宁的著作《过渡时代的经济》、《民族的自决》”[3] 等文章借助这一渠道传入中国。

第三，为世界各国共产党培养了大批熟悉马列主义的人才，带动了各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工作。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支持下，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列宁学院为东方国家民族解放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将学员按照国籍分成“中国班、日本班、印尼班、伊朗班、土耳其班、蒙古班和朝鲜班”[4] ，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朝鲜劳动党创立人之一金镕范等曾在这里进修。陈云、李维汉、滕代远等曾在列宁学院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理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共产国际为弱小民族国家抵抗压迫并实现解放送去了关键的思想理论支持，对世界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民族的解放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

2.共产国际在政治领域的历史价值

在政治领域的历史价值，共产国际主要体现为推动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积极贡献。

第一，一战后到二战时期，共产党人的第一个重要政治任务，就是利用资本主义体系出现重大问题的时机，运用好共产国际这一重要机构的力量，帮助尽可能多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建立共产党并指导其逐渐成长和成熟，从而推动了世界各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国际成立之初，世界各国尤其是落后国家，要么没有共产党，要么共产党在政治上还不够强大。共产国际顺应时代潮流，变一战和二战导致各国混乱的坏事为好事，抓住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机遇，推动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其一，帮助各国建立共产党，从而为各国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组织基础。如1920年印度成立共产党，1922年日本成立共产党。其二，在各国共产党刚刚组建尚不太成熟的时期，为各国共产党领导苏区和制定相关政策方面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重要的指导。比如在中国苏区建立过程中，共产国际就曾派代表“亲自指导并参与对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组织体系、运作模式等的设计，并参照苏联法律文本，起草宪法大纲等诸多重要文件”[5] 。其三，随着各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成熟，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逐步减少政策的指导，为其自主成长提供空间。通过这一工作，共产党组织及相关苏区得到孕育和发展，将人类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推到了一个新高度。

第二，共产国际第二个重要的政治贡献，就是积极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共产国际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但没有彻底解决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相反，战后所确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随着这种矛盾的加剧，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试图凭借“罗斯福新政”等内部改革措施渡过这场危机，以德国、日本、意大利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则走上了法西斯主义道路。由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绥靖政策，导致法西斯国家的势力迅速扩张。故此，世界范围内主要矛盾由帝国主义与弱小民族国家的矛盾，转化为法西斯国家与反法西斯国家的矛盾。如果世界各国不及时联合就会被法西斯国家逐个击破，从而使全世界人民处于更加深重的被奴役之中。而只有世界各国及时联合起来，建立反法西斯联盟，才能避免被逐个击破。而共产国际在其中做了大量的功不可没的工作。

共产国际在政治上对反法西斯事业所做的贡献主要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团结各国进步政党以及团结弱小民族国家。二是团结非法西斯的资本主义阵营。“在共产国际积极筹备下，于1936年9月在布鲁塞尔召开世界和平代表大会，不仅有工人组织的代表，而且有各种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平主义者、宗教和资产阶级反战集团参加”[6] 。这就意味着，在法西斯国家与其他国家的矛盾成为世界的主要矛盾之后，共产国际在政治上及时做出了转变，与资本主义摒弃前嫌，从而推进了最广泛意义上的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形成。甚至，为了更好地确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做出解散的战略调整。当然，这种解散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或者共产国际的失败。关于这一问题，在本文第三部分将详细考察。

3.共产国际在经济领域的历史价值

在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出现了垄断的趋势，“成立了强大的资本家联合组织（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以代替无数互相竞争的企业主；银行资本同工业资本勾结起来；整个经济生活都处在资本主义财政寡头的支配之下”[7]；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垄断格局也逐渐开始向全球蔓延，“从资本主义势力的中心直到殖民地世界的最偏僻角落，帝国主义到处都在迫使各国广大无产者群众屈服于金融资本寡头的独裁统治”[8]。弱小民族国家既难以抵御帝国主义对国家主权领土的侵犯，更无力与帝国主义列强的金融寡头展开竞争。有鉴于此，共产国际在经济领域的工作及其历史价值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点。

第一，为世界各国革命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共产国际对于弱小民族国家的共产党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可观的财政支持。“从1921年到1931年抗战爆发的十年间，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共向中共中央提供208万8600中国元的财政援助，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9] 对于其活动受到政府的监控与打压、生存环境险恶且肩负着重要使命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共产国际同样不遗余力地给予其资金支援。在“1919和1920年，为支持美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国际以黄金、珠宝等形式资助了总值为2728000卢布的四笔资金……保守地估计，在整个20年代共产国际的资助‘至少占到美共预算的三分之一，在一些年份超过一半甚至三分之二’”[10] 。根据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具体的发展需求和革命任务，共产国际制定了不同的规划并提供了较为稳定的资金援助，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解放事业顺利推进奠定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第二，对各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提供了思路和方法方面的指导。各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往往经济建设经验不足，尤其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等多种性质经济因素并存的夹缝中，如何建设经济更是缺乏方法和思路。我们知道，经济建设如果跟不上，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就很容易崩溃而无法维系。针对这一问题，共产国际对世界各国共产党都有切实的指导。以我国为例，面对苏区的经济发展，共产国际强调，“苏维埃区域一切经济政策底（的）目的应该是：（一）保证顺利地没收地主的土地，与平分土地。（二）肃清一切封建的与封建行会的残余，并实行反对高利贷剥削的斗争。”[11] 从中可以发现，共产国际看到了解决土地和高利贷这些问题的关键，对于苏区经济发展是非常关键的。除此之外，共产国际认为，“对于发行纸币的问题，则应该非常谨慎，应该尽可能地避免苏维埃货币之跌价”[12] ，“有些苏维埃区域，很明显的需要组织有权利发行纸币的国家银行。国家银行可以而且应该帮助合作运动和一般提高农村经济的设施。对于当地的钱庄必须任命特别委员监督他的行动”[13]。这些建议对苏区的货币发行、币值稳定以及经济稳定都具有重要价值。

4.共产国际在军事领域的历史价值

在帝国主义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盛行的时期，战争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的最高表现形式。当经济和政治手段已经无法再缓解国内外各种矛盾时，发动战争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转嫁和激化矛盾的唯一手段。因此，共产国际在军事领域的工作也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第一，为各国共产党提供军事思想和军事斗争方法方面的支持。比如，关于西班牙共产党的军事斗争，认为其“必须建立统一指挥的、具有严格军事纪律的、以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作保证的共和国人民军……在敌后组织游击运动和秘密工作”[14] 等等。对中国共产党军事思想上的指导，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关注其负面价值，这是不全面的。1933年共产国际以电报形式对中国共产党保卫苏区提供战略原则：“必须避免同敌人大股部队发生对我不利的冲突，要运用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瓦解敌军和消耗敌人的战术，还要尽量利用游击斗争方法。”[15] 同时，共产国际也考虑到稳定苏区内部的必要性，在该份电报里也提到“要争取攻占苏区内成为反动巢穴的中心城市，从内部开展行动”，并“采取包围战术，以瓦解敌人并将其赶出苏区”[16] 。无论从历史还是当前角度来看，这些思想都是具有重要价值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的正确运用。可以说，毛泽东是坚持正确采用这些原则的，而当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却没有灵活地采用这些原则。

第二，为各国共产党提供军事物资和军事人才培养方面的支持。在共产国际的援助下，各国建立了反抗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武装力量，为各民族实现解放提供了军事保障。以中国为例，在军事物资方面，1937年在共产国际支持下苏军代表安德利阿诺夫将“6挺带高射瞄准器和6万发子弹的马克沁重机枪及10挺带2万发子弹的捷格加寥夫轻机枪成功运抵延安”[17] ，这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可谓雪中送炭。共产国际不仅提供武器上的支持，同时也考虑到战争中伤员的救治工作并给予了最大支持。1940年共产国际“通过苏联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系统在中国西北省份——陕西、甘肃、新疆建两所约200—400张床位的定点医院和在乌鲁木齐建一所150—200张床位的临床疗养型医院”。[18] 此外，共产国际领导和协助相关机构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军事人才。1933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开设满洲班，为中国抗日战争培养军事人才[19] ，李兆麟、魏拯民、陈龙等中共重要军事人才毕业于此。由于派遣干部前往苏联学习颇为不便，于是共产国际协助中国共产党“在乌鲁木齐成立了一所为八路军培养军事技术干部的军事学校”。[20] 截至到1939年，“有400多名学生在这所学校里学习”。[21]

二、共产国际精神的时代价值

我们通过史实论证与逻辑论证相统一的方法，阐释了共产国际在历史上的巨大价值。时过境迁，有人可能会认为，共产国际的历史价值确实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今天，共产国际是没有任何价值的，甚至会认为在当今时代，我们对共产国际应该保持缄默。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可取的。共产国际的许多具体举措可能在当今时代已经不再适用，但是共产国际精神在当今时代是有巨大价值的。

1.共产国际精神对于社会革命的时代价值

列宁指出，20世纪初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但“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都有而且总会有各种偏离运动的一般形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22] 。1969年3月，毛泽东确认：“列宁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现在还是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没有变。”[23] 1960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拉丁美洲12国兄弟党代表团的讲话中就提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对时代的分析，这个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不同的解释，发生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这个论断合不合用的问题。我们的观点概括地说，列宁的论断并没有过时，帝国主义的特征没有改变。”[24] 1990年3月，邓小平又说：“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25] 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指出：“这个世界，人类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明显升温，地区热点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军备竞争、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26] 2017年9月，习近平又明确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依据。”[27] 可见，当今历史时代和共产国际历史时代的基本性质相同，变化巨大而深刻，需要当今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解决的问题，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在这一大的历史时代[28] ，全球垄断资本主义的内在对抗性矛盾的演化都带来一系列问题。在共产国际时期，私人垄断资本逻辑带来了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问题，并将全球带入战争状态，这是资本主义矛盾极为激化的结果。我们知道，共产国际存在于一战后至二战时期，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性质的一战结束后，各方角力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并没有解决帝国主义内部矛盾，这一矛盾进一步发育和激化，最终导致二战爆发。进一步追索，不难发现，这段历史的核心矛盾，是资本逻辑运演到帝国主义阶段的集中体现。私人垄断资本逻辑就是无休止地追逐利润，其基本矛盾之一就是生产无限扩张和人民消费相对不足的矛盾。以庞大垄断组织和国家机器为基础的帝国主义，为了追逐更高的利润，在全球不择手段抢夺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展开了疯狂的、愈演愈烈的掠夺，导致弱小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环境急剧恶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由于分赃不均矛盾重重，国际关系普遍恶化，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殖民主义不断滋长；帝国主义国家强势输出资本主义制度和思想文化，拉拢其他国家反对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苏联被包围和绞杀、人类社会主义事业中断的危险不断加大。共产国际正是以解决这些矛盾为主要历史使命而产生的。

现时期与共产国际时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推动下，不亚于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登陆全球，并迅速对世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理论鼓吹土地私有化、国企私有化、金融非主权化，认为自由放任能实现各经济领域的一般均衡，从而实现整个社会总剩余最大，达到效率最大的状态。由于不同程度采用这一主张，全球很多国家都出现经济的过度金融化、金融的过度虚拟化等问题。尤其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和瓦解，形成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帝国主义[29] ，其行径使经济危机频发、贫富差距拉大、全球经济发展受损、“颜色革命”不断、无端经济制裁横行，军事挑衅威胁和局部战争风险加大，社会主义中国等受到霸权主义和霸凌主义的挑战和遏制，人类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两个时期有很多相似之处，当然也有不同之处。最大不同之处就是，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势不可挡的主题和主流，现时期私人垄断资本逻辑的矛盾还没有发展到发动世界大战的程度。现时期虽然没有面临民族解放、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社会主义国家不断产生的重大机遇等问题，但各国经济需要包容的不断现代化、世界经济需要公正的不断全球化、国际政治需要平等的不断民主化、各国文化需要互鉴的不断交流化、全球军事需要均衡的不断自控化，以及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世界格局的形成、社会主义复兴发展的较好机遇等问题。这两个时期的相同之处决定了共产国际问题在当今不应该被漠视，而不同之处决定了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共产国际的方式方法。不过，要完成历史赋予的时代使命，这两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需要很多相同的革命精神和气质，“大力弘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30] ，这就决定了共产国际的革命精神在当今时代具有重大价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31] 。

2.共产国际精神对于民族复兴的时代价值

共产国际支持下各国共产党在极端恶劣条件下领导完成其民族解放的担当精神，而在今日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集中体现为对民族复兴重任的担当精神。共产国际的重大历史贡献，除了推动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以外，还包括推动弱小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解放。共产国际时期，帝国主义依托强大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加上资本主义文化价值的输出，使得弱小民族国家经济上命脉丧失，政治上被动依附，文化上奴性滋长，弱小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解放面临主观和客观多方面的困难。在这种艰巨的情况下，共产国际通过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出帝国主义的内在对抗性矛盾及其必然灭亡的历史前途，组织和联合弱小民族国家反抗列强的殖民主义压迫侵略，并对弱小民族和殖民地国家无私地进行思想、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动员和帮助，大大改善了当时被压迫民族的生存境遇，为全球被压迫民族解放浪潮的形成提供了有力支持。这凸显了共产国际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竭力号召和帮助被压迫民族和阶级奋起反抗，推动弱小民族国家独立和解放进程的伟大精神。

当前，随着国际和社会历史条件的转变，民族解放任务转化为民族复兴和实现现代化的任务。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从独立站起来、到持续富强起来的奋斗过程。当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我们既要面对资本逻辑运行在各个具体领域、不同层面造成的错综复杂的经济建设问题，还要面对唯市场化观念浸透造成的精神腐化和懈怠的风险，因而积极培育和焕发民族复兴的担当精神，是我们抓住历史机遇和时代特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环节。“我们应该志存高远、敢于担当，着眼本国和世界，着眼全局和长远，自觉担负起时代使命。”[32] 具体来说，这种担当精神在民族复兴中体现在多个层面。比如在经济层面，这种担当精神体现为努力推动基于新发展理念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高质量地发展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需要转换发展新动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金融担当服务实体经济的重任等。这种担当精神，要求我们能够认清和驾驭资本逻辑，而不是被资本逻辑所绑架，在某种程度上克制私利心，为实现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目标服务。在政治层面，这种担当精神体现为自觉以人民为中心，真正弄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背后的深刻学理基础，在实践上探索出切实可行的实现和维护广大人民政治权利的政治发展道路。其中，广大党员干部起着尤为关键的作用，如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干事创业敢担当，重点是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保持只争朝夕、奋发有为的奋斗姿态和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神，以钉钉子精神抓工作落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33] 。

共产国际富含的民族解放的担当精神，值得我们进一步彰显，需要发掘和利用好共产国际背景下各国共产党领导本国人民实现民族解放所形成的精神文化资源。其中有不少课题值得我们关注，比如共产国际背景下各国共产党领导实现本国民族解放历史文献整理研究；共产国际背景下各国共产党领导实现本国民族解放所形成的精神文化资源凝练研究；共产国际背景下各国共产党领导实现本国民族解放所形成精神文化资源在各国民族复兴实践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等。

3.共产国际精神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

共产国际所彰显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当代集中体现为超越狭隘民族主义、超越短期经济利益的坦诚协商、开放合作、包容发展等精神，这对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巨大时代精神价值。共产国际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矛盾的集中发展和剧烈输出，无论是帝国主义对落后民族的单方面侵略，还是帝国主义内部的利益争夺，都愈演愈烈，国际关系普遍恶化，极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这为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提供了温床。而共产国际从设立之初就不是为了单个民族、单个国家的利益，而是以推动世界各民族共同发展、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为宗旨。因此，共产国际能够不畏艰难地广泛团结帮助弱小民族国家，能够抛开国家和制度差异帮助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共产党组织，甚至能够为了全人类共同利益而解散，从而推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成立。可以说，共产国际着眼人类社会主义整体事业和共同命运在国际范围建立组织、开展活动，缓解狭隘利益争夺、侵略压迫盛行、国际关系恶化的矛盾，成为广泛联结国际社会的重要纽带，为之后国际反法西斯同盟成立奠定了基础，彰显了国际主义精神。共产国际的这种国际主义精神，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克制单个民族和国家的私利，维护全人类共同、长远利益的精神。

同样，霸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流行几十年，已经引发了贫富差距拉大、经贸危机频发、生态环境恶化、价值观念紊乱，且演化出贸易、金融、科技等领域摩擦以及局部的战争和动乱，使得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迟滞、关乎人类利益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战争威胁和局部战争不断。习近平总书记概括得好，“一方面，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类文明发展到历史最高水平。另一方面，地区冲突频繁发生，恐怖主义、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贫困、失业、收入差距拉大，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34] 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当前全球性问题，其实是由于国际垄断资本在利己主义的推动下，利用自己的金融优势和知识产权优势占据了国际分工链条中的大部分附加值，发展中国家虽然付出了劳动力的成本、环境的成本，却只得到了其中的一小部分，而“美国利益第一”等新帝国主义行径又使得逆全球化潮流出现，加剧了战争的风险。倘若共产国际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当代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便可以发挥巨大价值，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这种精神在当代的鲜活体现。面对诸多国际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说：“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35] 他认为中国应该有所作为，而且能够有所作为。全球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针对这一大变局，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解答方案。“世界各国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矛盾，也免不了产生这样那样的磕磕碰碰，但世界各国人民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拥有同一个家园，应该是一家人。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36] 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我们将国际主义精神进一步转化和发扬。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市场为主要资源配置方式和连接方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处在共同发展和赢利的阶段。但新自由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理念与政策带来了系列国际经济关系上的矛盾性问题。比如全球产业链的畸形分工、全球生态环境状况的恶化、全球发展的不平衡、全球人民生活水平的悬殊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弘扬超越狭隘民族主义、超越文明隔阂和文明冲突的坦诚协商、开放合作以及包容发展的精神，并基于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理念，以此来推动构建新型的全球交往格局。

共产国际所彰显的国际主义精神包含丰富的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文化资源，值得我们去展开科学研究。其中包括：承载共产国际的国际主义精神的历史资料的整理研究，共产国际国际主义精神具体凝练和细化研究，共产国际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全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等。

4.共产国际精神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时代价值

共产国际为推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探索精神，可以为当今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兴旺提供精神动力和指引。共产国际在帝国主义强势和国际形势变幻多端的情况下，探索差异化的工作方式方法，保存和发展进步力量。例如，在帝国主义强势和疯狂破坏共产党组织之时，共产国际恰当地提出保存力量、隐蔽发展的策略，减少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损失；在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发育和成熟起来的时候，加大这些共产党组织的自主权，使他们能够结合自己国家的具体情况具体地处理各种问题等等。可以说，尽管共产国际在探索中有一定的失误，但其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活的马克思主义灵魂的运用，缓解了资本主义全球蔓延、社会主义覆灭和中断的危险，播撒了社会主义火种，突破了帝国主义的包围和绞杀，形成和弘扬了宝贵的探索精神。

当今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的情况更加复杂，局势更加多变，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探索精神尤其宝贵。诚然，现阶段社会主义事业所面临的任务和共产国际时期社会主义事业所面临的任务有重要差别。共产国际时期所面临的问题是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国家的殖民和暴力统治，演化到最后主要任务是联合一切力量对抗法西斯这种极端的帝国主义对于世界发展的威胁。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成立世界共产党组织的联合体，在推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掠夺的过程中逐渐完成民族独立和解放，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并支持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现阶段社会主义事业所面临的问题是新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盛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受到重大挫折而处于低潮，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发展。在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低潮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建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进行了积极探索，发展了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随着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社会主义事业迎来发展的契机，因而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联合一切进步力量，实现各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实现各国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上的文明化，实现“一球两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中的社会主义全球化。在这一过程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自然会得到发展，并逐渐走入高潮。对于中国来说，一方面，作为世界社会主义中坚力量，首先要牢抓党的建设，“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37]，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提升思想觉悟，坚定政治立场，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使之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领导力量和人类共产主义事业的强大推动力量。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积极联合其他进步的力量和政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谈到的，“不同国家的政党应该增进互信、加强沟通、密切协作，探索在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搭建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络，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38] 通过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式的锤炼发展，以及我们同进步组织和政党的广泛交流联合，为人类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壮大积蓄力量，加快全人类解放的步伐。

综上所述，共产国际的多种精神是具有时代价值的。这与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提出“国际主义教育”“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的对外交往精神，也是吻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指出：“国家……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39]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中国的前途是同世界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40]

注释：

[1]夏道源：《共产国际的组织机构概况》，《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2期。

[2]在这两篇文章中，季米特洛夫指出，保加利亚“摆脱危机的真正出路”是：“执行真正的保加利亚本民族的政策……不再作德国的附庸”，并团结到“祖国阵线”中来。而且，从实际情况来看，“实现这一点完全是现实的、可能的”。〔保〕维·哈吉尼科洛夫等著，余志和、马细谱译：《季米特洛夫传》，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页。

[3]曾银慧、田子渝：《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之研究》，《晋阳学刊》2016年第1期。

[4]黄纪莲：《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黑龙江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5]耿显家：《21世纪以来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政权建设关系研究述评》，《中州学刊》2017年第3期。

[6]房广顺：《列宁与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东欧中亚研究》1999年第5期。

[7]戴隆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1页。

[8]戴隆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48卷（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文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263页。

[9]张泽宇：《抗战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财政援助》，《党史研究与教学》2011年第5期。

[10]李海玉：《共产国际与美国共产党关系探究》，《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8年第2期。

[11]《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02—303页。

[12]《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05页。

[13]《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05页。

[14]杨彦君：《西班牙战争与共产国际》，《国际共运史研究》1987年第1期。

[15]《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6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555页。

[16]《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54页。

[17]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研究新论》，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278页。

[18]《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19]马晓华、张泽宇：《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军事援助述论》，《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8期。

[20]《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87页。

[21]《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87页。

[22]《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页。

[2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3页。

[24]《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2页。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 。

[26] 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人民日报》2013年3月24日。

[2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66页。

[28]学术界一般认为，时代一词的用法有多重含义，时代的性质与时代的问题或主题有不同的含义。参见王伟光：《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分析认识国际问题》，《哲学动态》2019年第2期；李慎明：《当今世界仍然处于金融帝国主义时代》，《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年第8期；姜辉：《我们仍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期；程恩富、鲁保林、俞使超：《论新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和特性》，《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5期。

[29]关于新帝国主义，参见〔英〕大卫·哈维著，初立忠、沈晓雷译：《新帝国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程恩富、鲁保林、俞使超：《论新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和特性》，《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5期；吴庆军：《论美国新帝国主义“新时期”的本质特征》，《海派经济学》2019年第2期。

[30]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2月31日。

[31]习近平：《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1月6日。

[32]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日。

[33]《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确保主题教育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人民日报》2019年6月1日。

[34]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

[35]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

[36]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日。

[3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1页。

[38]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日。

[39]《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13页。

[40]《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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