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消灭传染病历史纪实 毛主席指挥送瘟神

点上疫苗，用一支较粗的针在酒精擦过的皮肤上划一道，伤口不能出血。随后，伤口处会出现红色斑疹，后变为丘疹，2 ~ 3天后变为疱疹，再转为脓疱疹，逐渐干缩结成厚痂，大约1个月后痂皮开始脱落，留下疤痕。

这道疤痕，在几乎所有1980年前出生的中国人臂膀上都存在着，就像一个模糊的年轮。他们都有一个同样的经历——接种天花疫苗。那是一场全民运动。

数据显示，在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中国进行了3次强制性全民种痘和2次接种行动，5亿多人口共发放了18亿剂牛痘疫苗。而从1963年之后，中国每隔6年仍然要普种一次天花疫苗，直到1981年。

在全球扑灭天花委员会宣布已经彻底消灭天花的一年多之后。1981年，中国宣布停止种痘。“虽然如此，北京为了巩固成果，又连续种了3年。”北京市疾控中心老专家戴科说，所有的疫苗都是免费的。

全民种痘行动

“控制传染病有3种状态——消灭，比如天花；消除，比如脊髓灰质炎；还有一种状态是控制，那就比较多了。”戴科说。

对于媒体报道中说到中国已消灭了3种传染病，他并不清楚是哪3种。“只有天花可以说是消灭了，脊髓灰质炎是基本消除，部分消灭。”他说。接种天花疫苗几乎是全民记忆，对于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从事疾控防治工作的工作人员来说，更是抹不去的生活痕迹。

“小孩也种，大人也种，需要的种痘员很多，我们经常要培训他们。”从1957年开始在北京市疾控中心工作的黄素娟今年已经78岁，“那时候要求60岁以下，除了有禁忌症、外出、临时发病等情况外，必须普种，接种率必须要达到80%。”

北京在1950年天花疫苗接种率就已经达到了80%。那一年，北京有80万人接种了牛痘，再加上1949年接种的31万人，已经建立起了预防天花的屏障。在新中国的大中城市中消灭天花，北京应该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上海，比北京晚了一年多。

在1969年之前，接种的天花疫苗都是牛痘苗，这种疫苗的成熟度不如后来的组织培养疫苗。“种痘后出现一些异常反应是难免的，即便是组织培养疫苗也可能有异常反应。”在黄素娟的记忆中，有一次北京曾经有几十例的异常反应。

“1963年，我曾经看到过两例，是坏疽痘。”戴科说，全身痘、紫癜等异常反应都可能出现。而那个时候，基层种痘员的技术素质较差，出现异常反应一般都要找到北京市疾控中心来。

疤痕留下了，天花在中国真的消灭了。这比全世界消灭天花早了十几年。在中国消灭天花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1959年，世卫组织才终于开展了全球天花消灭行动。而此时，中国还不是世卫组织成员国。

灭蝇1亿4千万头

北京解放后，新成立的公共卫生局就设立了防疫班，负责传染病的防治工作。1950年2月这个防疫班扩大为防疫队，并且在北郊、北辛安、门头沟、丰台、青龙桥、第八区、第九区等原有卫生所的地区设立了防疫站。

同时，公共卫生局颁布《传染病预防及处理暂行办法》，确定了14种法定传染病（即：鼠疫、霍乱、天花、白喉、猩红热、流行性乙型脑炎、回归热、伤寒及副伤寒、斑疹伤寒、痢疾、麻疹、黑热病、百日咳、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其中，鼠疫、霍乱、天花被称为3大烈性传染病。

在由北京市卫生局老专家刘国柱编著的《北京卫生志》上，一些数据看上去极为惊人。“1952年，首都人民进行灭蝇活动。首先推广东郊区三里屯小学在厕所、墙边、污水池等处挖苍蝇蛹的办法，在全市春天开展了挖蛹活动。共挖蛹约计2亿多个。夏、秋季采取捕打和药物灭蝇活动，对53172个阴沟、污水池、粪坑、粪场、垃圾堆和56000余户住宅，喷洒杀虫药剂灭蝇。全年灭蝇1亿4千万头。”

作为四害之首的老鼠难逃浩劫。在1956年2月，仅仅北京市在一个月之内就捕鼠1600万只。直到1972年，时任北京市卫生防疫站站长的戴科还从北京市财政局顺利领到20万元的灭鼠经费。“那时候的20万元，可是一笔非常大的数字。”戴科说。

从1919年至今，鼠疫在北京从来没有发病，目前从全国来看鼠疫属于控制范围内，对此，灭鼠行动被认为成效显著。但也有人认为，现在是鼠疫静息期，人间鼠疫虽然得到控制，但鼠间鼠疫很难预测。

灭鼠的另外一个目的是保护粮食，“一个老鼠洞可以藏100多斤粮食呢。”戴科说。新中国成立之初，粮食紧缺，同样因为粮食问题被列为四害之一的麻雀，却被林业救了。

1959年，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正式宣布：麻雀对粮食生产有危害，但它是林木果树虫害的天敌，灭麻雀对林木不利。1960年3月，中央指示，不再打麻雀，改为灭臭虫。

天花被消灭了，鼠疫被控制了，而霍乱在爱国卫生运动中也几乎销声匿迹了。但在1965年，北京市又出现了一例霍乱病例。“所以，那一年之后又开始打霍乱疫苗了。”北京市疾控中心老专家唐耀武说道，但霍乱疫苗的效果并不好。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霍乱完全可以治愈，霍乱防治也就完全脱离了疫苗。

秘诀仍然是高效的政治动员

1957年初夏，毛泽东接见当时的上海医学院一级教授、我国流行病学重要奠基人、血吸虫病防治专家苏德隆。毛泽东问：“三年能否消灭血吸虫病？”苏德隆说：“不能。”毛泽东又问：“五年呢？”苏德隆说：“也不能。”毛泽东又问：“那七八年呢？”此时，旁边有人杵了杵苏德隆。苏德隆回答道：“限定年限消灭是可能的！”

为兑现“限定年限消灭”的诺言，1958年初，苏德隆在上海血吸虫病最为严重的青浦摆开战场，成立了“血防试验田”。彼时还没有调往北京防疫站的戴科就在苏德隆组建的队伍之中。

在河道纵横、水网密布的青浦，要消灭巨量的血吸虫宿主—— 钉螺，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苏德隆的队伍开始发动群众，抽干河水，铲除浅滩，重砌石岸与码头。并用砒霜加上石灰，自制砒霜钙，喷药灭螺。由于砒霜钙有毒，不小心沾到皮肤上，不少人因此而手脚发炎、溃烂。

“最主要的手段还是通过发动群众，打捞钉螺，然后晾晒、焚烧、喷药，杀死钉螺。”戴科回忆说。那时候，他们提出的是“毁其居，灭其族”的灭螺方针。3年之后，他们取得了成果，家家户户敲锣打鼓送瘟神。

但这一幕被江西余江县占了先。1958年，余江县率先在全国消灭血吸虫病。

余江县的秘诀仍然是高效的政治动员，组织全民挖沟挖土填埋钉螺。那几年，一首歌谣迅速在余江传唱开来：国民党不倒，苦难无尽头！瘟神不驱走，生命终难保。

在《国家历史》一篇回忆余江县灭螺大跃进的稿件中，对于现场做了这样的描述：工地上竖立着木板钉的大横标语牌，一块板子一个红字：“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标语旁，15面红旗迎风招展：“马岗乡灭螺大军” “青山乡灭螺大军”⋯⋯15个乡4000多个民工展开劳动竞赛，打夯声，欢呼声，劳动号子，此起彼伏。三个昼夜，完成了预定5天的任务。

余江县参加灭螺的人基本都得过血吸虫病，查出来就立即去治疗，治好了就马上回到工地灭螺。当时在工地上流行这样一句话：“上午为别人看病，下午别人为自己看病，病人轮流做。”

前去考察的苏德隆在询问了填多少沟，挖多少土石方，上多少民工，一个劳动日多少报酬，补助多少，义务多少等等问题之后，感慨道：“此塘钉螺可用药杀，一次不行，两次，这比民工填土合算。”在1958年“拔白旗”政治运动中，他的这个意见被称为“刮起一股阴风，否定土埋钉螺”。

牛郎欲问瘟神事

余江县的血防攻坚战并没有在1958年结束，直至今日，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血吸虫的防治工作一如既往的艰巨。而疾控防疫水平全国第二的北京，却在2003年遭遇了“非典”。

“非典确实没有想到。”唐耀武告诉《望东方周刊》。虽然北京市的疾控防疫水平在国内已经很高，但在非典之前，疾控防疫工作并没有得到充足的重视。

“北京市防疫站在北京整个卫生系统的经费中只占5%～8%。”《北京卫生志》编撰者刘国柱说，绝大部分的经费都拨给了医院。“防疫站耗资几千万的一栋业务楼，盖了十年才盖起来，而有些医院几十亿的大楼随便盖。”

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一直从事防疫工作的黄素娟还因为经费问题与领导打了一架。那时，由于北京市已经连续3年没有出现小儿麻痹症病例，黄素娟所在的计划免疫科准备就此做一些监测工作，需要进一些仪器。向上级申请多次，均以没有经费告终。愤怒的黄素娟与直接领导发生了冲突，但仍然没有要到钱。

“没钱的时候太多了，比如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出现流行性腮腺炎病例，我们却没有本地资料（包含原来疫病谱、人群现象等内容的数据库），我们需要和基层工作人员合作做流行病学调查，也可以补助一下生活贫困的基层人员，但申请了半年也没有申请下来经费。”黄素娟回忆。

后来，他们仍然坚持把调查做了出来，在黄素娟的坚持下，最终按照每个病例几角钱的标准对基层人员做了微薄的补助。“算起来总共才几千块钱。”

非典之后，北京市对于疾控中心的支持改善了许多。唐耀武说道，对于疾控防疫的重视，不能只是落在口头上。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目标，2012年，全球将消除麻疹；2020年，全球将消灭疟疾，但业内专家指出，疟疾疫苗的科研进展并不顺利。与此同时，新型传染病的恐怖已然笼罩在人类的头上。

人类与传染病的战争远未结束。

徐运北：毛主席指挥送瘟神

 1955年11月16日，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我，毛主席在杭州开会，要我立即去汇报防治血吸虫病的问题（当时我任卫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第二天早晨我即赶赴西效机场，乘中央办公厅给毛主席送文件的飞机去杭州。 

一

血吸虫病是人畜共患的一种寄生虫病。患此病者血吸虫在人体内产卵，随粪便排出，在水中孵化为毛蚴，侵入钉螺，发育繁殖为尾蚴，逸至水中，一般人接触有尾蚴的水即侵入体内导致发病。此病在我国流行，由来已久，晋隋以来的祖国医学文献中都有类似血吸虫病的记载。本世纪七十年代先后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和湖北江陵凤凰山出土的一男一女两具古尸，均在尸体中查出血吸虫卵，说明至少在2100年前此病就在我国长江中下游流行。解放前，有的专家学者对血吸虫病的流行情况曾作过一些调查，而国民党政府未采取任何防治措施。1949年解放军在渡江作战和水上练兵中大批感染血吸虫病，引起注意，开始了防治工作。初步调查发现，长江中下游各省血吸虫病流行极为严重。儿童得病影响发育，甚至成为侏儒。妇女得病多不生育。青壮年感染此病影响劳动，到了晚期，腹大如鼓，丧失劳动力以至死亡，造成许多农村人烟稀少，田园荒芜，还出现了不少“寡妇村”，无人村。血吸虫病实在是危害人民生产、生活、生育、生长、生命的一种严重疾病。1953年沈钧儒先生在太湖疗养，发现血吸虫病流行猖撅，9月16日写信向毛主席反映。毛主席极为关注，9月27日即复信指出：“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并将来信转给当时的政务院文教委员会负责同志处理。卫生部门也加强了调查研究和防治措施，作了许多工作，但和任务的要求差距还很大。随着广大农村土地改革的完成，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消灭血吸虫病已成为保障人民健康，发展生产，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紧迫任务。 

二

11月17日我到杭州后，中午就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当时，毛主席在杭州召集华东、中南地区省委书记开会研究农业问题。毛主席在午饭时间，一面听我汇报，一面和柯庆施等省委书记商谈。毛主席说，广大农民翻了身，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必须帮助农民战胜危害严重的疾病。当我汇报到危害人民的几种疾病，最严重的是血吸虫病，患病人数多、流行地区广等情况时，毛主席说，有这么多病人，流行的地区又那么大，要认识到血吸虫病的严重性，我们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我汇报现在病人多，治病还没有理想的药物，毛主席说，要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要研究更有效的防治药物和办法。当汇报到管理粪便、管理水源、消灭钉螺等任务艰巨时，毛主席说，要发动群众，不依靠群众是不行的，要使科学技术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省市委书记们插话谈到各地发病情况和群众的要求，都赞成要把血防工作和发展生产结合起来。当时卫生部有一个十五年消灭血吸虫病的初步计划。有的省委书记说，根据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和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是否可以提前消灭血吸虫病。毛主席说，要考虑广大人民的要求。经议论，后来改为七年基本消灭血吸虫病。大家在讨论中谈到防治血吸虫病不只是卫生部门的事，也关系到农业、水利、宣传、教育等部门和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要有统一领导。毛主席说，光靠卫生部门是不行的，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由柯庆施负责。大家还谈到要充分发挥中医的作用。 

当天下午毛主席和省委书记继续开会。晚饭时，仍然是一面吃饭，一面议论防治血吸虫病的问题，最后毛主席说：我看就这样定下来，由党委统一领导，全面规划，党内成立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柯庆施为组长，魏文伯、徐运北为副组长，农业部和重点疫区的省委书记或省长参加，就叫九人小组。有血吸虫病的省、地、县也成立七人小组或五人小组来领导这项工作。九人小组第一次会议要迅速在上海召开，各省立即行动。卫生部要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当前的政治任务，依靠党的领导。各有关党委要亲自抓，了解情况，总结经验，并尽快编出通俗小册子，把消灭血吸虫病的知识和方法向群众进行宣传。当时参加会议的省委书记对毛主席的指示都很赞成。 

毛主席还亲切地指示我：“你明天就要离开这里，到上海准备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在路上，先看看浙江重点疫区的情况，一定要调查研究，深入基层，亲自掌握情况……”。第二天上午，由浙江省卫生厅的同志陪我到嘉兴县重点乡了解病人和钉螺分布情况，然后转赴上海。在疫区，我耳闻目睹，进一步认识到血吸虫病的危害，更加体会到毛主席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从方针政策到工作方法都作了明确具体的指示，使我受到的教育终生不忘。 

毛主席在杭州和南方省委书记研究农业问题之后，又在天津召集北方省委书记进一步研究，形成了《农业十七条》。1956年1月在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商议后将十七条扩充为四十条，形成《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接着，中共中央在北京邀请工业、农业、医药卫生、科技文教等方面的专家和各界人士一千多人进行座谈讨论，又作了修改。1956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在《农业十七条》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四十条中，都把防治和基本消灭危害人民严重的疾病，首先是消灭血吸虫病，做为一项重要内容。 

1956年1月25日毛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任务，就是要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也都必须迅速赶上，以适应社会主义高潮的新形势。195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公布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2月1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发出“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号召。《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公布和毛主席的号召，成了全党全民向血吸虫病开战的动员令。毛主席对当时广大农民和疾病作斗争的豪情壮举非常重视，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指出“许多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等等，过去人们认为没有办法对付的，现在也有办法对付了。总之，群众已经看见了自己的伟大的前途”。 

三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第一次会议于1955年11月22日到25日在上海召开，由柯庆施主持。到会的有重点地区省市负责同志、血防工作干部和部分专家教授等。会议首先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阐述了消灭血吸虫病的重要意义，分析了由于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群众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的提高，给消灭血吸虫病带来了有利条件。大家热烈拥护毛主席的指示，认为毛主席高瞻远瞩，以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高度热爱人民、关心群众疾苦，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提到议事日程。大家也检讨自己思想落后于形势发展，对群众关心不够，对血防工作认识不足的保守思想，决心进一步提高认识，搞好血防工作，魏文伯作了会议总结。 

会上了解，有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四川、云南十二个省、市区的243个县市（后陆续发现为378县市）流行血吸虫病，患者约一千万人，约有一亿人民受到威胁，防治任务十分艰巨。 

这次会议确定的方针是：“加强领导，全面规划，依靠互助合作，组织中西医力量，积极进行防治，七年消灭血吸虫病”。具体步骤是“一年准备，四年战斗、两年扫尾”。会议强调了血防工作各级党委必须认真抓，必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结合中心工作进行，必须实行发动群众和科学技术相结合，既要积极治，又要积极防。会后又召开了血防科研会议，以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发挥中医作用。对科学技术工作强调要面向实际，面向群众，统一规划，同时要总结群众经验。 

1956年3月5日，我向毛主席书面报告召开第二次血防会议的准备情况，毛主席于3月7日即作了批示：“除长江中下游六省外，其他已发现血吸虫病的省份，如：四川、广东、福建等省，也应让他们派代表参加，请与柯庆施同志商处。会议除讨论血吸虫病为主要任务外，钩虫病及其他严重的疾病也要加以讨论，即每年开会两次也就可以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九人小组将参加血防会议的单位由长江中下游六省、市扩大为十二省市，并把钩虫病、丝虫病等其他几种危害人民严重的疾病列入了防治规划。 

第二次血防会议于1956年3月24日到28日在上海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流行血吸虫病的十二个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部分地、县代表，血防工作人员、科技人员、中央有关单位的同志。这次会议主要是检查第一次会议后的工作，总结交流经验，部署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了防治血吸虫病必须采取综合措施，各地根据不同情况，不同季节，因地因时制宜。 

自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成立和上海两次血防会议后，各级党委认真传达动员，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制定规划，采取各种措施，充实防治人员，建立健全防治机构，加强科学研究，教育发动群众，血防工作出现了新局面。原来卫生部门有的血防人员认为任务重，难度大，防无妙法，治无良药，信心不足。现在情绪高涨，认为“有了奔头”。尤其是广大群众听了毛主席关于消灭血吸虫病指示的传达，更是欢欣鼓舞。他们说：“只有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才能消灭血吸虫病”。“共产党领导我们发展生产、关心我们的健康，我们要以消灭血吸虫病的实际行动回答毛主席的关怀”。各有关部门也积极配合，把防治血吸虫病作为本部门的一项工作任务。农业部门结合各项生产活动做好灭螺工作。水利部门根据“疫区优先治水，治水优先灭螺”的原则，把兴建水利设施与消灭钉螺结合起来。畜牧部门承担了耕牛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共青团、妇联和疫区驻军也积极参加了防治活动。许多血防科技人员，深入疫区，结合实际进行调查和科学研究，基本掌握了我国血吸虫病的流行特点和规律，提出了水、湖沼、山丘三种不同类型及其防治对策，在灭螺、治病、防护等方面也研究总结出一些更加有效的药物和方法。从1955年底和1956年春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防治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在各个疫区蓬勃开展。 

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国务院于1957年4月20日发出了《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指示中总结了前一段防治工作的经验，进一步强调要进行积极防治，采取综合措施和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相结合，深入发动群众和科学技术相结合，并要进行反复斗争。 

中共中央于4月23日发出《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的通知》，强调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防治工作的领导，组织有关部门协同作战，并定期向中央作报告。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在柯庆施、魏文伯主持下，每年都召开血防工作会议，进行检查部署，并向中央作报告，中央也及时作了批示。1962年中央血防九人小组系统地总结了前几年防治工作的经验制定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条例（草案）》，报请中央批转各地试行，有力地推动血防工作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毛主席对血防科学技术工作非常重视。1956年2月28日，中国科学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先生向毛主席写信建议，消灭钉螺用火烧的办法更为彻底。毛主席3月3日即批示卫生部重视此意见，并嘱请秉志先生参加血防会议。1956、1957年毛主席还分别在广东、上海接见从事血防科研工作的陈心陶、吴光、苏德隆等专家教授，倾听他们的意见，指示研究的方向，给科学工作者很大的鼓舞。毛主席还十分关怀血防工作进展情况。1958年在安徽视察时，亲自看了安徽省消灭血吸虫病规划。他在上海时也不只一次听取了魏文伯关于血防工作情况的汇报。毛主席对血防工作的关心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激励着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向血吸虫病作斗争。 

江西省余江县是血吸虫病流行区，有6000多病人，钉螺面积有972000余平方米，近几十年死于血吸虫病的有三千多人，有些村庄几百户只剩下了几十户，十几户。1956年春传达毛主席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后，结合实施农业发展纲要，余江县委紧急动员，制定“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消灭血吸虫病的规划，县委第一书记亲自指挥，广大群众踊跃参加，掀起了消灭血吸虫病热潮，开新沟，填旧沟，开新塘，填旧塘，消灭钉螺修建新的良田。六千多病人也全部治愈，经过两年苦战，消灭了血吸虫病，疫区发生了根本变化，出现了劳力增强，产量提高，人畜兴旺，欣欣向荣的新气象。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导了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毛主席看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欣然命笔，写下了《送瘟神》的光辉诗篇。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毛主席《送瘟神》诗篇发表后，极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争热情，激励着广大人民再接再励，向血吸虫病进军，夺取更大的胜利。 

几千年来血吸虫病危害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在旧社会是“千村薛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对血吸虫病是没有办法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下，依靠群众，积极防治，结合生产，发挥中西医力量，科学技术和群众运动相结合，进行反复斗争，“天连五岭银锄落”，“纸船明烛照天烧”，终于送走了“瘟神”，实现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号召。《送瘟神》是广大人民和血吸虫病战斗并取得胜利的革命史诗，又是从没办法防治到消灭血吸虫病的总结。在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中，虽然也受过“左”的和右的干扰，但毛主席制定的消灭血吸虫病的方针道路是正确的，是毛泽东思想在卫生工作上的体现。 

根据中央血防九人小组领导血防工作的经验，1960年中央又决定成立中央北方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加强鼠疫，克山病等地方病防治工作的领导。

 毛主席总是把卫生工作作为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对卫生工作不断提出新的任务和要求。1960年3月18日，毛主席对卫生工作又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指出：卫生工作不是一项孤立的工作，它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并具有移风易俗，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重要意义。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新中国卫生工作，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 

1956年2月，毛泽东和著名中医施今墨（右一）交谈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这段时期，毛泽东在医疗卫生工作方面有许多独创性的伟大实践。其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防治血吸虫病等传染病，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及赤脚医生队伍等，都是毛泽东亲自推动的。

毛泽东明确指出党必须领导卫生工作

毛泽东极为重视党对卫生工作的领导。1929年，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又称《古田会议决议》）指出：“军政机关对于卫生问题，再不能像从前一样不注意，以后各种会议，应该充分讨论卫生问题。”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演说时指出：“各地政府与党组织，均应将报纸、学校、艺术、卫生四项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面。”1951年9月9日，他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指出：“中央认为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对卫生工作人员必须加以领导和帮助。对卫生工作必须及时加以检查。在经费方面，除中央预算所列者外，应尽其可能在地方上筹出经费。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绝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这个指示深刻地阐述了卫生工作的重要性，给卫生工作做了明确的定位，为此后党和政府领导卫生工作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1953年4月3日，毛泽东对《关于军委卫生部情况报告》做出批示，严厉批评了军委卫生部是“无领导，无政治，也不认真管业务的部门——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的官僚衙门”。1953年12月上旬，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汇报工作时指示：“党必须领导一切，领导我们的各种工作。……卫生工作一定要受党的领导，绝不能离开党的领导搞独立王国。”1954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卫生工作的政治领导的指示》中指出：“卫生工作是一件关系着全国人民生、老、病、死的大事，是一个大的政治问题，党必须把它管好。”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讲话时指出：“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1960年，他起草的《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严肃批评了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对卫生工作的忽视，要求对卫生工作“由党委第一书记挂帅……立即将中央二月二日批示的文件发下去，直到人民公社；各省、市、区党委迅即做出自己的指示，重新恢复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生工作”。

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多次对卫生工作做出指示，强调党要加强对卫生工作的领导。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对卫生工作的指示，倡导和发动爱国卫生运动，推动农村合作医疗发展，把改善人民健康状况作为移风易俗、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像毛泽东这样把卫生工作当作党的事业，提高到“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高度，提高到爱国的高度，是前无古人的。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各级党委和政府共同努力，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出现了飞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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