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铭：何谓成熟——三谈党史宣传教育问题

何谓成熟

——三谈党史宣传教育问题

吴  铭

　　粗略看了庆祝建党一百周年的几部主旋律影视作品，比如《觉醒年代》、《大决战》（前三集）等，触发一些感想。

　　所谓共产党的建立，当前的影响作品均聚焦于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党代会；也只聚焦于知识分子的觉醒——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万事开头难”，这当然很重要。但是，只注重知识分子的觉醒、只注重党在组织上的建立，是远远不够的。

　　世界范围内，声称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劳动党、工人党，很多国家都有。但如中国共产党这样，诞生了作为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块里程碑的毛泽东思想，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并夺取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革命胜利、建立全国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胜利，并成功领导全世界被压迫进行反帝、反殖革命斗争的共产党，全世界恐怕只有中国共产党一家。显然，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共产党都有自称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组织进行民族和人民独立解放的反帝反殖斗争、知识分子曾为中坚力量这个特点，但是很显然，在取得的革命成就方面，中国共产党显然比其他共产党在优秀得多。

　　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大不同。

　　在建党问题上，应该突出强调这些不同，而不能只聚焦我党与其他政党相同的那些东西。

　　是这些不同的特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非比寻常。

　　忽略这些特质，则就是将中国共产党混同于那些没有取得像样胜利的共产党组织，就失去了学习党史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能救中国，建立人民政权，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文化体系，并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义务，支援甚至直接出兵支持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反帝反殖革命斗争，甚至一度是全世界反帝反修反殖革命的领导者、支撑者、指挥者，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为什么没有做到？

　　比如，力量曾经十分强大的法国共产党、希腊共产党。再如同样属于被殖民地的印尼共产党。各国革命斗争的环境形势形势都不相同、都很复杂、任务都很艰巨，我们不好去批评别的兄弟党。但是，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找找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党的不同点，总结一下我们胜利的经验、或者说秘诀，也应该是庆祝活动的内容之一。

　　毫无疑问，仅仅是上海石库门开个了会，纸面上宣告一下党的性质、宗旨、革命目标和指导思想，并不意味着建党的完成。这距离建党伟业的完成，还有十万八千里。在思考建党问题上仅仅聚焦于这次开会，必然忽略我党更加重要、更加宝贵、更加特殊的东西。

　　建党初期，中共是个具有马列主义理论素养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党。这时的党，并不一定就名符其实，并不必然就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并不一定就能承担起中国反帝、反殖、反封建革命任务。相反，距离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真正理解并用马列主义指导中国革命、承担统一祖国打倒帝官封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很远，还有大量艰巨的工作要做。

　　在与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的国民党合作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实现中国民族独立和解放任务期间，党要不要革命的领导权？除工人外，我们要不要发动农民？要不要掌握枪杆子？要不要支持农民运动？要不要防范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这些极其关键的问题，作为党的领导的陈独秀根本没有认真考虑，当然也没有清醒的认识，给不出正确的答案，不能指导党的行动。每遇到这些问题，陈独秀就向国民党右派屈服，生怕革命阵营分裂。随着革命的发展，陈独秀向国民党让出了革命的领导权、批判并压制民农运动、交出了枪杆子、生怕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他认为，共产党无力掌握革命的领导权，自然也不必有枪杆子，自然不必发动并支持农民的革命运动。

　　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与很多国家的共产党一样，成了任人宰割的“文化团体”，如果没有此后的武装反抗，如此情况下，即使坚持马列主义指导、坚持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最好的结果，也无非是资产阶级所谓民主制度的一个陪衬，根本不可能体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也无法领导中国政治，无法领导中国革命。中国命运，即使有这样的共产党，恐怕与没有共产党没有什么差别，应该是四分五裂，成为七八个国家甚至更多。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毛主席克服了重重困难，批驳党内种种右倾投降主义观点，着力思考解决党要不要革命领导权、要不要枪杆子、要不要发动农民、要不要支持农民革命运动、要不要解决土地问题、要不要防范大资产阶级在革命的紧要关系叛变革命等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从毛主席分析和办法来看，说共产党不成熟，我看有些轻率。我个人感觉，如果我们党能够接受毛主席当时提出的观点、主张，争取革命的领导权、抓住枪杆子、发动农民、防范国民党反动派可能的叛变，我想，我们党恐怕也就算是成熟了，至少不至于被蒋汪杀得血流成河。

　　所谓我们党不成熟，其实是毛主席为陈独秀等未正确掌握马列主义，未能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性，因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而导致革命重大挫折而找的一个台阶。毛主席强调，党当时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是因为党“不成熟”，也为这些犯了这类错误同志找了个理由，以便团结教育他们，继续为革命奋斗。

　　即使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我们党整体上特别是高层，仍然没有从思想上、路线上，真正认清革命的领导权、与农民运动的关系、革命的武装等问题，当然，也没有想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而仍然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虽然也决定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但又不敢打出共产党的旗帜，没有想到到农村去建立革命根据地，当然也想不到土地问题，而是老思维，占领城市，取得苏联支持，然后与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蒋介石集团再次斗争。这个方法能否奏效，恐怕当时的革命领导者也没有往深处想。血的教训，总算让新的领导得知道了革命的领导权、枪杆子的重要性，但是，如何领导中国革命、如何掌握枪杆子，大家仍然是一头雾水，甚至不曾深入想过。

　　“八·七”会议上，毛主席讲了一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之后，拒绝了去上海中央工作的要求，下到了基层，去湘赣边领导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失败后，又灵活地领导700余残兵，搞了三湾改编，上了井冈山，团结袁文才王佐，建立农村人民政权，解决土地问题。他很擅长从实际出发，及时适应当时的革命斗争形势，初步建立了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打土豪分田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原则、主张、纪律。他开始用自己的思想改造军队、改造农民、改造政权、改造社会，在最早意识到占领城市革命胜利的路线很难取得并切实遭到失败后，率先摸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胜利道路。受井冈山经验的启发和鼓舞，全国各地纷纷抛弃城市暴动的旧路子，开始走农村暴动、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井冈山道路”，中国革命开始起死回生。这是毛主席第一次挽救中国革命。

　　有人大讲特讲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会怎样这样的问题。我想强调的是，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会怎样？恐怕如印尼共产党一样，被屠杀、被消灭，一蹶不振，成了“文化团体”。

　　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成熟了吗？要是从毛主席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当然又向成熟迈进了一大步。要是从当时党的领导层对待毛主席的态度来看，党仍然没有成熟：尽管毛主席在山沟沟里创造的经验是正确的，但是，瞿秋白、李立三特别是王明等领导层仍然否定毛主席，无视其正确性，仍然极力干扰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最终甚至把毛主席完全架空、完全排斥。每折腾一次，则中国革命就遭受一次损失、流血。但身在基层、前沿的毛主席一面尽量与中央协调、劝导，一面防止错误路线对革命根据地的干扰和影响。

　　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如果从毛主席当时的思想水平、实践情况来看，当然是非常成熟。不成熟能至于建立那么大的根据地、那么强大的中央红军吗？但从中央领导的思想和行动风格和效果来看，党仍然未达到成熟。毛主席的正确思想和方针，仍然受到极大的掣肘甚至无微不至的破坏——结果，只能是荒谬而又鲁莽的“战略转移”，也就是毛主席命名的“长征”，丢了革命根据地，丢了自己的革命的基础。就是说，直到那时，中央仍然未认识到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随便就放弃生死攸关、来之不易的根据地。

　　如果毛主席不跟着长征，留在根据地，领导根据地的斗争。我相信，中央革命根据地很可能不会丢失，长征主力红军如果遇到困难，毛主席还能把他们接回来——就如当年把遭受八月失败的朱德陈毅接回井冈山一样。

　　主席长征去了。留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项英一事无成！被国民党反动军队追得到处躲藏，根据地被彻底破坏。无法想像，如果长征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怎么办？中国革命怎么办？

　　主席以一已之力，加上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加上当时中央的失败及计无所出，促成了遵义会议，并接下来主席指挥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跳出蒋百万大军的包围圈，让红军转然为安。

　　接下来，又过彝区、飞夺泸定桥、抢渡大度河，与四方面军成功会师，再接下来，还要解决张国焘的分析夺权问题，领导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从1921年到1935年期间，从行事风格来看，主席是非常持重的，他亲自做的事，基本上都会成功，比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建立根据地、出击赣南、三次反围剿、救赣州、打漳州等等。“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这是主席的信条，后来也成了我党我军的信条。主席不会让大部队冒险，不会让群众冒险。主席在长征中的数次冒险，从敌人严密包围的缝隙中捕捉转瞬即逝的机会，并指挥大军转危为安，虽然高明，但只是不得已而为之。

　　老实说，如果没有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则中央红军即使成功过了草地，长征究竟要到哪里去，恐怕还是个大问题。

　　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存在，让主席看到了长征结束的地点，又克服张国焘分裂红军所造成的困难，抓住了这个机会。如果张国焘真的夺权成功，陕北那个地方，他是看不上的。

　　其他人呢？能看到陕北可以暂时落脚的应该很多。但是，之后怎么办？抗日，怎么抗？怎么处理与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关系？须知，当时双方都杀红了眼，怎么可能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毛主席，当初最早提出抓枪杆子、提出武装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人，这次，居然是第一个提出团结国民党各派特别是蒋介石派，建立统一战线，一致抗日的人。

　　政治斗争，如流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怎样的形势，就决定了怎样的政治方向和战略战术。

　　毛主席这一时期特别重视做国民党各派的统一战线工作，着重强调团结抗日。张学良、杨虎城，当然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

　　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根据毛主席的指导，最终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

　　但是，随后，又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共产党还要不要保持独立自主性，要不要独立自主地领导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如何发动群众，如何处理与国民党各派的关系。说到底，还是一个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在抗战的方法上，是发动群众，不是听众蒋介石的命令指挥，打正规战。这是路线问题。如何处理与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这是统一战线问题。这些问题，又受到了王明派右倾投降主义的干扰。

　　王明等人，与毛主席完全相反，当初反国民党最激烈的、似乎也是最坚定的人，现在，却成了对国民党、对蒋介石最亲的人。所谓“左”派，从极左跳到极右，丝毫没有困难。

　　他们的主张是放弃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放弃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一切听众蒋的调遣。

　　毛主席又要做一次苦口婆心的教育说服工作。但是阻力仍然很大，甚至有人不服气，暗中抵制主席的正确主张。1941年，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项英对中央对毛主席的软抵制，终于导致了重大损失。新四军军部几乎全军覆没，七千英雄或牺牲或被俘，内中多有当年中央革命根据地遗留的精华，如今毁于一旦。

　　服从毛主席领导的新四军其他部队，则迅速发展壮大，很快打开了局面。比如，陈毅、粟裕所部，从苏南而苏中而苏北，连战连捷，在极其复杂的斗争环境下，在日伪军的鼻子底下建立了巩固抗日革命根据地。

　　在团结抗日的情况下，如何处理根据地人民政权与开明地主、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还打土豪分田地吗？不能再打了，一则名声不好，二则所获甚少。怎么办？区别对待，团结教育改造，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对地主采取减租减息政策，只对极力破坏抗日的顽固分子以军事和政治打击。

　　皖南事变发生后，如何对蒋，全面撕破脸？也有人是这么想的。还是毛主席在紧要关头再次强调统一战线原则，强调“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要斗而不破，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要“三要三不要”。显然，如果此时与蒋介石完全撕破脸，大打内战，于抗日大局不利。

　　前两年，居然有人把“斗而不破”的斗争原则，用到了对美斗争上。让人发笑。

　　当然，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工作，还是做好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建设工作，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建立巩固的人民政权，搞好减租减息斗争，做好群众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搞好生产、军队，则胜利才有基础，胜利必然是我们的。

　　也就是皖南事变，让主席意识到，必须对全党全军来一场彻底的全面的思想改造运动，即整风运动，对历史重大问题有一个总结结论，对现实重大问题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认识，避免项英那样的软抗再次出现，再次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

　　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思维，经过历次反帝反殖斗争的洗礼，特别是在经历马列主义在中传播和大革命、土地革命的锻炼后，本应有一次克服封建主义、克服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克服各种奴才观念和种种丑陋观念的世界观、方法论上的革命性升华。这样的升华，不会自然完成，需要一场规模宏大持久深入全面的教育运动，才能完成。这场教育运动，就是延安整风。

　　这场教育运动，是毛主席手把手地，苦口婆心地，以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得失经验教训为现实依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充分结合当时的斗争形势和革命任务，对全党全军上下，从思想、文化、政治、军事等领域，对党风、学风、文风进行整顿，教会全体党员干部掌握马列主义，站稳阶级立场，正确使用辩证法，学会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和自我批评，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学会一切从实际而不是从本本、从空想出发，提高全党全军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特别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辨别是非的能力。

　　我个人觉得，从鸦片战争以来，在思想文化领域，就有林则徐、魏源、章炳麟、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进行革命性改造。延安整风，即是对前人成果的总结、批判和升华，用中国革命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是其他什么思想武装头脑、指导革命斗争。一言以蔽之，这场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各族人民，在思想上、文化上、作风上，已经走到了全国、全世界的最前列，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决定着随后到来的解放战争的顺利，决定着抗美援朝的顺利，决定着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顺利，也推动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反帝反殖民斗争的顺利展开。

　　当时，抗日战争尚未胜利，延安也偏居中国西北一隅。但延安整风的胜利，意味着世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决定着以后全世界的发展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以“进京赶考”“不当李自城”的心情和决心，带着中国共产党进了北京城，所谓工作重心转向了城市。

　　农村还要不要？还是不是工作重心？这在很多相当“老爷”的革命者看来，似乎不是什么重要问题。毛主席不同，他依旧重视农村，至少我看不出毛主席有“工作重心转到城市”的观念。他重视土改、重视合作化、重视人民公社、重视农村医疗卫生、农村扫盲教育。他的后半生，倾注了极大精力于农村，特别是农民如何克服小生产者意识，真正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李顺达、申纪兰居然成立了合作社，又搞人民公社，与千百年的小生产意识决裂，主席非常高兴，他从这个行动中看到了农村的光明希望，因而他大力推广农民集体生产的经验。还有农村的医疗、教育、工业化等，问题的确不好解决。岂止是不好解决，在呆惯了城市、不愿意下乡的老爷们看来，几千年中国人都这么过的，这些问题根本无法解决，甚至也无须解决，不解决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毛主席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农村的那些恶性传染病的消除、农村教育、工业化等问题，都可以解决，而且也必须解决。城里的老爷们不愿意动脑筋，推一推动一下，不推就不动。主席一贯相信群众，就从群众的创造中找经验、找答案。医疗特别是恶性传染病的消灭，怎么解决？爱国卫生运动，大规模群众性，全面持久开展。发现了覃祥官，就立即推广农村合作医疗，搞赤脚医生制度，搞乡村教育制度，把大学、医院建在田间地头。发现董嘉耕、王国藩、陈永贵、王进喜，就立即宣传、推广。主席居然能够提倡农村人民公社、大学甚至街道、社区，创办小工厂、小企业，解决就业和日用口生产问题——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乡镇企业。

　　但凡群众中涌现的英雄好汉——无论在老爷们眼里多么卑微的人——，主席都极其欣赏。在主席眼里，“六亿神州心舜尧”，任何问题都难不住群众，恶性传染病，能消灭；农村普遍的文盲，能消除；千年小农意识，能消除；农村工业化，能实现。

　　共产党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是实实在在的，就是从群众波澜壮阔的生动实践中寻找解决各种问题的办法。用主席的话说，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党的所有政策，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检验、完善和改进提高。主席似乎并不喜欢“智库”，或者极其讨厌智库。主席非常反感脱离群众、脱离实践的空头理论家。

　　1921年到1949年的革命斗争，是主席努力之下，也是恶劣环境的逼迫之下，中国共产党洗去知识分子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毛病，逐渐往下沉，向农村、向农民、向士兵靠拢并与之打成一片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论是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1949年以后，党内滋生一种不好的倾向：不再那么重视农村，开始疏远农村。主席则始终与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思维倾向做斗争，强调要当群众的学生，从人民公社、合作医疗、乡村教育到社办企业，群众的发明创造，都被主席撷取过来，推广为全国性的政策。他自己就是做群众学生的模范。

　　我们讲党史，我觉得有两种讲法，一种是按照历史的顺序，由前往后，纵着讲。还有一种讲法，从党曾经是高高在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知识分子党，向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农民党、工人党、士兵党的艰难过渡，即从上往下讲。

　　党的成熟性，我认为就体现在与群众的结合方面，党的一切政策，都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变成群众的自觉。

　　党是不是一直都成熟，不会“返青”？我看不能这么说。当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时，党就会“返青”。所谓成熟，不是个一劳永逸的事。

　　看了这么多关于党史的影视，至今，还没有看到党如何与群众结合的问题。我想，这样的学党史，是错失了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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