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叫“革命”？先革自己的命，革自己封建家庭的命！

作者：党人碑来源：党人碑的熟人茶馆 2022-10-12 6788

　　1930年的春末夏初，河南省武安县（今属河北）和村（今属河北邯郸峰峰矿区），来了个生脸的外村年轻人。本村邢老三的表妹领着，逢人就委托：

　　“这是俺娘家亲戚三朝，家里穷，出来扛长工，不求多少工钱，就求有口饭吃。”

　　三朝很能吃苦，住在四处漏风、抬头就看天的河边破草房里。白天给人干活肯掏力，累得吭哧吭哧；晚上也不休息，爱串门，喜欢结交穷哥们，谁家越穷，去得越勤。有个缓急的，他还把少得可怜的工钱，接济别人。一来二去，就跟贫苦农民李小成、李成银、李玉祯交上朋友，有意无意总聊起“为什么穷”的话题。

　　李小成唉声叹气，越说越难受，含着泪哭诉：

　　“记得九岁那年，区长的弟弟张理锁，偷了我家仅有几分地里的白菜。当时我家生活十分困苦，我爹不得已，只好去衙门告状。衙门不但不给解决，反而陷害我爹偷了张家的白菜，还把我爹毒打了一顿，好久不能下地。为什么穷人有理，却到处打不赢官司，被富人欺负？那时候，我就发誓，迟早有一天，要报仇雪恨！”

　　武安县十里店村全貌，1948年，伊莎白・柯鲁克和英国人大卫・柯鲁克

　　话音未落，李成银和李玉珍就争着，愤愤然说起了伤心事。原来他们两家也被这家伙欺负过，可人家家大业大，既当区长，又是恶霸地主，几辈子在和村盘根错节，县城里还开着商号，养着保丁和打手，咱们想报仇可干不过人家，细胳膊拧不过大腿，想也是白想！

　　三朝笑了，讲起了几千里外的“新鲜事”，说你们知道吗？江西、福建和广东三省交界处的贫苦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跟土豪劣绅斗争，打土豪、分田地，还有自己的军队，把给坏蛋们撑腰的反动军队都打败了。如果我们也能这么干，和村的坏蛋们欠咱们和乡亲们的深仇大恨，还愁报不了吗？

　　三位青年农民笑起来，问三朝：

　　“共产党是干啥的，到哪能找到共产党呢？”

　　三朝笑而不语，五月初五彭城（今属河北邯郸峰峰矿区）庙会，大家去看热闹，逛完回去的路上，三朝突然提出，请大家到隔壁磁县军家营（今河北磁县林坦镇军营村），自己家做客。

　　一到军家营，三李吓了一跳，原来三朝姓杨，家里还是个十里八乡数得着的富户，除了四家大地主，就属他家势力强了。更想不到的杨三朝还是个“大秀才”，毕业于大名河北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在当时，这样的文凭，直接就可以去当小学校长了。

　　大名河北省立第七师范学校——直南革命者的摇篮

　　回和村的路上，李小成等人都不吭声了，觉得有些抬不起头来。你这样的“体面人”，跟我们穷人交啥朋友，这不是逗我们玩，拿穷人寻开心吗？以往这样有钱有势有学问的大少爷，那会正眼瞧咱穷苦人？不是躲得远远的，就是捏着鼻子走开，生怕沾上咱的穷气儿！

　　杨三朝突然提出，要跟三李结拜为异性兄弟。李成银听了，连忙摆手，着急地说：

　　“你家和我们家不一样。朋友，朋友，两家都有，得门当户对，我们仨都很穷，配不上你。”

　　杨三朝哈哈大笑道：

　　“你们不要看我家富，我和家里的想法、看法不一样，我是专为穷人服务的。成银兄，你不是在峰峰煤矿当工人吗？那里的工人是怎样组织工会，团结起来跟黑心矿主斗争的，你给我们说说吧？”

　　说起这个，李成银顿时眉飞色舞：

　　“上工的可跟种田的不一样，心可齐啦！贼矿主心比炭黑，下毒手也比土豪劣绅狠得多，可禁不住工人们团结起来，跟它们一次次斗争，矿主才不得不给大家提高工资。工人还成立了工会，每人每月交两毛钱会费，由工会统一使用。谁家有天灾人祸，工会就出钱救济，工人可高兴啦！听说是共产党组织的。”

　　解放后，当家做主人的峰峰矿务局工人

　　李小成连忙问杨三朝：

　　“你不也提到过共产党，这个‘共产党’怎么这么厉害？他们到底是干什么？”

　　杨三朝停下来，看看路上没有其他其他人，才正色答道：

　　“不管农民，还是工人，共产党是为穷人服务的。共产党要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打倒地主，打倒资本家，建设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中国，让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田种，有活干，大人孩子还要有书读，再不当睁眼瞎。”

　　李小成拉着杨三朝的胳膊，又问了一句：

　　“你家那样有钱，为什么还出来给人家做活？你到底来和村干啥？你是不是共产党？”

　　杨三朝把大家拉到附近的小树林里，说：

　　“今天我把实话告诉你们，我就是共产党上级组织派来的，到和村开辟工作，发动这里的群众进行反剥削、反压迫斗争。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认为你们三人比较可靠，希望你们今后为党多做工作，你们愿意吗？”

　　1954年，峰峰矿区医院用X光机为工人检查身体

　　不久之后，李小成、李成银、李玉祯，在杨三朝和另一位同志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和村第一个基层农村党支部。李小成还请杨三朝给自己改个名字，说“小成”是自己的乳名，没上过学，就没有大号，今天我是党的人了，就请你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给我起个大号吧？杨三朝笑了，说今后我们都是革命同志，就是一家人了，你就叫“李一家”好了！

　　多少年后，李一家同志还记得农历八月十五的晚上，他们三人的入党誓词：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共生死、共患难，不当叛徒，保守党的机密，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

　　1931年，江西永新农民党员贺页朵手写的入党誓词

　　杨三朝，1910年生人，家里条件不错，自幼读书，先后毕业于县立高小、县立师范学校，1928年考入大名河北省立第七师范学校。这所学校简直是直南党组织的摇篮，老校长谢台臣、教务主任晁哲甫，都是1927年入党的老同志，也是冀南地区著名的播火者，大批冀鲁豫的革命干部都曾毕业于此，或与该校师生有关。

　　在大名七师，杨三朝相继入团、入党，由于党的工作需要，他毅然放弃学业，1929年回到老家磁县，先后从事党、团和煤矿工人运动，曾任磁县团县委书记、团直南特委书记。李成银提到的峰峰煤矿工会，就是杨三朝代表党组织，领导和创建的。在伸手不见五指，随时都有瓦斯爆炸危险的巷道里，脱掉长衫的杨三朝，戴上柳条帽，穿上煤矿工人的破衣烂衫，同大家同劳动同吃住，访贫问苦，帮助工人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压迫，发展了一大批青年矿工加入党组织，以工会的合法名义，向资本家展开了增加工人工资，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等一系列斗争，取得了不小的胜利。

　　1930年秋，由于中原大战和水旱蝗灾的接踵而至，这年的收成减产严重，农民纷纷破产，日趋贫困化。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却根本不顾人民的死活，仍然实行残酷的剥削。四、五十多种苛捐杂税，一点都没有免除，仅地亩附加税就超过正赋的7到19倍，高利贷率却从100％提高到 160％。

　　正在干农活的武安农民，1948年，伊莎白・柯鲁克和英国人大卫・柯鲁克

　　贫苦农民被逼无奈，只能吃树皮树叶、野菜草根度日，有些人沦为盗匪，大批老百姓外出谋生，不少人家为了生计，不得不卖儿卖女，自杀身亡的悲惨事件也常有发生，人民敢怒不敢言！

　　中共顺直省委趁势发动了“秋收斗争”，提出“打倒地主——不交租，打倒高利债主——不还债，打倒军阀国民党——不纳捐税，打倒奸商——反对奸商操纵粮价及用大斗剥削，消灭军阀战争——不出车马粮草、伕役，反对派兵”等深入民心的革命口号。

　　问题来了，杨三朝家就是斗争对象，他家的棉花地在军家营是最多的。灾荒来了，尽管杨三朝力劝父亲杨志安发发善心，看在乡里乡亲的面上，为穷乡亲们减免棉租。可老头子任你说破天也不答应，穷人冬天有没有棉衣穿，是否还有碗饭吃，跟他完全没关系，荒年还愁没有愿意掏力干活的？我正好趁你们卖地便宜，大量收地，你们经营不善怪谁？荒年还能有碗饭吃，还能有人收你们的地，这就是最大的福报，还求别的，真是穷生歹毒，你们有没有良心？

　　杨三朝磨破嘴皮子也说不过老头子的“理”，想来想去一跺脚，告诉同志们：

　　“革命、革命，革命要先革自己的命，革自己封建家庭的命，共产党员天天说革命，如果不敢革自己的命，革自己家的命，那叫狗屁革命啊？秋收斗争，先从我们家来！”

　　1930年代初，正在摘棉花的河北定县农民，西德尼·甘博

　　一天晚上，杨三朝领着几十个贫苦农民，冲进自己家的棉花地，挥手告诉大家，就从这里开始。

　　看地的老佃户暴占银听到动静，拎起一根胳膊粗的大棍，挡到摘花的人群前面，大喝一声：

　　“是谁偷棉花？还不给我放下！”

　　顿时大家就泄了劲，杨三朝赶紧跑出来，给暴占银鞠了躬，低声说：“老伯，别喊，摘棉花的都是和您一样的穷人，就让他们摘点吧？我爹要是怪罪下来，您就说是我干的。”

　　第二天，杨三朝的父亲杨志安，气得掀了杨三朝的铺盖，拽起正在补觉的儿子，啪啪就是几巴掌，指着鼻子大骂：

　　“我是你爹，还是穷人是你爹？我辛辛苦苦一年种的棉花，你一夜之间，白白就叫穷人给偷光了，你是真傻，真疯了？”

　　杨三朝不慌不忙，打了个哈欠，说：

　　“你一年的心血？没有穷人劳动，成果哪里来？难道秋收果实，不该分穷人一份吗？谁种谁收天经地义！”

　　老杨被气得哑口无言，最后狠狠地诅咒小杨：

　　“我算白养你了，供你吃供你穿，供你读书上学，你这个不义不孝之子，非叫老天爷收走你不可。”

　　抗战时期，挑棉花送往花行的豫北农民

　　革命不是一帆风顺，革命者也不总能逢凶化吉。

　　1932年10月，时任直南特委交通员的杨三朝，在由磁县到邢台，把特委的秘密文件转交给“三校”（河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省立第十二中学、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地下党总支的过程中，出了大纰漏。路过邯郸，被庞炳勋部的哨兵搜出了秘密文件，庞部解读后迅速通知邢台商震部，敌人的特工队随即展开大搜捕。

　　“三校”党总支秘书胡丰登是第一个被捕者，这是个软骨头，不但供出了党总支的情况，还把整个邢台中心县委（亦称南和中心县委）的人员名单和盘托出。再加上邢台商震部三十二军特工队队长王济江，又是本地人，其父商会会长王怀美是出了名的恶霸劣绅，被我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斗争过，所以既熟悉情况，又下手狠毒。

　　为了打我们个措手不及，敌人派出了72骑的马队，出邢台后绕经鸡泽县城隍村，神不知鬼不觉地围攻南和县张村（今邢台市南和区东三召乡张村），即中心县委书记高焕廷同志家所在地。带头的特工队长王济江，腰里揣着支二把盒子，身穿蓝布大衫，头戴礼帽，提着点心匣子，化装成所谓的“七师同学”，笑呵呵地登门“拜访”。敲开门之后，拔枪打死了开门来迎的高焕廷伯妹高巧梅、高九梅，又打伤了来挡的高焕廷伯父高如意。高焕廷同志不及脱身，也被击中腿部。

　　叛徒领路指门，敌人照单抓人，基本把邢台地区地下党、团的主要负责人给一勺烩。除高焕廷外，“三校”党总支书记张玺、共青团邢台中心县委书记兼十二中党支部书记周庠、女三师党支部书记王含馥等同志悉数被捕，关押于北平军人反省院（草岚子监狱）。我党第二次建立的邢台中心县委，又不得不在白色恐怖中停止了工作。

　　草岚子监狱旧址，已于1988年彻底拆除

　　上期县委工作了11个月，这期县委“生命”只有3个月。高焕廷同志入狱后，由于敌人的残酷折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伤势急速恶化，不久牺牲于狱中，时年仅28岁。

　　跟这些被捕同志相比，杨三朝是个“小虾米”，又嘴强牙硬，除了那份秘密文件，敌人基本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口供，所以就拿“危害民国”的罪名，判了五年有期徒刑，给送到汉口的湖北军人监狱。

　　按理说，这些地方党组织的共产党员，不是工人、农民，就是教师、学生，明显不是军人，怎么就被关进了军人反省院和军人监狱呢？

　　原因很简单，方便管理，至于什么法不法，你跟反动派说法？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从中央到地方的军人监狱中，被关押的我党同志和革命群众，能占到一半左右。按照普通法律不好抓杀的，就军法从事，实在杀掉太难看的，就关到军人监狱，这样外面就不好营救。刑期太“短”要出去的，被认为“仍有再犯之虞”的，就扔到军人反省院，借口种种理由，任意延长关押时间。

　　杨三朝同志比较“幸运”，家里不断出钱营救，所以只住了三年监狱，就被释放出来。父亲希望他能吃些苦头后，懂些事理，就此回头是岸。可杨三朝一回去，就找党组织报到，继续从事地下工作，用家里的投资开了个杂货铺，对父亲交代说是学做生意，其实还是老本行，为党做交通。

　　磁县抗日民主政府人员与八路军一二九师代表合影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和政府一路南逃，我党冀鲁豫边区特委反其道行之，组建抗日武装。1937年11月1日，磁县党组织在贾壁庄召开全县村长会议，成立了抗日县政府，共产党员田裕民被选举为县长。这是华北，也是全国县级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杨三朝出任武装科长。

　　县武装科，又叫军事科，负责征集兵员和地方武装、民兵的组建管理培训，基本相当于今天的县人民武装部。在民国时代，这可是个有里有面的肥差，手里有枪又有兵，抓丁交兵更是油水十足。同时期，国民党的四川金堂县军事科长余营成，也就是著名作家流沙河（余勋坦）的父亲，就是靠吃“人骨头钱”——抓壮丁迅速致富，成为本县横行乡里的恶霸地主、袍哥头子。

　　国民党的县军事科长如此，共产党掌了印，他们的军事科长又会怎么样呢？

　　盖着磁县抗日民主政府大印，田裕民和杨三朝联署的布告很快就贴到了军家营，内容是抗日军兴，为保国保民，号召富户绅士，以民族利益为重，积极缴纳公粮。

　　村里的地主富农就不干了，国民党的县衙门不是收过一茬了吗？国民党县长带着赋税银子跑了，你们共产党来了，凭啥再收一茬？何况历年来，凡是新开捐税，县长都得跟全县乡绅商量着来，哪有“体面人”多交的道理？向来是大家合计好了，收穷棒子的钱来对半开，五五分账。你们共产党懂不懂规矩，怎么一上来就坏规矩，不懂得“马上得之，不可马上治之”的道理？坏了规矩，我们不支持你们，你们还不得滚蛋？

　　民国磁县县域图

　　别看这些家伙，平日里吃喝玩乐、挥金如土，如今为了抗日让他们“割肉”，却心里头一百个不乐意。可是他们也怕，毕竟共产党是“穷党”，素来向着穷棒子，没掌权的时候，就帮着穷棒子几次吃我们。现在掌权了，手里又有枪，万一油盐不进，耍横怎么办？

　　有人就出了个主意，杨三朝的爹杨志安不还在咱村，他家不交，咱也不交，先把他爹抬出来，他还能把他爹怎么样？共产党原来没掌权，杨三朝抢过他爹，那是穷疯了，现在掌权了，还能对自己亲爹下狠手？共产党不讲人情，还能不讲亲情？当官不就是为了发财，共产党也是人，他们坐了衙门，我就不信还能不喜欢白花花的现大洋？

　　于是军家营和附近几个村的地主老财，联合起来请杨志安吃了顿上等酒席，众星捧月大灌迷魂汤。这顿饭从中午吃到晚上张灯，中心议题就是一句话：

　　“请您亲自出面，为我等周旋，缓交钱粮（实际上就是不交），事成之后必有重谢！”

　　第三天，杨志安就到村口，撕了抗日民主政府的布告，告诉村干部，这份钱粮我不交，你们要我交，就去找杨三朝。村干部好说歹说不管用，区领导也多次登门，希望杨志安作为“抗（日家）属”能带头起到好榜样，可杨志安就是不交。他这一不交，军家营一带的收纳公粮工作就没法办了，其他地主有样学样。区长、区委书记一商量，实在没辙，就把杨志安“请”到区公所，找个空房关禁闭，顺便通知杨志安来领人。

　　从地主富农，到干部群众，大家都拭目以待，要看看儿子怎么管爹？

　　武安十里店树梢上看热闹的孩子，1948年，伊莎白・柯鲁克和英国人大卫・柯鲁克

　　听说父亲带头抗交抗日粮，杨三朝气坏了，都什么时候了，鬼子打来了，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可不管你穷人富人，都是中国人，怎么能没点中国人的良心呢？这么下去，杨家的抗日粮不交，军家营乃至整个磁县的抗日粮就收不上来，势必耽误抗日救国大计！

　　思前想后，杨三朝连夜向县领导作了汇报，请求回军家营，亲自处理自己的父亲。中共晋豫地委组织部长兼磁县县委书记侯富山同志点头应允，并再三嘱附他不要急躁，要注意方式方法，对老人要有耐心。

　　第二天一大早，杨三朝交代完科里的工作，冒着大雨，打着伞，一路小跑。那时候乡下可没有柏油马路，水泥路都没有，这一路跌跌撞撞，少不得摔倒。满身泥泞的杨三朝到了区公所，顾不得休息，没来及烤干衣服，先给同志们道歉，接着就去找杨志安。强忍着脾气，耐着性子给父亲翻来覆去讲道理。可任你说破天，杨志安就是面壁不语，我都在乡贤们面前夸下海口了，怎么能再咽回去，将来还怎么作“体面人”，还在这个圈子里混不混？

　　实在劝说不动，杨三朝心一横，走出去叫了两个区小队的民兵，说：

　　“把他吊起来，原来他们怎么弄抗粮的群众，你们就咋弄他！”

　　俩民兵面面相觑，看看杨三朝和杨志安，又看看区长、区委书记，心里直嘀咕，这可是杨科长的亲爹，我们吊了，今后他们还处不处父子了？

　　磁县抗日政府“惩人处（拘留所）”旧址

　　杨三朝一瞪眼，俩民兵才上去把杨志安反绑了，甩根绳子到房梁上，一使劲拽，人就给吊起来了。两脚悬空，反绑倒掉的双臂就吃力了，杨志安顿时感到双臂疼痛难忍，大骂杨三朝：

　　“杨三朝，你这个逆子，我可是你爹，你这是忤逆，是不肖子孙，我没你这个儿子，你别姓这个姓了，将来你不得好死！”

　　看着父亲受苦，杨三朝也心里不好受，叹了口气，对父亲举了个躬，说：

　　“恕儿不孝，国家民族危亡至此，儿只能公事公办，对得起乡亲们，对得起中华民族就行，就问心无愧了，不肖子孙就不肖子孙吧？倘为抗日横尸疆场，实乃无上光荣，死而无憾，夫复何求？”

　　老杨知道这下完了，在这么顽抗下去，小杨真敢再吊他三天三夜，那可真吃不消，丢了性命不划算，舍财保命吧？于是赶紧答应，我交！我交！

　　杨志安这一交，军家营一带的财主们顿时泄了气，只好跟着交抗日粮。军家营的群众中，自此流传一句歇后语：

　　“杨三朝打他爹——公事公办！”

　　一不做二不休，随后杨三朝又逼着父亲，把家里全部的五十多张债契，也就是贫苦乡亲们卖房子卖地、卖儿卖女也还不清的高利贷债务契约书，也给当众烧毁。

　　油画《烧地契》，尹戎生

　　这里多说一个知识点：

　　旧时代，地主往往兼营农村高利贷生意，以高利贷为迂回手段，达到廉价掠夺土地的目的。特别是春天，春耕往往伴随春荒，这边时令不等人，那边不把麦种吃了全家就得饿死，为了救急只好饮鸩止渴，去借地主的高利贷，顺带把家里的房子、土地抵押给老爷。秋收到了，收成不理想，驴打滚的印子钱还不上了，要么继续借债，要么卖房子卖地，甚至卖儿卖女卖老婆。

　　1932年，国民政府中央农业试验所调查了全国22个省的农村借款来源，发现24.2%来自地主，25%来自商人，18.4%来自富农，13.1%来自商店，而传统的银钱业（银行、典当、钱庄）加上政府的农业合作社，也只占了农村放款的起来还不到19.3%。这还不说所有的典当、钱庄、商店，他们的主人大多也就是地主，商人，这两种身份的核心又是地主，由此可见地主才是垄断绝大部分农业信贷的核心力量，至于“现代化”的银行和合作社的放款，合并起来也只占了农村放款中的5%。

　　民国廿四（1935）年的高利贷借据

　　在杨三朝的带动下，以军家营为核心，磁县北区的群众被充分发动起来，成立了抗日后援会和农民抗日自卫大队，虽然手里只有少数的真家伙，还是国民党溃军扔下来的。“老总”们觉得靠这些破玩意儿，怎么可能跟装备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的日本兵打？可在抗日的穷乡亲们看来，国民党溃军扔下的已经是很厉害的“快枪”，他们多数人手里拿的，还是几十年前，老辈子义和团抗击外国侵略者时代的土枪土炮、大刀长矛。

　　清王朝打不败外国侵略者，国民党也打不过外国侵略者，因为他们是反动派，可同样是武装的农民，为什么几十年前的义和团就打不败外国侵略者，几十年后却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呢？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这个核心区别就在于有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是无数个杨三朝这样的共产党员，身先士卒，毁家纾难，才唤醒和组织起了广大农民群众，使之克服了无组织状态，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和战斗力。

　　正在交通要道上埋地雷的晋察冀民兵

　　为了加强敌后的游击战，扰乱敌军战略部署，杨三朝调入新组建的磁东县第三区区干队队长兼平汉游击大队大队长，率领一部分基干武装，组成游击队，活动于磁县、武安县、邯郸县边沿交界处的日伪占领区，协助周边地区的地方武装骚扰敌人，打得日伪军惊慌不安，白天不敢轻易出动，夜晚龟缩在碉堡内。日伪军妄图消灭这支抗日队伍，但由于群众的掩护，敌人抓不住、摸不着，所以称杨三朝游击队为“神八路”。

　　有多“神”呢？

　　游击队积极采取散兵歼敌的战略战术，杨三朝组织了“轻骑闪电便衣队”，少者五人，多者十人，每人配备一辆自行车，一支驳壳枪、一支马枪（骑兵使用的短步枪），两支长短枪再外加一把大刀。时常打入敌人内部，抓特务，除汉奸，探情报，踹炮楼，夜袭日本宪兵队，歼灭小股顽敌。这其实就是后来反扫荡斗争中，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的前身。

　　林坦村（原属磁县，今属邯郸冀南新区林坛镇）的伪村长龙起家是个铁杆汉奸，村里原本群众基础极好，1932年党组织领导下的磁县运瓷工人小车社斗争，就是在此召开的成立大会。可自从鬼子来了，土豪劣绅龙起家就卖身投靠，当起了伪村长和附近日伪军点的情报员，欺压百姓，奸污妇女，逮捕抗日干部，迫害抗日家属，无恶不作，恶贯满盈。

　　冀中军区七分区张英武工队在定县伏击日伪

　　群众反映到抗日政府，上级指令杨三朝尽快铲除汉奸龙起家，为民除害，也是敲掉敌人的眼睛。区干队召开“诸葛亮会”，充分发扬军事民主，踩过点掌握了龙起家的生活规律后，杨三朝挑选了两名同志，化妆成日本宪兵队的便衣队员，骑自行车快速闯入林坦村，打了龙起家一个措手不及，这家伙还没来得及开门往日本炮楼方向逃，就被区干队当场擒获，在街口执行枪决。战斗进行，前后不超过五分钟，临走都不忘在龙起家的尸体上，贴张抗日民主政府惩办汉奸的大布告！

　　请大家注意，我党的游击战不同于国民党的游击战，其要害在于发动群众，并不是利用所谓特种战术以特种部队单独对敌，这只是手段之一，核心还是要发动群众，带领群众，一起跟日伪斗争到底，而不是单打独斗，老子最行！

　　青龙岗拔点战斗就是这样的战例，青龙岗位于磁县、武安、邯郸三县结合部，具有一定的战略地位。磁县的日伪军，派出一个中队的日军，加上一个连的伪军，进驻这里后，强迫当地群众修筑两座碉堡，妄图打进来一个楔子，同时对三县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构成威胁。这是一着狠棋，如果任其发展，敌人将以此为中心据点，不断派出小部队以筑垒的方式，建起了碉堡链条，不断对我蚕食，收紧包围圈，使我很难跳出来给他们造成威胁，从而彻底丧失活动能力，使其可以对我聚而歼之。

　　老百姓拆毁日军碉堡，1944年，胡冰

　　发现这一动向后，杨三朝带领区干队、游击队和周围群众对日伪军发动反筑垒斗争。你们白天修，我们就打枪，晚上你们休息，我们就拆，昼垒夜拆，反复争夺，还断水、断粮、断交通，使敌人无法生存下去，前后折腾一年多，最终迫使日伪军不得不彻底放弃青龙岗据点。

　　杨三朝这个“神八路”的更神之处，还在于他曾经创造过一个地面击毙日军飞行员的神奇战例。

　　有朋友会问，土八路有战斗机吗？有战斗机的游击队那是南斯拉夫，咱没有战斗机的游击队，瞅准时机，照样可以给日本空军，狠狠来一下子。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发挥好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就是妥妥的战斗力。八路军可以夜袭阳明堡，瘫痪忻口战役中打得国民党军无法抬头的日本空军，空中我够不着你，就在地面揍你！

　　1940年秋末的一天，一架日军飞机因机械故障，迫降在磁县（今属邯郸市冀南新区）车骑关村西的庄稼地里。杨三朝听到消息后，带领五名同志，身着便衣，腰里插双匣子（驳壳枪），火速赶到现场，混入围观人群。跟飞机上耀武扬威，展示蝗军先进武器的鬼子飞行员打着哈哈，慢慢靠近，趁其不备，大家迅速掏枪射击。打死日军飞行员后，他们又招呼乡亲们用麦秸秆烧毁了日军飞机。等大批日伪军从马头镇车站和周围炮楼赶来，不但“神八路”人影皆无，日本飞机连飞行员都烧成灰，骨头渣都不剩了。

　　晋察冀的敌后武工队长王树平，机智勇敢，撞长口技和化装

　　著名作家赵树理曾经这样评价杨三朝同志：

　　“在敌人稠密的据点中间走来走去，他从未有过一丝儿恐惧，每天他带领着几十条人枪和敌人搏斗着，一夜能动员五千民兵破坏西马铁路几里长。”

　　然而革命向来不是一帆风顺，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同年11月23日天亮前，杨三朝带着游击队，来到磁县后羌村（今属邯郸冀南新区）休息。昨晚他们摸进西佐村（今属邯郸峰峰矿区）牛家街，袭击了伪军新设立的据点，未动一枪一弹，就俘虏了一个班的敌人。结束战斗后，准备在后羌村休整，晚上再捅一下峰峰矿区外围的日军哨所，“检查”下他们的夜班值班情况。

　　上午八、九点钟，大家还在熟睡中，村北的哨兵发现一支皇协军部队，还有几个鬼子，大约五、六十人，向后羌村开来。接到报告，杨三朝认为这股敌人应该是来催粮要款或抓伕的，立即命令大部队同志撤到村外，自己领着一小队的二十多名队员，留在村里，就埋伏在村公所外围，准备里应外合，打他们个歼灭战。

　　刚布置村里的好战斗位置，就听见村外枪声大作，通讯员回来报告，出村设置外伏击圈的部队，遭遇大批日伪军，甚至还有敌人的骑兵，他们正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向村子包围过来。杨三朝这才明白，原来敌人是有目的而来，显然村里有汉奸（事后查明本村地主告密），把我们的情况向敌人报告了。此时村外的部队已经被敌人咬住，我们四面受敌，没有外援，只有迅速杀出一条血路，打开突破口，趁着敌人还没有形成稳固的包围圈，才能尽量带着更多的同志冲出来。

　　杨三朝烈士

　　“同志们，跟我冲！”

　　杨三朝拔出双枪，一声呐喊，二十多名游击队员，跟着就往村外杀去。一小队且战且走，竟然打出来了，到了村外的小树林，杨三朝发现警卫员孔庆丰没出来，往后面一看，小孔大腿受伤躺在远处，敌人已经离他很近，再不抢就来不及，可能落入敌手了。

　　杨三朝没有半点犹豫，迎着枪林弹雨，又往回冲去救人。虽然生死一线，但共产党员的责任感，决定他不能丢掉革命同志，哪怕一个人也不行！

　　孔庆丰同志被抢回来得救了，杨三朝同志却被两颗子弹击中要害，说时迟那时快，日伪军已经冲上来。有汉奸认识杨三朝，大喊：这就是“神八路”杨三朝！

　　紧接着，几把刺刀扎进了英雄的胸膛……

　　杨三朝烈士牺牲时，英年30岁，此时距离抗战胜利还有将近五年时间，正值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迅速灭亡中国的美梦破产了，敌后游击战正一步步把他们拖入泥沼噩梦，人民战争的怒火在四面八方熊熊燃起，一个杨三朝倒下了，无数个杨三朝站起来，他们身后更有无穷无尽拿起刀枪的中国人民。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民兵训练，沙飞

　　1941年10月15日，中共晋冀豫区委员会机关报《中国人》第四版，刊登了一篇纪念文章《烈士杨陵》，“杨陵”是杨三朝烈士十余年革命征途中无数化名之一，而作者“绪文”则是当时负责这份报纸副刊的赵树理同志无数笔名之一。文章最后，赵树理同志深情地写道：

　　“现在，他遗留下的区干队已壮大成为×百人的队伍了，被另一个英雄带领着，仍在稠密的敌人据点里穿来走去，进行着坚决的民族斗争。前天，捷报传来，他们赶走南旺村的伪军。但他们还沉痛地说：

　　‘如果杨烈士还在，这该是多么喜欢的事情呀！’”

　　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不管敌人是用枪炮，还是病毒什么下作的手段。很快日本帝国主义及世界帝国主义，都将明白这个道理。近代以来，为了让强盗们都能深刻地明白这个道理，中国人民付出了两千多万英烈的代价，留下姓名的只有196万，即便是这些有名有姓的英烈中，又有多少像杨三朝这样的英烈有名却“无名”呢？

　　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

　　1947年4月15日，磁县第十区40个村庄的群众，集资在峰峰村（今属邯郸市峰峰矿区）南，修建了一座烈士碑亭，碑文记曰：

　　“地方爱国志士、革命先烈，为拯救国家民族，参军杀敌，组织地下革命活动，英勇牺牲的事迹。”

　　碑阴记殉难烈士80余人姓名，其中就有杨三朝，还有更多我们没听说过名字，不知道事迹的“杨三朝”……

　　后记

　　看了下微博上的读书笔记，算了下时间，这篇文章我写了整整一年时间。除了搜集直南特委、邢台中心县委、大名七师和磁县、峰峰、武安和邯郸等地史料之外，其实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

　　为了革命，杨三朝带着贫农团抢自己家，烧毁地契和债契，这个我能理解，也能给大家讲，很多富家出身的革命者都这么干过：广东有大名鼎鼎“农民运动大王”彭湃，鄂豫皖有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陕西有渭华起义的领导人陈述善。但抗战爆发之初，为了给党组织、地方抗日组织争取经费，杨三朝把他父亲绑起来，倒吊在房梁上。这显然不合人心人情和今天的评判标准，在当时也是党组织不认可的过激做法。

　　这段历史，我一度忧郁，写不写出来？

　　写出来，难免有人说，你看共产党没有人性，不讲人情，毫无孝道……

　　想来想去，我认为还是要写出来，哪怕大家有看法，可毕竟那时那人就这么做了。

　　写杨三朝烈士的原因非常偶然，赵树理同志的儿子赵二湖先生是我的忘年交，老爷子生前曾送我了一套《赵树理全集》。去年因为伤腿，频繁住医院的时候，一本本来读，就读到了这篇《烈士杨陵》。杨陵是谁？搜了下各种搜索引擎，都没找到，这让我有了“破案”的欲望，好在赵树理同志为我提供了起码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