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88年前的今天
1935年1月17日
遵义会议胜利结束
对于这段历史
毛泽东主席曾评价：
“真正懂得独立自主
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遵义会议在什么情况下召开？
对中国革命有何重要意义？
01
1933年9月
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
发动第五次“围剿”
当时在中央红军担任军事总指挥的
是一名德国人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
奥托·布劳恩
中文名叫李德
李德是一个外国革命者
来中国是为帮助
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但他只是搬用
苏联红军正规战争的经验
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
1934年5月
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
由博古 李德和周恩来组成“三人团”
秘密主持筹划战略转移
在“三人团”中
政治上由博古做主
军事上由李德做主
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
由于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
犯下严重错误
1934年10月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为摆脱敌军“围剿”
保存有生力量实现北上抗日
担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重任
中共中央 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
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征程
开始长征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的
第一次大战
也是最惨烈的一次大战
红军战士用血肉之躯
冲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
战争结束时
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
锐减至3万余人
由于中央红军一再失利
毛泽东 王稼祥和张闻天
一路上探讨最多的话题就是
军事指挥和军事路线问题
张闻天在《延安整风笔记》中
回忆了这段时光：
毛泽东开始对我们解释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见。
02
在遵义老城子尹路96号
有一幢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
如今
毛泽东主席题写的
“遵义会议会址”6个大字
高悬在正门上端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
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这里举行
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
史称“遵义会议”
按照会议议程
博古先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
总结报告
他的观点引起了会场的一片争议
张黔生
中共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 原主任
按照博古的说法，就是把一切失败的原因都推向客观条件，敌人力量太强大，我们太弱小。同时他还说，因为各根据地之间的相互协调、协作不够，我们的物资供应和后勤跟不上。都强调这些客观原因。
紧随其后的周恩来
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
他明确指出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
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
并主动承担责任
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
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周恩来的态度扭转了会议形势
陈晋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原院务委员
在博古发言的时候，主要是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结为客观原因，脱开了自己的责任。周恩来的发言不一样，他实际上明确表述了我们在战略战术的指挥上也有失误，而且主动承担了责任。他对开好遵义会议，统一遵义会议参加者的认识，特别是改变遵义会议剑拔弩张，双方观点不一致的气氛起了关键作用。
随后
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
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
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
比较系统地批评了
博古 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通称为“反报告”
接着
毛泽东作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
长篇发言
对博古 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
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
战略战术问题
和此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
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
只知道纸上谈兵
不考虑战士要走路
要吃饭 要睡觉
也不问走的是山路
平原还是河流
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
限定时间打
当然打不好
王稼祥紧跟在毛泽东之后发言
第一个旗帜鲜明地
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批评了博古 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
提议请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王稼祥发言之后
张闻天 朱德 周恩来等纷纷明确表示
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03
1935年1月17日
遵义会议结束
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
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并委托张闻天起草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决议充分肯定
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
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
同年3月
成立由毛泽东 周恩来
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
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明确回答了
红军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
指出博古 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同时改变中央的领导
特别是军事领导
解决了党内面临的
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
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
确立了
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
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
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
挽救了党
挽救了红军
挽救了中国革命
从此
中国共产党在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
克服重重困难
一步步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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