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派的支延干部 “个顶个”

作者：丁淑敏来源：知青问题研究 2023-03-19 852

　　1969年初，近2.8万名北京知青到延安地区插队。1970年3月，周总理在北京召开延安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会后，周总理指示北京市委动员抽调支延干部队伍，支援延安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协助做好知青安置、管理和教育工作。同年5月，1200名北京支延干部来到延安，与北京知青、延安人民一起，共同战天斗地，同甘共苦，结下深厚的黄土情缘。

　　我是1969年1月赴黄陵县隆坊公社强村插队的，曾参加两期整顿农村组织工作队，72年底招干，成为黄陵县干部队伍中的一员，在阿党公社工作7年。在插队及工作中，我先后接触到黄陵的一些北京支延干部，他们为许多知青的人生给予了必要的教诲、帮助与支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黄陵的北京支延干部有111人，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来自北京政法系统，另一部分由北京朝阳区选派。隆坊公社的支延干部属于政法系统。强村是隆坊公社各村知青人数较多的一个知青点，也自然成为北京支延干部驻队集中的村子，先后有5名北京支延干部，在强村驻队。

　　1970年7月初，田春和来到强村常驻。他中等身材，成熟方正的脸庞，一身正气，说话快人快语，对人总是笑脸相迎，待人真挚、宽容，特别善解人意。老田的到来，带给知青情绪上的稳定，心里的依靠，极大地缓解了思乡之情。知青们的劳动、生活也也增加了许多管理的内容，如：每十天集中学习半天；北京干部不定时参加公社及县一级会议，传达一些时事内容等。知青在生产、生活中遇到难处，也主动与老田商谈，寻求化解。强村知青也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村中的劳动与建设中，有的担任村中的赤脚医生，小队妇女队长，有的负责仓库的保管，有的学着种菜、种瓜等劳动技术；知青们还开始养猪、喂鸡，丰富集体生活。

　　过了几个月，支延干部费国强、贾长友、赵明、王景廉也陆续来到强村。除了老王年纪接近50岁，其他都与老田年纪相仿，三十六七岁的样子。老费的爱人邹以新也是支延干部，据说两人是大学同学，都在隆坊公社。老费白皙的面庞，身材修长，自带文人气质，说话显得慢条斯理，平易近人中透着些许幽默。

　　赵明身材高大，人如其名，开朗平和。他在村中时间不是很长，很快就去了郑家河水库，因为擅长厨艺，在由知青组成的五七连伙房执掌。强村的几位男知青也在伙房帮厨，与赵明相处融洽，还学到做饭的技能。贾长友个子稍矮，待人宽厚，朴实诚恳。

　　王景廉身材中等，非常有学识，研究政治，关心时事，说得最多的是：要好好学习哲学，人的一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非常重要；学好哲学，会有利于你们处理遇到的各种难题。在后来的人生中，我每每遇到问题，就不由自主地想起老王的教悔，也愈发感激当年北京干部的苦口婆心。

　　北京干部虽然在村中吃的是派饭，但在生活上主动照顾我们，经常帮助我们绞水，承担重体力活，有时间也与我们一同下地劳作。强村知青老照片中有一张经典的照片，就是赵明、贾长友与知青赵新平在村中绞水的留影：老贾手握辘轳把用力绞水，赵新平手拽井绳，赵明担着桶，准备挑水。当年，陕北塬上的井有100多米深，绞水需要两三个人才能合力完成。

　　北京干部对知青的成长进步非常关心，鼓励知青在政治上高要求，积极入团、入党。插队的第二年，强村就有四五名知青加入了共青团；第四年，我提交了入党申请，请费国强做入党介绍人，经村支部大会通过，公社党委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外，老田与老费每次回京探亲，都抽出时间，对知青进行家访。

　　在北京知青大规模招工后，支延干部也分两批返回北京，大部分三年，少部分五年。老田因家庭原因，不到三年就调回北京，老费两口子却坚持到最后。

　　上世纪90年代，在外地工作了多年的北京知青陆续返回北京，强村的知青又与老田、老费联系相聚在京城。老费已经转入外企部门任职，对知青一如既往的关爱，并帮一名男知青调入外企，从事技术工作。老费退休后与人合办了一个小公司，将40多岁就内退的一位女知青招来帮忙，解决了她再就业的难题。老费77岁那年初春，突发疾病去世，当年清明，强村的多名知青前往家中祭奠吊念。

　　老田家就在呼家楼中学对面，强村的大多知青就毕业于这所学校。2013年强村知青在神路街聚会，近20名知青为老田庆贺80岁寿辰。老田回北京后，在一个国企的保卫科任职，后来老田家拆迁搬至左家庄地区，强村知青多次前去探望，还将老田加入强村知青微信群，加强联系。如今，老田已是年逾九旬，发来照片精神依旧，恭祝老人家健康长寿。

　　由于留在黄陵工作多年，我还接触到隆坊公社以外的一些北京支延干部。其中原县代表（支延北京干部负责人）崔文瑞及继任的杨庭椿给知青留下深刻印象。崔文瑞赴黄陵前在朝阳区农机局任职，50多岁的年纪，体恤民情，和蔼可亲，在支延干部中享有较高声望。他关注黄陵的建设，回京后还多次帮助黄陵配置机械设备，支援老区的发展。

　　杨庭椿更是知青的贴心人，平易近人，作风朴实，古道热肠，凡是知青的事，他都记挂在心，给予尽力帮助。老杨来延安前在北京朝阳区法院工作，返回北京后，历任朝阳法院、北京一中院院长职务。上世纪90年代，一些在外地工作多年的北京知青按政策重返北京，在联系接收单位时遇到困难，凡找到老杨的知青，他都热心帮助安置，还联系一些原北京干部伸出援手。有人很不理解，说这是你们什么人，费这么大劲帮忙。老杨说，这是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我们看着他们成长，都很正直向上，具有实际工作能力。后来这些知青都很踏实努力，在岗位上做出成绩，老杨及北京干部也很是欣慰。

　　我认识的北京支延干部，还有太贤公社的丁万民，人很朴实，对黄陵的方言与歇后语很感兴趣，还认真地收集记录；太贤公社还有一位女干部宿瑞琴，微胖的中等身材，白皙的笑脸，非常热心助人，后来朝阳区的北京干部在京聚会时，她都是热心的召集人之一；有一位年纪稍长的扈之榘，个头不高，精神十足，在知青重返黄陵祭祖时，要求随队参加，考虑到已近80岁的高龄，就婉言谢绝了。后来，老扈叫自己的姑娘陪着去了黄陵，了却思念之情；龙首公社的姚福，年纪也在50岁左右，原来在朝阳区服务行业工作，性情耿直热情；桥山公社的耿宗昌，回北京后，在朝阳区城建部门任职；同在朝阳区任职的刘各伯相对年轻，去延安之前刚结婚不久，为了安心工作，5年后回到北京，才有了自己的孩子。

　　90年代初，我调回北京，连续几年与几位知青参加了朝阳区北京支延干部联谊活动，与这些干部有了更多的接触，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工薪家庭，上有老下有小，孩子大多刚上小学，有的还在上幼儿园。他们抛家舍业，远离京城，把家庭的担子留给爱人与老人，自己听从党的安排，在陕北贫瘠土地，生活极度困苦的农村，克服巨大的城乡差别，语言与生活习惯的各种不适，努力承担管理知青与支援延安建设的重任。这对于人到中年的北京支延干部，该有多么不容易，这些干部在特殊年代中，做出了巨大的奉献。

　　在北京知青的成长中，永远留有北京干部的一席之地；在延安人民的记忆中，也永远怀有对北京支延干部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