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九:陈毅和险杀陈毅的谭余保都是伟大的共产党人
人们知道谭余保是因为他险些杀了陈毅。大家熟知陈毅,却并不深知谭余保。
今天再来回忆这段广为人知的故事,更有现实意义。
谭余保与我的父亲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前辈一样,有着共同的信念和相似的经历,都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群众领袖。据王震同志说,毛主席说谭余保是一位真正的农民群众领袖,任弼时同志称他为真正的井冈山战士。他们在毛主席地教导和带领下,在土地革命时期,创建了革命根据地。红军长征后,他们在白色恐怖,叛徒迭出的险恶环境下,九死一生。几乎是单枪匹马、赤手空拳,团结广大苏区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坚持下来,保留了革命火种。能坚持下来,靠的就是毛泽东思想,靠的就是跟着毛主席学到的本事。
把陈毅上山险遭谭余保杀头一事的历史背景交代清楚,就能更深刻得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在短短的28年取得伟大的胜利。
谭余保所在的湘赣红军游击队属任弼时领导的湘赣省委领导。红六军团长征前,由任弼时派留根据地;红军长征后,虽授权苏区中央局统一领导,湘赣红军游击队一直设法与苏区中央局取得联系,但都未成功。因此,实际上湘赣红军游击队与苏区中央局在1937年11月之前没有组织领导关系。组织关系是保证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组织原则。今天,严格的组织纪律,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仍然至关重要。
在整个三年游击战争中,项英领导的苏区中央局,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直到1937年10月4日,在南昌通过名码电报,给八路军办事处博古、叶剑英留了一封要求取得联系的电报,此时苏区中央局项、陈还不了解党中央对南方游击部队下山的方针政策。
“陈毅说:“赣粤边和党中央断了联系,已经在山里“面壁”三年了。中央政策是不知道的。没经请示中央,便擅自下山和阶级敌人谈判,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但缩手缩脚,又要丧失发展的机会。---项英,陈毅同志经过两个星期的反复研究考虑,决定利用机会先把南方各省的游击队联系起来,谈判原则是:可以同意南方各省的游击区停止武装冲突;----至于武装冲突停止后,政治上和行动上怎样处理,由中共中央负责,游击区无权谈论。于是便一面派陈毅同志下山谈判,负责联络各分散的游击区。” (宋之的:《难忘的三年——记陈毅的谈话》)
项英在1937年10月11日,打电报给博古、叶剑英,请示陈毅的上山行动。
党中央在新四军成立前后对南方红军游击队下山有过多次重要指示。1937年10月1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各游击区工作方针的指示”,该指示说:
“ 甲: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十年血战的结果,应该十分重视他们。
乙:国民党企图拔去这些战略战略支点,在西安事变后,还用了全力,用屠杀方法去拔去他们,方法不同,目的则一。
丙:把各区游击队完全集中,对于是我们十分不利的。
丁:我们应采取下列步骤,达到保存这些支点…”
由上述文件可知,1937年12月会议之前,党中央不同意红军完全下山集中。
因此秦邦宪、叶剑英无权直接回答项英电报请示的问题。1937年10月13日博、叶将陈、项的电报转报党中央,现未查到党中央回电。
“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当谭余保在山上苦斗坚持的时候,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党中央随之做出一系列决策,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让我们来回顾一下那段历史:
1935年12月17日,瓦窑堡会议。党中央提出的方针是“抗日反蒋”。毛主席提出反对关门主义,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的主张。
1936年9月1日,党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之后“联蒋抗日”策略形成。
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在实际上接受了合作抗日的政策,标志着“联将抗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937年5月3日,毛主席发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
这是党中央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递进转变,其间有过多少思想交锋,最终才统一成全党的共识。这些情况,深锁在敌军围困的山林里的谭余保们完全无从知道。
尽管当时国民党当局接受了联合抗日这一主张,但仍执行“北和南剿”的方针,蒋介石亲自下令,限期肃清各地红军游击队,企图趁红军改编的机会,拔除共产党在南方的这些战略支点。对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这段最困难、最残酷的时期,这段黎明前的黑暗,谭余保和陈毅都有切身感受。当时这些远隔党中央的南方红军游击队的领导,是非常难以认识到形势的变化而改变策略、自觉地实行党中央的“联蒋抗日”的政治主张的。
项英、陈毅也是在1937年7月11日国民党停止“清剿”后,才意识到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
1937年7月发生了国民党强令何鸣领导的闽粤边红军游击队缴械的“漳浦事件”。为了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党中央、毛主席先后十数封电报,向全党发出“何鸣危险”的警告,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地方党容易陷入右倾机会主义,这已成为党的主要危险,请严密注意”。
1937年10月2日,毛泽东致电秦邦宪、叶剑英:“南方游击队万不宜集中,项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国民党的当。”
1937年10月3日,又致电中共南方工委书记张文彬:“国民党企图集中南方各游击队,我们决不可中其计,速派人传达党的正确的方针。” 所有这些中央指示,项英、陈毅和谭余保都没有看到。
在三年的日日夜夜里,谭余保他们每天面临的是和敌人的殊死搏斗,是解决粮食,与上级完全失去联系,大形势的变化他们一无所知,而他们面临的小形势尚没有变化。看到的是国民党报纸上“项英顶不住了”、“陈毅跑去商谈投诚事宜”之类的消息。虽不相信,却也不免疑虑重重。尤其是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陈洪时早在1935年6月就已叛变。1937年6月,湘赣省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游击支队司令员曾开福又叛变。这些情况,使谭余保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应该说,他们积十几年的斗争经验所形成的对敌人的这种警惕性,是符合中央精神的。
1937年10月中旬(有文说是11月3日)陈毅就在这个背景下上山的。
陈毅上山后,和谭余保的正面接触,极富戏剧性。我们在这个历史场景中,看到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发生巨大的转变时的英明决断,看到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和谭余保的风采,表现出他们的大智大勇。
在陈毅上山前,派往各游击区的人,已有好几个被当作“叛徒”杀掉了,湘赣这里也杀过,但陈毅相信只要是共产党人,我就能说服他们。陈毅在山下最先见到了心怀警觉的段焕竞和刘培善。他的气度不凡、从容坦然和不厌其烦的讲解党的指示精神,使段、刘从感情上已经相信了陈,但他们还是从党性立场出发,向谭余保作了汇报。
在山上,陈毅说,到这里来找湘赣游击队,是陈洪时告诉他的,本来国民党方面要派陈洪时来,陈怕谭余保杀头,不敢来。陈毅上山没带中央指示,带了公开发行的毛主席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的文章,带了项英写的没有公章和私章的“介绍信”。在关系生存、生死的问题面前,不引起谭余保的警觉怀疑,反倒不正常了。
谭余保渴望听到来自党中央的声音,他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的盼望上级派人来。他内心深处是多么希望陈毅就是党派来找他们的,所以他用尽一切能想到的方法,探究陈的真实身份。他和陈毅诘问、辩解、指斥、说服,甚至使用捆绑,假枪毙等等方法,使陈毅吃了不少苦头。在那样的复杂环境中,谭余保不得不保持高度的警觉性,原则性。真正打消他疑虑的,是陈毅宣讲的党中央精神,凭着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坚强的党性原则,他相信中央根据时局变化做出的决策是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相信陈毅不是叛徒。仅仅5天,谭余保就领悟了中央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才确立起来的政治路线,这不得不说明谭余保具有非常敏锐的政治判断力和高度的政治智慧,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共产党人。
就在陈毅这次上山之后不久,谭余保的这支部队,就听从党中央的指挥,下山编入新四军一支队二营。
在新四军的组建过程中,(“1937年11月关于 新四军之编制及工作方针的决定”),也曾提议其担任第四支队副司令(1937年12月8日董必武,叶剑英关于部队编制与干部配备问题致毛泽东等电)。
说谭余保是湘赣红军游击队的主要缔造者,一点不为过。但是谭余保从没有居功,他对党没有任何要求,没有任何保留,不仅把部队完完整整交给党,还交出在万分艰苦,吃不上,穿不上,保存下、下来的经费——若干斤的黄金。收条至今保留在家属手里,弥足真贵。
谭余保在新四军最后的职务是新四军的参议。党中央对谭余保的革命贡献给予了高度肯定,点名请他出席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向与会者汇报他在南方三年游击战的经历。他还被选为七大代表,参与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讨论工作。
陈毅和谭余保就是这样,高尚无私的共产党人。他们遗留下来的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难道不值得我们子孙后代永远珍视,永远继承吗?
历史正在远去。在当事人都已离去的现在,常常有人对已有定论的历史人物、事件提出质疑、辩白、翻案。这不是不可以,但必须是严肃、严谨的。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伟大理想,为人民服务的,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政党。因此能够在任何时候,即使与上级党没有“组织”上的联系时,也能自觉地领导人民群众和敌人斗争;正因为严格遵守纪律,因此得以保存自己;正因为有伟大的信念,能够在复杂的情况下,敏锐地领会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并切实执行。
这在历史转变的紧要关头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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