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九:陈毅和险杀陈毅的谭余保都是伟大的共产党人

作者:张九九 来源:雅园物语 2023-08-07 1563

人们知道谭余保是因为他险些杀了陈毅。大家熟知陈毅,却并不深知谭余保。

今天再来回忆这段广为人知的故事,更有现实意义。

谭余保与我的父亲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前辈一样,有着共同的信念和相似的经历,都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群众领袖。据王震同志说,毛主席说谭余保是一位真正的农民群众领袖,任弼时同志称他为真正的井冈山战士。他们在毛主席地教导和带领下,在土地革命时期,创建了革命根据地。红军长征后,他们在白色恐怖,叛徒迭出的险恶环境下,九死一生。几乎是单枪匹马、赤手空拳,团结广大苏区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坚持下来,保留了革命火种。能坚持下来,靠的就是毛泽东思想,靠的就是跟着毛主席学到的本事。

张九九:陈毅和险杀陈毅的谭余保都是伟大的共产党人

把陈毅上山险遭谭余保杀头一事的历史背景交代清楚,就能更深刻得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在短短的28年取得伟大的胜利。

谭余保所在的湘赣红军游击队属任弼时领导的湘赣省委领导。红六军团长征前,由任弼时派留根据地;红军长征后,虽授权苏区中央局统一领导,湘赣红军游击队一直设法与苏区中央局取得联系,但都未成功。因此,实际上湘赣红军游击队与苏区中央局在193711月之前没有组织领导关系。组织关系是保证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组织原则。今天,严格的组织纪律,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仍然至关重要。

在整个三年游击战争中,项英领导的苏区中央局,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直到1937104日,在南昌通过名码电报,给八路军办事处博古、叶剑英留了一封要求取得联系的电报,此时苏区中央局项、陈还不了解党中央对南方游击部队下山的方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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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说:赣粤边和党中央断了联系,已经在山里面壁三年了。中央政策是不知道的。没经请示中央,便擅自下山和阶级敌人谈判,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但缩手缩脚,又要丧失发展的机会。---项英,陈毅同志经过两个星期的反复研究考虑,决定利用机会先把南方各省的游击队联系起来,谈判原则是:可以同意南方各省的游击区停止武装冲突;----至于武装冲突停止后,政治上和行动上怎样处理,由中共中央负责,游击区无权谈论。于是便一面派陈毅同志下山谈判,负责联络各分散的游击区。” (宋之的:《难忘的三年——记陈毅的谈话》)

项英在19371011日,打电报给博古、叶剑英,请示陈毅的上山行动。

党中央在新四军成立前后对南方红军游击队下山有过多次重要指示。1937101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各游击区工作方针的指示,该指示说:

“ 甲: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十年血战的结果,应该十分重视他们。

乙:国民党企图拔去这些战略战略支点,在西安事变后,还用了全力,用屠杀方法去拔去他们,方法不同,目的则一。

丙:把各区游击队完全集中,对于是我们十分不利的。

丁:我们应采取下列步骤,达到保存这些支点…”

由上述文件可知,193712月会议之前,党中央不同意红军完全下山集中。

因此秦邦宪、叶剑英无权直接回答项英电报请示的问题。19371013日博、叶将陈、项的电报转报党中央,现未查到党中央回电。

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当谭余保在山上苦斗坚持的时候,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党中央随之做出一系列决策,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让我们来回顾一下那段历史:

19351217日,瓦窑堡会议。党中央提出的方针是抗日反蒋。毛主席提出反对关门主义,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的主张。

193691日,党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19361212日,西安事变之后联蒋抗日策略形成。

1937215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在实际上接受了合作抗日的政策,标志着联将抗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93753日,毛主席发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

这是党中央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递进转变,其间有过多少思想交锋,最终才统一成全党的共识。这些情况,深锁在敌军围困的山林里的谭余保们完全无从知道。

尽管当时国民党当局接受了联合抗日这一主张,但仍执行北和南剿的方针,蒋介石亲自下令,限期肃清各地红军游击队,企图趁红军改编的机会,拔除共产党在南方的这些战略支点。对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这段最困难、最残酷的时期,这段黎明前的黑暗,谭余保和陈毅都有切身感受。当时这些远隔党中央的南方红军游击队的领导,是非常难以认识到形势的变化而改变策略、自觉地实行党中央的联蒋抗日的政治主张的。

项英、陈毅也是在1937711日国民党停止清剿后,才意识到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

19377月发生了国民党强令何鸣领导的闽粤边红军游击队缴械的漳浦事件。为了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党中央、毛主席先后十数封电报,向全党发出何鸣危险的警告,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地方党容易陷入右倾机会主义,这已成为党的主要危险,请严密注意

1937102日,毛泽东致电秦邦宪、叶剑英:南方游击队万不宜集中,项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国民党的当。

1937103日,又致电中共南方工委书记张文彬:国民党企图集中南方各游击队,我们决不可中其计,速派人传达党的正确的方针。” 所有这些中央指示,项英、陈毅和谭余保都没有看到。

在三年的日日夜夜里,谭余保他们每天面临的是和敌人的殊死搏斗,是解决粮食,与上级完全失去联系,大形势的变化他们一无所知,而他们面临的小形势尚没有变化。看到的是国民党报纸上项英顶不住了陈毅跑去商谈投诚事宜之类的消息。虽不相信,却也不免疑虑重重。尤其是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陈洪时早在19356月就已叛变。19376月,湘赣省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游击支队司令员曾开福又叛变。这些情况,使谭余保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应该说,他们积十几年的斗争经验所形成的对敌人的这种警惕性,是符合中央精神的。

193710月中旬(有文说是113日)陈毅就在这个背景下上山的。

陈毅上山后,和谭余保的正面接触,极富戏剧性。我们在这个历史场景中,看到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发生巨大的转变时的英明决断,看到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和谭余保的风采,表现出他们的大智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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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毅上山前,派往各游击区的人,已有好几个被当作叛徒杀掉了,湘赣这里也杀过,但陈毅相信只要是共产党人,我就能说服他们。陈毅在山下最先见到了心怀警觉的段焕竞和刘培善。他的气度不凡、从容坦然和不厌其烦的讲解党的指示精神,使段、刘从感情上已经相信了陈,但他们还是从党性立场出发,向谭余保作了汇报。

在山上,陈毅说,到这里来找湘赣游击队,是陈洪时告诉他的,本来国民党方面要派陈洪时来,陈怕谭余保杀头,不敢来。陈毅上山没带中央指示,带了公开发行的毛主席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的文章,带了项英写的没有公章和私章的介绍信。在关系生存、生死的问题面前,不引起谭余保的警觉怀疑,反倒不正常了。

谭余保渴望听到来自党中央的声音,他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的盼望上级派人来。他内心深处是多么希望陈毅就是党派来找他们的,所以他用尽一切能想到的方法,探究陈的真实身份。他和陈毅诘问、辩解、指斥、说服,甚至使用捆绑,假枪毙等等方法,使陈毅吃了不少苦头。在那样的复杂环境中,谭余保不得不保持高度的警觉性,原则性。真正打消他疑虑的,是陈毅宣讲的党中央精神,凭着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坚强的党性原则,他相信中央根据时局变化做出的决策是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相信陈毅不是叛徒。仅仅5天,谭余保就领悟了中央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才确立起来的政治路线,这不得不说明谭余保具有非常敏锐的政治判断力和高度的政治智慧,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共产党人。

就在陈毅这次上山之后不久,谭余保的这支部队,就听从党中央的指挥,下山编入新四军一支队二营。

在新四军的组建过程中,(“193711月关于 新四军之编制及工作方针的决定),也曾提议其担任第四支队副司令(1937128日董必武,叶剑英关于部队编制与干部配备问题致毛泽东等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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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谭余保是湘赣红军游击队的主要缔造者,一点不为过。但是谭余保从没有居功,他对党没有任何要求,没有任何保留,不仅把部队完完整整交给党,还交出在万分艰苦,吃不上,穿不上,保存下、下来的经费——若干斤的黄金。收条至今保留在家属手里,弥足真贵。

谭余保在新四军最后的职务是新四军的参议。党中央对谭余保的革命贡献给予了高度肯定,点名请他出席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向与会者汇报他在南方三年游击战的经历。他还被选为七大代表,参与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讨论工作。

陈毅和谭余保就是这样,高尚无私的共产党人。他们遗留下来的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难道不值得我们子孙后代永远珍视,永远继承吗?

历史正在远去。在当事人都已离去的现在,常常有人对已有定论的历史人物、事件提出质疑、辩白、翻案。这不是不可以,但必须是严肃、严谨的。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伟大理想,为人民服务的,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政党。因此能够在任何时候,即使与上级党没有组织上的联系时,也能自觉地领导人民群众和敌人斗争;正因为严格遵守纪律,因此得以保存自己;正因为有伟大的信念,能够在复杂的情况下,敏锐地领会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并切实执行。

这在历史转变的紧要关头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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