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犹太少年眼中的新上海：共产党是有功劳的
山姆从出生到17岁都生活在上海，对上海这座城市充满深情。他曾见证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上海新旧政权的交替，对这段历史感触尤为深刻，晚年将其整理成文。今择选部分刊登，以记之。
从出生到17岁，我都生活在中国上海，对这座城市我充满深情。当时，由于二战等原因，世界各地的许多犹太人都流离失所，并不得不踏上寻求安稳居所之路。上海迎来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这是我们的一个避难所，更是我们在战争岁月里的一个温馨家园。二战结束后，我们仍在上海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并见证了中国许多不可思议的变化。
莫干山避暑，邂逅蒋介石
1948年7月，我家决定去浙江杭州莫干山度过夏天，那是山里的一个避暑胜地，离上海有点距离。我们乘两个小时火车到达杭州，然后从杭州再转汽车到山上度假区的中心汽车站。接着我们走了一段山路，然后让挑夫抬我们到别墅。我们在莫干山一直待到8月底，避开了上海的酷暑。
那是个美妙的假期。在那儿有个游泳池，我常常去游泳。我父亲会和他的朋友玩纸牌，而女士们就打麻将，那是种很流行的中国游戏，是用一块块象牙制的牌来玩的。晚上我们会到各自的别墅串门。在我们租住的坚固的三层石屋里，我的房间在最上面，我喜欢早早醒来欣赏窗外秀丽多姿的景色和绚烂的日出，并用相机拍下来。
在莫干山度假的日子让我一生都不再碰鸡肉了。那年，鸡肉是唯一能吃到的肉。我们早饭吃鸡蛋，每隔一餐吃鸡肉，而且我们几乎尝遍了各种做法：煮，炸，做鸡丁，还有周五晚上喝鸡汤。我生生厌倦了这种饮食，当时，我便发誓再也不吃鸡肉了。
莫干山也是蒋介石最喜欢的避暑之地，他在那儿有幢大别墅。一天早上，我们在山间散步，一个军官突然出现，并命令我们绕行，原来蒋介石正在和夫人宋美龄散步。我匆匆瞥了蒋介石一眼。当时，他拄着拐杖走路，看起来很虚弱。显然，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之间的内战情况很不乐观，这让他忧心忡忡。果然，一年之后，他在中国大陆的政权就瓦解了，他和同僚以及拥护者们不得不逃到台湾岛度过余生。
即将走到尽头的旧上海
1948年8月底，我们从莫干山回到上海的时候，正是我们所知的旧上海即将走到尽头的开端，国民党政府在政治和军事上每况愈下。共产党军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与蒋介石军队的冲突中开始占上风。1945年8月，苏联介入抗日战争使中国东北（日本称其为“满洲国”）处在共产党的实际领导下。借助这个有利条件，苏联更加方便地向当时住在延安的共产党军队提供援助，而这次又给他们提供了冲出延安的机会。抗日战争期间，他们养精蓄锐，坚定政治理念，并重整军事纪律。虽然苏联的援助对共产党争夺中国统治权的竞争很重要，但其实国民党政府的失去人心和错误的政治态度，及其所作所为，也给了共产党以良机。
我在圣贞德学院的最后一年，也就是从1948年9月到1949年5月共产党军队进入上海的这段时间里，国民党政府的行政管理明显减弱。首当其冲的是金圆券的崩溃，作为一种稳定对美元汇率的主要手段，它是在一年多前才刚刚出现的。1949年6月，国民党军队已被驱逐到中国南方——广州，就在他们撤到台湾前，金圆券对美元的兑换比率变成了几百万。显然这毁灭了无数以中国货币领取固定工资的人的生活。
劳资关系很不稳定，使得像垃圾回收这样的市政服务也大受影响，街道上到处都是垃圾，恶臭滔天。我们不得不捂着鼻子走。执法机构也瘫痪了，到了晚上尤其危险。于是，为杜美公寓和其他花园洋房提供服务的弄堂里的居民联合起来，在弄堂口装了一个大型木门，并立了个小门卫房，日夜有人值班。我们要在门卫确认身份后才能从大门中的小门进去。那时我已经开始参加晚会，晚上回家很晚。我不得不使劲敲门把门卫叫醒，还要用汉语报我的名字“山姆”，这样他才会让我进去。
当时，街上的乞丐比以前多了许多，更悲哀的是常看到一些母亲带着嗷嗷待哺的小孩在街边行乞，甚至还有很多人饿死。另外，在这种恐慌中还有一些新情况出现，街上渐渐有大批的残疾士兵加入到已然庞大的乞丐队伍，他们穿着破破烂烂的制服，露出血淋淋的四肢。而国民党军队的政策是遣散那些战争中受伤的士兵，因为他们不再有利用价值了。
在这里的外国居民都颇为恐慌地看待这场内战，特别是在国民党声称誓死守卫上海，说要“打到最后一兵一卒”后。他们在主要的十字路口堆上沙袋，城市开始进入围攻局面。内战正沿着长江以北进行，但很多人觉得长江太宽不易突破。我们都猜测或许共产党会固守在长江以北，而国民党守住长江以南，这样也许就能拯救上海。
但1949年4月20日，共产党对长江上的一艘英国军舰进行炮击，即当时轰动全球的“紫石英号事件”之后，大部分人感觉长江已经无法阻止共产党的步伐。几天后，共产党军队势如破竹，浩浩荡荡渡过长江。在这种时局下，人心惶惶，外国居民坐飞机离开上海似乎只是时间问题，我的许多朋友都开始陆续离开，我受邀参加的聚会一个又一个地成了告别会。
共产党是有功劳的
1949年5月24日，共产党军队静静地进驻了上海。尽管国民党承诺要守住城市，但他们好像一夜间就消失了。
一天傍晚，父亲带着我和妹妹伊娃沿着霞飞路看共产党军队在大街上行进。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士兵们还配有大量美军装备，包括吉普车和卡车。很显然，在美军向国民党提供军事援助时，那些腐败的军官把它们转卖给了共产党。
随着成群的解放军战士和平占领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上海的命运发生了剧变，甚至比1941年12月7日日本接管外国租界时变化更大。那时，以前的旧生活还在延续，除了接收敌方侨民的资产，上海的资本主义制度结构在日军统治下基本保持不变。由于日方的战争经济需要上海庞大制造业生产的大量产品，房地产交易也仍在进行。
共产党的接管完全改变了这一切，他们试图努力消除那些外国人带来的国家耻辱和剥削的痕迹，彻底改造上海是件铁定的事情。
共产党是有功劳的。他们首先针对上海的基本病症开刀，特别是那些由于国民党政府极端不负责而造成的情况。他们发行一种新货币，与外汇并无兑换比率。新当局做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事情：在发行新的人民货币后，他们为所有商品设定了价格，特别是日常用品。这场席卷中国的通货膨胀瘟疫突然奇迹般结束了。然后，他们开始组织劳动力加入爱国运动队伍，废除反社会的罢工。于是，城市开始正常运作，小山般的垃圾被清理干净，乞丐也看不到了。
当局宣布要清理城市里让人头疼的多不胜数的苍蝇，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不是嘲笑就是怀疑。但他们最后确实做到了。到1951年9月我离开上海时，几乎已经看不到一只苍蝇。难以置信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并且如此迅速！
中国人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深恶痛绝，所以一开始，共产党当局做出的保证社会秩序和稳定的承诺就很有吸引力。共产党做宣传工作很有办法。他们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大喇叭系在主要街道的树上，它们连着一个中央播音源，持续不断地大声播放各种题材的消息，包括消灭苍蝇的运动。他们开始传递社会信息——维持起码的卫生是每个人的爱国义务，要尽可能消灭更多的苍蝇。接着就采取了激励措施，根据每个人消灭苍蝇的数量来决定“英雄”的等级。这些“英雄”受到公开通报，并通过喇叭和新接手的报纸加以表彰，这样的报纸贴满了整个城市醒目地方的布告栏。这样，有关个人的社会责任，连穷人也很容易知道了。
共产党还承诺消除饥饿，安排每个人都去工作，并保证一天至少一碗饭，这有力地巩固了人民大众对新政权的支持。
共产党对顽抗者的制裁也很严厉。顽抗者被叫作“人民的敌人”，被指控一心想阻碍国家集体的进步。为强化这种认识，他们在被看作是西方资本主义没落象征的跑马厅举行了大型审判。看台挤得满满的，那些无视法规或参与反政府活动的家伙被抓到场地中间示众。然后，一位共产党干部对着喇叭宣读了指控，聚集在看台下数以千计的人受邀表达他们的意见。在民众一致高喊“有罪”之后，按照人民的意愿，他们被当场处决。
另外，共产党在处理很多城市诟病方面也很有成效。例如禁止吸食鸦片，很多鸦片馆都被立即关闭。我不知道从医学上如何处理这些吸食者，但他们确实消失了。鸦片战争100年后，中国人终于戒掉了害人不浅的鸦片。
相同的情况还出现在卖淫业，众多妓院被关闭，妓女被安置，去从事其他有报酬的工作。几十年来基督传教士无法做到的事，共产党也成功完成了。
新中国领导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把语言标准化，采用了北方方言普通话作为新官方语言。随之而来的是扫盲运动，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最终的离开
不过，对我们来说，离开上海时有点尴尬。
美国对蒋介石政权的盲目支持，使得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处境变得有点尴尬。为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接管与统一，共产党当局做了很多努力，西方电影遭到禁播，他们的报纸和其他公共刊物被禁止流通，不利于新中国人民生产生活的一些因素被予以清除，西方的统治被逐渐瓦解。我们当时的想法是，是不是到了要离开上海的时候了……
经过一番考量，家人最终设法将我以旅行的方式送出了上海。不久，我的父亲、祖母还有兄弟姐妹们也设法离开了上海，并做了和我前一年一样的旅行。他们乘“长沙号”客船，于1952年3月8日抵达悉尼。我为他们订了一家邦迪海滨度假胜地的旅馆，并飞去悉尼与他们见面。
一家人终于高兴地团圆了。我原担心我们的分离时间会很长，也特别担心祖母是否能熬得住前往香港的艰辛的旅程，以及海上的长途航行。
父亲想在悉尼待几天，和许多在当地定居的朋友见见面。他们大部分来自上海，在第一个停靠港口——悉尼定居。我带他到处去见那些朋友，他收集了关于怎样在澳大利亚开始新生活的信息。尽管大多数人对于前景持乐观态度，他们的意见是，在澳大利亚做生意和在上海做生意是有很大不同的——由于战争的关系，物资还是短缺，而且也没有中国买办帮你铺路。
全家基本上安顿下来，大约是在一个月后，就是犹太教的逾越节了。我们要组织一个逾越节家宴，这是我们在一个新的国度的第一个逾越节家宴。节庆用品的采购是一个新的挑战，到哪里去找犹太逾越节薄饼、鱼丸冻和所有其他的东西呢？幸亏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带了一本《出埃及记》。直到我们坐下，我们6个人才意识到我们是多么的孤独。我们几乎不认识其他人，没有人可以邀请，也没有人邀请我们……
很多年之后，我们才终于有了一个大的家庭，并且家庭人口日益增多，我很开心地看到许多的家庭成员一起坐在逾越节家宴餐桌旁。但第一个逾越节家宴的孤独感——我们离开上海后的第一个家宴情景仍然会萦绕在我心头。
后来，我多次回到上海，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在上海居住过的犹太人，我们时常一起回忆那段特殊的时光。故地重游，我总是沿着东湖路、淮海路（当年的霞飞路）、向阳路（当年的拉都路）、汾阳路（当年的毕勋路）这些熟悉的街道漫步，回忆着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点点滴滴，并欣喜感受着中国的变化。
（口述/山姆·莫辛斯基 整理/余孝奇 潘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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