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光讲话：思想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决定一切

作者：王伟光来源：红色文化网 2025-01-22 40

非常高兴参加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举办的纪念遵义会议90周年学术研讨会。我发言的题目是“思想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决定一切”。“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1]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极端重要的科学论断，这无疑是千真万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成功的伟大实践的历史经验的高度总结，又是对遵义会议在我们党历史上所起到的转危为安、从逆境中走向成功的决定性、关键性作用的根本原因的科学概括。纪念遵义会议，最重要的是深刻反思在我们党百年奋斗历史进程中，遵义会议成功转折的伟大意义和真正秘诀所在，从中认真总结并汲取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经验，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历史起点上创造新的伟大成就，夺取新的更大胜利提供坚实的思想理论路线基础。今天，我着重从对毛泽东同志关于“思想政治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重要思想的理解视域，谈谈对遵义会议伟大意义的认识体会。

一、决定马克思主义政党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思想政治路线是否正确

毛泽东同志在科学总结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和根本经验的基础上，极其强调“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他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虽然犯了很多错误，把南方的根据地统统失掉，被迫举行一万二千五百公里的长征，但是没有被消灭掉，保存了一部分力量，继续搞革命，最后取得胜利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封建剥削、帝国主义剥削很厉害，这是客观原因，是经常存在的;另一个是主观原因，就是要是不克服一九三四年以前那种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把革命引向失败的教条主义的话，我们的革命早就垮台了。经过遵义会议，我们改变了错误的路线。终于我们这些人从少数变成了多数，党没有发生分裂。张国焘搞分裂，另外成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当时就有了两个中央委员会，但我们终于还是克服了张国焘路线。红军原来有三十万人，经过万里长征，剩下不到三万人，不足十分之一。党员最初也有三十万左右，经过长征，只剩下几万。但是，这时我们不是更弱而是更强了，因为我们取得了经验教训，我们的路线比较正确了。”[2]“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3]当然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所强调的正确路线决定一切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是在具备了一定的主客观条件的前提下，强调正确路线的决定性作用。

我们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是因为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言下之意，我们党的阶级基础不是什么别的阶级，是工人阶级，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既然是工人阶级政党，那么就应该把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我们党是信奉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为指南、为旗帜的党。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包涵了两层含义：一是明确了我们党的阶级性，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一是确定我们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既然从阶级性质上认定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这就决定了我们党必须始终不渝地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思想。我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岗位以后，一直在编研《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新编》教科书，人民出版社准备出版。之所以编这本书，就是要继承弘扬我们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武装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的光荣传统。上世纪60年代，党中央决定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同志担任主编，编撰了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青少年学生和党的各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教材。这本书编撰出版后整整教育我们好几代人。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时考入北京大学的，我们在大学时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使用的教材就是这本书，各级干部在党校学习也是这本书。艾思奇同志担任过中央党校副校长，上世纪60年代因病去世。他的夫人王丹一同志前几年走了，享年97岁。我在中央党校工作时候她对我说过，艾思奇同志有两个遗愿，一是编一本《新大众哲学》，一是编一本《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新编》，要随着实践发展的需要回答新的问题。你一定要完成艾思奇同志的遗愿。艾思奇同志在上世纪30年代编撰了《大众哲学》，影响和教育了革命年代的一大批人。我在2014年，用五年时间，编撰了《新大众哲学》，力图做到回答新问题。《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面世至今已60多年了，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迫切需要编一本回答新时代新问题的新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编撰《新大众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新编》这两本书，坚持的原则就是四个字“守正创新”。守正，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以贯之的基本原理，重申某些已经被淡忘的、放弃的马克思主义真理。现在，有的马克思主义道理，有人已经不讲了。比如，通常讲到马克思主义的特征，讲科学性、创新性等等，这是对的，但有的教材却不讲阶级性、革命性。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革命性。不讲阶级性、革命性就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告别革命”的错误泥淖。有的观察国际问题，缺乏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分析国际斗争，而是盲目套用西方政治理论、概念和术语。创新，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力争回答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

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然而任何一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本国的具体实践，必须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转变成指导本国实际斗争的正确的理论与路线，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和各国具体实际结合在一起，成为切合本国实际的正确的理论与路线，那么再好的理论也是空洞的，起不到实际的指导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一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一要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实现这“两个结合”，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实践的正确的理论和路线。

从理论上来说，从国外传播进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首先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转化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要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分析中国的国情实际，制定出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路线，也就是把理论转变成指导具体行动的正确的战略、策略。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创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 毛泽东思想，并具体运用毛泽东思想分析中国的国情，具体制定出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4]也就是说，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才能真正解决中国实际问题。

谈到路线，可以分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军事路线和工作路线等。思想路线是最基础、最根本的，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是哲学世界观、方法论层面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转化为我们党指导具体工作的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化和具体化。在正确的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才能够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等。当然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组织路线、工作路线等相比，更为重要。这样就可以看出三个层面：外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路线(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等)。

二、遵义会议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

为什么说遵义会议在我们党历史上起着关键性的转折作用?因为自遵义会议以来，我们党就一直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指导之下开展伟大斗争。在我们党建党100周年时，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电视剧《觉醒年代》，表现了建党始初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怎么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事实。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不等于能够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以指导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一直到遵义会议之前，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一度并不处于我们党的指导地位，起决定性作用。当然，当时党内也有健康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比如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主张。在我们党内主要先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后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作为错误的思想政治路线一度占据我们党的指导地位。由于他们错误路线的领导，先是导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又导致中央苏区损失100%，红军损失90%，放弃主要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连续遭受两次重大挫折。遵义会议之前，党、红军、中国革命面临失败的极大危险。

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 — 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看法，扯了很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就省得许多事，少犯许多错误。”[5]马克思主义三个层次：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具体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思想路线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揭示自然、社会、人的思维的客观规律而得出的基本道理，是正确的、科学的理论概括，也是不能违背的。马克思主义具体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针对具体实际问题而得出的具体结论，它是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改变的，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思想路线是起基础性、根本性作用的。正确的思想路线的哲学依据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灵魂，其具体化、中国化，就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决了正确的思想路线问题，才能解决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军事路线和工作路线等问题。思想路线错了，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军事路线和工作路线等也会错。例如，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政治路线上主张“二次革命”，把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先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搞社会主义革命……在军事路线上不要枪杆子，不搞武装斗争，在组织路线上依靠国民党，在工作路线上离开人民群众……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使我们党清醒起来。毛泽东同志第一个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主张搞武装斗争。然而，在经历“两次”短暂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之后，又产生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离开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主张“一次革命”，主张不经过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下子就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军事路线上表现为冒险主义，主张攻打大城市，“毕其功于一役”，试图一举夺取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组织路线上搞关门主义，工作路线上离开人民群众。致使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并被迫长征，放弃中央苏区、放弃主要革命根据地。在军事路线上，从军事上的冒险主义转变到逃跑主义。中央红军长征，从湘江战役，一路打到贵州遵义，损失很大，处于危机的困境。政治路线错了，军事路线错了，最根本的是思想路线错了。思想路线错了，就会导致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军事路线错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从根本上说是错在思想路线上。离开了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教条，即本本，犯了教条主义，即“本本主义”错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王明等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错误是一右一“左”，但在思想路线上犯的错误是一样的，都是主观脱离客观，理论脱离实际，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照抄照搬，一切照马克思主义本本、照共产国际指示办事，这就是思想路线错误。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的代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占上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建立了第一支人民军队，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井冈山道路，创立了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形成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等。他深刻认识到思想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决定一切，撰写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首先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6]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实际结合了，才能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毛泽东同志首先掌握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

遵义会议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我们党经过与错误路线的斗争，转变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上来。遵义会议最重要的是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实际地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实质上也就确立了毛泽东同志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的指导地位。然而，在长征路上，当时最急迫的问题，即解决红军打胜仗，从困境中走出来的问题。所以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实际的领导地位，首先解决了最为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即怎么打胜仗的问题。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遵义会议之后，在正确的军事路线指导下，四渡赤水，中央红军取得了战争主动权。毛泽东同志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长征取得了胜利，在陕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到了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解决了当时最为重要的政治路线问题。当时，民族矛盾，即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主张一致对外，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强调在统一战线中保持我们党的独立性和领导权。

到了延安，我们党建立了稳定的根据地，领导抗日战争，党和人民军队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在解决了正确的军事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等问题的同时，把解决思想路线的问题提到了重要日程。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同志开始考虑怎样彻底解决全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我们党为什么在革命斗争中存在右的和“左”的错误?根本问题是思想路线出了问题，犯了教条主义、主观主义错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脱离了中国革命实际。在抗日战争最紧迫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发动了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延安整风运动，以解决思想路线问题。艾思奇同志26岁时，即1932年，在上海写了《大众哲学》一书。因为国民党严禁马克思主义红色书籍，艾思奇把书名称作《生活哲学》。这本书在上海的刊物上连载，年轻人看了解决了思想认识问题，纷纷投奔延安，投奔共产党，投入抗日第一线。毛泽东同志读到《大众哲学》，把艾思奇同志从上海请到延安。据中央党校的老同志们回忆，在延安中央党校，有两个教员讲哲学：一是毛教员，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论》、《矛盾论》是当时的讲稿;一是艾教员，讲人类社会发展史、《大众哲学》。我看过一张毛泽东同志讲课的老照片，小凳子上放一盒烟、一杯水，毛泽东同志穿着打补丁的裤子，在那儿讲理论。当时，抗战正处于最困难时期，党中央还是把第一线的主要领导同志召集到延安参加学习、整风，可见马克思主义教育意义重大。毛泽东同志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7]这就是说，只要我们党有一二百名领导干部把马克思主义学深学透，学会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就能为解决思想政治路线问题奠定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思想路线决定政治路线，从而决定组织路线、军事路线和工作路线。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问题，下大决心抓思想路线等的教育，全党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端正并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即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才有了党的七大的胜利召开，才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功。百年党史雄辩证明，思想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决定一切。关键在于我们党必须始终如一地牢牢坚持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遵义会议以后，党内错误思想、错误路线，“左”的、右的也有出现，如王明反对关于中国共产党保持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和领导权的正确主张，但是我们党始终保持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占据指导思想的统治地位。

三、领导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是解决思想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的关键环节

怎样才能解决好思想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的问题呢?我们党的重要经验是，结合中国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实际问题。学习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即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学习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途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领导干部学好马克思主义，用好马克思主义最为关键。

我们党自成立以来，无论是革命、建设、改革时期还是新时代，都始终高度重视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这既是我们党的鲜明特色，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早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他们阅读最多的是《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资本论》、《法兰西内战》、《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国家与革命》等等。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党建党之初高度重视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学习列宁主义，并通过学习接受列宁主义而更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8]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9]我们党始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放在第一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看家本领，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学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10]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重申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强调“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11]我们党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始终包括列宁主义。但是，现在有的却不承认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质疑列宁主义、否定列宁主义、舍弃列宁主义，就离开了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指导思想的原则提法。我去年撰写了一篇文章《中国共产党人是列宁主义最忠实的捍卫者、传承者和创新者 — 纪念列宁逝世100周年》，[12]全面阐述了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强调决不能放弃列宁主义。

我们党为什么接受列宁主义呢?毛泽东同志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3]这是因为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离中国实际最近。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相结合，转化为俄国党的正确路线，转变成千百万俄国人民的革命实践。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无产阶级革命和帝国主义阶段的理论创新，在普遍性原则上适用于解决中国革命实际，也是指导中国实际的指南。

我们党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接受了唯物史观。毛泽东同志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14]。学习唯物史观，毛主席总结道，“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15]我们党从革命战争年代直到建国之初，搞了20多年的阶级斗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跑了，把蒋介石反动政权推翻了，抗美援朝又把美帝国主义打败了，我们胜利了，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所以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问题。理论武装关键是学好学懂学通马克思主义著作，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极端重要性，并且率先垂范，带头学、带头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研读过《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多部马克思主义著作。毛泽东同志带领全党的领导干部在艰苦斗争中始终坚持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著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以指导中国实践。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要求全党联系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熟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向全党提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16]的任务，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17]不断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提出，要读好《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五本马列主义的书”。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将全党干部必读的马列原著由5本增加至12本，即《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亲自倡导开展以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12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为主要内容的“干部必读”学习活动，重点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涉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内容。1964年2月15日，毛泽东同志指导中央书记处提出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读30部书的要求，[18]以提高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这30部著作包括马克思著作8本: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附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工资、价格和利润》、《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书简》。恩格斯著作3本:《自然辩证法》导言、札记和片断、《反杜林论》(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路德唯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附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列宁著作11本:《怎么办?》、《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战争》、《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斯大林著作5本：《论反对派》、《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普列汉诺夫著作3本：《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19]毛泽东同志建议将这30本书印刷“大字，线装，分册”版，希望此事于1964年年内办成，表达了“急于想看这种大字书”[20]的心情。

1970年9月27日，毛泽东同志在周恩来同志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读书问题的报告上批示：“九本略多，第一次宜少，大本书宜选读(如《反杜林论》)。”[21]周恩来同志关于高级干部读书问题的报告上列出了9本马克思主义著作：《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还有《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0年12月29日，毛泽东同志在一份关于学习问题的报告上批示。“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22]1971年3月15日，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文章送审稿上批示：“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23]

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繁忙的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都带头研读“老祖宗”的书。早在1939年，他就说过：“《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24]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面对改革开放时期带来的新问题、新情况、新挑战，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同志也都高度重视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邓小平同志亲自发起了全党大范围内的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活动。他指出，我们党要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25]他要求学好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服务，把学习的主要任务集中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他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在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来学习，而且“学马列要精，要管用”，[26]才能“不断通过学习来加强在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2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并发扬我们党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著作学习的优良传统，反复强调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求全面、系统、准确的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他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时反复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且亲自开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书单，要求领导干部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他还指出：“我们党历来重视学习，是一个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党。”[28]“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29]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也是领导干部必须普遍掌握的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30]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学习马克思主义应当从根脉上开始学，马克思主义的根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领导干部在研读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同时，要追根溯源，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31]

注释：

[1]《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7页。

[2]《毛泽东有关遵义会议的部分论述》(一九四五年五月 — 一九六四年三月)，《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页。

[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9页。

[5]《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52页。

[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1-112页。

[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33页。

[8]《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50页。

[9]《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版，第1页。

[1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1月版，第153-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