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与报刊宣传，强调领导干部要读报，善于见微知著

李先念(1909-1992)，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26年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其工作经历从军队到地方，从地方到中央，从军事工作转向经济工作，历经革命、建设、改革时期，一生富有传奇色彩。在其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高度重视、关心支持、善待善用报刊为人民服务，取得了较好成效，值得研究重视。

一、关心支持报刊的创办发展

宣传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李先念一直关注报刊宣传工作，对一些报刊的创办、发展给予大力支持，并对报刊宣传工作提出合理建议。

抗战时期，李先念在党中央领导下，深入敌后，团结带领鄂豫边区人民，开辟巩固壮大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敌后奋斗，李先念十分重视宣传工作，关心报刊宣传，典型的是对《七七报》《挺进报》《七七日报》等报刊的创办发展给予大力支持。

《七七报》创刊于1939年7月7日，后来发展为鄂豫边区党委机关报。《七七报》创刊后，一些重要的新闻和社论，都是由边区党委领导组织人员撰写或者由领导亲自撰写，李先念、陈少敏、郑位三等同志经常抽出时间审稿写稿。《七七报》在抗战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予敌伪顽以重大打击，李先念把《七七报》称作是“我们的政治大炮” 。《七七报》不仅出报纸，而且负责编印《七七月刊》，李先念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文章。《挺进报》创刊于1940年2月，晚于《七七报》，是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后发展为新四军第5师)的机关报。时任纵队司令员的李先念为报纸题了词。作为师首长，李先念、任质斌等非常重视和支持《挺进报》的工作，经常为报纸撰写评论和专文，在部署重大战斗时，都要通知报社派记者随行，有时还批准前线记者通过机要电台向编辑部发稿。与《七七报》一样，《挺进报》在出报纸的时候，还负责编印《挺进杂志》，李先念也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文章。抗日战争胜利后，《七七报》与《挺进报》合并，成立《七七日报》，作为中原局机关报，继续受到李先念的重视，发挥着“政治大炮”的作用。

《挺进报》

关于李先念重视、爱护报刊，心系报刊生存发展还有个小插曲。1942年鄂豫边区遇到了经济困难，在边区财政会议上，有同志从节约开支的角度出发提议取消《老百姓》报，因李先念说“这么小一张报纸，有人欢迎嘛”而没有取消。

诞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湖北日报》，其创办发展受到李先念的大力支持、高度关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李先念不但为筹备创办《湖北日报》创造了条件，还对《湖北日报》的发展给予大力支持。1949年5月，党中央任命李先念为湖北省委书记。5月17日，李先念致信时任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部部长潘梓年，请其将原伪《和平日报》一部已损坏但可以修理的转筒机拨给湖北省委宣传部，以便筹备《湖北日报》之用。7月1日，《湖北日报》创刊。

在李先念主政湖北、参与领导中南工作的时候，他在《湖北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署名文章。同一时期，一些报纸的创刊，他或者题词、或者写代发刊词，以示支持;有的还提了要求，如1951年7月1日，由湖北日报社负责编辑出版的《湖北农民》报创刊，李先念在创刊号上发表为该报创刊所写的专文，阐明了《湖北农民》报的宗旨，对如何办好《湖北农民》报提出了四点要求：要办得通俗易懂，让农民看得懂听得懂;要能够生动活泼地反映农民的生活和斗争;要为广大农民服务;要用一定的篇幅报道工人的生活和斗争。这对于一份报纸来说，无疑是莫大的支持。

改革开放后，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李先念，除了一如既往地关心《湖北日报》的发展，还关心支持其它报刊的创办发展，并给予大力支持，主要体现在为一些报刊题词、题写刊名、致信祝贺等方面。一是为创刊已久的报刊题词，有些除了祝贺，还有提要求、指导工作，如1983年《红旗》杂志创刊25周年，李先念题词“联系实际，改进文风，努力提高理论宣传水平”;1984年《湖北日报》创刊35周年，李先念题词“坚持党性原则，密切联系群众”;1988年《人民日报》创刊40周年，李先念题词“实事求是——祝《人民日报》创刊四十周年”。二是为报刊的出版发行题词，如1984年《中国税收》杂志出版发行，李先念题词“充分发挥税收工作职能作用，为四化建设服务”。三是为刊物题写刊名，如1985年为劳动人事部主办的《中国人事管理》杂志题写刊名，1988年为中共吉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的《革命春秋》杂志题写刊名。四是向一些报刊致信祝贺，如1989年《解放日报》创刊40周年，李先念于1988年11月专门提前致函祝贺;1989年3月《中国海关》创刊，李先念专门致信祝贺。此外，李先念在担任全国政协主席期间，于1990年1月曾将《关于<人民政协报>直接列入国家财政部补贴单位的报告》批给姚依林、王任重，指出《人民政协报》很重要，要办好，“如因经费问题停刊不好，请依林同志考虑能否列为国家财政部补贴单位。国家确有困难，能节俭的就要节俭，经费能省就要省”。 这种关心既是出于工作需要，也是他一贯重视支持报刊工作使然。

除了直接关心报刊的创办发展，李先念还曾就报刊工作提出过建议。一是办报要慎重。他认为，办报不容易，白纸黑字，有了错误跑不了、赖不掉。办报纸要少出错误、不出错误，办法就只有一条，就是要谨慎，要慎之又慎。对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他特别强调，“在涉及到党和政府的现行政策的时候，要持严肃的慎重的态度。” 二是要开门办报。他认为，报纸不能关起门来办，不能仅仅依靠记者，还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树立群众观点。这些观点即使今天看来也不过时，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二、善于从报刊中发现问题并予以指导

由于高度重视报刊并十分注重看报刊，李先念很善于从报刊中发现问题，并指导解决问题。

从乌龙陂盲目修建水库的相关报道中提出修水库的五点注意内容。1953年6月，李先念看到了《新湖南报》关于乌龙陂盲目修建水库教训的报道，专门给有关领导同志写了信，认为乌龙陂收益只有五千多亩，损失却达一千多亩，得不偿失，是未做深入了解的结果，并指出，水利局技术会议和即将召开的水利行政会议及领导农村工作的同志讨论一次，是很有意义的。领导水利战线的同志，特别是技术干部接受教训，可以避免重犯同样的错误。他进一步强调，修山谷水库是正确的道路，要肯定下来，但是兴修水库要讲究科学，要注意几点内容：不要性急与冒进;技术是决定条件;节省土地是很重要的原则;修山谷水库及大拦河坝没有经省批准，不准办;不误农时。

从抗旱相关报道中看出存在不足，并指出要增加宣传节约的内容。1953年上半年，有一件事足以看出李先念见微知著的能力。湖北省1952年遭了旱灾，1953年上半年又遇上大旱，而且“旱灾看起来是很难免除的” 。这让李先念很忧虑。在看报过程中，李先念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报纸上对抗旱、保苗、抢插的运动是注意的，他肯定这一点很好，但是对节约、防荒、备荒的宣传就注意很少。他在写给有关负责同志的信中指出，“农村要大力宣传节约，反对浪费”;“宣传节约，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也是农村工作方针之一” 。为此，他建议省委考虑这个问题，必要时要发出指示，形成节约风气。

对报纸上刊登的内容，侧重于从社会影响上认识把握。一是对可能引起消极作用的内容予以否定。1985年2月18日，李先念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作了发言并插话，其中涉及宣传工作问题，他说，从报纸上看到一个评论，叫“能挣善花”，既能挣钱，又能花钱。他进一步解释说，“能挣”有许多办法，并不都是靠劳动挣钱。投机倒把，偷人家的，抢人家的，这样的能挣就要反对。他指出，这个口号不准确。由此可见，他担心“能挣善花”可能诱导通过不合法途径挣钱。二是对积极的内容加以肯定表扬。1990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上刊载了一篇《同志颂》的文章，李先念看了之后很高兴，认为写得很好，并让工作人员向时任中宣部部长王忍之转达他对《人民日报》的意见，希望对《同志颂》这篇文章扩大宣传。李先念之所以很欣赏《同志颂》这篇文章，主要是他早就对把“同志”改称“先生”“朋友”有看法，不赞成。他认为，“同志”这个称呼，是我们人民在几十年的过程中形成的，不应该改。当然，不反对在外交场合称先生、女士、小姐、夫人。李先念在让工作人员向王忍之转达上述意见的同时，也转达了他的另一条意见，那就是他最近比较注意《人民日报》的报道，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笔谈》、颂扬大庆精神的专栏文章和一些小评论办得不错。他说《人民日报》现在像是党的报纸、党的喉舌。这是点名表扬《人民日报》。

三、对报纸上批评的事予以督促整改

报纸是舆论监督的一种载体。在网络信息不发达的20世纪四五十年代，报纸阅读者人数众多，其监督作用显著，影响很大。李先念密切关注报纸上反映的问题，高度重视报纸监督。

报纸上关于官僚主义的报道引起李先念重视并签署公布相关命令。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多地方工作中出现了官僚主义的现象，其中湖北省、中南地区也出现了官僚主义的情况，李先念很重视，努力加以纠正。如1949年11月中旬，李先念同湖北省委常委聂洪钧、王任重签署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切实纠正各级政府官僚主义作风的命令》，对官僚主义作风进行了严肃批评。事情起因是《长江日报》社会服务专栏关于咸宁县横沟桥区政府和黄陂县六指乡两例严重官僚主义的报道，引起了他的关注和重视。在《关于切实纠正各级政府官僚主义作风的命令》中，除责令大冶专区、咸宁县政府、黄陂县政府彻底追查处理外，还要求各级政府全体干部，深刻进行自我检查，以免类似事情发生。

以实际行动支持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际上是一种舆论监督行为。1950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强调要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李先念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在《湖北日报》发表《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说几句话》的署名文章，用实际行动支持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随后，《湖北日报》开辟了综合性副刊“群众园地”，每周出3—4期，栏目包括批评、表扬、建议等;开辟了“读者来信”专栏、专页，内容涉及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李先念重视报纸上反映的问题，及时写信给有关部门督办处理，形成工作制度。因为能够及时写信给有关部门督办处理报纸上反映的问题，有的还要求在报纸上刊登处理结果，这种高效的工作方式受到《长江日报》《人民日报》的关注报道、高度肯定。

七七报旧址。

《长江日报》率先报道并肯定了李先念督办处理报纸上反映的问题的事情。1950年9月8日，《长江日报》刊登了一则报道，内容是汉阳县六区区长干涉婚姻自由、写信威胁女方，区干部压制批评。当天，李先念一方面致信汉阳县政府，限期五日内查明处理;一方面致信《长江日报》，说已责令汉阳县政府在信到五日内查处，并将查处结果送《长江日报》公布。12日，《长江日报》专门报道了此事，在其编者按中指出，李先念“这种关心报纸批评的事，是值得各级政府学习的”。9月18日，《长江日报》还报道，李先念对开展报纸批评非常重视，“数次亲自写信督促各地重视报纸上的批评，检查改进工作” 。10月，《人民日报》也先后两次专门发文报道。11日，《人民日报》刊发文章《湖北省政府重视批评，写信催办成了制度》，说自从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后，在李先念的带动和影响下，在102天内，湖北省政府办公厅向与批评有关的各级政府发出94封催办批评稿件的信。对于情节比较重的，湖北省政府还会派人下乡督促检查，以便把事情经过和处理结果及早送报社刊发。在这种情况下，催办有关批评稿件就成了省府办公厅的新的制度了。26日，《人民日报》再刊发文章《<长江日报>批评工作的进步》，引用了《长江日报》的社论——“湖北省主席、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同志支持和关心报纸开展批评工作的精神，值得各地学习” 。

四、提倡干部要注意看报

看报是领导掌握信息的一条重要渠道。报纸上的信息，有些是赞美的、好的，有些是批评的、坏的;有些是党和国家政策法令，有些是民生琐事;有些是带局部性的，有些是带全局性的;有些具有特殊性，有些具有普遍性。通过看报，领导可以及时了解社情民意，了解实际情况，掌握更加全面的信息，有益于进行科学决策，为人民服务。

李先念提倡领导要看报，着眼于报纸上反映的问题，特别是批评的问题，有些可能带有普遍性，多地都存在。1953年1月，《湖北日报》“读者来信”栏目揭发了兴山县龚桥区区长及工作组长虚报复查情况、京山县石庙乡浪费劳动力现象的问题。李先念看到后，写信给中共荆州、宜昌地委及相关负责同志，肯定了《湖北日报》的揭发很有意义。同时在关于京山县石庙乡浪费劳动力现象这件事情上，李先念认为，“我想各地可能亦有如此情况，必须检查纠正此一严重现象。”他进一步指出，“干部要注意看报，并注意读者来信，不仅要看好的一面，而且特别要看批评的一面。”

注意报纸上批评一面的内容，目的在于及时整改，维护人民利益，毕竟政府方面的所作所为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福祉。但揭发政府方面或者领导干部不好的一面，可能给当事的领导干部带来不好的影响，所以有些领导干部可能阻止读者向报社反映情况。对于这样的事情，李先念主张彻查处理。1953年1月31日，李先念在给荆州地委并松滋县委的信中提到，《湖北日报》一读者揭发沙道观镇党委书记等压制批评、阻止读者向报社反映情况。李先念表示，该镇党委书记胆敢打击批评者，事情如果属实，性质恶劣，这是不能容忍的。他强调，“人人有通讯自由，不管职位多高，功绩多大，在工作中已经发生错误而屡教不改者，人人有在报上揭发的自由。” 他表示，要对这一案件彻查处理。

总之，李先念关心报刊的创办发展，关注报纸上刊登的内容，强调领导干部要读报，善于见微知著，实事求是指导工作，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设新中国、推进改革开放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