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抓 彭广明：安平县与晋察冀边区银行的深厚情缘

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后，鉴于晋察冀边区地跨晋、察、冀三省，其货币流通极为混乱，为了统一货币市场，于1938年2月，成立晋察冀边区银行(简称边区银行)，3月20日开幕营业，同日发行边区货币，这是在敌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首个金融机构。安平县地处冀中腹地。1923年8月创建了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台城特别支部。1924年8月，成立了河北省第一个中共县委——安平县委。1938年4、5月份，冀中党委、冀中行署、冀中军区暨八路军第三纵队相继在这里成立。安平县与边区银行在那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里，为共同目标，水乳相融、生死与共，至今流传着桩桩情缘故事。本文挑选了十个，以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缅怀那些为边区经济金融献身的先辈们。

一、首个分行设在安平县

边区银行成立后，逐步建立完整的金融网络。

这是1938年3月31日《抗敌报》发表的《晋察冀边区银行开幕广告》，记载边区银行分行营业地址为“安平”。表明边区银行总行成立后，决定将分行设在安平县，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唯一一家分行。

1938年5月9日，边区银行经理关学文率队在安平县正式组建了“晋察冀边区银行安平分行”。分行地址位于县城北街路东——孝仁村7号。

中国人民银行河北分行编《回忆晋察冀边区银行》第45页截图

边区银行成立初期工作人员包括经理、会计、出纳等核心岗位。主要任务是积极宣传贯彻党的货币金融政策，发行边区银行货币，开展货币斗争，代理金库，办理财政税收，支付军政费用开支。分行成立后，迅速开展货币发行、整顿金融市场，禁止伪钞流通等工作。

笔者在孝仁村7号院东南角位置采访户主崔跃沾

1938年6月17日，日军飞机对安平县城实施轰炸，安平分行迁至安平县槐林庄村。7月初，分行迁至任丘县青塔镇，改称“冀中分行”，安平改设办事处继续开展业务。

孝仁村7号现在的户主、81岁的崔跃沾先生说：“我家居住的地方就是当年边区银行用过的宅院。这是一处东西宽14.5米，南北长28米的院落。当时边区银行使用时是一个二进院，在东南角朝南是大梢门，进入大梢门，见到一处空院，用于停放马车和牲畜，北墙中间有月亮门，跨过月亮门，进入正院，有坐北朝南的三间半正房，东西有厢房。边区银行的北邻就是冀中行署驻地，仅一墙之隔，距离很近。

他说：“刚住进去那几年，下雨时院内和崔家胡同几次有坍塌的地方，听父亲说是地道，院内有地道口，地道经过崔家胡同、西街礼堂等，连着西关的出口。解放后填平了，但填土不实，所以下雨有坍塌现象。”“听父亲说，当年拆除边区银行房子时，房子是坍塌的，是1938年被日寇飞机轰炸的，还把大门炸塌了，当时看守大门的有两个人，有我们村的贺路奇和另一个人不知道叫什么，那个人当场就炸死了”。

安平分行初期虽然条件艰苦，但工作人员毫无怨言。经理、会计、出纳等核心岗位迅速就位，他们积极宣传贯彻党的货币金融政策，让每一位百姓都能了解党的金融理念;大力发行边区银行货币，让根据地的经济有了统一的流通血脉;勇敢地开展货币斗争，与敌人的金融阴谋进行有力地对抗;认真代理金库，确保财政资金的安全与有序流转;精心举办财政税收，为根据地的建设筹集资金;按时支付军政费用开支，保障了前线战斗的顺利进行。分行的同志们日夜忙碌，为根据地经济的稳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二、分行经理王俊民

在那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有一位安平县人默默投身金融战线，为革命事业倾洒热血，他就是王俊民(本名王世杰)。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原行长满村(满存智)曾在边区银行安平分行工作，在《回忆晋察冀边区银行》一书《晋察冀边区银行冀中分行始末》文章中记述了当时的历史：1938年4月下半月，边区银行总行经理关学文携带几万元(5元、1元版)尚未打印号码的新边区票，从总行所在地五台县石咀，到冀中安平县筹建分行。就在分行成立的前几天，安平县商会会长、宝昌隆布庄经理王菊农坚决拒绝担任分行经理，而是推荐安平县北街文具店经理王俊民(安平城南五里槐林庄人，即今大同新村人)。5月9日分行在安平县城北街路东开业。经理王俊民，主要负责宣传边区票。6月17日上午，日寇飞机第一次轰炸安平县城。分行大门被炸倒，一位警卫不幸牺牲。其他房屋被震裂。王俊民携分行全体人员于当日下午转移到自己家乡槐林庄村办公(出处：《回忆边区银行》第127-129页)。

安平县大同新村80岁的王志浩先生介绍：“王世杰是我家族中未出五服的爷爷。他出生于地主家庭，解放前在安平城里是颇具影响的人物，被称为安平县四大乡绅之一，他在城里拥有钱庄、绸布店、文具店等十几处店铺，买卖做得很大。他性格豪爽仗义，乡亲们在城里遇到事情或者摊上官司，找到他时，他总是毫不犹豫地积极出面打点、帮忙解决。他十分认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8年，吕正操在安平一带发展抗日武装、筹备成立银行，当时军费、经费极为紧张，王世杰没有丝毫犹豫，慷慨解囊，变卖十几处店铺，并拿出个人积蓄，给予了大力支持。1938年5月，边区银行安平分行在安平县城成立，王世杰担任经理。1938年6月份的一天，日寇飞机轰炸安平分行，他心急如焚，当日下午第一时间就让边区银行全体人员转移到自己的家乡槐林庄村，借用他堂弟王湘浩家的房子继续办公。边区银行办公的地方目前还有遗址。”王志浩指着身旁残存的宅院说：“就是这个宅院，铭记着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

笔者在安平分行槐林庄遗址就王世杰情况采访其堂孙王志浩(右)

安平县老区历史文化展览馆馆长、62岁的大同新村王建忠讲述：“王世杰是我家族的大伯，我家与安平分行旧址所在地(即王湘浩旧居)对门。1938年，王世杰在安平县是抗日动员会负责人，为支持抗日战争舍财舍命无私奉献。受吕正操托付和安平县政府指令，他协同关学文行长组建边区银行安平分行，并被任命为安平分行经理。分行迁移到我们村后，为确保银行安全，王世杰找到村党支部书记张志源，组织起一支三十多人的银行护卫队，昼夜巡逻。过了一段时间，安平分行又随冀中行署转移到沧州任丘。王世杰则留下来，改任安平办事处主任。1978年，王世杰被儿子接到北京居住，1982年离世，我对他的革命精神非常敬佩。”

王建忠所说王俊民在进入银行前是抗日动员会负责人，这在《中国共产党安平历史》有记载：“安平县抗日救国会于1938年1月改建为动员会，主任由李子寿担任，下设一处六部。其中：分配部，由王世杰、马藩荫负责。为抗日战争动员人力、物力、财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出处：《中国共产党安平历史》第68页)。

王世杰为支持边区银行发展，明知道在银行工作随时有生命的危险，但他还是把大女儿王淑贞(乳名花卿)嫁给了在银行工作的彭俊豪。彭俊豪后来在高阳县营业所工作期间，被日寇包围，突围中壮烈牺牲。

河北省安平县(槐林庄)王氏家族谱(截图)

三、酱菜铺推广边币

在那段风云激荡、全民抗战的岁月里，经济领域的每一次变革都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安平县志》载：边区银行于民国27年(1938年)发行边币(又称边区票)。在境内农村广泛流通，成为推动经济、支援抗战的关键力量(出处：安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平县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10月，第290页)。

1938年5月安平分行正式成立后，边区政府迅速发布在冀中区发行边币的公告，宣布边币与法币、河北钞同步使用，比值为1:1，并在冀中区全力投放边币(出处：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回忆边区银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第115页)。安平分行积极响应，他们取缔中南票、保商票等商业银行发行的杂钞以及各种银号、钱庄发行的纸币、钱贴;还敏锐地发现并揭露了日寇伪造7个号码的河北银行五元券的卑劣行径，1938年5月果断宣布禁止使用该类伪钞，只允许使用6个号码的河北银行五元券且贬值处理(到8月，成功将其全部挤向敌区，彻底肃清了河北票);同时规定在冀中区严禁携带和使用日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联银券，拒绝收兑伪钞。通过大力开展宣传教育，有力打击伪钞，为改变当时混乱不堪的货币金融局面，迈出了坚定且意义非凡的一步(出处：河北省金融研究所：《晋察冀边区银行》，中国金融出版社，1988年2月，第97-100页)。

安平县1935年的地图中，有个非常显眼的酱菜铺标识，且离安平分行不远，为了了解当年边币的发行情况，笔者在安平县兴贤村，采访了抗战期间酱菜铺掌柜崔连发之孙、61岁的崔子威。崔子威回忆起往事，眼中满是温情与自豪：“我爷爷崔连发，在1941年的时候是祖传酱菜铺的掌柜。我小时候，爷爷就常给我讲，1938年吕正操来到安平县，成立冀中政府，建立边区银行，发行边区票。刚开始投放边区票时，虽说有政府通告，但老百姓对这新货币实在陌生，满心疑惑，不知道这边区票到底靠不靠谱，还是更愿意使用熟悉的法币或河北银行票，对边区票敬而远之。”

“边区银行和冀中政府心急如焚，深知改变这一局面刻不容缓，于是赶忙给各村、各商户开会，苦口婆心地说明发行边区票的重大意义以及它与法币、河北票的关系等政策内容和实际情况。其实老百姓心里也清楚，当时市场上多种杂钞、河北票、法币和碎银子等流通混乱，饱受其苦，只是缺个带头接受边区票的人。巧的是，我的曾爷爷崔墨林是县政府议员，他在安平县城东街路北创办的‘万聚隆’酱菜铺，那可是远近闻名，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分店都开到了保定，名声能和保定槐茂酱菜相媲美。曾爷爷一直紧跟共产党的步伐，一听号召，二话不说，带头拥护边区票。他特意在酱菜铺门上挂出醒目的牌子，上面写着：“欢迎持边区票购买酱菜。”要知道，酱菜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可是老百姓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基本食用品。就这么着，消息像风一样传开了，一传十、十传百，对推动边区票的流通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在整个抗战期间，我家卖酱菜从来没有拒收过边区票，这是我们全家对抗战的坚守与支持。”

笔者采访抗战期间酱菜铺掌柜崔连发之孙崔子威(右)

崔子威顿了顿，又补充道：“我曾爷爷崔墨林和边区银行经理王世杰是特别要好的朋友。王世杰在安平北街的文具店离我们的酱菜铺很近，俩人空闲时就聚在一起，热烈地讨论抗战形势和边区票推广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一心想着怎么为抗战出更多力。”

忆起往昔，崔子威脸上浮现出一抹怀念的笑容：“记得1978年，我老家拆房的时候，从里面拆出了一个长40公分、宽25公分、厚20公分的铁皮木箱，打开一看，里面装的全是1941年前发行的边区票。小时候不懂事，我还拿这些边区票叠成‘四角’玩呢。这么多年过去了，家里至今还保存着一些当年的边区票，它们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更是那段抗战历史的珍贵见证。”

四、四壮士献身银行

在安平县不少共产党员和仁人志士，在那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义无反顾地投身边区银行。据不完全统计，安平县先后有王世杰、王凤章、杨子久、可芳兰等近30人参加晋察冀边区银行，为边区金融经济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有的散尽家财，有的献出宝贵的生命。这其中有四名同志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上，牺牲在边区银行工作岗位上，他们用行动诠释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与壮志。

边区银行安平分行被轰炸后的废墟

壮士之一王凤章，安平县北牛具村人，边区银行警长。这张珍藏于安平县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的照片，出自美国记者霍尔多・汉森之手。汉森(1912—1992)于20世纪30年代来到中国，用镜头真实记录下抗战时期中国军民的风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形象，以及日军的侵华暴行和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1938年3月，汉森作为首位外国人深入冀中采访;同年6月，他再次受邀采访冀中。6月16日，汉森一行抵达安平冀中行政公署，被安排入住边区银行的三间套房。这三间套房原是银行经理的住所，汉森庆幸自己有了舒适的落脚之处，却未料到第二天清晨，灾难突然降临——银行大楼成为日军空袭的目标。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从北平到延安—1938年美联社记者镜头下的中国》一书根据汉森在当时的记载，对照片注解如下：1938年6月17日，美联社记者汉森暂居的银行大楼在日军空袭中沦为废墟，一名值班警卫不幸遇难。汉森当时恰好刚离开大楼，侥幸躲过一劫。此次日军飞机在安平上空盘旋约15分钟，共投下13枚炸弹，其中4枚精准击中银行大楼，显然是一次目标明确的轰炸。(出处：宋玉武编著，《从北平到延安—1938年美联社记者镜头下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第87页)

经多方查证，汉森所记载的在日军空袭边区银行中遇难的值班警卫名叫王凤章。《安平县志》革命烈士英名录记载：王凤章，男，1906年出生，籍贯为安平县程油子乡北牛具村，1938年参加革命，担任边区银行警长，同年在安平县牺牲(出处：《安平县志》第638页)。

笔者采访王凤章的孙子王树泉(右)

王凤章的孙子王树泉介绍：爷爷王凤章1906年生，1931年入党，1938年参军到边区银行安平分行担任银行警长。我小时候听大伯王更戌说：我爷爷哥三个，他是最小的。1938年6月17日，日寇飞机轰炸安平分行前，先是投了近10颗炸弹轰炸安平盐店的军区司令部，这时，爷爷让工作人员都躲避起来，自己却一直守在银行门口，坚守岗位。一颗炮弹突然爆炸，他头部中弹，壮烈牺牲。他牺牲时，我父亲王乐才4岁，大伯王更戌才6岁。两位战友用木轮车将爷爷的遗体拉回家，家人怕奶奶承受不住，没让她看遗体。据父亲说，当时爷爷头部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因担心日寇飞机再次轰炸，家人只能将爷爷仓促埋葬在村东边的大坑中。爷爷牺牲后他的两个大侄子王更申和王更起都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王更起还参加了抗美援朝。从记事起，每年6月17日，王树泉都会到爷爷坟前烧纸缅怀。

壮士之二彭俊豪，安平县北满正村人，边区银行出纳员。战争年代的银行不同于现代的银行，在游击战争环境下，银行工作者一手持枪，一手拿账，随时准备转移、战斗、牺牲。1941年，高阳县营业所主任行员张伯龄、出纳员彭俊豪和一名警卫员，在敌人的突然袭击中被重重围困。面对如狼似虎的敌人，他们毫无惧色，与敌人展开了长达数小时的激烈战斗，最终英勇就义(出处：《回忆边区银行》第102页)。

《安平县志》革命烈士英名录记载：彭俊豪，男，1921年出生，籍贯为安平县刘吉口乡北满正村，(1938年)参加革命，冀中八分区银行干部，1941年在高阳县壮烈牺牲(出处：《安平县志》第660页)。

笔者在北京采访退休干部许英凡

北满正村90岁的北京退休干部许英凡回忆起彭俊豪时，言语间满是对往昔岁月的深深感慨。他说，彭俊豪家在村里是有名的富户，过去被称作大地主。可彭俊豪自幼聪慧好学，小学毕业后顺利考入保定中学。1938年参军时，他还积极动员担任小学教员的弟弟彭俊英，一同加入冀中军区青年教导营。彭俊豪文化素养高，珠算技艺更是出神入化，正因如此，被选入银行担任出纳员。

采访彭俊豪的侄子彭绍谦(右一)和北满正籍退休老干部白贵学(左一)

彭俊豪的侄子、82岁的彭绍谦老人，在讲述大伯的故事时，声音不自觉地带着一丝颤抖与哽咽。他说，抗战时期的银行和现在截然不同，日本鬼子频繁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银行自然成了日本鬼子重点打击的对象，银行人员每天都在生死边缘艰难地开展工作。1941年，高阳县银行营业所被敌人围困后，大伯彭俊豪毫不犹豫地让其他工作人员赶紧撤离，自己却决然留下来，一心要掩护战友们突围。他趴在猪圈沿上，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对战友的深厚情谊，与敌人激战了一个多小时，直至子弹全部打光，不幸被日寇发现，最终惨遭挑死。彭俊豪牺牲后，战友们怀着无尽的悲痛与崇高的敬意，给他买了大柏木棺材，那40多公分厚的棺材盖，仿佛承载着大家对他深深的不舍和敬重，也见证了他为革命事业所做出的伟大牺牲。

彭绍谦回忆道，大伯彭俊豪是银行经理王俊民(王世杰)的女婿，他在家时叫彭俊民，1938年参加革命，到安平银行工作后，丈人叫王俊民，他才改名叫彭俊豪。彭俊豪从小学习刻苦认真，工作也是兢兢业业。彭俊豪的珠算技艺高超，工作成效显著。据当时为他送行的战友们介绍，彭俊豪掌管的现金、账目从未出过错，在日军扫荡时总能精准完成现金的转移。1941年那场惨烈突围战中，他用算盘作掩护吸引火力，为同志们争取到宝贵生机。

彭绍谦还说，彭俊豪的父亲彭一山在河北省、察哈尔省当过县长(出处：扬子久：《人生百年》，未正式出版，第126页)，是河北省议员，在安平县威望极高。有一次警察局长行为不轨，还向他下跪求饶。大伯堂兄弟8个，6个参加了抗日战争，其中2个在抗日时期壮烈牺牲，彭俊豪1941年牺牲在高阳县，彭俊卿1946年牺牲在河间。其他6个堂兄弟在新中国成立后都担任了领导干部，其中彭俊峰离休前是军职干部(空军国营西安843厂军代表)(出处：《安平县志》第599页、660页)。

壮士之三王开印，男，汉族，安平县马店镇西长堤村人，1916年2月1日出生，1939年参加革命，晋察冀边区银行干部，1941年牺牲于保定市高阳县(出处：《安平县志》第659页)。

壮士之四崔庆云，安平县付各庄村人，边区银行战士。在太行山深处的崇山峻岭间，一支神秘的驮队始终穿梭于硝烟与战火之中。这支由数十人组成的"晋察冀边区银行二大队"，用骡马驮载着边区的经济命脉——印有"晋察冀边区银行"字样的边币，在阜平、灵寿、平山三县的沟壑中艰难跋涉。每当刺耳的防空警报划破天际，战士们便迅速将浸染油墨的纸币塞入山洞，用山核桃树枝封堵洞口。

1945年1月那个滴水成冰的黎明，阜平河畔的枪声撕裂了寒冬的寂静。当敌人的榴弹在护送队列中炸响时，一位年轻战士毫不犹豫地用血肉之躯护住怀中的钱箱，他就是崔庆云。

崔庆云的儿子81岁的崔小歪，在讲述父亲崔庆云的经历时，眼中闪烁着泪光，那是对父亲深深的思念与骄傲。他说，爷爷、奶奶都是安平县早期共产党员，育有五个子女(崔庆安、崔庆平、崔庆华、崔庆云、崔保竹)，其中三个兄弟都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战场。父亲崔庆云是兄妹中最小的，既有文化又是党员。1938年参军后，被选派到边区银行工作，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崔小歪出生后，父亲就没再回过家。当年母亲杨小弄是党员、村妇救会主任。崔小歪出生后，父亲不在身边，母亲又忙于组织妇女做军鞋、筹备军粮等抗战活动，根本无暇照顾他，以至于他婴儿时期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躺在床上，落下了脖子歪的残疾，“崔小歪”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这个名字，既是他身体的印记，更是那段艰苦岁月的见证。

曾荣获河北省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的《特别支部》一书提到：银行总行对外称晋察冀边区第二大队，通行证的签发和驻地称呼均用此名。由于局势紧张，日寇频繁侵袭，边区银行被迫不断搬迁，居无定所，只能跟随边区政府在阜平、灵寿、平山三县艰难辗转。日寇一直妄图摧毁边区首脑机关，多次发动突袭，银行的工作人员只能紧急撤离、快速行军，常常昼伏夜行，冒雨涉水，拉着骡尾前行，过着食不果腹、寝不安席的艰苦生活。在1945年1月的一次突围中，护送晋察冀边币的崔庆云被敌人的榴弹击中头部，瞬间倒在血泊之中，壮烈牺牲(出处：高宏然、李建抓著：《特别支部》，2021年7月，花山文艺出版社，第120页)。崔庆云烈士的事迹在《红色安平耀冀中》一书中，以“崔庆云保护边区银行壮烈牺牲”为题也有记载(出处：安平县政协：《红色安平耀冀中》，2024年12月，第354页)。

笔者和崔小歪在安平县付各庄村烈士碑前，拜读共产党员崔庆云烈士的碑文

崔庆云和王凤章、彭俊豪、王开印等金融战线上的烈士，他们是安平人民心目中的壮士，在波涛汹涌的时代浪潮中，挺身而出，做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壮举。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边区银行的尊严与使命。

五、杨子久终身金融

安平县北满正村的杨子久，自1938年9月考入边区银行冀中分行，到1948年7月边区银行合并至华北银行期间，历经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始终坚守在边区银行一线，开拓进取、无私奉献。《晋察冀边区银行》一书中提到：“1943年夏初，冀中党委、冀中行署、总行决定撤销了冀中分行，……杨子久等遂即调总行工作”(出处：《晋察冀边区银行》第90页)。这一情节在《回忆晋察冀边区银行》中陈尚孔、满村的文章里也有提及。

笔者采访杨子久的儿子杨虎臣(右二)

杨子久的儿子，88岁的杨虎臣先生回忆道：1938年9月，边区银行冀中分行在安平县招聘员工，仅招18人，却有一百多人报名。杨子久以优异的成绩，在前三名中脱颖而出，被录用后到当时位于肃宁县的冀中分行加印部检查科工作，主要负责在新钞票上盖章、编号，从此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当时，在生产过程中，纸币编号常出现错、重、混、漏的情况，有时成捆的纸币因重复编号而作废，造成极大的浪费(印钞的材料、纸张都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冒着风险从天津采购而来)。加印部主任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却一直未能妥善解决。杨子久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几台机器同时加印号码时，机器间编号连接不畅，容易出错;工人一天要打印几十捆、几十万张钞票的号码，工作量巨大，稍有疏忽也会出现问题。针对这些原因，他改进工作方法，创新性地建立“机器-工人-编号”三位一体管理体系，给每个工人、每台机器编号，为每个工人加印的钞票号码分别立户，同时给每人发一个小本，记录编号连接点及连接情况，以便及时检查核对，发现错误就能及时纠正。实施一个多月后，再未出现差错，实践证明这一方法切实可行，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还杜绝了错乱现象。杨子久因此受到分行表彰，不久便被提升为材料科科长兼加印组组长。

1940年春节后，杨子久被调到冀中分行，随后被分配到冀中第一专区银行办事处担任出纳组长。第一专区辖区包括饶阳、武强、献县、深北、肃宁等县，范围广阔。为躲避日军扫荡和干扰，他们每隔三五天就得转移一次，有时连续行军好几天，有时白天躲在庄稼地里，晚上行军，一般每夜行军三四十里，多的时候超过百里。行军时用骡马驮运钞票，装卸麻袋，行动不便，遇到紧急情况难以应对。杨子久研究设计出一种用人背的装置，用土布缝制成多层、多个口袋、可反复折叠的粗布背包，将各种面额的钞票分别装在不同口袋里。人背着这种背包走路轻便，钞票分类也清晰。这一设计受到领导好评与肯定，并推广到其他办事处使用，以往的“马背银行”，就此变成了“布袋银行”。

1942年5月，侵华日军纠集日伪军五万余人，对冀中军民发动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6月下旬，日军围攻任河县，此时杨子久担任冀中分行任(丘)河(间)县营业所主任。为便于隐蔽，他们停办营业所业务，遣散当地招募的职员，只剩下杨子久和金秀英(男)两人保护营业所的现金和账目。起初他们跟着边战斗、边转移的部队，后来考虑到部队分散作战，带着他们反而成为累赘，于是二人自动离开，将边区票埋藏起来，带着三支手枪和账目躲藏起来。这次日军的残酷扫荡，使冀中遭到严重破坏，根据地全部变为游击区。七月初，政府传达晋察冀边区党委决定，为保护经济干部，要求各县将经济干部全部转移到冀西山区。他们历经艰难跋涉，于8月初到达阜平县总行驻地，将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完整营业所账目、报表和枪支上交。总行经理关学文、副经理胡作宾特此接见了他，并给予鼓励。

1943年，杨子久被分配到边区银行冀西三分区办事处做出纳工作。1944年，根据地经济困难，党中央号召精兵简政，银行各专区办事处撤销，总行也只留少数人。杨子久被分配到唐县的冀西第三专区利民总店任会计股长。冀西第三专区利民总店是边区政府成立的贸易机构，主要经营布匹和粮食，负责从河北定县、唐县、完县等平原地区收购老百姓手工纺织的土布，运到山西北部灵丘、繁峙、广灵等县的山区，换取小米、玉米等粮食再运回，以供冀中军需、民用，当时称为“东布西粮”交易。利民总店采用老式土法记账，账目混乱且不规范。杨子久将在银行使用的一套完整西式记账方法传授给大家，提高了工作效率，受到领导赞赏。1945年3月，杨子久在利民总店被发展为正式党员，那颗在四处转战中的心，终于找到了归属。随后，他被调到济民药店任会计科长。济民药店主要任务是收购中草药和土特产，通过商贩直接对外贸易，把加工和收购的中药成品供应给解放区各医院和药店，生意规模较大。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3月，杨子久重新回到银行，奉命到冀西新建的位于阜平县的边区银行冀晋分行报到，组建唐县银行办事处。1948年3月，随着解放区的扩大，银行机构迅速发展，各县都要建立营业所，急需一批懂得银行业务的人才。分行派杨子久带两名干部在阜平县城营业所组建会计培训班，由他担任主任兼教员负责培训人员。当时没有教材，杨子久就把在冀中学到的西式记账法和工作经验，结合边区银行工作实际，整理编写成整套的会计制度和银行业务讲义，亲自授课，培养出一批批合格的银行业务人才。

1948年底，杨子久调到位于张家口市的中国人民银行察哈尔省分行，先后担任察北专区银行办事处主任、察哈尔省分行检查科长。1951年，他调任察哈尔省保险公司经理，1957年被派驻香港任太平洋保险公司经理，1982年任总公司监事会监事兼总公司监察室主任，为司局级，直至1986年离休。1987年，他被评为高级经济师职称。2011年，经中组部批准，他享受副部级医疗待遇。2015年，94岁高龄的他完成了自传体回忆录《人生百年》(未正式出版)，让我们得以领略这位红色金融革命家的风采。

扬子久自传体回忆录《人生百年》封面

六、佟增祥不当掌柜进银行

1938年7月冀中分行增设加印部。1938年9月，日寇进攻五台县时，边区银行和边区印刷局转移到冀中区(11月转回冀西)，为解决冀中区边币短缺问题，相应增加了壹角、贰角、五角辅币的印刷，冀中分行加印部大量招收人员，加印边区票。“这时冀中分行人员大量增加，机构人员如下：经理陈尚孔、副经理冯国俊;加印部主任解其宵、副主任佟增祥……”(出处：《回忆晋察冀边区银行》，第130页)。

佟增祥的堂孙、安平县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佟义兵同志说：我家早年是安平县有名的大户人家，有地一百四十亩，还有叫“万庆隆”罗铺，我爷爷哥三个，大爷爷佟增祥，二爷爷佟增其，爷爷佟增林。我大爷爷佟增祥天资聪颖，从小学起学习成绩就十分优异，考上了保定中学，毕业后，我的太爷爷佟洛隆让他当了“万庆隆”罗铺的大掌柜。1938年，吕正操司令员住在我们家，经常和我大爷爷佟增祥密切交谈，受吕正操的影响，佟增祥辞去罗铺大掌柜职务，去当兵到边区银行工作。我小时候听爷爷说，佟增祥最早在边区银行冀中分行加印部工作。印刷局印制的钞票还没有完成钞票的全部制作要素，是半成品，需要送到加印部完成后续工序。加印部的任务是在印刷局交付的钞票上加印图章(如经理章、副经理章)和号码，裁切、检查、封包，各道工序完成后送冀中分行出纳科发行，才算完成票，才有价值。

佟增祥所在的加印部工作上遇到了困难，就是在加印钞票过程中出现混乱，错号、缺号的钞票很多，造成很大浪费，为这事吃不香、睡不好，怎么办?后来他发现新来加印部的一个同县老乡—距离自己家乡八里路的北满正村扬子久不但工作积极，而且有头脑，爱钻研，佟增祥就叫上扬一起研究，并任命杨为加印组组长。扬经过调查，拿出了办法，进行了改革，工作程序正规了，果然消除了浪费(这事在本文扬子久一节有详细描述)，为此杨被提了职，佟增祥也受到了冀中分行经理陈尚孔的表扬。

加印部遇到打游击，就用十几辆马车或牛车拉着机器和钞票半成品，跟着部队转移。为了防止鬼子的汽车，在土路上挖了一米多深的道沟，马车、牛车沿着道沟走，人多车多，走起来很慢。后来把机器拆开装箱，用骡子驮着，提高了速度，接下来就安装机器加印票子。有时候遇到紧急情况，还会把机器埋在一个地方，等鬼子走了再拿出来继续生产。局势紧张，身体也会累，但佟增祥对工作充满了激情，带领加印部的工人都能圆满完成任务。1939年春节后在文安县打游击，遇到了鬼子，骡驮子听到汽车笛声吓惊了，加印部的人都被冲散了，太艰苦了。由于在平原拉着机器打游击太不方便工作，上级决定把冀中分行加印部1939年9月全部转移到冀西去了，佟增祥也就到冀西工作了。

笔者采访安平县东羽林村佟义兵同志(右)

佟义兵还听爷爷说，1941年夏天，冀中分行随冀中军区机关住在羽林村有十几天，银行工作人员帮助村民锄地干农活，在田间地头宣传边区的金融政策，有时和军区机关人员在小学操场打篮球比赛。银行在羽林村还召开过一个研讨会，银行办事处的、营业所的都有代表参加。村民则把银行的人、部队的人当成亲人对待，很融洽，那情景至今难忘。

冀中分行随冀中军区曾住过羽林村，这在《吕正操回忆录》也可得到印证：1985年6月，吕正操“重返冀中探亲”，来到安平县羽林村，和乡亲们聚会在小学大院，亲切叙谈。冀中军区机关经常住在这一带村庄(出处：吕正操著，《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三版，第521页)。

七、角邱村召开行务会

1940年11月，冀中分行在安平县角邱村召开了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行务会议。这次会议由各专区办事处主任参加，会议内容涵盖了当时冀中区的军事形势分析，以及如何贯彻落实政府和总行关于收兑法币、打击伪钞、维护边币的政策要求。与会者深入探讨了具体的实施办法，这次会议在激励抗战斗志、推进冀中区银行工作、开展货币斗争、统一冀中区边币市场等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采访安平县角邱村苏滨江(左)

角邱村81岁的苏滨江先生，既是当地知名的中医，也是一位著作颇丰的散文作家，尤爱地方历史文化，他的《角邱古镇》一书在当地史学界具有重要影响。据苏滨江讲述，1940年11月冀中分行召开的边区银行会议，明确了维护边币、打击伪钞的工作方针。安平县政府积极响应，率先在干部培训中落实会议精神，这年的12月举办的县、区、村干部训练班，参训规模达800余人，会上系统宣传了冀中党委、行署及银行的会议精神，全面部署了推广边币、抵制伪币的具体措施。

他说，当年，安平县委对推广边币工作非常重视，边币在安平县流通较广泛，特别是在农村，农民使用的积极性非常高。安平县采取的一系列的有力措施，主要包括：(1)在群众中深入宣传边币，揭露敌人传播谣言的阴谋，确立边币在群众中的信用。(2)明令严禁使用伪钞，杜绝伪钞流通。(3)设立货币兑换所，将伪钞兑换成边币。

苏滨江还讲述了边区银行通过武装打击和合法斗争配合达到了扩大边币，减少伪币流通的往事：1942年8月，角邱据点的日本翻译白某强令各村以棉花抵偿七万元伪币。为粉碎敌人使用边币掠夺棉花的阴谋，四区小队战士阎俊方、何方林在角邱村公所配合下，精心策划抓捕行动。他们利用白翻译嫖娼之际设伏，经过激烈搏斗终将其制服，并用绳索将其勒死。为防止日军发现尸体，采取了“连环埋”的巧妙方式——先将尸体埋入指定地点，再两次转移掩埋，最终成功迷惑敌人。这位罪恶累累的侵略者最终葬身异乡，其埋骨之地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

这段尘封的历史记忆，不仅记录了金融战线上的智慧较量，更展现了军民团结抗击侵略者的英勇智慧。从货币斗争到情报暗战，安平人民用智慧和勇气书写了可歌可泣的抗战篇章。

八、马店集突击兑换

抗日战争时期，安平县297个村，集市15处，农村集市是人流密集的交易市场，边区银行在货币流通中充分利用了这一交易市场。1938年，安平县党支部205个，党员1972人。安平分行与安平县党组织紧密合作，利用安平集市人多和党员人数多的这一优势，在集市中设立兑换点，并动员党员干部带头拥护，积极宣传边币政策，拒绝敌币，号召民众使用边币，并在集市中开展兑换活动，有力地推动了边币发行工作。1939年后，边区票发行量逐年递增;到1940年，安平县农村基本都用上了边区票。

笔者采访安平县马店镇张会军(左)

安平县马店镇95岁的张会军先生说，马店历史上逢二七有集市，且在周边属于大集。抗战时期，马店北边三里地的流罗村有敌人的炮楼，因此马店属于游击区，但老百姓不愿用鬼子票，愿用咱们的边区票。我们边区银行的同志在这里设了货币兑换点，每逢集市，就冒着生命危险来这里为老百姓服务，把村民手中的日伪票换成边区票，把破损的边区票换成新票。我小时候用的就是边区票，现在对边区票还有较深的印象。

《冀中一日》详细记载了1941年5月27日在马店集“突击兑换”的情况。《冀中一日》是反映抗战时期冀中军民生活与斗争的大众文学运动成果，诞生于安平县彭家营村。其中，《突击兑换》一文真实再现了1941年5月27日冀中分行从驻地香官村前往马店镇集市开展边币兑换的工作场景(出处：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委员会，《冀中一日》，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5月，第167页)。

在马店集上，五位奋战在货币战线的工作人员开展突击兑换伪钞和收回破旧边币的工作。为避免引起鬼子和汉奸注意，防止赶集群众产生误会而导致“炸集”，他们身着便衣，将枪支藏在衣服内。

马店集曾经热闹非凡，如今却因敌人不断骚扰，赶集人数不足300人。人们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卖菜的甚至不卸车，铁匠铺子也冷冷清清，没有生火。

工作人员在一个大院子里展开兑换工作，还在门口安排了警戒。老乡们满怀欣喜地前来兑换，看到工作人员就像见到亲人一般。一个卖肉的一边用大拇指点着23张新票子，一边笑着向卖杂货的介绍：“快去换吧!咱们的人来了，看!这新边区票，质量可好啦。”旁边的老头儿接过话茬：“啊!我身上还有一张鬼票呢，得赶紧去换了它。”卖茴香的摊主拒绝了顾客给的伪币，说道：“我不要这个票，我要边区票!”这时，兑换员恰好路过，顺手接过买茴香老太太手中的伪钞。老太太听出兑换员的南方口音，心中有些疑虑。兑换员和蔼地解释：“没事儿，跟我来吧。我们是边区银行的，专门来兑换票子。”老太太便跟着他来到临时兑换所。“老大娘，给您这张边区票。”兑换员把边区银行的票子递给她。老太太拿着新边币，满脸笑意地离开，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来兑换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纷纷将伪币换成边币，把破旧的换成崭新的。小孩子们从大人的腋窝下往里钻，年长者也不甘落后，争先兑换。

从《冀中一日》中“突击兑换”一文可以看出，边区银行工作人员为发行边区银行货币，不顾生命危险，付出了艰辛努力，也展现出边区票在安平县老百姓中的受欢迎程度，这无疑是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支撑。

九、游击银行的堡垒村

由于安平县党的基础好，冀中军区又常在安平，随之，安平县也涌现了黄城、香官、羽林、角邱、杨各庄、报子营等百余个拥护银行的堡垒村。

安平县报子营村地处滹沱河北岸，位于安平县、深泽县和安国市三县(市)的交汇区域。在抗战时期，这里是冀中地区远近闻名的堡垒村。全村共有130户人家，其中87户是堡垒户。抗战期间，边区银行冀中分行在随同冀中军区、冀中行署打游击时，常常选择在此驻扎。报子营村李杏阁曾精心救护73名八路军伤员，被冀中军区赞誉为“冀中子弟兵的母亲”。她参加过晋察冀边区群英会，解放后两次前往北京参加全国群英会，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接见，是冀中抗战期间堡垒户的杰出代表。

报子营村的老干部刘树宾回忆道：“1941年和1942年，敌人对冀中地区的扫荡十分频繁。边区银行的工作人员跟着冀中军区打游击，经常住在我们村。一开始，他们穿着八路军的服装，通常和冀中军区的领导们一同来村里。后来就改穿便服了，他们几个人一组来到村里，来了之后村干部会把他们分别安排到堡垒户家中吃住。”

笔者采访报子营村老干部刘树宾(左一)和支部书记赵虎壮(右一)

报子营村党支部书记赵虎壮介绍说：“1941年8月中旬，日寇从石家庄向安平县发起扫荡，边区银行随冀中军区向西转移到无极县境内。然而，敌人过河后也继续向西扫荡，冀中军区在8月14日夜行军，又往安平县方向转移，试图跳出敌人的扫荡包围圈。银行跟随行署行军速度较慢，没能及时跑出来。8月15日早晨，在向安平转移的途中，银行人员在深泽西大陈庄附近与敌人遭遇，敌人开枪射击。17日，银行人员陆续回到安平县报子营村。我们村老支部书记刘长友见他们疲惫不堪，赶紧把他们安置到各个堡垒户家中。银行人员集合后通报情况得知，在深泽西与敌人遭遇时，银行有一人受伤，两个骡驮子上装着的60万元新边币翻落在地。敌人走到箱子前砸开箱子，一看是新边币，就点火焚烧，最终的损失情况当时并不清楚。随后，报子营派出5名青年人配合银行人员前往出事地点寻找。当地农民在敌人扫荡过后，把边币收了起来，有完好的，也有被烧毁的。银行人员取回后清点，损失了十余万元。从那以后，银行人员一律改穿便服，不再跟随部队，而是在安平县、深泽县和安国县三县之间的各个村庄驻扎，一直到1942年5月1日。”

笔者和刘胜彩之子张铁军(右)在安平县档案馆查资料

报子营村王秀香的外孙、石家庄退休干部张铁军回忆：“抗战期间，我姥姥家在报子营村，母亲刘胜彩是拥军模范。当年姥姥和母亲把银行的工作人员都当作八路军战士。1941年冬天，有2名银行工作人员在姥姥家吃住。姥姥家东屋地下挖了地道，牲口槽就是地道的出入口。一旦有敌情，全家人和银行工作人员就一起钻进地道隐蔽。那时候，因为天灾和敌人的破坏，生活条件特别艰苦，常常只能吃糠咽菜，但母亲一家人善良淳朴，总是把粮多菜少的干粮让给干部和战士。母亲晚上怕他们受冻，就把土坯放在灶膛烧热，当作土熨斗给战士们暖被窝。”

刘胜彩的事迹在《衡水革命母亲录》中有记载：刘胜彩，中共党员，1914年5月出生，安平县报子营村人。抗战期间担任村妇救会委员，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掩护伤员、组织妇女支前，被评为支前模范。她的丈夫张政民，时任安平县抗联主任，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出处：衡水市老区建设促进会：《衡水革命母亲录》，2023年12月，第394页)。解放后，刘胜彩荣获“优秀共产党员”等多项荣誉，是河北省政协第四届委员，1980年1月、1981年10月、1982年3月三次出席河北省政协四届二次、三次、四次会议。

十、试办贷款在安平

曾任冀中分行经理陈尚孔回忆道：“1940年在安平县(冀中区的最中心最稳定的县份)曾试办过短期(一年期)信用贷款，即由县政府担保直接贷给贫困的农业户用以发展生产”(出处：源自《回忆晋察冀边区银行》，第103页)。

笔者采访安平县崔立学

安平县地方志办公室编辑部主编、70岁的崔立学同志说：晋察冀边区银行自成立到结束，始终为安平县人民发展生产、改善民生、繁荣经济、抵御外来侵略，贡献力量，给予了大力支持，保持着鱼水情深的关系。

冀中分行1940年这项贷款，推动了安平县的生产发展。崔立学回忆道：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为撰写《安平县志》组织材料，一份资料上显示，一位农民讲：“这笔款子(边区银行贷款)啊，可给老百姓顶了大事了!去年俺村合作社借来了一批贷款，我也借了25元，一部分买了食粮，一部分买了肥料。肥料施到地里，专家长得好上好，每亩多产了四五斗粮食”。实际上许多农户利用贷款购买了种子、肥料、农具等生产物资，当年即实现了增产成效;部分农户则通过购置马尾或头发，恢复了传统马尾罗制作工艺;还有人投资染料和大缸，开办染坊生意，有效解决了温饱问题。这些贷款措施在提升生产力、改善民生和开展经济斗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崔立学说：1940年的试办贷款，开辟了银行贷款扶植生产的先河。1941年，针对日军的残酷扫荡，安平县人民财产损失严重，有些农户无力进行生产的实际情况，边区银行给安平县发放了50万元的扶植生产的贷款。这在《中国共产党安平历史》资料上也有记载，1941年政府通过发放专项贷款扶持手工业发展。各村相继建立起油坊、糖坊、纸坊、酒坊、染坊、毛巾厂等作坊，有效改善了民众生活水平。党在农村的经济工作及改善民生政策的实施，极大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出现了“妻子送郎上前线、母亲送儿上战场”的感人场面。据统计，1941年全县共有600多名热血青年踊跃参军，为县大队和区小队输送了宝贵兵源。在支援晋察冀边区的斗争中，安平县妇女展现出非凡力量。在县联社和妇救会的组织下，妇女们掀起织布生产高潮。仅用两个月时间，就超额完成32000匹布的生产任务，超出计划12000匹，为解决边区军民穿衣难题作出重大贡献(出处：《中国共产党安平历史》第95页)。

试办短期贷款的成功，一直延续推广到日本投降后，边区银行加大贷款扶持生产力度。1946年春，针对耕畜短缺问题发放200万牲畜贷款，带动群众集资购畜，仅一个半月就实现牲口增值510头，全县存栏量达9907头，有效解决了春耕畜力问题。同年5月又拨付200万元发展造船事业。1947年旱灾期间，配合县联社发放1亿元生产救灾贷款，并协调裕华银号移交的3000万运营贷款，重点扶持贫雇农开展纺织、油坊、木货厂等手工业生产。1948年发放农业贷款支持开渠打井、购置农具和发展副业(出处：《晋察冀边区银行》第117页)。在这些金融举措推动下，1946年全县纺线车增至5000多辆，织布机增加4000多台，织罗机增长250余台，马尾罗产量近乎翻番。到1949年，耕地面积较1944年增加近两万亩，粮食总产量实现翻倍增长，为战后重建和全国解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出处：《中国共产党安平历史》第155页)。

结语

边区银行与安平县的深厚情缘，令人动容，深受感染。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金融，不忘初心、信念坚定的精神谱系;依靠群众，服务群众的大爱情怀;勇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鲜明凸显了革命老区安平县与边区银行的血肉联系和安平人不畏艰险、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概述这些故事，铭记深厚情缘，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今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教育价值，它将会永远激励着我们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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