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空心化治理：让广大农民共享发展成果
【核心提示】综合上述微观表象和宏观政策可以看出，农村空心化治理的路径在于从根本上破除我国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近年来，我国农村空心化倾向日渐凸现，成为当前“三农”问题的新表现。农村空心化问题既表现为农业生产主体的缺失、农村土地和房屋的闲置、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匮乏，也体现为农村社会治理基础的弱化、虚化和异化。
农民经济上的选择是农村空心化原因之一
从微观上看，农村空心化是我国市场化进程中农民基于现实比较的理性选择结果。1978年以后，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以及1982—1986年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农产品供给迅速由短缺转为盈余，农村开始出现富余劳动力，为追求更多收入，部分农民开始进入城镇就业。与此同时，1984年以后随着我国改革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尤其是到1990年代中后期农村发展滞缓，农资上涨但农产品价格低迷，“打白条”现象普遍，农村税费名目杂多、农民负担过重，各地开始出现土地抛荒现象。加之各地政府倡导“打工经济”、大力推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战略，大批青壮年农民离乡入城。即使税费改革及2006年全国范围取消农业税、种粮直补等系列惠农政策实施以后，在乡务农的收入也远低于城镇务工的收入。因此，时至今日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的脚步并未放缓。然而，在城镇务工的农民工既不同工同酬，更不能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出于经济的考虑进城务工者只能把部分妇女、小孩和老人留在农村，即俗称的“386199”留守部队。农业生产主体的严重流失既直接导致了大量土地的抛荒和房屋的闲置，也致使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乏人和村民自治的严重虚化、异化。
农村空心化是城市对农村过度汲取的结果
从宏观政策上看，农村空心化是我国二元经济体制下长期重视工业和城市，从而导致工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过度汲取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后，从“一五”计划开始我国即实施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基础极为薄弱，为保证重工业部门优先发展所必须的资源，1953年在农村先后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1955年开始推行城乡户籍制度，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制度，1983年撤社建乡(镇)。系列制度变革和配套政策的实施，一方面通过剪刀差为重工业优先发展获取了价格低廉的各种资源，另一方面通过禁止农民自由迁徙维持了社会的稳定。然而，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迄今难解的“三农”问题。尽管中国的改革大业由农村而起，但经历1980年代初的短暂繁荣之后，由于改革重心的转移和后续政策的短缺，加之二元经济体制的延续和前述相关制度的惯性制约，即使后来出台了诸多惠农政策，也未能根本扭转农村之颓势。相反，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客观上加剧了城乡的分化，以致今日严重的农村空心化问题。由此可见，从根本上讲农村空心化是我国现存二元经济体制和城乡关系异化的必然结果。
治理农村空心化关键在增强农业就业吸引力
综合上述微观表象和宏观政策可以看出，农村空心化治理的路径在于从根本上破除我国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目前体制之下，各种资源大多被汲取到城市，而优质资源更是集中到少数大城市，进而带动人口也涌向大城市。如此，既造成了大城市的拥挤及“春运”等中国特有现象，又加速了农村的空心化。为此，首先要尽早从根本上改革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废除影响“三农”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及时构建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同时应大力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政策。不仅要及时终止工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的进一步汲取，而且要持续加大国家财政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的投资力度，积极弥补此方面的历史欠账，为“三农”发展夯实基础。
农村青壮年劳力的外流，既是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阶段性现象，也是农业就业缺乏吸引力的表现。当前我国不仅农业产业单一、农业就业吸纳力低，而且农业效率低、务农收入少，农业就业缺乏吸引力。为遏制农村青壮年劳力的过度流失、避免农村生产主体的缺失，既要积极拓展农业新功能、突破传统单一的种植和养殖格局、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观光农业，又要培育新型农民、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提升农业效率和效益、提高务农收入、增强农业就业的吸引力。
数以亿计的农民常年进城务工，导致农村一些农田有抛荒、半抛荒现象，也让大量房屋闲置和宅基地浪费。大部分农民工并不能融入城市;鉴于土地的基本社会保障功能，加之取消农业税后土地保有的无成本性，所以尽管无暇耕种，进城务工农民也不愿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高房价背景下农民工只能回乡建房，结果是人走房空，致使村庄布局杂乱、土地浪费严重。对此，既要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步伐，又要及时构建新的利益分享机制，调动农民流转土地和参与土地整治的积极性，促进农地和宅基地的整治、搞好村庄规划布局，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
一直以来，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既缺乏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也缺乏参与集体管理的意识与能力，不利于农村自治。为此，应鼓励并积极培育各种农民互助合作组织，以此促进农业生产和自我服务，并通过实践培育农民集体活动的习惯和意识，积累集体管理的实践经验，提升农民参与民主管理的意识和能力，推进村庄治理。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09YJC630191)、重庆市教委科技项目(KJ1301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附文1：在城镇化发展中化解农村“空心化”难题
作者：张清俐
【核心提示】当前，我国农村出现了“空心化”现象，这折射出城乡协调发展的难题。据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2012年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全国“空心村”综合整治增地潜力约1.14亿亩，实现城乡统筹下的远景潜力可达1.49亿亩。随着城镇化的逐步推进，“空心村”已成为城乡转型发展中“喜忧参半”的现象。
当前，我国农村出现了“空心化”现象，这折射出城乡协调发展的难题。据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2012年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全国“空心村”综合整治增地潜力约1.14亿亩，实现城乡统筹下的远景潜力可达1.49亿亩。随着城镇化的逐步推进，“空心村”已成为城乡转型发展中“喜忧参半”的现象。
农村劳动力转移导致“空心化”
过去5年，中国城镇化率由45.9%提高到52.6%，转移农村人口8463万人。但正如河南大学中原发展研究院院长耿明斋所说，城镇人口的增加，并未导致农村人口的同比例减少。城镇增加常住人口中有一大部分属于候鸟式迁徙的农民工，他们并未取得真正市民身份，户籍仍在农村(户籍城镇化率只有35%)。
“农村房屋空置、农村人口结构发生变化是农村‘空心化’比较典型的表现形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志雄认为，农村“空心化”与伴随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中国人口流动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密切相关。
据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任远观察，在一些农村地区，随着大量年轻劳动力外出就业，出现了村落中基本没有青年劳动力、农业生产和经济活动萎缩、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衰落的局面。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沈关宝告诉记者，这种“空心村”现象在中国中部以及偏西地带尤其突出。但也要承认，农民从以前被“捆绑”在土地到实现自由流动，这是社会的进步。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根据自己多年的乡村调查认为，不同地区的“空心村”，“空心化”程度与“空心化”方式存在差异。从“空心化”程度来看，经济越不发达、人地关系越紧张的地区，“空心化”一般也越严重。
根据耿明斋的调查，目前“空心村”中的空心家庭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举家搬迁，逢年过节回来看看;二是儿女举家迁城，留下老人看门，逢年过节回家团聚;三是老人孩子留守，青壮年外出打工，年年候鸟式迁徙。总体来看，举家迁徙的人口比重越来越大。
除了劳动力流失，近年来一些未能科学规划的新农村社区建设带来了另一种农村“空心化”问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刘彦随组织编写的《中国乡村发展研究报告——农村空心化及其整治策略》表明，30多年来，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的高速城镇化所带来的农村“空心化”，是城乡发展转型进程中乡村聚落演化的一种特殊形态，具有人口与产业“空心化”、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空心化、村庄空间形态空心化等特征。宅地废弃、空置与低效利用是“空心村”问题的核心，“一户多宅”、“建新不拆旧”问题严峻。
“空心化”折射系列发展难题
受访学者认为，农村“空心化”折射出城乡转型发展中的一系列难题。
为何曾经被农民珍爱的土地留不住他们奔向城市的脚步?为何社会上开始出现农业后继乏人的忧虑?“传统城镇化发展中的城乡二元结构模式是农村出现空心化的主要原因。”沈关宝表示，这突出表现在支撑农村发展的农业的生产率和工业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人们都是趋利的，当种地的收入远远低于在城市从事其他产业时，农民是不愿意回到土地上的。
然而，即使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他们依然不能下决心彻底离开农村。在耿明斋看来，这构成了农村空心化的直接原因。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农业劳动力的生活空间没有随工作空间的转移而同步转移。其深层原因是两大制度难题，一是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城乡居民身份分离制度，二是以集体所有制为代表的农村土地制度。现有的与户籍挂钩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制度，绊住了农民进城的步伐。
“空心村”衍生出了更多发展难题。杜志雄认为，比较严重的是导致农村土地和房屋资源空置，不能得到充分利用，还导致了农村文化生活凋敝，农业、农村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短缺，农业后继乏人。
实施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应对“空心化”
面对农村空心化等一系列棘手难题，学者们指出，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农村空心化现象，继续稳步推进城镇化，释放未来城乡转型发展的改革红利。
杜志雄、耿明斋、沈关宝等学者认为，“空心村”在推进城镇化的特定时期内是不可避免的，这并非中国独有。
杜志雄认为，中国在人多地少情况下，面临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供给等巨大压力。沈关宝表示，我们应加大政策研究力度，将城镇化对农村冲击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
“如果没有针对性的措施进行调整，没有对国土的科学合理规划，盲目投入并不利于‘空心村’的治理。”杜志雄对当前乡村治理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批评。
1.14亿亩的全国“空心村”综合整治增地潜力能否得到释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近日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为继续推进农村农业改革、城镇化工作提出发展方向，也为解决农村空心化难题提供了解决思路。
“必须通过制度变革来解决这些问题。”耿明斋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思路是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实施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城镇常住人口全覆盖改革，加快推进农村土地确权流转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让各种要素在供求关系和市场价格引领下自由流动，各个经济主体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通过自由选择决定自己工作和居住空间的取舍，决定自己的财产形式。
以空心化为首的一系列城镇化发展中的问题也迫切需要学术界开展更多针对性研究。沈关宝认为，各个学科可以从不同视角开展研究，比如社会学应该考察“空心村”所衍生的农村社会结构、家庭结构、婚姻生活、教育等问题;政治学则应该关注青壮年劳动力缺失的情况下农村基层民主选举活动如何开展、城乡之间公共产品均等供给等问题;乡村经济与城镇经济两者之间是怎样的框架结构则是经济学研究需关注的。
耿明斋表示，与此同时，还要研究那些暂时走不了或许可能永远也不会走的农村人口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福利保障的办法，研究随着从农村迁出人口的规模越来越大，传统农村村落的存废及改造方式，研究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规模和投入方式，还要研究农村土地实现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经营方式演化的途径。
附文2：农村人口结构失衡 人口迁移流动性壁垒亟待破除
作者：任远
【核心提示】当下对农村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农村日益成为“386199”部队，即农村基本只有“妇女、儿童和老人生活”。人口结构对农村发展的压力严重高于城市地区和国家的平均水平。
当下对农村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农村日益成为“386199”部队，即农村基本只有“妇女、儿童和老人生活”。人口结构对农村发展的压力严重高于城市地区和国家的平均水平。
农村社会家庭基础弱化养老压力突出
农村地区人口结构恶化，不仅体现在非生产性人口比重较高，更突出体现在城镇化进程中带来的农村留守人口和家庭生活分裂问题。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除了6000万留守儿童，我国农村还有4000万留守老人、5000万留守妇女。有的家庭丈夫在外打工，妻子、子女与老人在农村生活;也有的夫妇共同在外打工，子女和老人在农村居住。这类家庭生活分裂问题比人口结构压力更加严峻，使得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功能弱化、农村家庭劳动力不足、家庭不稳定性增加，农村养老问题也更加突出。而老年人照料第三代一定意义上剥夺了老年人口的生活福利，涉及更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农村社会的家庭基础弱化，强化了农村发展的脆弱性和生活风险。
农村人口结构恶化和家庭衰落还在继续。当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群体逐步进入老年，难以在城市继续就业，将逐步从城镇劳动力市场退出，但他们没有城镇户籍和相关社会保障，难以在城市永久居住，不得不返回农村，这会加剧农村的养老压力。这也意味着，如果户籍制度改革不能加快推进，从城镇返回农村的老年迁移人口将滚动积累，进一步推动农村人口结构老龄化，加剧农村发展的负担和养老压力。
农村以人力资本净流失支撑城市发展
城乡人口迁移所带来的农村人口结构恶化，不仅是年龄结构的失衡，更在于迁移使农村人力资本流失。迁移人口一般比不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高，他们有更强的能力和意愿在城镇中长期居留。因此农村人口的“进城”和“返乡”，甚至构成了一种“成功者”和“失败者”的分化机制。因此，实际上当前农村不仅通过农产品流通环节和土地流转环节支持着中国城镇化和城镇发展，也通过人力资本的净流失支撑着城镇化推进和城市发展。在此过程中，农村由于优秀人力资本的流失，限制了更快发展的能力和潜力。
当前农村人口结构恶化，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发展的压力，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并从人口基础上决定了未来城乡发展的继续失衡。因此，统筹城乡发展和平衡城乡发展，必须充分认识农村人口结构恶化的不利影响和潜在不利影响，重视农村人口结构问题的解决。
户籍和城乡体制壁垒致被迫留守
出现农村人口结构恶化和家庭分裂性的留守人口问题，很大程度上与人口迁移流动的限制有关。其中包括户籍制度限制，城乡分化、地区分化的教育体系和福利体系限制。例如，农民工子女由于城市生活成本较高，不能陪伴父母迁移流动;随父母进入城镇的农民工子女也无法入读当地公立高中和在当地参加高考，只能再次回到户籍地学习。城乡有别的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制度安排，导致农村人口在城镇化进程中被迫留守，限制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也限制了进入城镇的农村移民成为城市的稳定劳动力。
破除人口迁移流动性壁垒，是促进城镇发展、支持农村发展的关键性制度改革。相关户籍制度改革和城乡体制改革非常迫切。通过增加城镇就业机会吸纳更多劳动力，使得子女和家庭成员稳定居住、发展，会提高迁移流动人口的福利和生活质量，也会减缓农村发展的压力。进一步强化市场机制，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实际上有利于城市本身，也有利于农村发展。
鉴于农村家庭功能弱化严峻，通过更有效的社区建设、社会体制建设增强农村公共服务，成为当前农村人口变动基本背景下的重要工作。
（本文系复旦大学“985工程”项目“户籍制度改革与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研究”（2011RWSKQN010）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附文3：山东禹城牌子村 “空心村”的样本
【核心提示】秦庆武说，对于解决“空心村”衍生的问题，有条件的地方应继续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在山东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大城市郊区，率先推进迁村并居，通过人口适度集中，来解决农村空心化问题。同时，要完善各项政策，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选择，尊重市场规律。
山东省禹城市伦镇牌子村大致位于省会济南西北部50公里处，是一个普通的鲁西北地区村庄。这个村子的“出名”源于2013年8月，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刘彦随将该村作为“空心村”的典型样本向李克强总理做了讲解汇报。
牌子村周边交通发达，308国道紧邻该村，距该村不远的禹城，京沪、济邯铁路及青银高速穿城而过。发达的交通让这里的村民有了更多外出谋生的机会，外出打工成了村子里很多年轻人的选择。
牌子村书记宋加明告诉记者，该村有640人左右，其中70岁以上老人有100多，在青壮年群体中， 常年外出打工的有50—60人。此外，该村还有200余位村民在村庄周边打工，这一现象符合很多学者的判断。
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秦庆武告诉记者，山东与安徽、江西、四川等纯劳动力输出省份有很大不同。山东是工业大省，县域经济比较发达，9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是在省内转移，其中一半以上是在县内转移，距离农村的家比较近，因此劳动力转移是“就地就近”的情况。
与很多“空心村”类似，由于劳动力转移，在牌子村很少能见到青年人，老人、孩子及年久失修甚至倒塌的房子则是最常见的。记者在一处已经废弃的院落里看到玉米秸秆矗立在院中，因常年无人居住，一些村民将院子里的土地平整后种起了庄稼。
同样因为交通便利，一些外来人开始承包牌子村的土地，种植蔬菜等经济作物搞集中经营。该村村民孟照英告诉记者，他们一家已经将10多亩地承包出去了，每年收益15000多元。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亩地种植两季，分别为玉米和小麦，除去种子化肥等前期投入，收成好的年份大约每亩地能赚1500元左右。“现在将地对外承包，承包费每亩每年是1300元，与自己种差不多。” 孟照英认为，土地承包流转是件好事。
宋加明告诉记者，牌子村有近2000亩土地，2013年11月，该村以每亩1300元的价格将1000多亩地承包出去，集中种植芹菜、茄子、白菜等蔬菜。牌子村土地流转的开展，也让更多的村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开始外出打工。孟照英告诉记者，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一直在禹城从事装修工作，二儿子原本在家种地，土地流转后也将自己的地承包出去，开始和大儿子一起在禹城做装修。
因为土地流转，牌子村的人口或许会进一步向周边城市集中。秦庆武说，对于解决“空心村”衍生的问题，有条件的地方应继续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在山东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大城市郊区，率先推进迁村并居，通过人口适度集中，来解决农村空心化问题。同时，要完善各项政策，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选择，尊重市场规律。
事实上，对于牌子村来说，破败的房屋应该如何整治一直是村民关心的问题。宋加明说，几年前，一直说撤村并居，但对于牌子村是否搬迁、何时搬迁目前仍没有具体的时间表。
“撤村并居涉及村庄整体搬迁，其中资金是最大的问题。”宋加明告诉记者，因为涉及补偿问题，现在村里盖新房子已不再批宅基地了。如此来看，牌子村房屋破败的现实还将在一定时间内继续存在。
附文4：湖北鄂州张远村：着力发展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业
作者：张杰
【核心提示】随着人口的大量外移，对于不少“空心村”来说，很多问题也接踵而来：荒芜的土地应如何有效利用？如何有效照顾留守人口？面对“村落文明裂变和新生的艰难”，探寻当今农村经营管理和生产生活的转型之路变得现实而迫切。
从武汉出发，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到达张远村所属的涂家垴镇。从镇上乘坐当地人“拉客”的三轮车，穿过曲折的乡村公路，张远村便呈现在眼前。
春节不回村成常态
这是一个坐落在鄂东南部深处的小山村。远远望去，几十座或新或旧的房屋依山而建，散落在狭长的山坡上。据当地人说，该村由大小不一的数十个小“村落”组成，当地人称之为“湾子”。
走进张远村村民委员会所在的“湾子”，可以看到，众多鱼塘并排列在村子的东南面。据当地村民说，因为紧靠梁子湖，这里的鱼塘属于特种水产养殖科技试验示范基地，也是全国基层农技推广补助项目。沿着村前修建的乡村公路缓步前行，可以明显地看到，部分新建的住宅集中在村庄外围，而村庄仍存有大量的残败老屋，形成外实内空、外新内旧、外齐内乱的格局。
村民张学和已经记不清是哪一家最先离开村子的，但他很快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搬家的村民越来越多。近年来，村里走掉了近一半人家。他说，外出的村民大多在附近的城市打工，有的过年回来，有的常年在外。
他指着自己房子前面的一处破败的房屋向记者说，那是他哥哥的房子，人早已经搬走，只剩下这个破房子。记者看到，这个房子因常年无人居住，门窗已经损坏，一些角落甚至挂上了蜘蛛网。
张学和有四个孩子，都已经在武汉、鄂州、黄冈等地买房定居，只剩下老两口守护着自己的房子。“春节的时候，孩子们都会回来过年，那时候会很热闹。”在张学和的意识里，孩子们进入城市是一种进步，言谈之间，他难以掩饰内心的骄傲。
这个常年以种地和打渔谋生的传统村落，终究没有挡住城市化的冲击——青壮年挤入城市讨生活，一家家搬离了村庄。对于很多村民来说，春节不回村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
在村委会办公室，村委会主任张才学向记者介绍说，张远村共有1390余人，其中常年在外的有1040余人，留守在村里的多是老人和孩子，整个村子的劳动力不足90人。
学者为村庄发展出谋划策
事实上，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张远村的变迁是中国千万个村落的缩影。
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沈关宝看来，城乡之间生产率的巨大差异、农村人口的不断外移、土地承包权的流转等是推动“空心村”形成的主要原因。
“从宏观上来看，城市化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改造村落社会结构的必由之路。而且我们通常认为，这个城市化的过程是充满农民的欢庆、喜悦和梦幻的。然而，在村落城市化的最后一环，在村落的终结点上，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千年村落文明裂变和新生的艰难。”李培林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随着人口的大量外移，对于不少“空心村”来说，很多问题也接踵而来：荒芜的土地应如何有效利用?如何有效照顾留守人口?面对“村落文明裂变和新生的艰难”，探寻当今农村经营管理和生产生活的转型之路变得现实而迫切。
在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学者的帮助下，张远村的探索已经开始。为了盘活张远村土地、房屋、资金、资产，增加农户收入，2013年11月8日，张远村成立了“土地综合服务专业合作社”。张才学向记者介绍说，合作社依法开展土地流转、房屋信托经营、资金互助服务，并提供农业技术、购销、加工、信息、咨询、养老、健康教育、环保教育、乡村旅游、水利等生产生活服务。
“通过土地流转的形式，目前我们的合作社已经掌握了全村1000多亩地，未来将开展规模化经营。”张才学说，出让土地经营权的村民，每年将获得每亩200—300元的受益，对于本村年满60岁的老年社员，自愿缴纳3000元资格股金的老年人，每年将会获得600元的固定分红。
当前，张远村正着力发展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业。张才学介绍说，当前，通过土地有效流转，他们正在建设蓝莓基地。2013年7月，他们召开了首届梁子湖蓝莓节，接待游客4000余人，为当地中老年人创造了就业机会，“通过种植蓝莓，我们村五六十岁左右的村民，每个月将获得900元的收入”。
张才学说，未来，在邀请专业公司做好规划设计和统一队伍施工的前提下，张远村将实施“穿衣戴帽”工程，对村民房屋立面进行改造，彰显江南水乡的建筑风格。加强村庄周边、村内道路两旁、庭前屋后的绿化美化，鼓励有条件的湾组建设公共绿地或小公园。发展庭院经济，做到宜林则林、宜果则果，形成四季常青、瓜果飘香的良好生态环境。
此外，张远村还将发展乡村旅游，打造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历史人文景点。挖掘排子锣、秧歌等民俗文化，组建一家民俗文化演出公司，为游客提供具有浓郁乡情的乡村文化大餐。
“很多村民离开了，但村庄总要发展，基于我们村的实际，加上学者的规划、帮助和指导，相信未来我们村会有另一番景象。”采访结束时，张才学说，他们正在整治村子环境，清除杂草垃圾。明年，村前乡村公路南侧的空地上，将会种植花草。那时，村子将变得漂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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