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大时代要有大担当”等8则
金一南：大时代要有大担当
对中国来说，2014年是最具希望之年，也是最具挑战之年。国际上，关于中国经济陷入严重困境、甚至可能崩溃的预言甚嚣尘上，盼着中国蜕变、走向混乱的别有用心者也不在少数。国内舆论场上，有真心希望国家走向繁荣进步的，也有为反对而反对、不管做什么都说不行、不管怎么做都喊不对的。这一切，都发生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刻。简单事实与复杂思绪之间的巨大反差，优裕生活与激烈话语之间的强力冲撞，似乎就像火车头行驶越快轰鸣声越大一样，以一种另类方式，印证着中华民族的复兴。越有批评，越易清醒;越是诋毁，越能坚定。因为有个基本的事实摆在那里：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民族复兴这一伟大目标。大时代中有些牢骚，不足惧;大时代中的大担当，尤可贵。今天，我们拥有前辈从未拥有过的巨额物质财富，面临前辈从未遇到过的复杂问题。我们的发展到了攻坚期、改革进入深水区，好干的、代价小的、得罪人少的、见效快的，基本都做完了，剩下的几乎都是难干的、得罪人多的、见效慢的。今天，需要一批不以眼前利益和任内利益为最高追求，而以追求长远利益为己任、锐意进取、敢于担当的党员干部。大时代有大挑战，更有大机遇，大时代要呼唤大担当。担当本身，即是对共产党人执政能力的大考验，不是概念的相互证明和反复演绎，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在不怕碰得头破血流的实践中切实向前推进。
(来源：《人民日报》2014年2月12日)
郝立新：文化建设需要有正确的价值目标引导
文化自身的繁荣和发展需要有正确的价值目标导引。当前需要重点关注思想教育和文化体制改革中的价值目标问题。首先是宣传思想工作的两大价值目标及其实现路径。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从思想理论建设的角度看，增强国家精神力量，应从几个方面着手：一是重视和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进行理论和思想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思想境界和理论素养;二是通过国民教育体系进行思想理论教育，提升青年学生的道德思想水平、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三是利用各种传媒手段向全社会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提高全体公民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其次是文化体制改革路线图中的价值取向。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文化体制改革是社会“五位一体”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改革的价值目标是：以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正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文化改革的价值原则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
(来源：《光明日报》2014年2月19日)
姜微：作风建设必须突出“问题导向”
看不到问题，是最大的问题;看到问题而不解决问题，是最不能容忍的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以问题意识保持清醒头脑，对包括政法队伍在内的所有党员干部抓作风，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能否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说到底就是能否认真践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总要求的“试金石”。如果没有认真精神，马马虎虎，大而化之，必然对作风问题不知不觉，对腐败侵蚀肌体麻木不仁，也不可能对作风问题和腐败行为较真。因此，看不到问题，看到问题而不解决问题，恰恰是作风建设中的大问题，对此决不能等闲视之。以问题意识抓作风，体现的是讲认真、重从严的理念，也是敢于碰硬、服务群众的有效方法。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2014年2月19日)
童星：学者要有担当精神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有担当精神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应当审时、度势、量己，在客观需求、研究兴趣、知识积累三者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有强烈的入世态度、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才能让我们及时洞察国家兴旺、社会发展、人民福祉的客观需求。有担当精神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应当既忠诚于科学事业，又不被学科划分所局限。现代社会分工发达，各司其职，专家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就是忠于职守、守护科学，用科学精神诠释生活、指导实践，而不应当随波逐流。有担当精神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者，还应当勇于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充分认识到，修正错误绝非不光彩之举，正如恩格斯所说，“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极为轻视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
(来源：《光明日报》2014年2月17日)
冯颜利：不断增强政治自信力和理论说服力
长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与其人权、民主被西方奉为有史以来最优越的制度，但这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动摇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信心，更引起西方民众对不同制度、人权与民主的深刻反思。西方政治思潮的新变化对我国增强话语权、提升软实力具有诸多启示。我们要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人权自信与民主政治自信。国际历史经验表明，每个国家的制度、人权与民主政治都应符合自身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人权与民主政治建设应当因地制宜，外部强加和全盘照搬显然都是得不偿失。我们要高度重视国际政治思潮的新变化，深入总结苏东剧变在人权与民主政治等问题上的教训，努力摆脱西方在人权与民主等领域的话语禁锢。要破解西方强加的“极权、专制、不民主”等概念陷阱，努力提炼和归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验和理论价值，不断增强政治自信力和理论说服力。
(来源：《社会科学报》2014年2月13日)
丁刚 ：失去秩序，民主将成危险源
澳大利亚《世纪报》最近刊文称，2014年将是人类民主的“大年”，将有40多个国家举行不同形式的选举。放到10年前，这可能会让不少西方人士兴奋，但今天的这些“民主选举”，却让文章的作者产生了一种“危险之感”。这不是民主第一次与危险联系在一起。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在多年前就说，“我们可能酿成大错的行事方式之一，就是想要去发展民主社区的概念，将世界人为地划分成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这会比国际政治的自然发展方式衍生出更多的问题。”其实，老百姓害怕的不是民主，而是没有根基的民主、没有秩序的民主。泰国学者蓬苏迪拉克在分析曼谷局势时，就此提出了“民主失序”的概念。这个概念可以用来衡量民主的质量。质量高的民主是与良政携手共进的，是与秩序相辅相成的。反之，民主则有可能为失序提供滋生的空间。在一些失序的国家里，民主正在成为自己的牺牲品。民主并不自然带来有序，但失去秩序，民主肯定是无根之木，是危险之源。西亚北非那些发生了革命的国家，以及伊拉克、阿富汗、菲律宾等很多被视为卷入西式民主浪潮的国家，都是在没有很好地解决秩序问题的情况下，突然开始了民主植入的进程。西方民主的很多功能一下子被“无限放大”。
(来源：《环球时报》2014年2月18日)
让一皮埃尔·莱曼：民主并非西方专享特供品
一项旧的指控正再次被提出，即亚洲不适合搞西方式民主。在南亚和东亚，民主国家以117∶6的比率多于独裁统治国家。但民主国家面临着动荡的时代。泰国的大规模反民主示威所造成的政治僵局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头条新闻。孟加拉国的选举中火药味十足。斯里兰卡有范围广泛的侵犯人权行为。柬埔寨人遭受了残酷的政治压制。而在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政治生活是喧闹和不守规矩的。尽管如此，民主排他性的概念既是错误的，从历史角度讲也是短视的。虽然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目前都是民主国家，但这只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情况。此前仅仅半个世纪，西方民主国家还是屈指可数的。就连这些国家也并非完美：用最基本的民主尺度——普选来衡量，美国当时不能被视为真正的民主国家，直到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取得胜利。“民主”一词来自古希腊语，并且可以在古希腊哲学中发现民主思想的核心，这一事实绝不意味着，民主嵌在西方的政治DNA之中。民主不是西方的产物，也不是专供西方公民的。亚洲有足够的历史经验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连它的六个剩余的独裁政权也可能会拥抱更为公平的政治制度，以及随之而来的和平与繁荣。
(来源：《参考消息》2014年2月17日)
梅新育：“唱空中国”何以长期盛行
近期，国际市场“唱空中国”的声音再度甚嚣尘上。这其中，“唱空中国”者们的两幅“画像”可以说明为何此论调长期存在。画像之一：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其一，目前国际舆论界和国际市场话语权力主要还是掌握在与中国差异甚大的西方世界手里，它们对中国之大及其复杂性、对中国的抗冲击能力缺乏深入而立体的理解体验，因此一些“人咬狗”式的负面信息往往更能引起它们的注意。其二，中国国家体量巨大，且区域发展不平衡。其三，简单套用西方流行的看法观点、做法机械地观察中国，忽视这些流行的观点、做法本身是否符合中国现实。画像之二：哗众取宠谋取私利。一是，向庞然大物挑战的形象通常更能吸引人们注意力，更能提升个人形象。二是，某些机构投资者需要不断制造热点话题，以确保维持自己对市场的控制能力。三是，处于国际竞争需求的政治性动机，又会进一步加剧这种“唱空中国”的声浪。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2014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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