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彰：核心价值观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等8则

　　周文彰：核心价值观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党的十八大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础上，提炼出24字核心价值观，作为国家价值目标、社会价值取向，非常及时和重要。这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大举措，也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支柱。当今中国，每天都有许多让我们感动的人和事，也有不少道德失范现象，迫切需要用核心价值观来统一思想、引领和规范行为。践行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关键在落实，根本在实践。摆在我们面前的共同任务，就是要把核心价值观体现在国家治理中，渗透到生产生活各领域，转化为社会文明风尚。践行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正气，首先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在制定各项政策制度时，要体现核心价值观要求。其次，还要把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融入经济政策和体制改革。一个地区和部门的经济发展目标和发展规划，必须考虑社会责任和长远影响，考虑人和自然的和谐，考虑不同社会群体及代际之间的公平。要把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贯穿到社会治理政策和体制创新中。建立和完善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完善社会激励机制，健全社会的惩戒机制，并推动市民公约、村规民约、行业规范的建立和完善，发挥和强化它们对落实核心价值观的规范作用。

　　(来源：《光明日报》2014年3月10日)

　　田力夫：大公无私，可行且必行

　　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立党为公庄严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要求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做到大公无私。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同志再次强调，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大公无私之说源远流长，大公无私的典型人物层出不穷。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人怀疑大公无私的可行性，认为“在这个世界上，谁能没有私心呢?怎么可能做到大公无私?”甚至断言大公无私的要求“超越时代”。这个说法貌似有理，实则歪曲了大公无私的本来含义，混淆了大公无私的适用范围。的确，受社会发展阶段决定，现实中的人都会有私心、私欲、私事。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者。但是，承认人人有私，不等于对为官者不能提出大公无私的要求。其实，历来讲大公无私，都是将其严格限定在公共事务领域，而没有引入私人领域。大公无私所强调的是，在公共事务领域应克己奉公而决不能以权谋私，影响公众利益和公平正义。公共领域要讲公，私人领域才讲私，不能把这两个不同领域的处事原则混为一谈，否则就没有正确理解大公无私。以大公无私的态度和理念处理公共事务，既是人民对党员干部的要求，又是党员干部具有远见和智慧的表现。如果一个从事公共管理的人从私心出发、以权谋私，就得不到真知灼见，甚至会堕入腐败的深渊。那些被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不都是这样的人吗?

　　(来源：《人民日报》2014年3月5日)

　　范树成 李海：应不断改进和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和途径

　　在当代，意识形态更多的是通过消费生活、娱乐等途径传播，使人们在无意识中接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意识形态作用方式更具隐蔽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应不断改进和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和途径。尤其应注重发挥现代大众传媒的作用，利用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传播功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应注重通过形式多样的符号，如行动、形象、语言、广告与文本等承载意识形态信息，以隐蔽的方式阐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地发挥意识形态对大众的影响作用，避免生硬灌输导致的一些人的拒斥心理;应注重话语表达机制的优化和创新，善于把握话语时机和话语导向，采用新的话语形式，运用具有时代感、大众化和民族化的话语，以生动活泼、朴实亲切、通俗易懂的语言传播意识形态，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来源：《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2期)

　　刘意：批评的增效之门

　　批评和赞扬都是人类交流沟通的重要方法。批评效用最大化，是指达到批评目的，发挥批评功能，促使事物朝正向发展。在现实中，往往存在这样一种现象：敢于提批评意见的人，因为得罪领导、同事而被孤立;善于“吹喇叭”、“抬轿子”的人，却能得到领导的赏识和同事的支持。就好比举报腐败的人遭受打击，腐败者却能逍遥法外一样。因此，发挥批评效用最大化的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是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具有较高的党性修养，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具体来看，批评的主要动力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调查研究摸清实情，凸显批评的建设性;二是把权力关进一度的笼子，解决批评的后顾之忧;三是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引导干部善于批评。

　　(来源：《领导科学》2014年2月下)

　　游宇明：别忘了追究那些“不在场”人的责任

　　在中国的官场，面子工程、政绩工程是过街老鼠，人人见了都忍不住要吐一口唾沫，然而，奇怪的是，许多时候，那些搞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的人并没有将众人的白眼当回事儿，你吐你的唾沫，他做他的恶心事。甘肃省通渭县一些地方在推广地膜覆盖技术时弄虚作假即为一例。我们要根除此类行为，一方面当然要严厉追究那些具体的操办人，让他们懂得给老百姓办事弄虚作假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另一方面我们更要坚决惩处那些“不在场”却实实在在对面子工程负有责任的人，比如下指标时搞瞎指挥，检查时走过场的官僚主义者，使他们对民意有所敬畏。真的这样做了，我们的官场决策才会慎重、政策才会务实。

　　(来源：《民主与科学》2014年第1期)

　　郑永年：“一人一票”的民主面临哪些挑战

　　当代民主所面临的巨大挑战首先来自全球化。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没有政府可以宣称自己拥有经济主权，所有的经济要素都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流动。同时，各国的政治主权则越来越强化，“一人一票”体制下，政府由人民所产生。前者意味着政府必须“亲商”，否则资本流失，税基就会越来越小;后者意味着政府必须“亲民”，“一人一票”下，社会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两者处于极端的矛盾之中。其次是现代产业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挑战。现代产业，无论是金融业还是信息产业，都倾向于产生一个极小的富翁阶层和一个极大的穷人阶层。因为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平等，掌握大量财富的极少数人，必然通过各种途径来影响政治过程，结果造成一些学者所说的“一元一票”。一个国家的穷人越多，钱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就越大。再次，与全球化紧密相关的社会高度流动性，也构成了对大众民主的挑战。无论是高端人才，还是低技能劳工都在各国之间流动，闭关守国意味着死亡。但社会流动也产生了很多问题，最显著的就是“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的矛盾。民主意味着“本地人”，但全球化则意味着“外地人”。欧洲、亚洲都是这样。这在移民国家表现得尤其显著。这些国家大量的外来人口，在经济上贡献显著，但不能享受政治权利。对大众民主构成威胁的，也来自正在促成真正大众社会来临的社交媒体。社交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制造和设定政治议题，人人都可以成为政治家，甚至革命家，可以动员相当大的社会支持力量，对现政权构成巨大的压力。

　　(来源：《北京日报》2014年2月24日)

　　张树华：民主化幻影与乌克兰泥潭

　　1990年前后，戈尔巴乔夫发动的政治民主化改革陷入困境，统一的苏联国家岌岌可危。正是乌克兰率先打出“独立”、“主权”的旗号。然而20多年过去了，事与愿违。乌克兰这个以“欧洲粮仓”著称，在苏联以工程师比例最高，制造业和工程技术最发达的国度，几乎沦落到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发展程度“垫底”的境地。仅从1992年到1999年间，乌克兰国民生产总值下降75%，约7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下，生活远不如苏联时期。10年之后，乌克兰又爆发了一次“橙色革命”。国际上一些政治势力欢呼雀跃、欣喜若狂，以为这是继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民主化的“第四波”。然而，没过多久，“颜色革命”狂热之后，被折腾和被忽悠后，老百姓得出了一个心酸的结论——颜色革命并不能创造民主和幸福的神话;西方国家输出的并非“真民主”，也并未把他们当作“真朋友”;西方输出的是混乱和无序，追求的是地缘政治私利;乌克兰不过是大国棋盘上的棋子，老百姓只不过是政客争权夺利的垫脚石。20多年来，乌克兰等国在发展道路上陷入迷失。近三个月以来的时态虽波澜起伏，但不足为奇，可以说是政治逻辑的必然，乌克兰在迷惘中又回到了10年前、20年前的原点。

　　(来源：《环球时报》2014年2月26日)

　　[美]卡亭卡·巴利斯奇：数字民主的虚假承诺

　　大部分人认为互联网是一股向善的力量。尽管如此，对互联网的质疑声也一直存在。互联网对政治的影响是异常模糊的。传统的政治运动需要领袖，而这往往是网络活动家所排斥的，因为他们视自己的运动为纯草根运动。大部分由互联网推动的骚乱由于缺少可行的战略和明确的方向，很快就消散了。尽管数字媒体提供了多样化的信息、便捷的信息获取渠道和评论机会，但它们鼓励人们只接受符合既有观念的信息和评论。传统媒体呈现给读者的是经过平衡处理后的报道，数字媒体则可能助长政治的两极分化。与此同时，年轻人可能认为发几条微博和博客就算行使了他们的公民责任。他们不再参与政党、工会和其他利益集团。没有公民社会组织，政治将变得更加支离破碎，丧失凝聚力。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控丑闻的曝光将加快对互联网政治影响力更加现实的评估。这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去思考问题的根源和解决的方法。自由永远不是绝对的，不管在线上还是在线下。人权，不仅仅是个人隐私权，在网络空间必须得到尊重。

　　(来源：《社会科学报》2014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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