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两则
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两则
陈 晋
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两则
编者按
近些年,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抬头以及朝鲜不断加快核武器研发的进程,致使中国的周边安全局势也日益复杂严重化。今天保马截取陈晋老师的《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一书中关于“霸权主义”和“核武器”的两则以飨读者,使读者知晓,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面对苏联,美国两强的威胁,毛主席是如何通过读书和谈话来吐露自己的观点与立场,并彰显出中国不惧怕霸权国家侵略威胁的信心。感谢陈晋老师授权保马微信发表。
文末附陈晋老师在保马发表文章的链接。
晚年的政策不那么高明〔读各种版本的拿破仑传〕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他(拿破仑)是偏要侵略别的国家的。他吃亏就吃在侵略的地方太大了,树立了太多的敌人。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同他作战。法国当时的人口是2800万,这是讲法国本土。当时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意大利,都被他占领了。后来他还占领了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以前还占领过埃及和叙利亚。他占领得太多了。树敌太多。
——摘自毛泽东1968年6月21日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的谈话记录(见《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三期)
拿破仑晚年的政策不那么高明。一个不该占领西班牙,引起广大的农民游击战争反对他。二不该去打俄国。不晓得为什么,不论拿破仑也好,希特勒也好,到了俄国就不行了。
——摘自毛泽东1973年6月22日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穆萨·特拉奥雷的谈话记录(见《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三期)
他反对英国,封锁英国货物的政策搞得不好。结果封锁不了。主要在棉布、白糖、咖啡这些物资。再呢,海军不该跟英国海军打。如果保存海军,拿破仑最后失败了,也可以跑到美国去。
——摘自毛泽东1973年9月12日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的谈话记录(见《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三期)
你让人家来,好打,你去打人家,就是不好打。现在我是事后诸葛亮。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又没有当他(拿破仑)的参谋长。我是打过仗的,我不是搞文的,是搞武的啊,打了二十几年仗。所以谁要来打,人要想一想。
——摘自毛泽东1972年7月10日会见法国外长舒曼的谈话记录(见《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三期)
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监狱”
【精讲】
对拿破仑失败原因的解读是毛泽东晚年谈论拿破仑的主要话题,这是与他当时对国际局势及中国处境的判断有关。
毛泽东在总结法国大革命经验时,多次谈到欧洲各国的干预和包围,不能不让人想到新中国成立后长期被封锁包围的现实。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先后与中国台湾、日本、韩国签订双边条约,还同其他周边国家签订《巴格达条约》、《东南亚条约》等,在中国的东、南、西三面形成了包围圈。60年代后期中苏两国关系恶化,苏联在中国的北部又陈兵百万。这些,不仅使中国领导人感到威胁,外国人也看到了中国所处的不利环境,并且有意无意地把中国的处境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情形联系起来。1970年10月14日,毛泽东会见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时,说到法国大革命“整个欧洲都反对你们,打到巴黎附近”时,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便直接比喻说:“当时我们被包围的形势比现在中国被包围的形势还要严重,整个边界上都是武装的军队。”1973年9月12日,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时又明确讲: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全世界都反对我们……主要是两个国家,一个美国,一个苏联。美国说我们比希特勒还要坏。阿登纳在回忆录里说,赫鲁晓夫请他帮助反对中国。他把这个话讲给戴高乐将军,讲给杜勒斯,总而言之逢人就讲。他高兴赫鲁晓夫反对中国。所以我们总感觉西方各国有一股潮流要推动苏联向中国。苏联野心很大呢。整个欧洲、亚洲、非洲,它都想拿到手”。随后,毛泽东便和蓬皮杜谈起拿破仑称霸欧洲而遭受失败的具体情况。
立足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毛泽东肯定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打破欧洲五次反法联盟的正当性,但拿破仑后来超出为捍卫革命成果而战的范围,去侵占别国领土,性质便发生了变化。虽然多数战役的胜利不断增强了法国的地位,但始终无法实现拿破仑独霸欧洲的目标。这时候的拿破仑,在毛泽东心目中也就成了“大资产阶级的代表”,甚至是“大殖民主义者”。不知道毛泽东在作出这些评价的时候,心里是不是想着当时被他认为“野心很大”的国家,以及试图“推动苏联向中国”的国家。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凡是野心勃勃地想侵占别国的国家,结果都会失败。
关于拿破仑失败的原因,除了前文引用的谈话外,毛泽东从政策和战略角度还有不少具体评述:
拿破仑时农民拥护,后来的政策就不好了。他犯了两个错误,攻打西班牙和葡萄牙吃了亏,西班牙家家户户打游击,然后是打俄国。他和英国是死对头,也不讲一点妥协……得罪的人太多了。拿破仑后来的政策是不好的。(毛泽东1970年5月1日会见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谈话记录)
(拿破仑)这个时候力量就不足了。他的失策是不应当进攻俄国和西班牙。西班牙用游击战争牵制了法国二十万还是四十万军队。(毛泽东1970年10月14日会见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的谈话记录)
后头拿破仑占领了差不多整个欧洲。此人后头犯了错误,政策也是不大对了。第一是不该去占那个西班牙,第二是不该去打俄国。又是冬天,你不能过冬。入冬为什么不可以呢?俄国人烧房子,就没房子住。打莫斯科不打彼得堡,一下子把沙皇抓住……拿破仑还犯了一个错误。他的海军比英国弱,跟英国打了一仗,就被消灭了。(毛泽东1972年7月10日会见法国外长舒曼的谈话记录)
拿破仑占领埃及,激发了人民的革命感情。拿破仑不该杀死几千投降的军队。(毛泽东1973年9月23日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的谈话记录)
毛泽东反复复谈论的这些,有对历史的总结,有对英雄的惋惜,有立足现实国际关系的考虑,更透露出中国受到当时霸权国家威胁的一种特殊心境。什么心境呢?毛泽东1972年7月10日同法国外长舒曼讨论拿破仑失败时说的一段话,或许传递出一些信息:
你让人家来,好打,你去打人家,就是不好打。现在我是事后诸葛亮。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又没有当他(拿破仑)的参谋长。我是打过仗的,我不是搞文的,是搞武的啊,打了二十几年仗。所以谁要来打,人要想一想。
显然,毛泽东晚年谈论拿破仑四面树敌的国际战略,已经同20世纪70年代美苏称霸世界的国际格局,以及中国当时面临的战争威胁,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从强大的拿破仑军队的最终失败中,他看出失道寡助的历史规律,而他的谈话,彰显出中国不怕霸权国家威胁的信心。
他是不大赞成核武器的〔读泰勒《音调不定的号角》〕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泰勒在朝鲜和我们打过仗,他写的《音调不定的号角》,大家有机会最好看看。在这本书里,他批评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过去不重视常规武器战争。他认为,又要打原子战争,又要打常规战争,叫喊打原子战争,但又不打,这就叫做音调不定。
——摘自毛泽东1963年7月会见古巴访华代表团的谈话记录
现在我们也研究美国的军事著作。美国驻南越大使、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写了一本书,叫《不定音的号角》(即《不定的号角》,又名《音调不定的号角》——引者注)。看他那本书的意思,他是不大赞成核武器的。他说,在朝鲜战争中没用过,在中国解放战争中没用过,他怀疑以后的战争能够用这种东西制胜。他要争陆军的人数和用费,但是同时说也要造核武器,二者平行发展。他说陆军是需要的,要保持八十至九十万人。陆军要坚持陆军的人数,空军要多搞飞机、多搞核武器,海军有海军的主张。他代表陆军,要争取陆军的优先权。现在他又得到在南越实验的机会。他是去年六月去南越的,还不到一年,不如在朝鲜呆(待——引者注)得久。他会取得经验的。我已经看到美国军队怎么对付南越游击战争的条例,无非是讲南越游击战争的许多长处和许多缺点,然后说消灭游击队是有希望的。
——摘自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1965年1月9日)(《毛泽东文集》)
毛主席与斯诺交谈
【精讲】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东西方冷战格局不断加剧的情况下,毛泽东很关注美苏两国的国际战略,关注它们在军事战略上的一些思考和决策,并且分析建言者和决策的背景。他重视《音调不定的号角》一书,即为一例。
《音调不定的号角》,又名《不定音的号角》,是泰勒20世纪60年代所写的一部军事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泰勒建议美国政府用灵活反应战略代替大规模报复战略。马克斯韦尔·泰勒(1901—1987),生于密苏里州基茨维尔,毕业于美国陆军军官学校(西点军校)和陆军军事学院。1937年任美国驻华副武官。1942年任第82步兵师(后改为空降师)参谋长。1943年率部参加西西里岛登陆战役。1944年任第101空降师师长,率部参加诺曼底登陆战役、“市场─花园”战役和阿登战役。战后,1945年任美国陆军军官学校校长,1949年任美国驻欧洲武装部队参谋长,1951年任陆军副参谋长。1953年任侵朝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晋上将。次年任驻远东美军总司令。1955—1959年任陆军参谋长。1961年7月任肯尼迪总统的军事顾问。1962年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1964年任驻越南大使,在越南奉行战争升级政策。1965—1969年任约翰逊总统特别顾问。著有《音调不定的号角》、《灵活反应》、《剑和犁》等。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美苏核武器已发展到双方都能在几分钟内摧毁对方的水平。当时有人估计,如果核战争爆发,在开头的十八小时内死亡的人数即可达到十五亿。这一情况改变了人们对战争的观念。同时,由于大规模报复战略使北约常规力量的地位下降,北约成员国用于常规军备的费用普遍削减,从而拉大了北约与华约在常规军事力量方面的差距。“大规模报复”战略成了“既不敢打核大战,又不能打小战”的战略,走入了死胡同。为寻求新的出路,军事理论家纷纷著书立说,其中基辛格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泰勒的《音调不定的号角》指出美国战略单纯依赖大规模报复的弊端,提出战略上多种选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基辛格在1957年出版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中,从外交的角度批评“大规模报复战略”中的所谓“威慑”与提出者的意图相反,是真正放弃了外交的主动权。他强调,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是外交战略的一个工具,只有在有限战争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地为达成国家的目标服务,并为美国重新夺回战略主动权。
泰勒则从战略的角度观察并批评“大规模报复战略”。他在1957年出版的《音调不定的号角》一书认为,大规模报复政策只有在苏联尚未拥有可与美国媲美的核力量时才是合适的。当苏联的核实力已达到相对均势时,大规模报复战略就成了一个障碍,因为它使常规部队像欧洲的北约部队那样沦为引发核大战的导火索。泰勒认为,除非美国愿意对敌人发动大规模袭击并承受由此而招来的反击,否则“大规模报复战略”就意味着我们不能介入苏联可能煽起的任何有限战争。事实上,敌人可以通过恐吓、在外交上利用人造地球卫星造成的声势、发动有限的灌木林火式战争以及煽动内部革命,把自由世界的其他国家逐个蚕食掉。
泰勒还认为,现有的核力量已可造成十倍“超量毁伤”。这种观点对陆军和海军具有吸引力,因此他们支持他的限定并削减轰炸机和导弹力量的要求。削减后的这些力量仍将足以提供核威慑力量——极为重要的“空中原子”盾牌。因此,恢复了活力的陆军、海军常规部队就可以在这种盾牌的保护下去应付有限战争。因此,泰勒建议,用“灵活反应”战略来代替“大规模报复战略”。他的这一战略主张为肯尼迪政府所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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