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胜明：《白鹿原》是各种错误思潮的集大成者

《白鹿原》是各种错误思潮的集大成者

梁胜明

陈忠实同志是我十分敬佩又非常惋惜的人。他作为一名未上过大学的农村知识青年，积极进取、勤读苦练，成长为著名作家，令我辈文学科班出身的人自愧弗如。但是由于他缺乏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以及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自觉或不自觉地跟风跑。先是在“文化大革命”末期，响应四人帮“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英雄人物”的号召，创作了名满全国的短篇小说《无畏》，充当了反革命阴谋文艺的工具。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又受“告别革命论”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蛊惑，创作了不应受到吹捧和嘉奖的长篇小说《白鹿原》，表现出更为严重的错误倾向。该书演绎“告别革命”、“儒化中国”的唯心史观，以赞颂儒家“仁义”观念和“仁政”思想为反衬，贬损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否定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给人们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从成名作《无畏》到代表作《白鹿原》，尽管陈忠实有某些艺术成就，在微观操作和具体描写方面有可称道之处，但其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宏观立意和整体构思都是根本错误的。思想上有害的作品而又有某些艺术性，则艺术性愈高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

我与陈忠实同志曾一起应邀到长庆油田采油二厂举办的文学讲习班讲过学，对他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虽然文艺思想有分歧，但对他仍抱有厚望，相信他会端正创作思想，打造精品力作。不料他却不幸早逝，甚感痛惜和哀惋。如今虽然他离世了，我们也不能为逝者讳，应该痛定思痛，吸取惨痛教训，认真分析其错误表现，挖掘其错误根源，联系国内外形势，揭示其严重危害，这是对于陈忠实同志最好的纪念。

《白鹿原》的错误表现

一是严重歪曲中国近现代社会性质和历史面貌，把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描写成看不到剥削和压迫，地富与长工的和谐家园，从而告诉人们：革命没有任何阶级基础和社会根源。共产党发动的农民运动，“连一根鸡毛子也扇不起来”。是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的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破坏了桃花源、伊甸园一样的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境界，这就从根本上丧失了作为文学艺术生命的真实性。

二是极力赞颂封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和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把封建家族族长白嘉轩和封建文化腐儒朱先生美化为圣贤和救世主，企图以儒家学说抵制和取代马克思主义。据《文汇报》一位记者透露，数年前在陕西省委主要领导宴请金庸的席上，金庸曾对陈忠实说：你比我胆子大，敢给地主阶级翻案。陈忠实笑答：您看懂了，“茅盾文学奖”的评委没有看懂。借鉴胡乔木同志对西方人道主义的分析，我们也可以将中国儒家学说分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以及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两个层面。儒家“仁义”观念和“仁政”思想，从世界观和历史观层面来说，是建立在封建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维护和巩固的是人剥削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这本身就是最大的不仁不义！而封建家庭的族权与封建国家的政权是结合在一起欺压人民的。白嘉轩对鹿三的“仁义”，带有更大的虚伪性和狡猾性，不过是为了更充分地剥削鹿三的劳力，使鹿三更忠心耿耿地为自己卖命而已，以致欺骗得鹿三为了白氏家族的家声，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媳。

三是宣扬“告别革命”的错误思潮，把革命写成不断的“作孽”和“折腾”，只能起到破坏性作用，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造成了人为的灾难和无谓的牺牲。作者借自己所崇敬的朱圣人和白族长之口，诋毁人民革命和正义战争，把革命和反革命在白鹿原的拉锯战说成是“把咱白鹿原弄成个烙人肉的鏊子了”，“已经煎得满原都是人肉味。”我们否定“阶级斗争扩大化”，并不一概否定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向前发展的直接动力；我们否定“文化革命”那样的“革命”，并不否定一切真正的革命，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我们不主张胡“折腾”，因为那是自己“折腾”自己。但在人民没有当家作主的旧社会，我们是应该“折腾”的，否则就不能把反动腐朽的政权“折腾”垮，打造出一个人民的新天地。

四是肆意丑化和歪曲共产党的历史，把它写成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发动毫无成功把握的渭北暴动，导致共产党领导的唯一一支武装力量损失殆尽；冒险进攻西安，导致新组建的36军全军覆没。从书中根本看不到共产党领导革命的任何胜利和成功，也看不到共产党给人民带来的什么实际利益。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结果，是让投机革命的地富反坏分子白孝文篡夺了政权。凡是全心全意跟共产党干革命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满腔热忱、英勇无畏的女共产党员百灵在南梁根据地清查中被活埋；真正改恶从善，对策动县保安团起义起了决定性作用的鹿兆谦，却因遭到白孝文暗算而在解放后的镇反运动中被枪毙；大半生出生入死，几乎策划与参与了陕西历次重大革命活动的省军级领导干部鹿兆鹏，却在全国解放后不明不白地从人间蒸发，落了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下场。作者还借朱圣人之口说：“我观‘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大同小异，一家主张‘天下为公’，一家昌扬‘天下为共’，既然两家都以救国扶民为宗旨，合起来不就是‘天下为公共’吗？为啥合不到一块反倒弄得自相戕杀？公字和共字之争不过是想独立字典，卖荞面和卖饸饹的争斗也无非是为独占集市！”这就完全否定了共产党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斗争的正义性和先进性。从书中的情节来看，是因为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协会游斗并几乎铡了没有多少劣迹的国民党白鹿区书记田福贤（金书手揭发的田福贤罪状是在逼供信的情况下提供的假材料），首先破坏了国共合作，才引起国民党的疯狂报复。我们并不认为文艺创作只能歌颂共产党的丰功伟绩，不能暴露共产党的错误挫折。单就个别人物事件来说，《白鹿原》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捏造和杜撰，比如根据甘肃党史资料记载，南梁革命根据地肃反中确实错误地活埋过一个从西安来的女共产党员张景文。但是把这些人物事件都集中起来专写共产党的错误和挫折，这就造成了作品总体上的不真实。

五是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名，不分封建性糟粕和民主性精华，振振有词、津津有味地描写封建家族的陈规酷刑和农村的迷信陋俗，如打刺刷、喂大粪，祈雨、求子，装神弄鬼等等，弘扬腐朽丑恶，展览愚昧落后。

六是借口刻画人物性格需要，不加节制地描写动物般的性心理和性活动，迎合低级趣味，追求感官刺激，制造商业卖点，毒害人民和青年。这些下流的东西，书中俯拾皆是。

上述这一切，既不真，又乏善，更欠美；既不合情（国情），又不合理（真理），更不合法（宪法）。从实质上说，《白鹿原》是在挖共产党的“祖坟”，翻中国革命的铁案，也是对陕西这一长征的“落脚点”、抗战的“出发点”、革命的“大本营”、革命文艺的“摇篮”和“圣地”的辉煌历史的颠覆。

《白鹿原》错误的根源

从哲学上来说，是因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看问题，掩盖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否定社会矛盾和阶级对立，无视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人，否定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前进的直接动力，宣扬儒家维护封建统治的“仁义”观念和“仁政”思想，妄图以此取代马列，“儒化中国”，改造社会，消解革命。其实无论是“真仁真义”的白嘉轩，或是“假仁假义”的鹿子霖，谁也没有实行过真正的“仁义”。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权，一个巧取风水地，一个恶施美人计，明争暗斗、尔虞我诈。而在白鹿原第一个种罂粟毒害人的，正是奉行“仁义”的白嘉轩族长。也正是在实施“仁义”礼教的名义下，白族长不让追求正常生活的弱女子田小娥进祠堂，逼得她自暴自弃，破罐破摔，被公公杀死后还要在她的骨灰上造一座镇邪塔。这就是“仁义”礼教吃人的本质！

从政治上来说，《白鹿原》混淆革命与反动、前进与倒退的界限，不是站在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一边，而是站在腐朽没落的反动势力一边，制造麻痹人民斗志的精神鸦片。一方面极力赞颂白族长和朱圣人等人所宣扬和奉行的孔孟学说和“仁义”德政 ，一方面肆意贬抑鹿兆鹏、白灵等共产党人所信仰的马列主义和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一方面无情暴露共产党的“不仁不义”，一方面热情赞颂国民党的“有情有义”。在忠于革命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活埋（如白灵）、被枪毙（如鹿兆谦）或被遗忘（如鹿兆鹏）的同时，因参与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而被红军打死的国民党军团长鹿兆海，却以“抗日烈士”的名义受到隆重的吊唁和祭奠。二者形成多么鲜明的对照啊！

从道义上说，《白鹿原》同样站在腐朽倒退的立场上。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层面的“仁义”观念，是从属和服务于一定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涵。而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正是这种传统美德的的最好继承者和发扬者。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涌现了多少杀身成仁的志士、舍生取义的英雄，创造了多少传奇式的故事、神话般的奇迹！但陈忠实的《白鹿原》却把这些都看作是“作孽”和“折腾”，是盲目蛮干和冒险胡来，不仅不予讴歌和赞颂，反而极尽挖苦和调侃嘲弄之能事。而对守旧复古，倒行逆施的朱圣人、白族长等人，却极力赞颂他们的仁行义举。其实朱圣人、白族长那样的“仁义”之辈，实际上也是嫌贫爱富、趋炎附势的势利之徒，当白孝文沦为乞丐、鹿兆谦当长工流落村野的时候，他们不理不睬、不救不助，避之唯恐不远，而当二人成为伪县保安团长官，变作镇压人民的鹰犬，衣锦还乡拜祠祭祖的时候，他们却热情接待、百般奉迎，一幅小人嘴脸。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陈忠实违背作家良知和职业道德，一味制造商业卖点和经济效益，毒害人民和青年，也是喻于利的小人之举，而非喻于义的君子所为。

从艺术上来说，陈忠实的《白鹿原》违背艺术特征和创作规律。作为叙事性的小说作品，不是通过真实描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揭示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而是任意剪裁和捏弄人物活动，把人物变成宣传某些错误思想观念的传声筒；不是通过情节和场面自然流露某种思想倾向，而是让人物发表滔滔不绝的议论，贬损革命政党和革命运动；不是反映社会生活的本来面貌，表现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而是运用自然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美化历史垃圾，赞颂封建糟粕；不是创造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的典型人物形象，而是脱离人物共性，塑造出了“恶劣的个性化”（恩格斯语）人物形象。《白鹿原》塑造和赞颂的朱圣人和白族长的形象，是比《武训传》中狂热宣扬封建文化的武训更为有害的形象。朱圣人甚至以若力“背河”为例，创造性地发挥儒家“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理论，说明劳动人民甘受剥削压迫，进而论证剥削制度的合理性。至于说朱圣人在辛亥革命期间，“凭一张嘴一句话就解除了从甘肃反扑过来的清军”，那完全是违背历史真实的谎言。我已根据史料做过驳斥，在此不再赘述。它所塑造和赞颂的鹿三的形象是比《阿Q正传》中的阿Q更不觉悟的农民形象。鲁迅对阿Q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陈忠实对鹿三的态度却是“喜其甚幸，颂其不争”，遇到了好主子，做稳了贱奴仆。按照朱圣人、白族长的“仁义”哲学，中国人民就永远只有做奴隶的份儿。按照陈忠实《白鹿原》的逻辑，中国封建社会和剥削压迫制度就应当万世长存，作为中国革命胜利产物的新中国就不应当出现。

《白鹿原》错误的社会历史根源

陈忠实的《白鹿原》在1989年前后写作和出版绝不是偶然的。从国内“小气候”和“小背景”来说，进入新时期以后，在揭批“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同时，先后出现了两股错误思潮：一是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仍然充满着封建保守主义色彩，致使至今我国仍然没有走出“黄色文明”，走进“蓝色文明”，实行“全盘西化”；二是认为近现代以来，激进的革命使中国遭了殃，要是坚持改良，甚至保留清朝王室，实行君主立宪，走向共和，三权分立，中国早就现代化了。从国际“大气候”和“大背景”来说，苏东剧变前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国际上出现了“马列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共产主义渺茫论”的论调。在这样的国内外大小气候和背景下，李泽厚、刘再复等人公然打出了“告别革命”的旗号，他们认为“革命”这个词从来就不是好东西，从历代奴隶、农民起义，到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到俄国十月革命，直到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应当统统予以否定。我国人民引以为豪的革命斗争历史，成了某些人嘲弄的对象。与此同时，社会上和文艺界出现了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加分析批判地宣扬西方人道主义和中国儒家学说，宣扬抛却理想、躲避崇高，拒绝壮烈、远离政治、消解主流意识形态，颠覆革命历史传统，鼓吹文艺非上层建筑化、非意识形态化和商品化，文艺创作非本质化、非典型化、非英雄化等思潮。一时间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而党的两任总书记消极对待邓小平同志亲自倡导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对错误思潮和不良倾向采取宽松，宽容和宽厚的态度，甚至只让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放”，不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鸣”。不管作者自觉不自觉、有意识或无意识，《白鹿原》就是在这种国内外情势下，集各种错误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之大成的产物。

《白鹿原》出版不久，求是杂志原副总编辑马蓥伯同志就在《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发表文章予以批评，武汉大学中文系原主任何国瑞教授也在其主编的《社会主义文艺学》中提出了尖锐批评，还有包括《甘肃日报》和革命根据地《庆阳日报》在内的一些省、地级报纸也发表过批评文章。遗憾的是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有关部门和主流媒体的应有关注和重视，倒是无原则吹捧《白鹿原》的文章产生了巨大反响，并由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评论专辑。在一片鼓噪和喧嚣之中，把《白鹿原》改编成戏曲、话剧、电影、电视剧等形式的“作品”层出不穷，以至给《白鹿原》戴上了“茅盾文学奖”的桂冠，使陈忠实备受推崇和尊荣。直到陈忠实离世一周年的今天，有的主流媒体还在大做文章，有的无良艺商还想通过《白鹿原》大捞一把。这很难说是社会主义文艺应当产生的现象。

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过：“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前苏共与前苏联就是从赫鲁晓夫开始不断否定历史而亡国的，我党我国绝不能重蹈覆辙。“告别革命”、“儒化中国”等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保守主义思潮，实质上是为国内外敌对势力“西化”和“分化”，颠覆和瓦解社会主义中国制造舆论根据。陈忠实的《白鹿原》为这种错误思潮做了“精彩”演绎和“出色”图解，其恶劣影响和严重后果是不言而喻的。党的有关部门应当以应有的责任意识管管这个事儿，评评这个理儿，切不可视而不见、听之任之。我们陕西也不要实行地方保护主义，把疽痈当成宝贝。

作者单位：甘肃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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