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洋奴知识分子是最大的国耻！

教科书！洋奴知识分子是最大的国耻！

刘  仰

近日，国务院关于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的通知引发媒体的关注和议论。该委员会共49人，包括22名部门委员和27名专家委员。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教育部，由教育部教材局承担办公室工作。由于刚刚成立，尚不知具体工作内容和成果，因此，目前还难以深入评价。但从过去一些教科书存在的种种问题来看，中央政府对此表示高度重视，显得很有必要。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委员会改正过去教科书中存在的问题，为国家发展取得积极、有益的成果。

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想起一件旧事。

我一般不愿在网络上与别人针锋相对地争论。仅有几次指名道姓的批评，实在是因为看不下去。例如，前几年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发表言论说，1912年泰坦尼克号沉没时，船上有钱、有权的罂米精英奉行了“妇孺优先”原则，罂米富翁和有地位的人，把生命的机会留给妇女儿童，平静地接受“与船同亡”的命运，用性别原则(所谓海上规则)取代了等级原则、阶级原则，展现了西方人的绅士、克己、奉献、甘愿牺牲等等崇高精神。如果一般人说这种话，我很可能懒得争论，因为确实有很多普通人接受了这种长期形成的固定结论，要一个个地纠正他们，太难了。而我当时看到发表这一言论的人是国内某一流大学新闻学院的主要领导。我意识到，肩负教书育人的高校顶级专家如果也接受这样的观点，显然很容易将这种错误的谬论大量传输给学生，实在令人悲哀。于是，我用了一些西方人的统计数字驳斥了这位国内传媒领域的权威专家。

泰坦尼克号上一共有2200多人，生还人数700多人，1500多人遇难。按头等舱、二等舱、三等舱的划分，头等舱生还比例超60%，二等舱生还比例不到50%，三等舱生还比例不到30%。生还的700多人中，男性、女性人数大致相同，男性略多些。这一数据与所谓“妇孺优先”原则显然不符，相反，明显体现了等级原则。当时在网络上批驳那位权威人士没有再说更多的内容，这里还可以补充一些。

当时头等舱米国男性富豪，曾用贿赂船员的方式登上救生艇，在救生艇尚有一半空座时便赶紧逃离将沉的轮船。泰坦尼克号上共有20条救生艇，按满员算，可承载1000多人，在逃生过程中，只有一条救生艇在海中倾覆。事实上，除两条救生艇少量超载外，其他救生艇都没有满员。更令人愤怒的是，生还者中居然还有宠物狗!明显是头等舱富豪的珍爱。还有富豪的大件行李!泰坦尼克号沉没后，面对大量的落水人员，并未满员的救生艇，只有一条回来搭救落水者，其他救生艇都远远地观望，听着落水者的呼救声、呻吟声持续一、二个小时，直到很多人在冰冷的海水中活活冻死。泰坦尼克号沉没时所谓“妇孺优先”原则，完全是罂米两国当时一次成功的“公关策划”，一次将“坏事变好事”的大型虚假新闻宣传。它从根本上挽救了保险业、造船业、旅游业，并用有钱有地位的精英甘愿为保护、拯救不分等级的妇女儿童而自愿牺牲的虚假神话，冲淡缓解了罂米社会当时尖锐的阶级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得不佩服罂米精英面对巨大灾难的紧急应变能力。但我们也必须知道，那是一个虚假的神话，是远离真相的谎言。

我当时用数据批驳国内传媒领域那位权威人士后，他没有回应，也没有将传播泰坦尼克号虚假神话的帖子删掉，而是只当没看见。反过头来，我冷静地想想，对这位传媒权威专家之所以会有这种言论也表示理解，的确情有可原。因为，自1912年以来，关于泰坦尼克号的神话一直在中华民国的教科书里存在!这个谎言在中华民国的官方教科书存在了将近40年!一代代中国学子，无数中国人都被这个谎言洗了脑!虽然1949年以后的官方教材中已没有了这类洗脑课文，但是，近年来，又有人翻印民国时期的教材，或在其他学校的自选教材中加入这样的课文，使得这个神话与谎言再次向孩子们灌输，或以其他方式加以大量传播。所以，当我看到国务院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的报道，便想起了这件往事。它提醒我们：教科书非常重要。它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这个新成立的“国家教材委员会”能否避免中华民国教育部被一批洋奴掌控，帮着西方帝国主义对本国同胞实施精神奴役的局面？

1912年泰坦尼克号沉没时，“辛亥革命”刚爆发不久，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由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泰坦尼克号沉没2个月后，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供初小、高小学生使用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一册编入了《铁达尼邮船遇险记》。该文以最快的速度，照搬了当时罂米媒体上关于泰坦尼克沉没的各种神话和谎言。虽然该文在赞美西方的时候尽量装作客观描述的样子，但与之配套的《新国文教授法》，即指导教师教课重点的指导书中则明确强调：教师要重点讲解“欧人”“不肯苟且偷生”、“舍身尽职”、“守法”等高尚精神。该教科书封面上赫然印着“教育部审定”的字样。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曾规定学生在校内一律用“密斯”、“密斯脱”互相称呼。当时北大的激进分子中还有人要求废除汉字。虽然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北大也聘请了辜鸿铭这样的“老顽固”，但我们可以看出蔡元培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

1924年，商务印书馆另出《高小新撰国文教科书》，继续留着《铁达尼邮船遇险记》一文。1926年，中华书局出版“新学制适用”的“小学高级文体公民教科书”，第四册中也有关于泰坦尼克号遇难的课文，内容与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的课文大同小异。实事求是地说，中华民国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中，关于泰坦尼克号遇难的课文还算克制，也就是说，除了赞美西方人，没有太多的发挥。说白了就是没有趁机诋毁中国人。也许，这可算是中华民国教育部的一种自我克制。与之相比，教科书之外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关于泰坦尼克号遇难的文章则大加发挥，除了赞美西方人，还借机大肆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劣根性”。这里需要多说几句泰坦尼克号上某个不太为人知道的史实。

如果泰坦尼克号没有沉没，无数西方人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这条巨轮上有8名中国人。海难发生后，2名中国人遇难，6名生还。这个事实立即触动了罂米媒体的神经：当时米国的“排华法案”禁止中国人入境，为何泰坦尼克号上会有中国人？罂米媒体立即得出结论说，这是中国“偷渡客”。还有米国媒体分析说，2人遇难、6人生还，中国人75%的生还率是船上各国乘客中生还比率最高的。为什么中国人的生还比率这么高？罂米媒体自说自话地想象出各种结论。有的说，中国“偷渡客”在船从罂国开出之前就事先躲到了救生艇里。这种说法的荒唐之一在于，如果泰坦尼克号没有发生海难，正常航行到达纽约要七天。如果中国“偷渡客”事先躲进了救生艇，至少要准备七天的食物和饮水，还不说如何解决七天里的大小便。还有媒体汇总生还者的“口述”说，中国人不顾“妇孺优先”的规定，强行跳入救生艇，或者扮成女人混入救生艇。总之，为了衬托罂米男性舍生忘死的高大形象，中国人的贪生、欺诈、狡猾、阴险、自私的猥琐形象成为民族性格、种族品格对比的必要陪衬。

事实上，这8名中国人是有船票的正常乘客。他们是泰坦尼克号所属的轮船公司的雇员，受雇前往该公司在米国的另一条轮船上任司炉工。当时美国不允许中国人入境，轮船公司的计划是，泰坦尼克号到达纽约外港时，由其他船接他们转到工作的轮船，由此不必入境。由于中国司炉工的工资比欧洲司炉工便宜，轮船公司自然愿意雇佣中国人。当然，轮船公司为他们购买的船票是最低档次的集体船票。在泰坦尼克沉没后，救援船救起生还者后，还没到达纽约时，轮船公司发给美国政府的乘客名单中就有这8名中国人的名字和年龄。由此可以证明他们根本不可能是“偷渡客”。

卡梅隆拍摄的《泰坦尼克号》影片中有几个被人忽视的镜头，其中一个是，上船后不久，小李子在三等舱找自己的铺位时，一个留着辫子的中国人也在找铺位，手里还拿了一本字典，对照着船舱上的英文，临时抱佛脚地自我翻译。这个细节有真实的背景，这8名中国人基本不会英语。因此，当生还者讲述中国人冷漠、自私时，更可能的原因是，他们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卡梅隆的电影在某些细节上相当真实，他具有颇高的考古素质，例如，泰坦尼克号在三等舱与上层甲板之间设置了铁栅栏。虽然8名中国人不会英语，但他们都是年轻力壮的水手，对于船，对于海难有一定的经验。因此，当撞船、进水、倾斜之后，他们很快判断清楚发生了什么，辗转来到了上层甲板。当时他们跑散了，最终还有4人在一起。当20条救生艇先后放下海面时，所有中国人都按船员的习惯听从命令，没有一个抢先进入救生艇。当最后一条救生艇即将放下海面时，船已非常倾斜，没有跑出来的人已经来不及了，4名中国人守到最后一刻，等到最后一条救生艇，在看不到其他乘客的情况下，经船副允许，登上了最后一条救生艇，当时，这条救生艇上还有几个空座，还没有坐满。船沉之后，返回救援的唯一一条生艇，从海面上又救起了抱着木板的1名中国人，他年轻，水性好，没有很快被冻死。上了救生艇，还替换了筋疲力尽的罂国浆手，帮着划桨。(另一名中国人如何得救，我记不清了，懒得再查。)因此，泰坦尼克号上的8名中国人根本没有罂米媒体上宣称的种种恶劣行径。但是，他们不懂英语，不知道罂米媒体上对他们的种种污蔑，也没有罂米媒体采访他们，给他们说话的机会。6名生还者到了米国后，经轮船公司与米国交涉，很快过境转到了轮船公司给他们的司炉工岗位，从此再也没有消息。

泰坦尼克号海难过去24年后，1936年10月，林语堂主编的上海《西风》杂志刊发了署名洪皓的文章《铁达尼上的国耻》，这篇文章对无辜的中国同胞，对毫无解释机会的中国同胞进行了无情的鞭挞。这篇文章先是重复了被救者大多数都是妇女儿童的谎言，继而赞美米国头等舱乘客的光辉形象，还重复了乐队演奏“上帝”的曲子与船一起沉没的谎言，然后用充满想象力不实之词写到：“可是在这时候，丢尽中国人面子的事发生了。‘四个中国人鬼鬼祟祟地躲进一只救生艇的船底去’。这是《哈柏士杂志》上所说的。中国人不惯遵守秩序的精神，在这里完全表现无遗。这是我们的奇耻大辱。中国又多了一个国耻!”

这位洪皓完全听信了西方媒体对中国人的污蔑之词，在被西方观念彻底洗脑的状态下，按照西方指定的路线、口径，为“中国人的劣根性”又做了一次登峰造极的宣扬，上升到了“国耻”的高度。然而，这位洪皓根本不提《哈柏士杂志》的老板夫妇就是泰坦尼克号头等舱的生还者，根本不提这位米国富翁为何违背了“妇孺优先”的原则得以逃生，根本不提这位富翁家的宠物狗也进了救生艇!事实上，在西方媒体刻意营造的“妇孺优先”高尚精神氛围中，任何一位逃生的罂米男性，都必须绞尽脑汁地解释自己为何没有“与船同亡”，这位米国媒体老板哈柏士(又译哈泼)便是其中之一。为此，哈泼一方面把对他不利的言论说成是罂米矛盾形势下罂国人的抹黑，便将逃生的罂国男性描绘的更糟糕，以衬托自己“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污蔑毫无反驳能力的中国人，以衬托自己的高大。而这位中国知识分子洪皓(不是宋朝的那位洪皓啊)，只采信哈泼对中国人的污蔑，却删去他对罂国人的揭露，更不提哈泼自己的不光彩行为，把所有板子都狠狠地痛打在无辜的中国同胞身上，把所有辱骂都狂喷在中国同胞的脸上。今天，我必须替那几位从来没有机会辩解的中国同胞说一句公道话：像洪皓这样的洋奴知识分子才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国耻!

这样的洋奴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史上绝不罕见。人类历史上绝少见到此番景象：一国的知识分子沿着欺压本国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指点的方向、提供的口径，毫不留情地诅咒本国、咒骂同胞，为帝国主义奴役自己的祖国和同胞呕心沥血，无所不用其极。与此同时，全身心地投入讴歌、赞美欺压本国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的伟大事业，恨不能绝了自己的种，以维护帝国主义、种族主义的文明繁荣。这不是国耻是什么!

几十年来，甚至一百多年来，讴歌西方、诋毁中国的泰坦尼克神话，在中国孩子们的教科书里堂而皇之地存在，一遍遍重复着西方的谎言，只是令人愤怒的例子之一。这样的例子多得是。在这种长期性的主动、被动洗脑状态下，一位教授，一位权威人士接受并传播这样的观点，当然就是很正常的必然现象。反过来说，只有成为这种西方谎言的信徒，成为被西方彻底洗脑的洋奴，才最有可能成为权威。的确，绝大多数人没有意识、没有能力去挑战100多年来始终伪装成真相的谎言。对此，教材、教科书的洋奴化现象“功不可没”。所以，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勾起了我对这段往事的记忆。我希望“国家教材委员会”务必彻底清除当今依然存在洋奴知识分子，不要让中国的“国耻”再多一份新记录。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