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学文：在列宁文艺思想的延长线上——纪念斯大林逝世70周年

在列宁文艺思想的延长线上

——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

董学文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上，斯大林是一位发挥过重大影响且引发激烈争议的人物。如何认识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如何评价他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直是理论界和学术界长期关注而又争论颇多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对斯大林文艺思想的整体评价问题

所谓整体评价，就是对斯大林文艺思想的总的认识。目前，从马克思主义文论史的一些著作来看，肯定者有之，回避者有之，否定者有之，淡化者也有之，分歧明显，情况不一。但这其中，一分为二的肯定者占据多数。

学界普遍承认，斯大林文艺思想及其基本观点，是在对文艺有较丰富知识和较深入了解基础上，是在具体从事文艺领导工作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斯大林“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1]。在他的领导下，创建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机构和理论刊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艺理论遗产得到整理，培养了一批知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向前推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学说。这个功绩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

有著作这样说：斯大林“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艺思想，对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建设社会主义文艺实践中遇到的许多问题，作出了理论上的回答，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2]。有著作承认，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思想和事业，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文艺事业的发展问题，尤其关注。在其制定的文艺政策中，虽有失误，但在许多问题上还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并在实践中促进了苏联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参见刘庆福主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简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页。]有著作认为，“斯大林确立的审美判断原则是以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尽全力去建设社会主义’为总前提的。”“如果深入剖析斯大林文章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价值’内涵时，作为政治领袖的斯大林，仍然是把政治原则的判断标准放在第一位的。”[3]这些总体评价，应该说是中肯的。

斯大林在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主要领导人后，工作千头万绪，但并没有把文艺放在可有可无的位置。他对文艺事业不是偶然过问一下，而是一直密切关注文艺动向和创作情况，把抓文艺工作当作自己整个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苏联的许多有关文艺的法规和政策，都是在他直接领导下做出和制定的。在这方面，法捷耶夫在斯大林逝世后一篇悼念文章中表达的看法，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说：“斯大林在发展苏联艺术和文学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任何人也没有像斯大林那样确定了文学作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和改造人的力量的伟大的育人作用，把作家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斯大林发现了和理论上论证了苏联文学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发展了列宁关于苏联文学的党性的学说。斯大林是党就文学问题做出的所有决定的策划者。他在三十年的时间里指导苏联文学的发展，不断用新的思想和口号鼓舞它，揭露它的敌人，关心和培养作家的骨干，鼓励他们同时又批评他们。”[4]法捷耶夫曾任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是苏联文艺事业当事人和诸多事件亲历者，苏共二十大后，由于他不满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方针政策，满腔悲愤地给苏共中央写了“绝命书”，并于1956年5月13日开枪自杀。这至少说明，他之前对斯大林的肯定评价是真诚的。

斯大林曾说：“有两派马克思主义。这两派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工作，都认为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毕竟大不相同。……第一派通常只限于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堂皇地标榜马克思主义。……第二派恰巧相反，他们把问题的重心从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转到实行和实现马克思主义。”[5]按照斯大林的看法，这后一派不是从历史类比和历史比拟中，而是从研究周围条件中求得指令和指示。他们的活动不是凭借引证和格言，而是凭借实践、依据经验来检查自己的每一个步骤，用自己的错误来教育自己并教导别人建设新的生活。列宁属于这后一派，他认为自己也属于这后一派。

在文艺理论上也和在其他理论领域一样，斯大林并不墨守陈规，而是有着强烈的推进意识。他说：“为了不落后于实践，必须立刻根据新的情况研究这一切问题”，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各方面理论“都应该有新的提法”。[6]他在逝世前一两天，还跟苏共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切斯诺科夫在电话里讲：“您应当在最近就动手研究进一步发展理论的问题。我们可能在经济方面出一些错。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能扭转过来。如果我们在理论上搞错了，那么就会断送整个事业。没有理论我们就会死亡，死亡，死亡！”[7]斯大林对理论研究到了特别重视的程度。

“要照伊里奇那样去建设新生活、新风俗和新文化。”[8]“至于我，我不过是列宁的学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为列宁的学生。”[9]“我毕生的任务就是要提高另一个阶级，即工人阶级。”[10]“谁也不能说我不是列宁的学生。他开辟了道路，而我们沿着这条已走出来的道路前进。”[11]这不是斯大林简单的表白，而是他铿锵的誓言和准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的评价。

二、对列宁“两种民族文化”理论的丰富

在十月革命后的历史和环境中，斯大林对列宁的民族文化理论作了新的阐发和说明，总结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辩证法。他在《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演说中，第一次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情况下怎样把民族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结合起来的问题。他说：“什么是民族文化呢？怎样把民族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结合起来呢？难道列宁不是在战争以前就说过我们这里有两种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并且说民族文化这个口号是力图用民族主义毒素来毒化劳动者意识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口号吗？”紧接着，他结合实际推进列宁的思路说：“这里有没有不可克服的矛盾呢？当然没有！我们在建设无产阶级文化，这是完全对的。但是社会主义内容的无产阶级文化，在卷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不同的民族当中，依照不同的语言、生活方式等等，而采取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方法，这同样也是对的。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全人类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并不取消民族文化，而是赋予它内容。相反，民族文化也不取消无产阶级文化，而是赋予它形式。当资产阶级执政的时候，当各民族在资本主义制度保护下巩固起来的时候，民族文化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当无产阶级执政的时候，当各民族在苏维埃政权保护下巩固起来的时候，民族文化这个口号就成了无产阶级的口号。谁不了解这两种不同情况的原则性的差别，谁就永远不会了解列宁主义，也永远不会了解民族问题的实质。”[12]在斯大林看来，全人类的无产阶级文化不是排斥各民族的民族文化，而是以民族文化为前提并滋养民族文化，正像各民族的民族文化不是取消而是充实和丰富全人类的无产阶级文化一样。[13]

斯大林主张要在苏维埃基础上发展苏联各民族文化。那么，“在苏维埃基础上”这个附带条件，又是什么意思呢？他说：“这就是说，苏维埃政权发展的苏联各民族的文化，按其内容来说，应当是一切劳动者共同的文化，即社会主义的文化；而按其形式来说，它现在和将来对于苏联一切民族都是不同的文化，即民族的文化，即因苏联各民族的语言和民族特征不同而各有差别的文化”。[14]显然，在斯大林眼里，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性质是要根据一定的社会制度来判断的。在苏维埃基础上提出发展各民族文化的口号，是“要使苏联各民族中民族文化的发展符合于社会主义的利益和要求，符合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和要求，符合于苏联一切民族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15]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6]和《致玛·依·乌里扬诺娃同志。答勒·米赫里逊同志》[17]等著述中，都进一步对发展社会主义民族文化与发展未来的统一的全人类文化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和地方民族主义倾向。这些论述，丰富发展了列宁著名的“两种民族文化”学说。

三、摸索领导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规律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上，斯大林是十分重视总结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经验的人。列宁1924年逝世后，斯大林始终关心苏联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对如何领导好文艺工作做了艰辛探索。

1925年，联共（布）中央做出《关于党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的政策》的专门决议，指出无产阶级的艺术风格[18]尚未形成，各个不同的团体和流派必须展开自由竞赛。决议强调必须对艺术工作者、真诚的“同路人”、文艺事业的专家持爱护的态度，保证使他们转到社会主义立场上来，这将有助于建立新社会的艺术。决议警告说，不要试图建立“温室里的”无产阶级文学，那是不能容许的。党要提醒作家，必须从生活现象的复杂性和深处来把握生活，并要牢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19]

至于怎样才能有利于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才能避免只依靠行政命令的手段，斯大林提出了开展“竞赛”的思想。他说：“当然，‘批评’和要求禁止非无产阶级的作品是容易的。但是最容易的不能认为是最好的。问题不在于禁止，而在于通过竞赛，创作真正的、有意思的、富有艺术性的苏维埃性质的剧本，来代替旧的和新的非无产阶级的低级作品，逐步把它们从舞台上排挤下去。而竞赛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因为只有在竞赛的情况下才能使我们无产阶级的文艺形成和定性。”[20]在斯大林心目中，“实际上，竞赛是在千百万劳动群众最大积极性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方法。实际上，竞赛是工人阶级用来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扭转国家全部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杠杆。”[21]斯大林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并不抹掉和消除文学创作的形式和色调的全部多样化。相反，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有在我国，艺术的最多样化的形式，形式的完备和多面性，当然，其中包括文学创作的形式的色调的多面性，才能和应当得到发现和扩大。”[22]这种“多样化”也是需靠“竞赛”来完成的。

斯大林高度重视培养和扶持社会主义文艺新人，反对崇拜“名人”的庸俗习气。他说：“我一点也不因为给一个文坛上无名的人的一本平凡的小册子写序言而后悔。”他认为只给文坛“要人”、“名人”、“巨匠”写序，并迷信他们，这是一种官僚主义老爷作风，会压制年轻的新生力量的成长。他说，“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打穿这堵死墙，使不可胜数的年轻力量得到出路。”[23]扶持新人，这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必要条件。

面对苏联一度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斯大林反复论述要正确对待文化遗产，批判继承好的文化传统。他说：“伊里奇教导我们，不了解和不保存人类的全部旧文化经验，我们就建不成新的社会主义文化。辩证法不仅要求否定旧的，而且要求保存它，如果你们能向作家们讲清这个简单的道理并使他们相信它，这就不坏。”[24]斯大林还说：“为什么一切旧的都不好？谁说过这样的话？你们认为以前的一切都是坏的，所有旧东西应当消灭？而新东西只能由新东西来创造？是谁给你们说的？伊里奇总是说，我们把旧的拿来，用它来创造新的。推陈出新，为我所用。”[25]斯大林一直遵循着列宁的教诲。

斯大林在新历史条件下运用和发挥了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他曾对作家说：“有各种不同的生产：生产大炮、汽车、机器。你们也制造产品，我们十分需要的产品，很有意思的产品。生产人们的灵魂，同样是重要的生产。十分重要的生产——生产人的灵魂。”“我们国家的各种生产都是与你们的生产相联系的。如果不了解一个人如何参加社会主义生产，那么你们的生产是无法进行的。……人往往受生活本身的改造。但是也请你们帮助他进行灵魂的改造。生产人的灵魂是一种重要的生产。你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26]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说法，至今仍有生命力。这一说法体现了斯大林对作家艺术家的高度尊敬，对文艺家责任的充分肯定，对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精准把握。

斯大林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作家的作用是巨大的。作家直接地、几乎不带任何反省地反映群众的新的情绪，这就显得尤其珍贵。”[27]他承认，文艺具有从精神上影响群众的巨大可能性，因之要求文艺要“帮助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劳动者，组织群众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战斗力”[28]。斯大林不把文艺的审美作用和教育作用对立起来,认为社会主义文化的目的就是要“用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来教育群众”。[29]依照斯大林思想拟定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明确规定“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30]。这是对社会主义文艺根本特征的揭示。

斯大林是不赞成文艺创作的“无冲突论”的。“根据当时苏联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在1952年苏共十九大上的发言所说，反‘无冲突论’是由于斯大林的出面干预才得以提出来的。”[31]在斯大林看来，“生活中是有冲突的。这些冲突应当在戏剧中得到反映，——否则戏剧就不要存在了。……而没有冲突就没有深度，就没有戏剧。……应当认清这一点。”[32]

1940年2月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单独决议设立“斯大林文学奖”，1941年开始评奖，直到1952年。斯大林对这个奖项很是重视，亲自参加获奖作品的最后评定。他对推荐上来的作品，一般都读过，而且还会读相关的评论文章。在讨论时，斯大林常发表具体意见，甚至与他人进行争论。参加奖项评审讨论，这是斯大林领导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一种特殊方式。

在总结领导社会主义文艺经验的问题上，斯大林是按照列宁讲过的原则行事的，即“必须紧紧地掌着舵，走我们自己的路，决不要上别人阿谀奉承或恫吓讹诈的当”[33]。斯大林文艺思想的构建，同他领导苏联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的经验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四、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方法

斯大林的批评方法有其特点，概括起来讲，就是整体把握，具体分析，以发展之眼光看待文艺的现象。

斯大林认为，文艺作品的价值不是由个别枝节或细节决定的，而是“由它的总的倾向决定的”。譬如，他不同意对米库林娜的小册子《群众的竞赛》全盘否定，便说作者“由于受了某个讲述者的蒙蔽而写了一些很不确实的东西”，但“难道这本小册子的价值是由个别细节而不是由它的总的倾向决定的吗？”斯大林认为，该书的价值“在于它传播了竞赛的思想，以竞赛的精神感染了读者”，“最重要的就在这里，而不在于个别细节上的错误”。他还举例说：“当代名作家肖洛霍夫同志在他的《静静的顿河》写了一些极为错误的东西，对塞尔佐夫、波德焦尔柯夫、克利沃什吕柯夫等人物做了简直是不确实的介绍，但是难道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静静的顿河》是一本毫无用处的书，应该禁止出售吗？”[34]显而易见，对一部作品的“总的倾向”，斯大林看得更重一些。他有时也把作品“总的倾向”称之为“主要特征”或“基本思想”，这就抓住了事物的主要矛盾。

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文艺作品，对作品从“总的倾向”上判断，这是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具体表现。与这个“总的倾向”论观点相似，斯大林还有一个决定整部作品的“音调”说。他认为，作品中“一些琐碎的词句和暗示”，一种“偶然的因素”，“可以不去管它”，但如果这些“小东西”出现过多，甚至猛烈地“喷涌出来”，以致决定了整部作品的“音调”，那就不能大意了。他说：“大家知道，音调是构成乐曲的 。”[35]以别德内依的小品文《从热炕上爬下来吧》为例，斯大林讲：这个作品“有许多击中要害的精彩的地方。但是在那里也还有一匙焦油，它弄脏了整个图画，把它变成了十足的‘比里尔瓦’[36]。问题就在这里，构成这些小品文的乐曲就是这个东西”[37]。斯大林的“总的倾向”论和“音调”说，首先考虑的是作品的思想性和政治意义，这与他作为政治领袖并处在社会主义初期的环境是分不开的。

斯大林不同意用“左倾”或“右倾”概念来表示作品的不同倾向。他在1926年的一封回信中谈到：“我认为在文艺方面（以及在戏剧方面）提出‘右倾分子’和‘左倾分子’的问题这一提法的本身是不正确的。‘右倾’或‘左倾’的概念目前在我国是党的概念，更确切地说，是党内的概念。……因此，把这些概念应用于像文艺、戏剧等等非党的和无比广阔的领域，那就奇怪了。这些概念在文艺界党的（共产党的）某个小组里还可以应用。在这种小组里可能有‘右倾分子’和‘左倾分子’。但是在文艺发展的现阶段，把这些概念应用于有各种各样的流派以至反苏维埃和完全反革命的流派的文艺界，那将是把一切概念都颠倒了。如果在文艺界运用阶级方面的概念甚至‘苏维埃的’、‘反苏维埃的’、‘革命的’、‘反革命的’等等概念，那是最正确的。”[38]同年2月12日，斯大林在与一批乌克兰作家座谈时，又进一步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对不起，我不能要求文学家一定是共产党员和一定奉行党的观点。对小说文学来说需要有另一些尺度：不革命的和革命的、苏维埃的和非苏维埃的、无产阶级的和非无产阶级的。但是不能要求文学是共产主义的。经常有人说：右的剧本或左的剧本。‘那里描写了右的危险，例如《土尔宾一家的日子》是文学中右的危险，或者譬如说，《逃亡》被禁演了，这是右的危险。’ 这样说不对，同志们，右的或左的危险——这纯粹是党的（现象）。……难道文学是党的文学？这说的是党。当然，文学要比党广泛得多，那里应当有另一些更广泛的尺度。……不能把纯粹是党的标准机械地应用到文学家当中”。[39]斯大林的意见，是延续着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的思想的。

斯大林在一封《给阿·马·高尔基的信》中，曾反对那些描写战争“恐怖”、引起对一切战争反感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小说。他说：“我们所需要的是这样的小说，它们能够把读者从注意帝国主义战争的惨祸引导到了解必须打倒组织这种战争的帝国主义政府。……我们拥护解放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的战争，虽然大家知道这种战争不仅没有免于‘流血的惨祸’，甚至充满了这种惨祸。”[40]斯大林这种批评观，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轨道上的。

斯大林主张文艺要担负起自我批评的责任。1930年他在一封给高尔基的信中强调：我们不能没有自我批评。无论如何不能。没有自我批评，机关的停滞和腐朽，官僚主义的滋长，工人阶级创造主动性的破坏就不可避免。当然，自我批评会给敌人提供材料。但是好处是会抵消和超过坏处的。[41]恩格斯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42]斯大林的见解同恩格斯的思想一脉相承。

“批评首先应当是符合事实的。”[43]这是斯大林反复强调的原则，他对批评中的不良倾向坚决予以谴责。1946年斯大林在谈到文艺批评时说：“我们没有任何批评，已有的那些批评家是受他们为其服务的作家们供养的，是朋友义气的奴隶。他们的任务是夸奖一些人，辱骂所有其余的人，如果我们想要谈论如何活跃批评，那么我们应当不从活跃本位主义的批评开始。”[44]斯大林呼吁的是一种公正的、客观的、独立于作家的、不顾情面的、既没有阿谀奉承也没有私心攻讦的批评。至于文艺上为什么会没有批评，他认为这主要是由文艺家们不问政治造成的。斯大林的文艺批评观，至今仍给我们以教益和启迪。

五、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这是斯大林领导苏联文艺事业贡献最突出的地方，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造性发展，是他对社会主义时期革命文艺种种新创作经验的理论概括。多年来，许多西方人士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说成是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把这一共产党指示强加给作家的，对其指责、非议颇多，对斯大林所起作用的否定也比比皆是。就连特里·伊格尔顿这样的左翼学者，也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是斯大林和高尔基拼凑出来的，由斯大林在文化方面的打手日丹诺夫予以颁布”的。“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损失反映在文化上，便是对文艺进行了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摧毁性的打击，而这种打击又借助了社会解放的理论与实践这一名义。”[45]这样的判断，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俄国学者格罗莫夫的意见比较靠谱。他说，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确定为苏联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方面起了主导作用。他在如何表述这新的创作方法上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反复的掂量，最后敲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术语。然后又充分发扬民主，亲自参见讨论和争论，做了大量解释和说服工作，终于取得了绝大多数作家的同意和支持，最后写入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成为作家们应该共同遵守的准则。[46]格罗莫夫是俄国研究斯大林和艺术问题的专家,在他的《斯大林：艺术与权力》著作中，有一节的标题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父”。可见，他对斯大林的首肯是有根有据的。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艺创作和批评的基本方法，其提出和确立有一个过程。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文艺思想斗争，一直围绕着如何创造性地探索新社会的新的艺术方法。到20年代中后期，关于艺术中占主导地位的创作方法仍不明确，出现了“无产阶级现实主义”、“英雄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红色现实主义”、“心理学现实主义”、“带倾向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未来主义”等等概念，令人眼花缭乱。

进入30年代，“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占了上风。斯大林对“拉普”一度曾表示支持，但后来他发现“拉普”有些高傲自大、宗派主义和小圈子作风，已成为文学事业进一步发展的束缚与绊脚石，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定予以解散。1932年4月23日，联共（布）中央做出《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并着手筹备召开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和成立苏联作家协会。在此期间，由斯大林负责，苏共中央和文艺界对文艺创作方法问题进行了热烈探讨与争论。据当时苏联作协筹委会组织委员会主席伊·格隆斯基回忆，1932年4月末5月初，他跟斯大林讨论过“拉普”的问题。他表示，自己坚决反对使用“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这一提法，建议使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最好还是共产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提法。斯大林有不同意见，他在听完伊·格隆斯基的建议后说：“您正确地指出了苏联文学的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性质，正确地说明了我们整个斗争的目标。但是艺术创作方法应当能团结所有的文艺活动家，我们有无必要在它的定义中专门说明甚至强调苏联的文学和艺术是无产阶级性质？试想，这样做没有多大必要。指出工人阶级斗争的终极目标——共产主义，这也是对的。但是要知道我们暂时还把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作为实际任务提出来。……把共产主义作为实际目标提出来，您就有点跑得太快了。您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但是表达得并不完全恰当。如果我们把苏联文学的创作方法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您以为如何？这个定义的优点：第一，在于它简短（总共只有两个词）；第二，好理解；第三，指出了文学发展的继承性（在资产阶级民主的社会运动时期出现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过渡到、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阶段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47]伊·格隆斯基立马同意了。1932年5月20日，他在莫斯科文学积极分子会议和5月23日《文学报》上,他两次公开表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指出“方法的问题不应抽象地提，对这件事情不能这样看待：仿佛作家应当首先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教程，然后才去写作。我们对作家们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写真实吧，真实地反映我们的现实生活吧，现实生活就是辩证的。因此苏联文学的基本方法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48]伊·格隆斯基成为第一个披露斯大林观点的人。

1932年10月26日，在高尔基寓所举行了一次文学家座谈会。在会上，斯大林回答一位前“拉普”成员就“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和世界观问题的询问时，说道：“你们不应让各种论点塞满艺术家的脑袋。一个艺术家应当真实地表现生活。如果他将真实地表现我们的生活，那么他不能不在其中看到、不能不表现那种把生活引向社会主义的东西。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49]斯大林的讲话，明显是针对“拉普”以世界观代替创作方法、混淆二者区别的，明显是经过深思熟虑从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

在这里，斯大林把“真实地表现生活”看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与核心内容。而这种“真实”，则是动态的真实、本质的真实，是能“表现那种把生活引向社会主义的东西”的真实。正因如此，1934年苏联作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才把斯大林的这一思想表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保证艺术创作有特殊的可能性去表现创造的主动性，选择各种各样的形式、风格和体裁。”[50]这是一个创造，一个辩证法的胜利。

通过以上的考察，不难发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最早是斯大林第一个在私下里提出来的，或者说他是具有这个概念的发明权和专利权的。诚然，我们不宜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称之为“斯大林的公式”，因为它是许多人长时间酝酿和多场大讨论的结果。但是，斯大林在这其中起了关键的、决定性的作用，则是毫无疑问的。据不完全统计，从斯大林在高尔基寓所讲话后，到1934年8月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开幕前的一年多时间里，报刊上涉及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文章，有近400篇之多。这足以说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最终形成，是苏联文艺理论界和创作界对自身经验的一个结晶。

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理论意义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基本的创作方法，这其中的“社会主义”，不仅是个历史概念，也是个观念形态的概念。它包涵着文学和艺术新质的规定，标志着两个阶段的分水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的“现实主义”，有其美学上的继承性，也有其内涵上的独特性。它跟以往各种现实主义不同，它是面向新主人公的，是充满激情、英勇精神和乐观气魄的，是从时代的进步来表现生活的；它是对庄严与豪迈的追求，是根除“旧世界”影响、为新社会进行英勇斗争的艺术反映；它不是冷淡阴暗地描绘现实，而是要通过创作途径营造一个振奋人心、使人向上、使人着眼于未来的现实主义。用高尔基的话说：“新的现实主义是为对生活的社会改造的革命激情所丰富化了的艺术”。[ 51]这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灵魂和本质属性。苏联有学者曾经承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形成是社会主义艺术文化、整个苏维埃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这种明确的目的性使它具有了全人类的意义，使它成了世界艺术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崭新阶段。”[52]这是有道理的。

从理论背景上看，1932至1933年间，苏联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了恩格斯给敏·考茨基和玛·哈克奈斯的信，再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就历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给斐·拉萨尔的信。此间还出版了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述艺术的言论加以系统化的文集和选集。这些文献，包含有关于艺术与现实关系、世界观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现实主义的性质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这个背景说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提出，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此时的传播与影响密不可分。当时就有评论家指出：苏联文艺界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中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唯物主义美学方面所制定的那些原则”。[53]

斯大林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不排斥其他创作方法，尤其不忽视浪漫主义。在斯大林看来，浪漫主义是现实的理想化和美化。他认为在高尔基创作的第一个时期，其作品中就有不少浪漫主义。他说：“作家需要这样的浪漫主义。我们需要这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的浪漫主义。我不想以此把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对立起来。对我们时代来说，革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应当成为文学中主要的基本的流派，但是并不因此作家就不能利用浪漫主义流派的方法。”[54]

斯大林主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实际上解决了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问题。1932年10月20日斯大林在与党员作家座谈时说：“为什么你们要求非党作家一定要懂得辩证法的规律？为什么一位非党作家应当用辩证方法写作？用辩证方法写作究竟是怎么回事？托尔斯泰、塞万提斯、莎士比亚不是辩证论者，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大艺术家。他们都是大艺术家，并在自己的作品里各人按自己的方式反映自己的时代反映得并不坏。而如果赞成你们的观点，那么就应当承认，他们不可能成为大的和好的语言艺术家，因为不是辩证论者，也就是说，因为不懂得辩证法规律。你们把在这些问题上的不正确观点灌进了作家们的脑袋里，这简直把他们弄糊涂了。”接下来他说：“我讲这些话并不想说明作家根本不一定需要了解辩证法的规律。相反，只有掌握思维的辨证方法，作家才能真正地认识和领会他周围发生的现象和事件；只有做到这一点，他才能在自己的创作中达到与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相适应的高度艺术性。但是这样的知识不是立刻就能得到的。……你们不懂得不能要求一位非党作家立刻成为辩证论者。你们对运用于艺术创作的辩证方法的理解是对这一方法的庸俗化。”“你们不懂得一个作家不仅应当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习，而且应当向文学的经典作家学习”，并“可以向反革命作家这些艺术语言大师学习文学技巧”。[55]1932年10月26日，斯大林在与党内外作家座谈时，有人问他：“难道一个诗人不能成为辩证论者吗？”斯大林回答说：“不，能成为。如果他成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这就很好。但是我想说，到那时也许不想写诗了。当然，我这是说句笑话。”[56]1937年，斯大林在与一位德国作家谈话时又说：“不能把作家的世界观与他的作品混为一谈”。他举果戈理及《死魂灵》为例说：“果戈理的世界观无疑是反动的。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他绝不认为农奴制应当崩溃。……然而果戈理的《死魂灵》违背他的意志，以其艺术真实对四十、五十、六十年代好几代革命知识分子以巨大的影响。”[57]这种辩证的分析方法，可谓同恩格斯分析巴尔扎克、列宁分析列·托尔斯泰的方法如出一辙。

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倡导，体现了他对列宁文学党性原则的坚守。这一创作方法，揭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揭示了作家艺术家只有站在自觉为劳动群众利益和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立场才能真实全面地描写现实的精神。尤金——苏联作协章程起草人之一——曾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其实质来说是批判的。批判和摧毁旧的东西，批判地对待一切与我们敌对的以及与社会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可是却还扎根于我们生活之中的东西，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重要任务之一。”[58]毛泽东也讲过：“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59] 历史已经证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对苏联和世界革命文艺的发展，起过极其巨大的推动作用。它在人类文艺思想史上，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上，都具有飞跃的意义。

七、关心、尊重和爱护作家的事例

不少文章都指责斯大林打击、迫害作家，这是谣言。斯大林通过会见、座谈、电话联系或书信往来，同作家有广泛接触和交往，其关心、支持、爱护作家创作和生活的例子不胜枚举。

斯大林说，高尔基是个搞艺术的人，容易受情绪和感情的支配，可能无意中会做出不适当的事情。他的这种看法同列宁相似。列宁曾高度评价高尔基作为艺术家的才能和所起的作用，但也认为他“始终在政治上最没主见而且惯于感情用事”[60]。因此，斯大林要求政治局委员们要多同高尔基接触，了解他对各种事情的态度，以便及时劝导他。涉及文学艺术问题，斯大林经常跟高尔基商量，倾听他的意见，并总是做出让步，即使在不同意他的意见时也如此。

斯大林爱护马雅可夫斯基。有一次，伏罗希洛夫告诉斯大林，他不喜欢马雅可夫斯基的朗诵自己的诗。斯大林回答说：“而老百姓喜欢。既然老百姓喜欢，我们也应该喜欢！”[61]并指出：“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对他和他的作品采取冷漠态度是犯罪行为。”[62]

斯大林对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看法，颇能反映他的文学思想。1936年5月初，高尔基在给斯大林的一封信里，对苏联文学创作的状况及文学编辑工作水平偏低表示不满，信中还以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维尔塔的《孤独》为例加以说明。斯大林5月21日在给高尔基的回信中，一方面承认苏联当时的青年文学“经常不合起码的文理通顺和要求。《孤独》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不例外”。另方面又讲：“与此同时应该说，我认为对我国文学来说，这两部作品是重要的和不可轻视的正面现象。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事迹您应该说是知道的”[63]。斯大林的话，无疑告诉我们，应该重视年轻作家作品的艺术性和文化底蕴，但对其满含“正能量”的作品，还是应该肯定、扶植和给以鼓励的。

斯大林曾给苏联作协领导人斯塔夫斯基写便签，请他关照索波列夫，说该同志“无疑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根据他的《大修》[64]来判断）。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任性和情绪不稳定（不听从‘驾驭’）。我认为这些特点是所有具有文学才能的人所共有的（也许有少数例外）。”“就让作家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要爱护他。”[65]

斯大林对作家肖洛霍夫十分重视和关心，鼓励他积极创作，在他发表作品遇到困难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在他遭到诬陷时予以保护。斯大林说：“在我看来，肖洛霍夫有很高的艺术才能。此外，他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作家，所写的东西都是他非常熟悉的。”[66]有些人对肖洛霍夫作品中个别人物的写法有意见，斯大林说：“不能干预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不能强迫他接受什么。对艺术作品不能下判决，只能进行争论。”[67]

斯大林重视乌克兰剧作家柯涅楚克的创作，1940年底在给他的信中说：“读了您的《在乌克兰草原上》。写得很出色，——艺术上比较完整，使人开心，非常开心。只是我担心它过于使人开心了：有这样的危险，喜剧过于使人开心会把读者和观众的注意力从它的内容上转移开。”[68]关爱之情溢于言表。

伊·爱伦堡写了短篇小说《共产主义完人》，塑造了一个患有“‘革命的’臆造主义和‘革命的’设计主义的病症”的“‘布尔什维克’的典型”。但斯大林认为，“这篇小说虽然有过于夸大的地方，它正确地抓住了这种病症却是毫无疑义的。”[69]斯大林对作家并不求全责备。

关心工人作家，是斯大林的本能。他说：“工人作家不是现成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只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慢慢锻炼出来的。所需要的只是更勇敢地动手去干：跌一两次跤，以后就学会写作了”。[70]他认为一个作家“不能坐在书斋里虚构各种形象和事件。必须从生活中获取，也就是说，必须去研究生活，去向生活学习”[71]。他曾对诗人别德内依说：“如果你还没有看见林立的石油井架，那么你就是‘什么也没有看到过’。我相信巴库能提供你极丰富的材料来创作像《牵引力》这样的杰作。”[72]这同列宁劝高尔基“走出彼得堡”，到“下面观察”生活，何其相似。

斯大林对作家进行所谓“创作出差”做法持有异议，耐人寻味。“创作出差”，是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苏联作协负责人提出的做法，指的是派一些作家离开城市下到生活中去，下到工农业生产的实际中去，改变创作题材单一的状况。对这种做法，斯大林发出疑问：“可是托尔斯泰没有进行过创作出差”啊？“我认为当一个严肃的作家严肃地工作时，他自己会去的。”并诘问道：“怎么，肖洛霍夫没有去创作出差？”法捷耶夫马上解释说：“他时时刻刻在出差。”斯大林又问：“而且不愿意离开那个地方？”[73]这个细节，使我们生动地看到，斯大林是希望作家自觉地、踏踏实实地、长期的、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深入生活的，那种蜻蜓点水式的“采风”，走马观花式的“创作出差”，对作家写出优秀作品是没有多大帮助的。

这些“故事”，哪有一丝迫害、打击作家的影子呢。当然，在苏联的“肃反”运动扩大化的错误中，也曾牵连或伤害到一些作家艺术家，但那跟斯大林对待作家艺术家本真的态度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八、斯大林文艺思想研究的经验教训

上面已经讲了很多情况。通过这些陈述和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斯大林文艺思想的评价，不是一个单纯恢复斯大林个人名誉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对历史人物做某种定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如何正确理解的问题，关乎如何总结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经验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对斯大林文艺思想的评价是应当放在所处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是不能离开对事情全过程的把握的，也是不能简单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和苛求前人的。

我们无须忌讳、无视或遮掩斯大林文艺思想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的。我们需要的是像对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上其他重要人物一样，采取爱惜与反思、总结经验与汲取教训并重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分析优点和缺点，实事求是地分析失误产生的条件和原因，按照事物本来面貌，客观、公正、全面地阐述其成就和过错，而不能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任意地加以歪曲和篡改，主观、粗暴地加以歪曲和否定。如果说这是在为斯大林辩护，那么这是为斯大林文艺思想中正确的东西辩护，为他探索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辩护，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获得美学权益辩护，一句话，是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辩护。

斯大林逝世七十年了。七十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社会主义文艺的遭遇与命运已经证明，重新探讨斯大林文艺思想的价值，恢复斯大林文艺思想的声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路线，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的。毛泽东曾说：“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74]这样的评价，用在斯大林文艺观上也是科学的。

我们对斯大林文艺思想的研究，首先要依据事实，看它在文艺史上到底是起进步作用还是起退步作用。绝不能像有些人那样，“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75]历史上的这个教训，是值得记取的。现在看来，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及东欧文艺理论界出现一股汹涌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有意把所谓“斯大林主义”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主张用伦理、人道的社会主义来代替科学社会主义，并声称要用不同于斯大林阐述的观念与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股思潮，虽说对纠正先前的某些弊端有某种作用，但其总的倾向却是错误的、有害的。那种认为斯大林对文艺是外行，主要是靠行政命令来领导，粗暴武断，缺乏自己的思想和见解，没有啥可研究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毋庸讳言，歪曲、否定、抹黑斯大林文艺思想是苏联东欧共产党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观，取消文艺党性、人民性、思想性成分的一个最直接的产物和原因。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最好的老师。当人们的认识走过一个“之”字，开始看清否定斯大林文艺思想的教训和危害时，那么，正确认识斯大林文艺思想、恢复其本来面目的时刻也就到来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国文艺理论界依然弥散着“非斯大林化”和批判 “苏联模式”的氛围，对斯大林文艺思想的研究采取“轻蔑”和“冷处理”的态度。特别是“实践派”美学和文论，依然把东欧和西方学界当年批判斯大林的说法拿来当作自我论证的理论武器，并赋予抽象“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以至高无上的地位，把“对马克思来说，社会主义是一个真正人性的和人道主义的社会”[76]奉为信条。这种理论偏离是应当引起警惕了。

怎么对待斯大林和他的文艺思想？还是毛泽东说得好：“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77]毛泽东还说：“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78]

我们承认斯大林在文艺理论上是有缺陷（局限性）、在实践中有过失（错误）的。其文艺理论上的缺陷，倘若从哲学高度看，那就是艺术辩证法阐释得够透辟、彻底，只讲对立面的斗争，未讲对立面的统一；对民主传统刚刚形成且受到严峻考验的时代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文艺还有一些认识不清的地方。他的“辩证法是个害羞的辩证法，是个羞羞答答的辩证法，或者叫吞吞吐吐的辩证法”。[79]这才切中肯綮、直击要害。

斯大林是很清醒的人。早在1943年他就说过：“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这垃圾刮走！” [80]如果说这是斯大林的预言，那么，这个预言正在变成现实。

注释：

[1]《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2页。

[2]吕德申主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30页。

[3]王善忠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史》第2卷，梁一儒、李树榕、王善忠著《20世纪上中叶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页。

[4] [苏]亚·法捷耶夫：《斯大林的人道主义》，载《真理报》1953年3月12日。引自张捷著《斯大林与文学》，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版，第324-325页。以下凡出自《斯大林与文学》的引文，只注作者、书名和页码。——本文作者注。

[5]斯大林：《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斯大林《论列宁》，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页。

[6]斯大林：《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1页。

[7][俄]《明天报》1997年第50期，引自张捷著《斯大林与文学》，第401页。

[8]斯大林《致<工人报>》，《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页。

[9]斯大林：《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8-299页。

[10]同上，第299页。

[11]引自张捷著《斯大林与文学》，第400页。

[12]斯大林：《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7-118页。

[13]同上，119页。

[14]斯大林：《资产阶级的民族文化口号和无产阶级的民族文化口号》，《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64页。

[15]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系全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63-64页。

[16]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20页，第317-318页。

[17]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29页。

[18]此时还没有提出“艺术方法”的概念。——作者注

[19]参见[苏] M·C·卡冈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史》，汤侠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页。

[20]斯大林：《答比里-别洛策尔柯夫斯基》，《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81页。

[21]斯大林：《群众的竞赛和劳动热情的高涨》，《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98页。

[22]斯大林：《在与共产党员作家的座谈会上的讲话》，译自俄国《书刊大检查——苏维埃国家内的作家和新闻记者（1917—1956）》，文件汇编，国际民主基金会、大陆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页。引自张捷编《斯大林论文艺》，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红色文化研究书库”，2016年内部资料，第79页。为了简洁，以下凡出自《斯大林论文艺》的引文，注释中不再写“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红色文化研究书库’，2016年内部资料”字样，只注编者、书名和页码。——作者注。

[23]斯大林：《致费里克斯·康同志》，《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02-103页。

[24]《书报大检查——苏维埃国家内的作家和新闻记者（1917-1956）》，文件汇编，民主国际基金会、大陆出版社2005年版，第265页。引自张捷著《斯大林与文学》，第60-61页。

[25]斯大林：《在与党内外作家座谈会上的讲话》，原载苏联《文学问题》杂志1991年第5期，引自张捷编《斯大林论文艺》，第93页

[26]同上，第91页。

[27]斯大林：《与利昂·福伊希特万格的谈话》，译自《斯大林文集》第14卷第2版，俄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7年版。引自张捷编《斯大林论文艺》，110页。

[28]斯大林：《致苏联电影总局舒米亚茨基同志》，《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0页。

[29]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19页。

[30]《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5页。

[31]吴元迈：《战后苏联文学问题》，《吴元迈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7页。

[32]斯大林：《斯大林奖金的讨论》，载[苏]康·西蒙诺夫：《一个我这一代人的看法——关于斯大林的思考》，书籍出版社1990年版。引自张捷编《斯大林论文艺》，第193页。

[33]斯大林：《列宁同志在修养中》，《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1页。

[34]斯大林：《致费里克斯·康同志》，《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1-102页。

[35]斯大林：《致杰米扬·别德内依同志》，《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3页。

[36]民间土语，意为泥潭、沼泽、洼地。——引者注。

[37]斯大林：《致杰米扬·别德内依同志》，《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4页。

[38]斯大林：《答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80页。

[39]斯大林：《会见乌克兰作家时的谈话》，原载[苏]《电影艺术》杂志1991年第5期，引自张捷编《斯大林论文艺》，第24-25页。

[40]《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6页。

[41]斯大林：《给阿·马·高尔基的信》，《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4页。

[42]恩格斯：《致格尔桑·特利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24页。

[43]斯大林：《给拉普共产党员作家们的回信》，译自苏联《旗》杂志1990年第1期，引自张捷编《斯大林论文艺》，第33页。

[44]《斯大林文集》第16卷，第2版第1册，UTPK出版社2011年版，引自张捷著《斯大林与文学》，第133页。

[45][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2-43页。

[46][俄]E·格罗莫夫：《斯大林：艺术与权力》，艾克斯莫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页。引自张捷著《斯大林与文学》，第79页。

[47]原载[苏]《文学问题》1989年第2期，第147-148页，引自张捷著《斯大林与文学》，第67-68页。

[48]原载1932年5月23日苏联《文学报》，引自刘庆福主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简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页。

[49]斯大林：《在与党内外作家座谈会上的讲话》，原载苏联《文学问题》杂志1991年第5期。引自张捷编《斯大林论文艺》，第92页。

[50]《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3页。

[51][苏]п·尼古拉耶夫：《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学》，李辉凡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77页。

[52][苏] M·C·卡冈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史》，汤侠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7、133页。

[53]参见《吴元迈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3-364页。

[54]引自张捷著《斯大林与文学》，第72页。

[55]斯大林：《在与共产党员作家的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书报大检查——苏维埃国家内的作家和新闻记者（1917-1956）》，文件汇编，民主国际基金会、大陆出版社2005年版，第265页。引自张捷编《斯大林论文艺》，第83-84页。

[56]斯大林：《在与党内外作家座谈会上的讲话》，原载苏联《文学问题》杂志1991年第5期。引自张捷编《斯大林论文艺》，第92页。

[57]《斯大林文集》第14卷，第2版，俄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178页。引自张捷编《斯大林论文艺》，第111-112页。

[58]《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1934年）》，速记记录，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第666页。引自张捷著《斯大林与文学》，第78页。

[59]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7页。

[60]列宁：《致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列宁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5页。

[61]引自张捷著《斯大林与文学》，第228页。

[62]斯大林：《在莉·尤·勃里克的信上的批示》，载俄国《斯大林文集》第18卷，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115页。引自张捷编《斯大林论文艺》，第101页。

[63]斯大林：《给阿·马·高尔基的信》，原载俄国《新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引自张捷编《斯大林论文艺》，第104页。

[64]索波列夫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引者注

[65]斯大林：《给弗·彼·斯塔夫斯基的便签》，载《斯大林文集》第18卷，俄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116页。引自张捷编《斯大林论文艺》，第103页。

[66]斯大林：《给拉莫卡冈诺维奇的信》，原载《斯大林文集》第17卷，俄国北方王冠学术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74页。引自张捷编《斯大林论文艺》，第76页。

[67]转引自张捷：《斯大林与文学》，第331页。

[68]《斯大林文集》第18卷，俄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209页。引自张捷：《斯大林与文学》，第167页。

[69]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3页。

[70]斯大林：《我们的目的》，《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44页。

[71]《斯大林与苏维埃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第6页。

[72]斯大林：《给杰米扬·别德内依的信》，《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39页。

[73]斯大林：《在会见作家时的谈话》，载[苏]康·西蒙诺夫：《一个我这一代人的看法——关于斯大林的思考》，书籍出版社1990年版。引自张捷编《斯大林论文艺》，第189页。

[74]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6页。

[75]同上，第286页。

[76]《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15页。

[77]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2页。

[78]毛泽东：《共产党人对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79]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26页。

[80]引自张捷著《斯大林与文学》，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版，第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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