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革新

作者：佚名来源：红色文化网 2024-03-25 1148

宁可不要外国大奖不能不要文化自信

——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引发激烈争论谈文化自信

李革新

作者按：2016年以来，笔者就诺贝尔文学奖作家莫言引发争论的问题，在有关网、刊发表过5篇文章，其中除了《辱骂七亿网民无耻的人才是真正的无耻》、《从讥讽苦难教育看莫言的创作导向》为评论莫言《人一上网就变的无耻》和《不哭的权力》两篇杂文以外，其余的三篇：一是2016年9、10月间红色文化网、昆仑策研究院等红色网站发表的《怎么可以为世界大奖丢掉中国文化自信》;二是2019年11月第117期《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内刊上发表的《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文化自信》;三是2020年第5期《中华魂》杂志发表的《任何时候都不可以丢掉中国文化自信》。三文主题，均通过剖析西方给莫言的《颁奖词》，利用莫言作品对我国的污蔑，讨论坚持中国文化自信的重大意义。

2024年入春以来，国内围绕莫言的争论，又掀起新一波高潮，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文艺方向的极大关切，对坚持党的文艺路线的热切期盼。现将拙文《怎么可以为国际大奖而丢掉中国文化自信》，题目改为《宁可不要国际大奖，不能不要文化自信》做重大修改发出，意在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主席文艺思想、习近平论文艺工作和文化自信重要讲话为武器，剖析莫言文艺倾向，区分中西文化不同意识形态性质，反对以“国际大奖”作为判断我国文艺是非标准的错误倾向;我们无权干涉任何内容的“国际大奖”，但必须反对“‘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的那些“长着中国脸，不是中国心，没有中国情，缺少中国味”(习近平语)，以跪舔美西为美的资本主义奴才;坚持中国文化自信，坚持独立自主，坚持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坚持习近平论文艺工作和文化自信的重要讲话，把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垃圾，扫进历史垃圾堆!

十几年来，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在我国学界和社会上引发大量争论，褒贬不一，网上两种意见更是狂轰滥炸。笔者认为，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习近平论文艺工作和文化自信的重要讲话为武器，剖析莫言文艺的政治倾向，才能正确区分我国与国际社会意识形态的不同特质，在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对话中，坚守中国文化自信，坚持民族文化主体地位，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同时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推向世界，矗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李革新

一、以马克思主义博大胸襟，从国际文化多样性和革命文学的区别两方面观察莫言诺贝尔文学奖

《共产党宣言》写道：“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170多年前所描写的世界经济、文化的“全球化”;以此和今天高科技时代的“全球化”相比，在“变小了”的“地球村”里，我们中华民族与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应该说做的还很不够，需要在改革开放中进一步加强和健康发展。

1、从人类共有的“真善美”视角，分析莫言诺贝尔文学奖作品亵渎人类文明的实质

无论古今中外，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优秀文学艺术，从来都是与人类心灵相通的，是超越民族和文化分歧的，甚至是超越历史、超越时空的。许多文学精品，在古代和其它社会制度的人民中，被认为是真善美的，在今天，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看来，同样是真善美的。作为人类先进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最具开放性、包容性的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但不排斥、不拒绝非马克思主义的优秀的思想、文化，而且从来都是认真吸收和利用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来发展自己，这就是列宁所说的“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②

马克思主义就其阶级性来说，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但其内容则是对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继承、发展和集大成。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文化巨将，遵循朴素的唯物辩证法和现实主义创作规律，所创作的闪烁着的艺术之光、蕴含着的真理“颗粒”，都真实、艺术地反映了当时当地的社会现实，不仅为当时当地人民所喜爱，也为今天和今后的人民所喜爱。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但赞扬过许多古代和与他们同时代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文学家，而且从中吸收了大量的丰富营养，成为马克思主义宝库中的重要内容。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海纳百川”的伟大之所在，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所达到的高度和源泉所在。

从这点上说，我们应当承认，马克思主义文艺和非马克思主义文艺之间，确实存在诸多的“最大公约数”，如热爱祖国、关爱生命，珍惜自然、热爱劳动，厌恶战争、热爱和平，追求自由、向往平等，扶正祛邪、扶弱济困，尊老爱幼、忠于爱情等等人类人性中一切真善美的思想和行为;共产党也从来不反对党员和非党作家，创作、描写人类真善美的作品。

拿莫言来说，无论他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他所创作的作品，即便不是歌颂共产党，不是歌颂革命，但却是歌颂人类人性的真善美的，就是说符合人类“最大公约数”，他完全可以放飞形象思维的翅膀，大书特书;再假如他的作品是揭露腐败分子的丑恶嘴脸，抨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危害，解剖国民性的弱点，批判极端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等等，起到“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也完全是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如果他是写这样的作品，那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或者其它国内、国际大奖，也完全是应该的，因为符合文艺现实主义的创作规律。

但莫言却是“反其道而行之”，硬是要“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用一句法律用语说，这就是具有“主观故意”了，即在他“写黑暗”创作思想的指导下，发泄对党和国家的仇恨，抹黑人民军队，诋毁人民领袖的胡言乱语，甚至爆粗口在伟人床上尿尿等污言秽语，哪里有一丝一毫体现人类共有的“真善美”?

网上批判莫言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揭露莫言“假恶丑”作品的文章超千过万，难以尽数。笔者只引述昆仑策研究院2024年3月15日署名“万邦图治”的《他们为什么不让批判莫言?》一文的几个片段，便可见一般。文章写道，西方评奖者和国内汉奸们吹捧莫言，是因为他们需要对中国的大揭丑，需要莫言那样“把局部变成整体，个案变成通常，甚至把自己的猥琐人生，无尊严人格投射于全体中国人”;把“最贫穷、最落后、最黑暗、最丑陋、最不人道、最低级下流……演绎成中国人的共同特色，最终把中国人描述成猪和驴的国度，用极端的写作手段，卑鄙无耻的突破了民族自我形象认同的尊严底线”。文章说，莫言“把八路军描写成残害老百姓，日本鬼子反而都高大英俊。可以说，在古往今来的全部历史中，像莫言这样妖魔化中国人的，不仅中国没有，搜遍整个世界也找不到第二人。把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伟大民族妖魔化为野蛮土著食人族，用心之恶毒简直无以复加，……莫言这种现象放到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不仅当权者不能够容忍，关键是当地老百姓非把他乱棍打死不可”。文章指出：莫言“为了他心中的神圣西方和伟大日本，不惜把整个中华民族列入应该消灭的‘垃圾人口’，请问世界上还有比这种行为更加恶毒的吗?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象莫言这样极端妖魔化本民族本种族的文人绝无仅有，就是在世界历史上，象莫言这样糟蹋本民族的文人，也是同样绝无仅有”。

该文大量引用莫言《丰乳肥臀》等作品中丑化中国人民，诬蔑人民军队，侮辱人民领袖，美化日本侵略者，令人“三观炸裂，恶臭不可闻”的大量文字。

难以置信，一些人至今为什么还在为莫言唱赞歌，反对人民群众对莫言的声讨?是无知，还是别有用心，或者与莫言是“一丘之貉”!

2、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即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分析莫言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反华、反共、反人民的性质

以上笔者以人类“真善美”共同要求来分析莫言作品，是作为“退一步”而言;那么，以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分析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品，都是一些什么货色呢?

众所周知，当今国际社会存在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尖锐对立。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文艺工作，必须坚持中国革命文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质，必须对反革命、反人民、反真善美的文艺，进行坚决的斗争。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代表人类的发展方向;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③

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建国后70多年，我们不但在经济上跃升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我们的文学艺术也越来越为世界人民所喜爱和接受。但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当今的国际社会，一些国家不会以中国共产党的是非为是非，不会以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标准，尤其是不喜欢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国人、外国评奖机构，说你的作品如何如何的好，就以为是毫无疑问的好，就晕乎乎、飘飘然;人家说不好的，就以为一定不好，自己也看不起自己;那还叫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多年来，有些同志对于外国的文艺思潮不分析、不鉴别，而是盲目推崇。凡沾点“洋味”的便都是好的;而对民族文化、对我们自己的“土特产品”的评价，也习惯以“洋人”的是非为是非。一本书、一出戏、一首歌、一幅画、一部电影……在外国受到追捧，就受宠若惊，骨软筋酥，顶礼膜拜;在具体的作品创作中，也忘记自己的民族特点和优势，忘记我们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只顾一味地与外国“接轨”，诗歌是“朦胧”的好，美术是“抽象”的好，连中国人的独具特色的书法，也被有些人“抽象”成“墨猪”，怎么丑、怎么怪就怎么“写”，这种心态和做法，对于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对话是极为不利的。

这次莫言得了个诺贝尔文学奖，许多人不看其作品是歌颂祖国还是侮辱祖国，是歌颂人民还是丑化人民，是歌颂革命还是抹黑革命，是歌颂真善美还是制造假恶丑，就下结论说我们的“文学成就达到一个被世界认可的高度的标志”，“走到一个比较高的、辉煌的时期”④;莫言的作品达到了“触动人心、振聋发聩”的程度，莫言“具有极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一颗忧国忧民忧人类的仁心”，肉麻吹捧莫言“总是独具慧眼，观察社会特别独特深刻，细致入微，发现一般人发现不了的深层东西，文字力透纸背，无愧于‘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一光荣称号”⑤等等。这些说法，既忽略中国意识形态特色，也漠视国际社会“最大公约数”真善美的尺度，而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为衡量作家和作品乃至一个国家的文学成就的唯一的、最高的标准，是不可取的。

李革新

二、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吸收外国优秀文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以我为主文艺方针

唯物辩证法认为：一般寓于“个别”之中，无“个别”即无一般。换言之，任何“个别”都具有一般的意义。因此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革命斗争规律，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规律，在本国是一般，在世界范围又是“个别”，具有世界意义。国际上不断有人散布什么“中国威胁论”，如果不是污蔑，至少是很大的误解。别人把他们的意识形态强加于我们，对我们搞文化渗透，我们不高兴;我们也决不能搞“以我为核心”，去“威胁”别人。但是，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是世界范围的一个“个别”，当然具有一般的意义。所以，中国的文化产品无论是理论、小说、诗歌、戏剧、音乐、美术、电影、电视剧等等，在国际上得奖，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提倡学习外国，但在一些外国人的眼里，中国也是他们的“外国”，说不定在许多外国人的眼里，中国的月亮更大、更亮、更圆。现在许多国家搞孔子学院，这本身就说明中国儒学中的优秀文化具有世界意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四卷，被世界上多个国家、多种文字出版发行，全世界革命人民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他们革命斗争的指路明灯，《毛泽东选集》等著作在全世界大量出版发行，也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毛主席说过，马克思主义“还要发展，我们在革命中有丰富的经验，应该发展这个学说。”⑥尤其我们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有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有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有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等。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脉相承，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毫无疑问，我们党的这些思想理论及其指导下的文学艺术，对世界具有普遍意义。但是在其他国家，它们又是“个别”。人家能否借鉴和借鉴之多少，只能依赖于人家的国情和具体实践，人家也要以“我”为主，我们的认识与评价，在他们那里也只是被“借鉴”而已。

任何国家对“外国”的东西的学习、借鉴，都不能照搬照套，都要结合自己的实际、自己的国情，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以自己的东西为主。同样是土壤、肥料、阳光、空气和水分，麦种吸收了生麦子，稻谷吸收了生稻子……原因在于质的不同，内因根据的不同。如果一味地以西为美，片面地认为人家的“多党制”、“轮流执政”是好的，人家的“民主”是好的，人家的“朦胧诗”、“抽象画”是好的，人家的“摇滚舞”、“霹雳舞”是好的，人家的“红灯区”是好的……只要是西方的就都是好的，“拿来”人家的这些东西，倒把我们自己“改造”的面目全非;不经过自己的口腔、牙齿咀嚼和肠胃运动，“食洋不化”，吃下去肚子要疼的。

旅美作曲家瞿小松针对一些人把西方音乐当成了“主流”、说“中国音乐落后六百年”的论调，在2011年第6期《人民音乐》发表文章，批评这些人是“睁眼不见中国古典文化中国传统音乐数不胜数的精妙”，是“可悲的无知”。他指出：以西方为最高、为唯一的论断“正是文化的杀手，已经成为西方当代知识界的共识。”这是一位旅美学者通过在美国的实践发出的声音!连“西方当代知识界的共识”都认为以“以西方为至高”是不可取的，我们自己怎么可以妄自菲薄呢?

有关国际奖项当然是可以争的，但这只是为了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学习、吸收国际上的优秀的文化，用来丰富、发展我们自己，让中国优秀文化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而绝不是让人家牵着鼻子走，让人家的东西代替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自然科学方面，因其意识形态性质不明显，可以大争特争;而涉及到意识形态领域，就需要小心谨慎。屠呦呦的青蒿素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为祖国争了光，为人类带来健康的福音，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莫言的小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何以会引发激烈争论，“听取骂声一片”呢?答案就在于：它们丑化中国共产党，侮辱人民领袖，抹黑人民英雄，诬蔑人民军队，反对人民革命，攻击土改斗争，为地主资产阶级鸣冤叫屈，美化日本侵略军，胡诌中国人民“猪圈般的生活”等等等等，只让外国人高兴，让中国人民不高兴，人民骂你“汉奸文学”没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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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参与世界文明对话和国际文化交流中，不可忘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就针对当时有些人“洋腔洋调”的崇美思想，指出：“美国有很多钱，可惜……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⑦

“跟他走”，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按照老杜勒斯早在六七十年前说的：改变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按照他们美国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⑧就是他们至今还在坚持的要别人“与美国宪法体现的理想保持一致”;⑨就是实现他们在六七十年前制定、至今还多次修改的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十条戒令》。⑩

“太公钓鱼，愿者上钩。”70多年了，这种一心要“跟他走”的论调，在我们有的国人中仍然不绝于耳。前车之鉴，去之不远，苏联、东欧不就是“跟他走”了吗?现在我们一些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为“有病”的人，也是老想着要“跟他走”，不仅要“跟他走”，还要跪舔，这不仅是“有病”，而且是病入膏肓，达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

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尚且不能照搬照套，不可以停留在对它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某些个别结论作教条主义的理解上，更何况借鉴资本主义的东西，吸收外来文化?毛主席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说：“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他比喻说：“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说用刀叉的高明、科学，用筷子的落后，就说不通”;“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⑪只要我们把中国的东西研究透，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研究透，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习近平创新理论研究透，立足于我们自己的国情实际，鉴别、学习、利用包括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我们的社会主义就会发展的更好、更快，就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当前的问题是一些同志在对待外国的东西上，一涉及到具体问题，例如政治体制问题、“民主”问题、言论自由问题，尤其是文化、文艺的作品的评价的问题，就忘了自己的优势、自己的个性，忘记了我们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⑫

总之，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我们在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对话中，我们的东西，无论是受到洋人的表扬、奖励，还是遭到了谩骂和攻击，都不能没有自己的“主心骨”，不能忘记“独立自主”、以我为主，不能丢掉自己对是非的判断标准。

国际斗争规律是“欲亡其国，先亡其心”。国土，当然要寸土不让。但国土丢了还可以用军事力量夺回来。国魂丢了、人心变了，文化亡了，才是真正的亡党亡国。先哲顾炎武有言：文化亡，则天下亡。文化亡了，国土在，就是“在自己的祖国，寻找祖国”。苏联解体、苏东剧变，首先是文化亡了，人心变了。我们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和文化自信的重要讲话，用我们的《党章》、《宪法》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检验衡量，并决定弃取。

就文学文艺来说，如同我们国内的情况一样，外国的“灵活工程师”也不是都讲“良心”的。在当前世界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的情况下，我们更要时刻不忘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中华文化自信的思想定力。怎么可以为争个什么“外国大奖”而丢掉中国文化自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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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西方给莫言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的险恶用心，坚守中国文化自信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有专家在《当代文学评价的危机》一文中写道：“社会上对莫言得奖可以说是千奇百怪，冷嘲热讽颇多，什么怪话都有。可以说，对莫言获奖，我们整个文学界或者整个社会的反映并不统一，从专业的作家、文学研究者到网络，分歧很大。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既没有如我们希望的那样赢得全社会对当代文学和当代作家的高度认同，也没有消除我们对当代文学评价的分歧。相反，这个分歧因为莫言反而越来越严重”;很多人认为“像莫言这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的文学成就也是很低的、卑微的，语言都不通，语法都有问题。”⑬实事求是地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不但不能说明“当代文学已经走到一个比较高的、辉煌的时期”，反而可以说是跌入了低谷。

不要说鲁迅那样的文学大师，就是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生产的一大批反映土地改革、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等内容的文学作品相比，莫言的“作品”也差之千里。《红日》《红岩》《红旗谱》《暴风骤雨》《三里湾》《青春之歌》《创业史》《山乡巨变》《艳阳天》《林海雪原》《谁是最可爱的人》《野火春风斗古城》，以及与莫言同为山东老乡冯德英的《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等等，把这些与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作品”比较，是非优劣不是立见分明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作家作品的好坏，读者、百姓心中“都有极明白的计算”。近年来，国人一直说莫言的小说之所以获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因为它们丑化中国人民。这充分反映了广大读者、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的高度信赖与赞同，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衷心拥护，对祖国人民的无限热爱，而对那些以侮辱、丑化中国人为能事的所谓“文艺家”的不屑与轻蔑。讲了多年的群众路线，怎么到了讨论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就把“人民喜欢不喜欢”这一条给忘了呢?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不但批评当代文学“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同时也从意识形态上，严厉批判某些人创作导向的严重问题。他明确指出：“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胡编乱写、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⑭

莫言的作品不正是这样的吗?

关键就在于，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一些国际大奖，对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存在着根本对立的政治立场。

诺贝尔文学奖有没有阶级性呢?从诺贝尔文学奖成立以来的实践来看，马克思主义文学、共产主义文学、中国人民、世界人民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文学，为什么屡屡不能获奖呢?难道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反抗阶级剥削和压迫，就不是真善美，只有地主、资本家压迫剥削劳动人民才是天经地义的合乎人性?尽管诺贝尔在他的遗嘱中说，“获奖人不受任何国籍、民族、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影响，评选的唯一标准是成就的大小”，但是，“县官不如现管”，人家评奖团就是把意识形态作为“评选的唯一标准”，你奈若何?

让我们看看人家给咱们莫言先生的“颁奖词”怎么说的吧：

莫言“撕下了程式化的宣传海报……，用讥讽和嘲弄的手法向历史及其谎言、向政治虚伪和被剥夺后的贫瘠发起攻击”;莫言“能够跨越种种禁忌界限”，笔下没有一个“理想具有合乎标准特征的公民;莫言描写的人物都……打破被命运和政治所规划的牢笼”;“莫言所描述的过去，不是共产主义宣传画中的快乐历史”;小说《丰乳肥臀》，“中国最近一百年的……故事中，既没有跳舞的独角兽，也没有跳绳的少女”，而是“猪圈般的生活”;莫言“为个体反抗所有的不公，无论是日本侵略还是毛主义的恐怖”⑮……

我们不禁要问：什么叫做“程式化的宣传海报”?又何为“政治虚伪和被剥夺后的贫瘠”?莫言“跨越”了什么“种种禁忌界限”?莫言笔下何以没有“合乎标准特征的公民”?莫言所“描写的人物”都打破了什么“被命运和政治所规划的牢笼”?莫言描写的中国最近一百年的故事“不是共产主义宣传画中的快乐历史”，“没有跳舞的独角兽，也没有跳绳的少女”，而是“猪圈般的生活”，莫言所反抗的“无论是日本侵略还是毛主义的恐怖”。

够了!原来人家就是这样“表扬”我们这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及其笔下的中国、中国历史、中国人民、中国的“共产主义”、“毛主义”!受到这样的“夸奖”，每一个有良知的、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难道不感到羞愧、脸红和愤怒吗?

根本的分歧在于意识形态。我们说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规律，但人家就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结”，在这种情况下，人家坚持认为莫言的作品就是好，诺贝尔文学奖就要发给他，不给你!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建党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在过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三个自信”的基础上，特别增加一条“文化自信”。笔者体会：这里的文化自信，关键就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自信，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自信。

“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⑯习近平总书记严肃批评那种“只是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的所谓“作品”。

拿上述我国文学前辈的作品和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等比较一下吧，谁个在歌颂光明、歌颂人民，歌颂真善美，谁个在“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玷污中国人民的光辉形象，不就可以看得一清二白了吗?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一卷第254-255页;

②《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285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44页;

④《新华文摘》2016年第14期第90页;

⑤河北《杂文月刊》2016年第8期下第57页;

⑥《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五卷第345页;

⑦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四卷1495页;

⑧河北省委宣传部《反和平演变十讲》1991年10月第85页;

⑨《环球时报》2010年11月16人15版;

⑩河北省委宣传部《政工之友》2002年第3、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