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

摘要：文明是标志、体现、概括人类社会进步的性质、状况和程度的唯物史观的重要范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彻底批判了把社会文明视为纯粹精神运动结果的历史唯心主义文明观，系统阐发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即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文明的总的看法和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社会文明进行了最彻底的、又最符合历史辩证法的阐述、批判和揭露，强调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指明了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剥削本质，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发展结果必然是爆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过渡，共产主义社会文明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文明，从而揭示了未来社会文明的历史发展趋势。

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出发，提出“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这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为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理论指南。对于什么是文明、怎样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问题，如果不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研究回答，如果不掌握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就会搞不清楚，就不能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的重要论述的真正内涵和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专门著述以集中阐述社会文明问题，但从他们涉及社会文明的经典论述中，可以学习、理解进而提炼概括出他们秉持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领悟梳理出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是唯物史观的组成部分。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语境下使用“文明”“文明制度”“文明国度”“文明国家”“文明社会”“工业的文明的社会”“现代文明”“文明民族”“欧洲文明”等字眼时，一般说来，其“文明”二字特指资本主义社会文明、资本主义的“文明制度”。他们明确把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界定为“资产阶级文明”“资本的文明”，侧重揭露“资产阶级文明”“资本的文明”的剥削阶级压迫、剥削被剥削阶级和民族的残酷事实，并运用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社会文明进行最彻底的、又最符合历史辩证法的阐述、批判和揭露。他们揭示了阶级社会文明的阶级性，阐明了阶级社会以来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时使用的“文明”一词，一般情况下，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文明、资本主义的“文明制度”。

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文明”字眼。他们论述道：“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36页)他们在这里所讲的“文明”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文明，阐明资本主义将一切民族都卷入资本主义社会“文明”中，“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资本主义的“文明”世界。

在1880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借用傅立叶的用语，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文明制度”，并对资本主义“文明制度”进行了彻底批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32页)点明了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属性。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阶级剥削本质，指明资本主义社会文明就是“资产阶级文明”，是建立在阶级对立和阶级剥削基础上的文明。

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文明“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6页)。在1853年《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马克思明确使用了“资产阶级文明”字眼。他指出：“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90页)他指明资本主义社会文明就是“资产阶级文明”，是建立在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残酷剥削和赤裸裸掠夺基础上的文明。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指出：“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67页)在1867年《资本论》第1卷第12章中，马克思使用了“工业的文明的社会”一词。他援引斯密的话，“在每一个工业的文明的社会中，这是劳动贫民即广大人民群众必然陷入的境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19页)，指出“工场手工业分工不仅只是为资本家而不是为工人发展社会的劳动生产力，而且靠使各个工人畸形化来发展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它生产了资本统治劳动的新条件。因此，一方面，它表现为社会的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进步和必要的发展因素，另一方面，它表现为文明的和精巧的剥削手段”(同上，第422页)。马克思所讲的“工业的文明的社会”，其文明特指资本主义社会文明。他揭露了资本主义使用“文明的和精巧的剥削手段”，使贫穷的劳动人民群众陷入受剥削、受压迫的境地。

在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使用了“文明国度”一词。他明确指出，“‘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有了发展。‘现代国家’却随国境而异。它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同在瑞士不一样，在英国同在美国不一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44页)，“但是，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只是这种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罢了”(同上)。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文明国度”就是指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基础上的文明国家，他明确指出现代社会的一切“文明国度”都是“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同上)。

在1885年《资本论》第2卷序言中，恩格斯指出：“为什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好像晴天霹雳震动了一切文明国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19页)恩格斯这里所说的“文明国家”显然与“文明国度”的意思一样，其文明指的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文明。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2版序言阐述剩余价值理论中，恩格斯使用了“文明社会”一词。他说：“工人用这个附加的几小时剩余劳动生产出来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不破费资本家一文钱，但仍然落入资本家的腰包。这就是这样一个制度的基础，这个制度使文明社会越来越分裂，一方面是一小撮路特希尔德们和万德比尔特们，他们是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68页)他认为资本主义文明社会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阶级剥削和两大阶级对立基础上的“文明社会”，其文明就是建立在剥削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社会制度基础上的文明。

在1920年《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中，列宁揭露：号称最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奉行“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弱小国家”进行压迫。(参见《列宁全集》第39卷，第184页)在1918年《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中，列宁指出，那些自诩为“文明社会”“文明民族”“文明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自我标榜为“‘文明的’、‘有教养的’资本主义世界正在走向空前未有的崩溃”(《列宁全集》第34卷，第409页)。列宁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文明阶级剥削的本质、虚伪性和必然走向灭亡的趋势。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阐明阶级社会以来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正是阶级斗争推动阶级社会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揭示了阶级社会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客观规律。

在1847年《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指出：“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4页)在同一部著作中，马克思指出：“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从此以后，从前的革命阶级将成为保守阶级。”(同上，第155页)在1846年致安年科夫的信中，马克思说：“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43-44页)他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决定的阶级斗争推动阶级社会文明的发展。

在1847年《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对全部文明都是一种威胁，它不但把无产者抛入贫困的深渊，而且也使许多资产者破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82页)，“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当前的主要斗争”(同上，第687页)，这必然要求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在1884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恩格斯指出：“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196-197页)他在这里使用了“文明时代”一词，认为“文明时代”就是阶级分化、阶级对立的时代，就是阶级斗争推动文明进步的时代。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文明社会发展的动力，资本主义社会文明造就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大阶级的矛盾、对立和斗争，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导致新的社会形态的诞生，也就是新的进步文明的诞生。

第四，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资本主义社会文明时，从历史辩证法的视野出发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进步性的一面，强调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文明是较之前的社会文明更为进步的文明。

在1844年《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本身是“文明程度的提高”，它能够产生新的需要、新的生产部门、新的改进。(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02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使用了“资本的文明”的用语。他指出，“资本的文明的胜利恰恰在于，资本发现并促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而成为财富的源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76页)在1847年《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强调了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历史作用，他指出：“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同上，第680页)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各种文明进步现象：“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67页)，都是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果实。基于此，马克思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进步显示出“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同上，第390页)在1894年《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7-928页)

在1884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序言中，恩格斯使用了“文明民族”一词。他指出：“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这个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8页)恩格斯这里讲的“文明民族”，其文明也特指资本主义社会文明，他同样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历史进步性。

以上综述表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运用“文明”一词论述资本主义社会时，其文明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文明。他们在肯定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历史进步性、肯定“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的同时，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所决定的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原因出发，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阶级剥削本质及其虚伪性，认为剩余价值剥削使得资本主义社会越来越分裂，分裂成资本的所有者和除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造就了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即“资产者或资产阶级”“无产者或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阶级基础就是建立在剩余价值剥削基础之上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阶级分裂和对立，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社会“文明制度”的基础，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文明最根本的特征。他们明确揭示资本主义社会文明就是“资产阶级文明”的阶级性质，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文明制度”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对内压迫工人阶级及广大劳动力群众，对外进行帝国主义侵略。

二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弊端和发展趋势时，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文明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导致更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文明的诞生。他们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文明锻造了无产阶级这一人类解放的伟大力量，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发展结果必然是爆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共产主义社会文明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文明，预示了未来社会文明的历史发展趋势。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的“旧文明”是“罪恶的文明”，资本主义社会文明是“旧文明的最后阶段”。

在1844年8月11日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信中，马克思认为：“但无论怎样，历史正在把我们文明社会的这些‘野蛮人’变成人类解放的实践因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14页)他明确指出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中的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的伟大实践力量。

在1844年10月初致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文明是“旧文明的最后阶段”，“近几年来，工人们已经处于旧文明的最后阶段，他们通过迅速增多的犯罪、抢劫和凶杀来反对旧的社会制度”。(同上，第19页)

在1871年《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指出，“这个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每次血腥地战胜了为实现美好新社会而献身的斗士时，都要把牺牲者的呻吟淹没于在世界各地都可听到回音的大喊大叫的诽谤声中”(《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175页)，“确实如此。每当资产阶级秩序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人的时候，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和无法无天的报复。占有者和生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中的每一次新危机，都越来越明显地证明这一事实”(同上，第173-174页)。在总结巴黎公社起义的经验教训时，马克思愤怒地谴责资产阶级对巴黎公社社员的残酷的血腥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军队在1848年6月恢复了枪毙没有自卫能力的俘虏这一早已绝迹的战争惯例。自此以后在欧洲和印度，凡是镇压民众动乱的时候，就都不同程度地严格照此野蛮惯例行事了。这证明它真是‘文明的一个进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177-178页)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认为，在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国家中，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强力压制，必然引起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创造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文明的前提。

在1847年《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中，恩格斯指出：“在所有的文明国家，民主主义的必然结果都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又是实行一切共产主义措施的首要前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66页)在1847年《共产主义原理》中，他进一步指出：“但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暴力压制，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尽一切力量引起革命”(同上，第685页)，“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同上，第687页)。在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为了本身的解放，首先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同时意识到，它的为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所共有的那种努力必然产生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38页)在1858年《关于俄国的农民解放》中，马克思把剥削社会文明称为“虚假的文明”，把代替剥削社会文明的未来社会文明称为“真正的普遍的文明”，即共产主义社会文明。“真正的普遍的文明”将代替历史上的剥削阶级所推行的“虚假的文明”。(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25页)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表明，以大工业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社会文明，创造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前提，开启了共产主义社会文明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历史必然走向。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1905年《流血星期日的前夕》中，他指出：“无产阶级用事实表明，它是而且只有它才是现代文明的支柱”。(《列宁全集》第9卷，第204页)在1920年《迎接国际劳动妇女节》中，他指出：“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达到而且已经达到了高度的文明。”(《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0页)在1923年《论我国革命》中，他进一步指出：“走向社会主义”是文明的前提。(参见《列宁全集》第43卷，第376页)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强烈谴责资本主义社会文明是镇压无产阶级的“罪恶的文明”“虚假的文明”，明确指出每当无产阶级起来反抗资产阶级的时候，资本主义“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174页)，彻底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凶残的阶级本性和虚伪性、欺骗性。他们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文明是“旧文明的最后阶段”，这种“旧文明”一定会被“真正的普遍的文明”即共产主义社会文明代替。他们明确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文明创造了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实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无产阶级政治统治，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条件，无产阶级是创造共产主义社会文明的物质力量，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达到“高度的文明”。

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参照摩尔根对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历史的分期，使用了“文明时代”一词，把“文明时代”划分为“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他们所讲的“古代文明”是指资本主义社会文明之前的社会形态的文明，所讲的“现代文明”是指资本主义社会文明。他们批判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学者把社会文明视为纯粹精神运动结果的历史唯心主义文明观，明确指出社会文明的形成和进步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概括了人类社会文明演进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不同形式，揭示了人类社会文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使用“古代文明”“印度文明”“半文明制度”“老的文明国家”等用语时，其文明特指资本主义社会文明之前的社会文明。

在1850年《德国农民战争》中，恩格斯指出：“中世纪完全是从野蛮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学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235页)在这里，恩格斯所提到的“古代文明”，应当是指资本主义社会文明之前的社会文明。

在1853年《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马克思讲道：“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崇高的一切，从而毁灭了印度的文明。”(同上，第686页)他在这里讲的“印度的文明”是奴隶社会文明，乃至封建社会文明，“不列颠人”的“文明”，是文明程度高于“印度的文明”的资本主义社会文明。

在1857年《波斯和中国》中，恩格斯指出：“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则用自己的手段与欧洲人进行斗争。”(同上，第622页)他在这里讲的中国的“半文明制度”相对于欧洲资本主义的“文明制度”而言，实际上指的是中国封建社会文明。在1872年《论住宅问题》一文中，恩格斯指出：“一个老的文明国家像这样从工场手工业和小生产向大工业过渡，并且这个过渡还由于情况极其顺利而加速的时期，多半也就是‘住房短缺’的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239页)这里的“老的文明国家”，其文明显然也是指资本主义社会文明之前的社会文明。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在用语上有时借用西方人使用的“野蛮状态”，代指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社会文明状态，但与西方狭隘的资产阶级历史观点根本不同，他们高度肯定资本主义社会文明之前的“古代文明”。

一些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学者把人类社会的“古代文明”，特别是东方民族的“古代文明”，视为“野蛮状态”，宣扬“西方文明中心论”等资产阶级狭隘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点。他们把“古代文明”称为“野蛮”，是贬损“古代文明”，尤为贬损东方民族的“古代文明”。这与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古代文明”特别是东方民族创造的“古代文明”的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根本不同。正如毛泽东同志在1959年《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指出的那样，要破除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所说的“美国人文明”“我们比他们野蛮”的贬损东方文明的荒谬说法和迷信观念。他坚决反对一些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学者“说我们野蛮、不文明”的观点，认为“这要翻过来”。(参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1页)在1958年《同黑非洲青年代表团的谈话》中，他指出：因为“我们中国过去、现在都没有占领别的国家，将来也不会去占领美国、英国作殖民地，所以我们始终是文明国家”(《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82页)。真正野蛮的国家应当是残酷压迫、剥削、杀戮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帝国主义强盗，而东方民族是文明国家，因为它们从不占领、殖民他国。

第三，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立场、观点和方法，按照唯物史观“五种社会形态”的学说，认为人类的整个“文明时代”分为“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两大阶段，“古代文明”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文明之前的若干社会形态的文明，“现代文明”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文明，清晰地梳理出人类社会文明形态的历史发展进程。

在1880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借用傅立叶关于历史分期的说法时指出：“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野蛮、宗法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即从16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他指出：‘这种文明制度使野蛮时代每一个以简单方式犯下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文明时代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32页)恩格斯借助傅立叶对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批判与揭露，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文明时代”是在阶级斗争的“恶性循环”中运动，明确指出了资本主义“文明制度”的虚伪性及其最终走向反面的历史必然性。

在1884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说道：“现在我们可以把摩尔根的分期概括如下：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做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38页)在这里，恩格斯借用了摩尔根关于“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的说法。笔者认为，所谓“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原始社会人类把石头这种天然物加工成为劳动工具或生活用具，如捕捞工具、弓箭乃至陶器等，这应当是人类文明的起始和萌发，亦可以说是原始社会“古代文明”的萌发和起源。当然，“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是指奴隶社会文明时期、封建社会文明时期乃至资本主义社会文明时期，特别是指“现代文明”时期，即资本主义社会文明时期，这是人类社会文明成熟发展的历史进程。

在同一部著作中，恩格斯指出：“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同上，第193页)恩格斯在这里认为，分工、分工引起的商品交换、生产的充分发展使人类社会真正进入“文明时代”。

他在同一部著作中继续指出：“根据我们对古代最文明、最发达的民族所能作的考察，专偶制的起源就是如此。”(同上，第77页)“古代最文明、最发达的民族”，其文明显然是指原始社会父权制、一夫一妻制出现，即财产私有、阶级分化开始产生的原始社会解体时期的社会文明。他接着指出：“上面我们是站在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摇篮旁边。这里我们却站在这一文明的棺木旁边了。”(同上，第166页)这里讲到的古希腊罗马文明是奴隶社会文明。“9世纪的社会阶级，不是在垂死文明的沉沦中，而是在新文明诞生的阵痛中形成的。”(同上，第174页)他在这里说到的“垂死文明”是奴隶社会文明，“新文明”是封建社会文明。

以上分析表明，恩格斯虽借用了摩尔根的“文明时代”的说法，但并没有按照摩尔根的历史分期把“文明时代”之前说成“蒙昧时代”与“野蛮时代”，而是把“文明时代”明确划分为“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两大阶段。“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构成人类社会整个“文明时代”。从恩格斯涉及文明问题的整个论述可以看出，“文明起源”与“文明时代的开端”不是一个意思，也不是指同一个社会文明历史发展阶段。“古代文明”应包括原始社会的起源文明，还包括奴隶社会文明、封建社会文明;“现代文明”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文明。“文明时代”是指原始社会分裂为阶级社会以来的奴隶社会文明，封建社会文明，直到资本主义社会文明。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古代文明”到“现代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时代”的发展历程。“文明时代”显然不包括原始社会的起源文明。

第四，恩格斯指明自原始社会公有制解体以来阶级剥削社会的一切“旧文明”，都是建立在阶级剥削和对立基础上的文明，阶级、国家的产生是判断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

在1884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文明时代所由以开始的商品生产阶段，在经济上有下列特征：(1)出现了金属货币，从而出现了货币资本、利息和高利贷;(2)出现了作为生产者之间的中间阶级的商人;(3)出现了土地私有制和抵押;(4)出现了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的奴隶劳动。与文明时代相适应并随之彻底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的家庭形式是专偶制、男子对妇女的统治，以及作为社会经济单位的个体家庭。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此外，文明时代还有如下的特征：一方面，是把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作为整个社会分工的基础固定下来;另一方面，是实行所有者甚至在死后也能够据以处理自己财产的遗嘱制度。这种同古代氏族制度直接冲突的制度，在雅典直到梭伦时代之前还没有过;在罗马，它很早就已经实行了，究竟在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在德意志人中间，这种制度是由教士引入的，为的是使诚实的德意志人能够毫无阻碍地将自己的遗产遗赠给教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195-196页)“文明时代以这种基本制度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同上，第196页)，“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同上，第196-197页)。

在这里，可以梳理清楚恩格斯是怎样对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历程进行唯物史观的分析认识的。在同一部著作中，他指出：“随着在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出现，就发生了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期。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开的而近来是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同上，第195页)他关于“在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发展的奴隶制”这句话，明确指出在奴隶社会发生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从此阶级的分化与对立就“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期”，即整个“文明时代”。他认为，分工、分工引起的商品交换、商品生产，以及私有制及其引起的阶级分化与对立，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他指出，“奴隶制”“中世纪的农奴制”“近代的雇佣劳动制”，分别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制度形式，是整个“文明时代”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他把“近代的雇佣劳动制”即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称为“隐蔽的奴隶制”。恩格斯的阐述表明，所谓“文明时代”，存在着奴隶社会文明、封建社会文明和资本主义社会文明。他认为，奴隶社会以来的“文明时代”由分工及分工引起的商品交换和生产开始。在经济上有四个特征，即出现了货币资本、利息和高利贷，出现了商业阶层，出现了土地私有制与抵押，出现了奴隶劳动。在家庭形式上，出现了以专偶婚制、男人对女人的统治为特征的个体家庭。在政治上的特征，便是出现了国家，“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195页)。他还指出了“文明时代”的其他特征，即出现了城乡对立的旧式分工、私有财产继承制度。通过对“文明时代”特征的分析，恩格斯指明“文明时代”，不论是“古代文明”，即奴隶社会文明、封建社会文明，还是“现代文明”，即资本主义社会文明，都具有阶级剥削、阶级压迫、阶级矛盾、城乡对立、旧式分工的特征，揭露了人类以往的任何阶级社会的文明都是“奴役形式”的阶级剥削本质，揭示出了整个阶级社会的“文明时代”从“古代文明”到“现代文明”的发展历史。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恩格斯所讲的“古代文明”，还应包括初始的、萌发的、起源的原始社会文明。因为恩格斯借用了摩尔根的说法，“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这个论述包含着文明是从人类学会对天然产物的加工开始的，首先从把天然物加工成工具开始。实际上，在原始社会，人类就学会将天然物加工为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古代文明”由此开始。当然，他把分工、由分工产生的商品交换与生产、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作为社会文明形成、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与他赞同关于古代文明起源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判断并不矛盾。而从原始社会公有制解体以来的奴隶社会就进入了“文明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古代文明”指的是奴隶社会文明、封建社会文明。

第五，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批判了历史唯心主义文明观，运用唯物史观阐明了关于文明产生、形成、发展的真正原因。

在1844年《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观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97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文明是“工人创造的对象”(同上，第158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进一步指出：“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就是“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67页)在1896年发表的《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把“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的发展和活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557页)，批判了把文明归结为精神产物的历史唯心主义文明观。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文明是“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的结果，是“实践的事情”，是“工人创造的对象”。他们运用唯物史观充分说明了社会文明产生的真实原因和真正推动力量。

四

通过以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文明的经典阐述的综述，可以从中领悟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类社会文明的基本看法和观点，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是怎样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来分析、认识社会文明问题，进而阐发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

文明一词，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用法，如东方文明、西方文明，古代文明、现代文明，工业文明、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奴隶社会文明、封建社会文明、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等;可以从不同的学科，如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等来使用;还可以有不同的所指、不同的内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使用“文明”一词时有着严格限定，即对文明概念赋予了唯物史观的界定，在使用“文明”用语阐述社会文明问题时，贯穿了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

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文明问题的经典论述、论据、论点，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主要有以下重要观点。

第一，社会生产力的性质、状况和程度是认识人类社会文明产生、发展及其性质、状况和程度的根本标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最终动力，人民群众是社会文明的创造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真正原因。譬如，马克思指出，“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就是“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67页)文明是“工人创造的对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8页)，“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43-44页)。

第二，判断一个社会文明的性质、状况和程度，首先应该以该社会文明所处的社会形态的性质、状况和程度为基本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引起人类社会发展变化这一根本原因出发，遵循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演变一般规律的原理，依据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终经过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而发展至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的“五种社会形态”学说，把人类社会文明看成原始社会起源文明、奴隶制社会文明、封建制社会文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社会文明、共产主义公有制社会文明(社会主义所有制社会文明是其发展的第一阶段)“五种社会文明形态”的发展进程，揭示了人类社会文明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38-193页)

第三，文明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不能用抽象的、永恒的、超历史的“普适文明”衡量不同历史条件下不同阶级、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具体的社会文明形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从生产关系总和，即从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和状况、政治上层建筑的性质和状况出发，对人类社会文明的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性质和状况的社会文明的具体形态进行科学的划分界定;把人类社会文明看作历史的、具体的、不断发展变化的，认为从来就不存在抽象的、超历史的、“普适”的社会文明;认为社会文明是社会现象，具有社会性。

第四，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认识阶级社会的社会文明现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对阶级社会的社会文明进行分析，深刻揭示了阶级剥削社会的文明是建立在阶级对立和阶级剥削基础上的文明，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以来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动力，自原始社会公有制解体以来的人类社会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阶级社会中，社会文明有着鲜明的阶级性，不存在超阶级的社会文明，因而必须对阶级社会的社会文明进行阶级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把阶级、国家的产生作为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基本的、主要的标志。马克思指出文明“是社会的素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97页)。社会性是人类文明的发展特性，阶级性是文明社会性在阶级社会的集中表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从原始社会公有制解体以来的奴隶社会的“古代文明”开始，到封建社会的“古代文明”，一直到资本主义“现代文明”，都是阶级剥削与对立的社会文明，其基础都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同上，第196页)，“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47页)，“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195页)，“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同上)。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对立与斗争就是文明发展遵循的客观规律。正如毛泽东同志1949年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所言：“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7页)

第五，任何一个社会文明较之前一个社会文明都具有历史进步性，任何一个社会文明形态都必然为新的社会文明形态所取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最彻底的历史辩证法，阐明任何一个社会形态的社会文明相对前一个社会形态的社会文明都具有历史进步性，都对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譬如，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进步性给予辩证评价：肯定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但认为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阶级对立与斗争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文明是“旧的文明”，必然引起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为新的文明形态——“真正的普遍的文明”——共产主义社会文明代替。他们指出无产阶级是埋葬旧的阶级社会文明、创建新社会文明的物质力量，科学地预见了人类社会未来新文明即共产主义社会文明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历史必然性。

第六，必须彻底批判历史唯心主义文明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彻底批判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学者论证人类社会文明是纯粹精神的产物，主张人类社会文明史“野蛮-文明”二元划分论，鼓吹资本主义社会之前是“野蛮状况”、“资本主义社会是文明的终点”，宣扬“西方文明中心论”等资产阶级狭隘的历史唯心主义文明观。譬如，在1896年发表的《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恩格斯批判了某些资产阶级学者认为人的理性、精神是人类文明的最终动力的错误观点，批判了把“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的发展和活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文明观，指出推动文明进步的历史活动应该基于现实的物质生产生活“需求”，而不是少数人的思维。(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557页)生产实践活动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文明是标志、体现、概括人类社会进步的性质、状况、水平的唯物史观的重要范畴。当今亨廷顿所鼓吹的“文明冲突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批判的历史唯心主义文明观的当代变种。超历史的、抽象的“文明冲突论”抹杀了阶级社会以来的人类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企图代替阶级斗争的理论。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梳理出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观点，即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文明的总的看法和基本原理。虽然他们没有给予文明明确的定义，但是从他们涉及社会文明问题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文明应当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状况、性质和程度的标志、体现和概括。我们必须学会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方法，对社会文明问题作历史的、具体的、辩证的、阶级的分析和认识。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2017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年、1962年、1995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4]《毛泽东文集》，1999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5]《毛泽东选集》，1991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南开大学终身教授、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现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会长，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首席专家，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哲学一级学科学术带头人。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席，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长，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理事长。1987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荣誉称号。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和中华思想通史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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