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德常：政治学王冠上的宝石

政治学王冠上的宝石

    ——纪念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50周年

    毛主席在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提了出来。将近50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仍然是社会政治的中心问题，大到国际争端，小到百姓日常生活，各种矛盾都需要正确处理，我们应当认真总结执政经验，使这个从毛主席开始破题的问题，最终得到正确圆满的解答。

    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政治学王冠上的宝石

    人们曾把哥德巴赫猜想比做是数学王冠上的宝石，那么政治学的王冠上是不是也应当有一颗宝石呢？我认为也应当有，这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谁掌握了这门政治艺术，谁就摘得了这颗宝石。

    政治学这门学问的目的是什么？也无非是解决社会的组织管理问题，把社会组织起来，在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天赋的同时，让所有的人都能分享由于社会分工而带来的“利益”，这种利益在单个人的与世隔绝的生活中是享受不到的。这便是斯密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下面还藏着一只“看不见的驴蹄子”，在播撒福利的同时也对人类猛踹，给人类带来灾难。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执着于市场经济的庸人们是找不到办法的。马克思给人类指出了一条新路，这便是共产主义。这也无非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方式，但要让这种新的组织方式从旧的方式中产生出来，就需要经过一系列的程序，如建立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政党，武装夺取政权，运用执政权力改造经济基础，发展生产力，沿着这个程序一步步地深入下去，于是便必然地要遇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在毛主席的时代，还有敌我矛盾，那是因为被推翻的阶级对社会主义政权很敌视，还想反攻大陆，还想变天。在50年以后，还有没有敌我矛盾呢？当然也还有，确实有那么一些人极端敌视社会主义政权，但这些矛盾归根到底都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矛盾的发展都是有一个过程的，最初都是从小矛盾发展起来的。只要人们正确处理了人民内部矛盾，就可以解决各种冲突，包括那些尖锐的你死我活的冲突，如果一开始就正确引导，妥为处理，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何至于让它发展成为尖锐的你死我活的冲突？

    比如说那些贪污犯，很遭人痛恨，但他们也不是天生的坏蛋，其堕落变质也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从一开始的吃点拿点，到越拿越多，不能自己控制自己，一步步地走下去，直到东窗事发。如果一开始就能及时发现，正确处理，也不至于身陷囹圄；就是那些让人们觉得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他们也是从娘肚子里爬出来的，也是让父母心肝宝贝地叫着好不容易才养大的，但由于在教育成长的过程中，没有引导好发展方向，在尖锐对立的过程中一步步地走向极端。

    因而，在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成了执政党，那就要对国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过程负责，就要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人民的安居乐业负责。所有的矛盾都应当控制在人民内部的范围内解决，而不能让它们发展到激烈对抗的程度。包括对台独分子，中央政府也还是要以最大的诚意、最大的耐心，努力找到和平统一的途径。就算是尖锐的国际冲突，其原因根自于历史上极其复杂的渊源，哪一件事情都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的，但也都还要找到一个正确处理的办法，使其结果能代表冲突双方的最大利益，实现双赢。企图用暴力的方式压服的方式，是无法真正解决问题的。毕竟大家都还在一个地球上，无法开除人家的球籍，也就还要让人家生活，而且还必须让人家心平气和地生活，因此国际冲突也不过是在地球范围内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也还有一个正确处理的问题。

    所以我们说，对于社会政治活动来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最重要的目标，总结中国和世界各国政治管理的经验教训，其核心的部分都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各种政治学说理论，只有有助于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才能算是好的理论。不管是对国内还是在世界上，都是如此。我们要想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就必须掌握这门学问。一方面，对尚未尖锐的冲突要妥为处理，不让它尖锐起来，把它控制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内；另一方面，对已经形成的尖锐冲突，也要把它放在人民内部的范围内进行处理，以最大的诚意建立起互信，在此基础上逐步把矛盾纳入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轨道。如果不这样做，就像西方人所一厢情愿地希望地那样，靠用武力来压服，那就永无宁日。因而，毛主席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关系到人类生存与命运的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它就是政治学王冠上的宝石。

    最近看到一个说法，说是中国近现代以来没有出思想家，我们有一些学者还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产生了焦虑，并进行了讨论，我觉得这种用西方的模式来套中国的做法是典型的邯郸学步。他西方人找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了么？当然，西方人也有研究冲突的学问，比如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但在丛林法则的支配下，他找不到解决文明冲突的办法。像这样的对关系到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找不到解决办法、甚至为侵略和干预别国内政提供借口的学问，又有什么合法性呢？用人民利益这个根本标准来衡量，唯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接触到了当今人类的根本问题。如果被称为“哲学”的那个东西对这个根本问题毫无建树，那就别来烦我们，我们所关注的是时代的紧迫需要、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高兴地看到，党中央所提出的一系列新主张，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其目标仍然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沿着毛主席所指出的方向继续进行着探索，一步步地接近问题的正确解答。可以断言，在当今世界，只有我们中国人走在解决问题的正确道路上，也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有可能摘取政治学王冠上的宝石，把人类从矛盾冲突的泥坑中解放出来。

         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历史的集体的过程

    对数学王冠上的宝石来说，通过陈景润一个人拼命地计算，就可以摘取。其他人就算是想帮忙也还是帮不上太大的忙。而对政治学王冠上的宝石来说，光靠毛主席一个人努力是摘不到的，因为这是社会管理学的问题，需要在人民群众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得到解决。毛主席只能提出问题，而要完成这个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过程，还需要执政党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陈景润的论文是写在纸上的，而毛主席的领导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政治学的新成果是写在历史上的。虽然如此，毛主席仍然伟大，因为他为中国人带来了一种新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给人类文明进步带来了新的机遇。这个机遇首先是马克思带来的，但可惜历史没有让他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区域领导一场实践社会主义的革命，历史把这个机遇赋予了列宁，列宁也成功的迈出了这超越马克思的一步。但同样可惜的是，列宁没有来得及在这场社会巨变中丰富完善社会主义理论，并将这一理论更深入全面的加以实践，便撒手人寰了。在这一点上，毛泽东远比他的老前辈们要幸运得多，他自始至终领导了中国革命和建设，所以便有机会深入地接触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后来人指明了方向，开辟了道路。

    综合我们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矛盾，穷人与富人的矛盾，另一类是政治矛盾，管理与被管理的矛盾。这两类矛盾都是不可能彻底消灭的，至少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彻底消灭的。比如说，经济上的矛盾，现在搞的就是市场经济，承认私有权的合理性，也就是承认人们收入分配的差距。过去人们想搞共产主义，避免这种差距，结果是搞不下去，还是要回头再来补课。再比如，政治上的管理与被管理的矛盾，更是源远流长，只要有社会组织存在，就必然要存在，就算是到了共产主义，也照样还有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区别，不可能是群龙无首各行其是。

    虽然是从来就有的历朝历代都会遇到矛盾，但由于人们的人格水平、思想境界的差别，人们处理矛盾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以往的人们所采取的大都是战争、杀戮的方式，中国封建社会中动不动就满门抄斩，以一种高压的方式维持社会的稳定，许多显赫一时的文明由于内乱而一蹶不振，直至灭亡。西方的社会也是这样，如对印第安人的大规模屠杀，接连两次世界大战，竟相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此等等。这种处理内部矛盾的方式是丛林法则的方式、动物式的方式，这种方式有悖于人类的理性与尊严。包括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也采取了这种方式，这是因为他们必须根据对手所选择的规则来进行斗争，在拿枪的敌人面前就必须拿起枪来；在处理内部的矛盾时，也经常地出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情况。但是共产党毕竟代表着人类进化的方向，他为社会带来了一种新的规则，一种人道的正确处理内部矛盾的方式在推翻旧制度过程中也脱颖而出了。

    毛主席比起其他领导人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善于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掌握了两种斗争规则。在面对武装的反动派时，他也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并很快地掌握了与之进行斗争的规则，成为打仗的高手，对待狼群则有对待狼群的办法，他藐视一切表面上强大的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对于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则满腔热情、循循善诱，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达此目的而创造出一种新的规则，这即是他在延安整风时首创的“团结____批评____团结”的公式，从而把全党高度团结在一起。在夺取政权成了执政党以后，毛主席把这种处理矛盾的模式推广开来，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其目的也还是让人民群众都能安居乐业，包括对国民党的战犯，只要放下了武器，也都还是要尽量地教育挽救，“对反革命分子，凡是不杀的，都加以改造，给生活出路。”（《毛泽东文集》第七卷P187）这便是老子所说的“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毛主席和老子一样，怀有一种对天下苍生的恻怛悲悯之情，再加上他的高超的政治智慧，所以便能在救民于水火的同时，正确处理各种矛盾。

    但是，仅有他一个人会正确处理是不行的，矛盾冲突的正确处理，需要有矛盾参与各方的素质都比较高的情况下才能达到，而实际结果则是冲突各方的力量所形成的合力，而这往往是大家所不期望的。比如说，毛主席为了解决党内官僚主义而发动知识分子提意见，提出了“双百”方针，但是提意见的人们却把握不住分寸，甚至得寸进尺地要共产党下台，采用西方的那种政治模式，这就迫使毛主席扭转运动的方向，本来是鼓励人们提意见的，变成了引蛇出洞的“阳谋”。而反右派运动一开始，又出现了扩大化，党内官僚主义和提意见的知识分子们都不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把握不好度，爱走极端，他们都不能理解毛主席的良苦用心。由此而造成的各种后果，不能把责任都放在毛主席一个人的身上，这是参与这个历史过程的每个人的行动所形成的一种合力。后来的文革，则是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冲突的又一个回合，这一次还是没找到正确处理的办法，矛盾双方为达自己的目标而无所不用其极，结果出现了大动乱。改革开放以后，有些青年学生也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们把共产党的领导与党内的腐败现象混为一团，以反腐败的名义与共产党争权，想搞西方那一套民主制度，让共产党下台，结果也导致了激烈的冲突。如果真按他们的办法办了，虽然掌权者的面孔换了，但官僚主义与民众的矛盾却不会消除，历史依然要在原有的治乱循环的轨道上运行。而一旦共产党不再掌权了，毛主席所开创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可能性、历史跃迁到在一种新的轨道上运行的历史机遇就被断送了。

    因此，我们中国人必须坚持毛主席为我们开辟的方向，继续探索，摘取政治学王冠上的这颗宝石，为人类文明的进化提供政治制度的保障。

         三、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应当正确认识价值冲突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一种是敌我矛盾，一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研究这些矛盾时，他还涉及到了一种深层次的矛盾，即两种世界观的矛盾，也即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

    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各种冲突，其中最基本的是利益冲突；像两条狗为了抢一根肉骨头而打架一样，人们也由于对一些利益的争夺而吵架、打架，甚至发动战争。但是，人和狗还是不一样，人的利益比狗要多得多，以至于复杂得连自己也搞不清哪些是真的利益，哪些不是自己的利益，于是人们关于什么是自己的利益就有了一个认识过程，认识发展程度不同的人们便对自己的利益有了不同的价值体系。所以人不仅要为自己的“肉骨头”而争斗，同时还要为什么是自己的“肉骨头”而争论、吵架、打架，以至于发动战争。狗只有利益冲突，而人则除了利益冲突以外还有价值冲突。

    人们通常只注意到了利益冲突，忽略了价值冲突。但是毛主席首先发现了这种冲突，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P230）他所说的两种世界观的谁胜谁负的冲突，便是价值冲突。

    价值冲突和两种性质的矛盾是什么关系呢？

    私有制社会的各种矛盾冲突，不管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其主体是利益冲突，矛盾各方的价值体系是一致的，都是那种与私有制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价值体系。包括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冲突，在没有用马克思主义来引导教育的时候，也同样是利益冲突，只是在蛋糕的切法上讨价还价，而不是改变旧制度。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带来了一种新的价值体系，人们就发现原来的价值体系的缺陷，它使人们所理解的个人利益彼此对立，从而导致了无穷的纷争，有许多人费尽心力所争到的利益，实际上并不是自己的利益，甚至对自己有害。由于有缺陷的价值体系所导致的各种利益冲突，如果换上一种新的价值体系“眼镜”来看，就像一个人的两只手互相博杀一样愚蠢，因为人们的利益本来就是有机统一的，互相依存的。

    要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必须对利益有一个正确的评价尺度，让人民群众知道什么是自己的利益。这也就是要让人民群众接受共产党的价值体系，并让它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成为社会运行过程的“序参量”。旧的价值体系使人们利益彼此冲突，新的价值体系则使人们看到彼此间的密切相关，看到彼此利益的高度一致。在旧的价值体系控制了社会运行过程的情况下，矛盾冲突就会越来越加剧，就会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控制社会冲突的一套管理办法，诸如法制、互相监督三权分立等等。而当新的价值体系控制了社会运行过程之后，矛盾冲突则会越来越减少，与之相应的就会有一套相对宽松的管理办法。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13页）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其区别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一种价值体系稳固地占据了支配地位，那就是丛林法则，它瓦解社会集体，制造矛盾冲突，任何社会集体，只要让它强化了起来，就只能在日益加剧的冲突中挣扎；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则处于私有制社会与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存在着两种价值体系。共产党的出现给社会生活中引入了一种新的价值体系——共产主义的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不同，它是社会集体的粘结剂、融合剂，随着它在社会生活中的不断强化，就可以把人们从尖锐对立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使人们有机地团结起来，引导人们正确处理矛盾，把矛盾控制在人民内部的范围内，使之渐趋缓和，最终把社会引向和谐。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竭力坚持倡导新的价值体系，把社会引上新的运行轨道，引导人民群众摆脱丛林法则的束缚，从而为人性的自由全面发展开辟广阔的天地，在这种价值体系的引导下，人民群众朝气蓬勃地投入建设新生活的伟大历史活动中去，它为人的生命开辟了新的发展轨道。而另外则有很多的人们，由于其个性发展的不充分，理解不了新的价值体系，有意或是无意地坚持着旧的价值体系，努力地把社会引向资本主义的轨道，把人性的发展束缚在私有制所设定的那条充满苦难与冲突的河道里。毛主席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P226）从那些被丛林法则价值体系控制住的人的表现来看，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的人，确实是行尸走肉，他们狂热地维护着自己的利益却不知道自己的利益是什么，内以自乱，外以惑人，对西方制度很神往，哪怕是西方人欺压着中国的时候，屁股也不坐在中国人一边，心甘情愿地为西方人的和平演变战略效劳，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价值体系上与西方人在一个水平上，那里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啊。我们现今社会生活中之所以出现了越来越尖锐复杂的冲突，就在于私有制的那一套价值体系越来越强化了。

    于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除了有利益冲突之处，还存在着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正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毛泽东文集》第七卷P231）于是在两种价值体系之间就存在着一个争夺话语权的斗争，存在着一个“谁改造谁”的斗争。美国人并不讳言要用他们的价值观来改造世界，要对其他国家来一个不战而胜，我们要想在这种改造与反改造的冲突中克敌致胜，就必须清醒自觉地坚持共产党人的价值体系，帮助人们超越认识上的局限性，从私有制的那一套咒语中解脱出来，来一个价值体系的转换，从而清醒理智地行动，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在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同时维护自己的利益，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形成一套完善的制度，保障每一个人的个人利益的充分实现，保障社会的和谐安宁。在此基础上，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四、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应当培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

    当今时代的各种问题，其根源都是由于人们被种种狭隘片面的价值体系束缚住了头脑，对自己的利益没有正确的认识，追求那种对自己有害的目标，在由此而造成了的各种冲突中找不到解脱的出路，从而拖带着社会整体、人类文明和地球生态环境进入绝境。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那样：“我们面对的重大问题无法在我们制造出这些问题的思考层次上解决。”换句话来说，在由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丛林法则的支配下制造出来的诸多重大问题，如果仍然在这种价值体系的框架范围内摸索，是找不到解决办法的，只能是使冲突进一步激化，或者是把冲突爆发的时间向后拖延一些时间，使矛盾积累得更多更复杂，更猛烈地爆发，从而更难解决。用凯恩斯主义来解决经济危机，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美国的反恐也是如此，恐怖主义本来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国际政策的必然伴生物，因而这些国家的“反恐”正好刺激了更多的恐怖主义。美国人以为武器越先进，便越能欺负其他民族，把其他民族欺负得越彻底便越安全，他们就像孙悟空一样，不知道自己是在如来佛的手上翻跟头，以为翻得越快便飞得越远，这种价值体系决定了他们必然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与其他民族的冲突中越陷越深。

    也许人们会问，他们能不能放下石头不再砸自己的脚呢？作为单个人来说，也许会有那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例子，但作为一个国家来说，这种行为模式已经渗透在整个经济政治文化之中，渗透在民众的血液之中，如果没有一个彻底的脱胎换骨的改造，便无法从中解脱出来。西方人不知道后退一步天地宽的道理，丛林法则就是要人们得寸进尺，看谁的招数更狠更毒，反正由此而带来的灾难又不是布什等人自己担着，只要是地球人，大家都有份。地球的命运掌握在这些肆无忌惮的人们手中，人类文明彻底毁灭的命运就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

    要避免人类毁灭的命运，就必须在一个更高的思考层次上寻找出路，在一种新的更全面的价值体系的框架内寻找出路，那就是沿着马克思指引的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之所以能带来一种新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就在于它带来了一种新的价值体系。所以，要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就不光要正确处理利益冲突，而且还要正确处理在利益冲突之上的价值冲突，让人民群众接受新的价值体系，使其渗透到社会经济过程之中，从而把社会引入和谐发展的新轨道。

    当人们仅仅注意到利益冲突的时候，比如说，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冲突，这是一个长期的主要的冲突，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主旋律，如果仅仅在这两种力量之间胜负是非上下功夫做文章，人民内部的矛盾便无法得到彻底解决。矛盾将一直持续下去。在这种冲突中的对立双方是同样的价值体系，正像资本家与工人、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一样，对立双方的目标规则是一致的，一个人是当农民还是当地主，是当工人还是当资本家，那完全是出于一种机遇，而他不管在哪一个位置上，都能很好地胜任职务，他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同样对于当今社会中的一个人来说，无论是处在官僚的位置上还是处在普通人的位置上，他也可以很好地胜任职务，在这种价值水平上，矛盾冲突将持续下去。因为这种价值体系本身就是导致社会分裂冲突的根源，实践这种价值体系也就是要把利益冲突维持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民主也好，监督也罢，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执政党首先要正确处理利益冲突，加强法制建设，把冲突控制在法制的范围内；但这只是治标的措施，在抓法制的同时，还必须抓好教育，在人民群众中灌输新的价值体系，这才是治本的办法。法制和思想道德建设对于任何社会集体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夺取了政权的共产党来说，尤其重要的是，不能泛泛而谈地进行思想道德建设，而是要更进一步用共产党的价值体系来教育全体人民群众，塑造人性，这样才能为新社会奠定基础。这种思想教育不是那种泛泛而谈的东西，我们这些年来一直也在喊着精神文明建设，但却一直是流于空谈，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它是不改变现有的经济运行基础上的孤立的思想教育，这样的精神文明建设命中注定地要流于形式，无根之萍。要想使精神文明建设不再是无根之萍，就必须要把它摆到社会生活的核心地位，像太阳系中的太阳一样，要以它为核心来重组社会生活，这样才能使新的价值体系把根深深地扎在社会生活之中，这样才能使其长高长大，枝繁叶茂。在这样的基础上，各种由于私有制所造成的繁剧的冲突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就容易了。

    人性是需要引导的，这是一个无需争论的事实。按照心理学家们的说法：在一个人身上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发展的倾向，一种是倒退的倾向。弗洛姆称之为成长综合症和衰败综合症，如果爱死、恶性自恋和乱伦共生集结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具有了衰败综合症，患有这种综合症的人在面临选择时，不断地做出错误的决定，他便愈来愈冷酷无情，愈来愈失去做出正确决定的能力，就像那些贪官们的堕落过程一样，一个人走向毁灭，也不过是一念之间；这种分析也同样适合于人类社会，两种价值体系的消长决定了社会运行的状况。正是由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导致了失业、失学，导致了社会收入的两极分化，导致了贪官污吏的猖獗。有哪一个贪官是严格地按毛主席的教导去做人办事的呢？每一个贪官都有一个控制不住内心的欲望而堕落的辛酸史，恰恰是在那种个人物质利益至上的价值体系占了上风后，他就开始了堕落的过程，而这种价值体系正是西方人所竭力向中国输出的。在国际社会中，像美国这种自恃有强大武力的国家正代表着人类的自我毁灭的倾向，这种力量绝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人类文明能否克服这种倾向而进一步进化，那就要看代表着发展倾向的力量能否躲过邪恶力量的打压而获得发展的机会，能否制定战胜邪恶力量的正确战略。

    毛主席很早就发现了价值体系的重要作用，这是因为，他像马克思和列宁一样，摆脱了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束缚，所以便能在一个更深入的基础上领导社会变革。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毛主席强调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他说：“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25页）

    随后他又留下了一句名言：“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他说：“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工人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这个缺点，今后必须避免。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26页）

    共产党必须要让自己的价值体系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控制话语权。“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32页）

    五十年来的实践证明，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来教育人民群众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兴衰存亡的要点。当着这项工作做得好的时候，社会主义事业就蒸蒸日上，当着这项工作做得差的时候，各种矛盾便会得不到及时正确的处理，便会纠结起来，越来越难处理。50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充分证明了毛主席的伟大科学洞见，从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理解他的思想来看，就更加衬托出他老人家的伟大了。

      五、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了共产党人身上。对于价值冲突，要想正确地处理它，也必须由共产党来想办法。总结这些年来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经验，要正确处理价值冲突，就要抓好教育。而在教育的过程中，共产党必须占据主导地位，必须明确自己作为教育者的身份，才能用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社会。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不能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就保不住，人民群众的错误倾向就会发展起来，就要搞西方民主的那一套来向共产党夺权，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就会猖獗起来，牛鬼蛇神纷纷跳出来表演，引起激烈的社会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根本不可能了。或者是共产党软弱退让，拱手交权，或者是以暴力形式解决矛盾，留下长期难以消除的后遗症。

    在毛主席那时候，还仅是有少数人闹事，当时毛主席就总结其原因，“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36页）而无论是克服官僚主义还是加强思想教育，都还是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教育干部和群众。教育非常重要，忽视了这一条，就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矛盾积累起来，最终会闹出大乱子。所以，小平总结十年改革时说，“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306）

    所谓坚持党的领导，其实质也就是坚持用共产党的世界观来改造社会，教育全体人民。如果抓不住这个实质，仅仅在形式上坚持着党的领导，那就不过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坚持，其发展的结果势必会难以为继。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从内部对共产党的进攻是最厉害的进攻，他们在共产党内寻找代理人，借助于那些没有真正确立共产主义价值体系的党员干部来实现其复辟资本主义的意图。要防止这种进攻，就要求我们筑牢思想防线，严格党员标准，及时清理不合格党员，使全体党员和领导干部都是共产主义价值体系的体现者。有诸己而后求诸人，只有我们自己真正地接受了这种价值体系，才能感染影响带动领导其他人。要让被教育者接受教育，教育者就要搞好自身建设。因而毛主席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当然，剥削者的改造和劳动者的改造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造，不能混为一谈。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23页）

    在共产主义革命过程中，共产党人必须坚持自己的价值体系，它是共产主义理想的核心。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价值体系上来一个彻底的转换，超越私有制社会所强加于人的那一套价值体系。这是很困难的。庸人也可以把共产主义挂在嘴上，但他们的共产主义不过是阿Q的“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幻觉，他们没有能力想象共产主义的实际情况，因而总是有意无意地按照自己头脑中的实际上起着支配作用的价值体系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潜藏在他们无意识深处的东西更强有力地支配着他们的行动，于是他们便在高喊着共产主义的口号的同时把社会引向资本主义。是否真正地确立了共产主义价值体系，这是区分真假马列主义的根本之所在。

    毛主席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综合地继承了东西方文明的优秀传统，超越了私有制价值体系，形成了一套新的完善的价值体系。在漫长的革命过程中，他不光与敌人进行斗争，同时也和革命队伍内部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了漫长的冲突，有人说他好斗，以为这是一种缺点，可是，要想用一套新的价值体系来改造旧世界，自然就会与其他不理解和反对这一理想的人发生冲突。所谓正确处理价值冲突，就是要在坚持理想的同时，教育引导其他人接受拥护这一理想，把这一理想具体化为人们可以接受的具体目标。如果不会引导教育，把革命同志赶到自己的对立面去了，激化了矛盾；或者是害怕矛盾，放弃共产主义理想，稀里糊涂地混日子，这两种做法都不是正确的处理办法。关键是要采用正确的方法来斗，这就是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人民内部的问题，采用“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不过要正确地处理价值冲突，确实不是容易事。他老人家也想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策略，但后来也出问题、搞了文化大革命，什么原因呢？树欲静而风不止，矛盾之所以产生总是两方面的原因，各种不同价值体系的矛盾冲突所形成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是无数个力的平形四边形最后形成的合力。毛主席这一方面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继续深挖旧制度的根基，他的这种努力就使革命队伍中的某些人们跟不上了，这些人的心灵深处还是私有制的一套价值体系，他们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为了翻身求解放，有吃有穿过上好日子，这和阿Q的“要什么就有什么”的愿望不过是程度上的不同，因而原来那种纯朴的翻身愿望就很容易随着革命的成功而膨胀起来，转变为当官做老爷的欲望。毛主席对他们的这种欲望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为了带出一支好队伍殚精竭虑，确实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军纪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共产党的干部也是有史以来最清廉的。但是，仅靠外部纪律的约束，人们的这种状态是很难长期保持下去的，要使人们自觉地保持清廉，是很困难的，这实际上是和那种潜藏在人们的无意识深处的东西作斗争，所以便有了两种价值体系的漫长的冲突，最终激化而导致“文革”，导致了一场动乱，给经济建设造成了巨大损失。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依然伴随着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在我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个私有制价值体系蔓延发展的过程。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丑恶现象也发展起来。邪胜正则病进，正胜邪则病退，中医上的这句话用在社会运行过程上也是很贴切的。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矛盾的一方是共产党人，矛盾的另一方是资产阶级以及不理解乃至敌视共产主义价值体系的人。共产党人要使人类文明摆脱目前的各种困境，进入到更高的发展水平，另一方则要把人类文明维持在目前的水平上，任其自由发展、进入死胡同。在两种价值体系之间，正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苏联的崩溃和我们的实践证明，两种价值体系的对比消长，确实是社会主义政权的存亡的依据。

    在当今世界舞台上活跃着的各色人等，概括起来不过两个角色，两种价值体系，一种是目前还占着优势地位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一种是新生的弱小的然而代表着人类未来的共产主义价值体系。两种价值体系的斗争与消长的过程是已经过去的二十世纪和刚开始的二十一世纪人类历史的主要内容。能否清醒地认识到价值冲突的存在，并找准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并自觉地制定明确的战略措施来维护自己的价值体系，这是判断一个政治家或理论家是否成熟的标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和西方人的和平演变战略，是处理价值冲突的两个思路，从这两个思路来看，正好是棋逢对手。毛主席是真正的政治家理论家，想用自己的价值体系来改造世界，其目标是要使人类得到解放。西方人也要把自己的价值体系强加于人，把丛林法则彻底地推广开来，而不管这种推广的后果；美国的杜勒斯、肯尼迪，尼克松、基辛格也是合格的政治家，他们知道维护本阶级的价值体系对于维持资产阶级统治的重要性，为了维持这一价值体系，他们不惜一切手段，对别国的政权进行颠覆、暗杀、和平演变，为了一个邪恶的目的而不惜采用一切邪恶的手段。与之相比，那些把美国看成是民主旗帜正义化身的人，不过是一群不知利害的小学生。

    所谓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是在光明与黑暗、进化与退化两种倾向之间，代表光明与进步的倾向，在两种价值体系中做出正确的选择，坚持正确的选择。现在我们站在新的历史坐标上，应当在更广的视野上来考察价值冲突，总结我们执政近六十年的经验教训，同时也总结国际共运的经验教训，在坚持共产主义价值体系的同时，正确地处理价值冲突，以此来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防止这种冲突把人引向堕落毁灭，更要防止这种冲突把人类文明引向毁灭。中国共产党能否做好这件事，关键就在于能否在精神上超越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建设一支自觉地实践着共产主义价值体系的党员和干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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