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爱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路爱国

       20多年实践告诉我们，能不能胜利实现改革开放的既定目标，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关键在于能不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路线政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但要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更要警惕和批判维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各种新潮理论，而一度风行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正是这样一种需要认真评析和批判的意识形态和理论。

一、新自由主义的由来

一般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更新，或者说，是它更为极端的翻版。古典自由主义在１８-１９世纪由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奠定基础，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主要通过市场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自我调节，维持自己的平衡发展。

    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断爆发危机，尤其是20世纪３０年代爆发了大危机，导致资本主义经济能够通过市场自我调节的理论破产，古典自由主义名誉扫地，丧失了主导地位。由于担心再次发生危机，尤其是面临“二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壮大，美、英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转向凯恩斯学派的调节主义，让政府发挥更大作用，对经济进行积极调控，并在国内实施了大量社会福利项目。

后来，凯恩斯调节学派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到20世纪７０年代后期被一种新的古典自由主义取代，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在这一进程中，英美再次充当了先锋。以英国保守党和美国共和党上台为契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紧推行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重新树立自由市场的权威。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通过各种渠道向全世界蔓延，不少发展中国家先后采纳了新自由主义重构方案，对本国经济进行“改革”，使新自由主义获得了在全球进行大规模实践的空间。

新自由主义“新”在何处？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相比，新自由主义把对市场和市场力量的认可变成了一种近乎宗教式的信仰，市场被当成唯一合理、公正、民主的资源配置者，建立和发展自由市场被当成了目的本身，而一切干预市场的行动都遭到反对。

新自由主义基本上否定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甚至提出，“在经济意义上，国家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主张“小”政府或最低限度的政府。因此，新自由主义在政策上着眼于减少国家干预，要求国家转换角色，把自己的作用限制在保证市场自由运作的范围内。

为了削弱和限制国家的作用，新自由主义主张：1）市场统治。认为应当在国内外市场上放松乃至取消政府对公司行为的调控；应该最大限度降低税收和关税，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更加开放，非关税贸易壁垒也是不可接受的政府干预行为；应该取消一切价格控制，并通过降低工会化降低工资和工人权利，减少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一句话，应该让资本、产品和服务最大限度地自由流动。

2）解除管制。政府必须解除可能导致利润减少的任何国家调节，包括保护环境和劳动安全的管制措施；政府的作用应当限于保障机会平等，防止市场歧视，维护自由市场运作的必要框架条件。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唯一合法的国家干预是防止垄断，因为垄断损害自由市场。

3）私有化。国有企业是国家对经济的最大干预，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因此，必须对所有公共事业和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把国家企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出售给私有部门，包括银行、重要产业、铁路、高速公路、电力等，甚至学校、医院。新自由主义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提高效率，宣扬一“私”就灵。

       在社会政策方面，新自由主义主张： 1）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项目，减少对社会服务的公共支出，例如对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的公共支出，甚至削减维持道路、桥梁、供水等市政服务的公共开支。2）取消公共产品概念，以个人责任取而代之，迫使社会中最贫穷、最无助的人依靠本身并不具有的力量解决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问题。如果有人做不到，那么责任全在他们自己，例如由于懒惰或者素质低等等。

事实上，新自由主义认为社会或福利政策并非是必要的，而社会措施几乎毫无意义。它通常只接受一种形式的社会措施，即维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措施，目的是维持机会平等。新自由主义认为机会平等能够导致社会公正，而反过来，社会公正也就意味着机会平等。在这个问题上，新自由主义与更温和的古典自由主义也是不同的，它使国家不再负有任何社会和道德责任。

       1989-1990年，在美国，一些人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经济政策方案，用来分析拉丁美洲经济调整和指导进一步改革。由于得到美国政府部门、国际货币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比较普遍的认可，又由于这些机构都位于美国华盛顿，这套政策就被叫做”华盛顿共识”。它包括10项政策工具：加强财政纪律、重新安排公共开支的优先项目、改革税制、利率自由化、采取竞争性汇率、贸易自由化、对外资流入实行自由化、私有化、解除政府管制、扩大私有产权。这是“以华盛顿为基础的国际组织向拉美提出的政策建议的最低通约数”，也就说，是向拉美国家经济调整推介的基本政策。

不难看出，“华盛顿共识”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具体体现。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基本主张被转化为一系列政策工具。借助西方政府、国际金融组织的强大力量以及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力，这套政策不但在拉美地区一度盛行，而且扩散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为一些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采用，对这些国家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理论，它还代表了一种意识形态和哲学伦理。它用市场的眼光看待世界，即一切皆为市场：市场社会、市场文化、市场价值等等，人类为市场而存在，而不是相反，人类的一切行为无非都是竞争。市场甚至成了判断善恶的标准，参加市场是好的行为，不参加市场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失败者。在这种态度和伦理之下，新自由主义也如早期自由主义一样，把文化、价值和伦理与经济联系在一起，最近二、三十年不但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而且演变为美国主导的全球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

二、新自由主义政策实践

       新自由主义对自由市场推崇备至，那么，新自由主义眼中的市场究竟是怎样一种市场，是否真是包医百病的万能药方，能够一劳永逸地“终结历史”呢？答案只能来自历史实践。

从表面上看，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倡导市场自由，着眼点在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最终有益于全社会，但事实上，新自由主义政策使极少数利益集团控制尽可能多的资源和社会生活，为利润最大化开辟尽可能广阔的空间。

拉丁美洲较早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经济调整，首先在智利，后来得到其他国家效仿。在“华盛顿公识”出台之后，美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利用贷款附加条件等手段，强制拉美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落实这个“共识”提出的各项政策措施。在新自由主义推动下，拉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行了大规模经济改革，其声势和影响不仅在拉美历史上所罕见，在整个第三世界也非常引人注目，甚至被人称为拉美大陆的一次“经济政变”。

拉美的经济改革使国家经济模式由进口替代转向外向型发展，恶性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宏观经济曾一度有所好转。但同时，改革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其中最突出的是两极分化和贫困化显著扩大，社会发展问题长期得不到关注。在私有化过程中，失业问题愈加严重，民族企业发展面临重重障碍，而自由化政策则导致国家职能明显削弱。随着一系列国家先后爆发金融危机，国家陷入严重经济困难，新自由主义丧失了对拉美地区的吸引力，甚至很多人把“华盛顿共识”看作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新殖民主义”政策。

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轨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其中俄罗斯最具代表性。苏联解体正值新自由主义盛行之时，政府接受了以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为主要内容的“休克疗法”转轨方案。这个以“华盛顿共识”为蓝本的转轨方案使俄罗斯陷入长达10年的社会经济危机，经济大幅下滑，少数人暴富，广大民众普遍贫困化，全国人均寿命大大下降，人口数量减少，整体国力遭到前所未有的削弱。至此，人们才发现，通向市场的道路原来如此荆棘丛生和布满陷阱，向市场转轨原来需要付出如此深重的苦难甚至生命代价，而这些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读本中是完全找不到的。

在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也产生了一系列后果，但表现形式与发展中国家有所不同。战后，英美等发达国家采取保障大规模社会转移的政策，普遍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通过中央政府的管理和开支，在全民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上取得了明显进步，这是战后英美等国力量增长的重要因素。由此，一直以来，发达国家存在着一种广泛共识，即医疗和教育的大笔花费，在个人无力单独支付的情况下，应该由国家进行补贴。当自由市场教条转向社会保障领域的时候，所有这些社会成就遭到削弱甚至开始消失。随着取消政府管制和私有化，利润动机逐步掌控了公共部门。社会福利、医疗、学校的预算被削减，工会解散或者衰落，弱势群体以及地球本身越来越得不到保护。不过，这些国家的福利制度和措施虽然不同程度遭到削弱，却并没有被摧毁，说明新自由主义在这个领域遭到抵抗。但是，在目前的全球政治气氛下，挑战大公司、大企业越来越困难，非市场/非商业力量以及民主力量难以对大资本形成有效制约。

新自由主义风行世界这些年来，它在宣称能够实现的目标上是失败的，它没有带来更迅速的经济增长，没有解决贫困问题，也没有开创更稳定的经济局面，相反，人们看到的是全球贫富差距显著扩大，经济和金融危机频发，战乱和动荡不断。如果不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少数国家经济较快增长，这些问题无疑还要严重的多。甚至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

但是，新自由主义在建立和巩固大资本的全球统治地位上是成功的。作为一个没有公开宣称的目标，新自由主义大大增强了跨国公司、国际金融和地方精英的统治。因此，一些批评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是真正的“毫不留情的”资本主义，因为它在自由、民主的名义下，不但让西方跨国公司统治世界，而且力图建立资产阶级政治理念、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一统天下，瓦解各国、各民族保持文化独特性和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意志，从而，一方面，全球资本力量更加横行无忌，更富侵略性和更具渗透力，而另一方面，受害方却似乎找不到另外的出路，形不成有组织的反抗。

如果说，古典自由主义从来就不是左派的学说，而一直是典型的中间派学说，它在西方的兴起是对保守主义做出的反应，并演化出了选举权、福利制度和民族认同这三大政治目标，那么，当代的新自由主义尤其得到政治右翼的认同和支持，例如，新自由主义当年在智利与军事独裁政权联系在一起，而在美国，它成为当前极端右翼的新保守主义政府削弱福利制度、减少公民权利、推动社会倒退的意识形态依据。

现在的问题是新自由主义还能维持多久。如果全球经济体系开始解体，如果财富越来越在少数人手中集中，越来越多的人由于社会服务体系垮台感到今不如昔，或由于两极分化陷入无望的贫困境地，如果民众权利遭到剥夺成为政治体系的特征，那么，危机将开始出现，新自由主义必然为其他思潮和发展模式所替代。需要忍受多少苦难才能出现导致变革的需要？这正是我们当代的主要政治问题。

三、警惕新自由主义陷阱

新自由主义占据主流地位的年代，正是全球化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事业处于低潮的时代。这并不是偶然的。这些趋势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这个时代至今尚未结束。正因为如此，能不能正确认识新自由主义，抵制全球化条件下的资本攻势，建立不同的发展模式，无疑是当前世界进步力量面临的主要挑战。

中国的发展同样面临巨大挑战。中国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成功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就必须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更自觉地抵制和消除新自由主义在各个领域的不良影响。

首先，新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必然要求反对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是目前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而主流经济学被认为是一门实证科学，它很少关注价值判断或意识形态，甚至有意与之保持距离，以表明自己价值中立。但西方主流经济学隐含的价值判断标准却一向是清晰的，即把效率作为最高甚至唯一标准，认为自由竞争是社会生活大多数领域实现最高效率的条件，因此，主流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崇尚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更加公开偏袒资本势力，更不关注甚至无视劳工和弱者利益，维护既得利益集团和现存经济秩序，与以人类解放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是完全对立的。

其次，作为指导市场条件下经济增长的理论和政策，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是失败的，证明它不能导致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坚持科学发展观必然要求摒弃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政策强调效率优先，相信只要经济增长了，人类发展的其他目标自然能够实现，也就是说，先运用一切手段把经济蛋糕做大，之后再解决如何分割蛋糕的问题，否则，将会影响到效率，不利于经济增长。几十年实践表明，这种经济政策的后果是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普遍滞后，发达国家劳动者数百年斗争取得的相对稳定的工作和公共教育、医疗等遭到不同程度削弱，而经济增长这个目标要么差强人意，要么以失败而告终。在一段时间内，有些国家的经济似乎开始增长，但随后证明这种增长不但无法持续，而且伴随更多不平衡现象，各种社会经济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为长期发展制造了更多的难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新自由主义就像含有毒品的兴奋剂，它以牺牲社会肌体健康为代价获取效率和增长，而最后结果往往表明，暂时效益换来难以治愈的痼疾，它制造的问题远远多于解决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按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发展的要求，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是对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回答。

第三，新自由主义把自己的经济政策当作标准药方，力图按照一个模式改造各国和构建世界，中国要建立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模式，要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摆脱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桎梏和政策束缚。

当今世界，国家处于不同的国际分工地位，拥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面临不同的经济社会问题，即使经济发展有某些共同规律可循，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也不可能同时按照一个单一处方，一劳永逸地解决发展问题。而这正是“华盛顿共识”向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推销的主张。新自由主义政策也许对某些国家有一定效果，例如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所有国家任何阶段都管用。尤其是，中国改革的目标不在于建立一个一般的市场经济，而在于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由此不难看出，市场原教旨主义处方对实现这样的目标不但无益，而且有害。

那么，新自由主义是否有合理成分，它的某些经济政策是否可供中国借鉴？答案取决于如何看待新自由主义。有些人认为，“华盛顿共识”10项政策集中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其中涉及到一系列常用经济学工具，它们似乎可以为任何政府所借鉴，因此，新自由主义也有可取之处。但是，“华盛顿共识”的要害不在于它提出某项具体的政策建议，例如采取何种货币政策或汇率制度，而在于它提出了一整套经济政策，即以推动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为目标的配套政策组合，通过这些政策相互配合、相互强化，传播和贯彻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理论构想。

反对新自由主义并不等于反对任何市场工具，也不等于拒绝任何经济调整，因为这些工具并不归新自由主义专有，也不是它的发明。例如，从一个国家内部来说，政府和经济运行的关系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不断探索和调整，逐步确立它们合理的运作范围。在货币政策或贸易政策等方面也一样。需要注意的是，在采用某些常用经济工具的时候，如果照搬新自由主义的整套政策组合，那就很难不连同整个意识形态一并接受过来，从而陷入新自由主义理论的陷阱。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年第3期，第30-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