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很大的创新空间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很大的创新空间

本报记者　孙明泉　张雁

  2006年04月25日08:56

 编者按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展现思想魅力和发挥指导作用创造了广阔舞台。中央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客观需要,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工程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促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潮正在形成。在工程实施两周年之际，从今天起，《理论周刊》各版将陆续推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系列专栏，其中包括有关工程的文论、课题、动态、访谈、人物等等，以反映工程实施以来取得的研究成果和最新进展，介绍工程的课题及专家。本期经济学版刊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访谈”，学术版刊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文论”。我们期望，这些栏目能够为宣传工程、推进工程提供一理论园地，为团结和凝聚广大理论工作者尽我们的应尽之力。

　　记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两年来,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但仍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已经时过境迁,无法满足我国经济改革和建设的需要了。作为学者,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程恩富: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认为,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还未被充分认识,国内学界对其进行学术性、系统性的介绍和研究还不够。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是以马克思经济思想的产生为开端并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也在不断地进行着自我完善。虽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受历史条件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了不同的研究特点,研究内容、具体的理论、政策和分析方法上也存在差别,或许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它的核心观点和基本原理是经得起逻辑论证和实践检验的。对于国内外尤其是中国的学者来讲,当前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着很大的创新空间。因为,其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也能够解释现代经济问题;其二,我们要建立和发展自己的科学理论体系,向世界贡献中国人的经济智慧。我一直主张,要在科学地超越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重建合乎中国国情的中国经济学。

　　记者:那么,在您看来,我们究竟应当怎样科学地重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范式,或者说,依据什么思想方法和理论原则来创新呢?

　　程恩富:哲学社会科学的现状整体看来正处于一个关键阶段,前苏联的蓝本有很多不适应我们的国情。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尚未形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奇迹,我们有资格、有条件形成我们自身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可以也应当形成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相应地,重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范式势在必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学术体系,又是一种理论信仰和意识形态,应当在学术和意识形态两个领域都发挥指导作用。如果只赞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而不赞成它在社会科学中的学术指导地位,则会架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主张繁荣与发展理论经济学,需要创立不同的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也应形成不同的学派。学派的形成是学术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理论必须多学派地发展。我们需要加强对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现状和成果的分析与借鉴,还有必要搞清楚各国政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本质联系与某种差别。比如,日本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几个学派,与日本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就存在异同点。日本的官方经济学与学界多学派的经济学就有一种互动和互补的交互关系,罗斯福新政、里根经济学和布什经济学同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有某种选用和综合的关系。

　记者:您在上海时同几位学者共同创立了“海派经济学论坛”,多年来坚持开展相关学术活动,可否看作是您对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一种创新尝试?

　　程恩富:是的。我同复旦大学张薰华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冯金华教授、上海金融学院周肇光教授、同济大学顾钰民教授等创立的“海派经济学”即“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也是我们的一种创新尝试。我们主张,以当代中外市场经济实践为思想源泉,以传承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假设为基点,积极吸纳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的合理成分,广泛借鉴相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方法,构造既超越马克思本人的经济学范式和前苏联经济学范式,又超越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新范式,即新建在世界经济大环境中反映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初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特性的经济学范式。它本质上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后现代经济学”。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前不久在世界政治经济学会首届论坛上的发言中,强调应广泛吸收中外先进的经济思想和实践经验,科学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结合起来,吸收古今中外的理论精华,构建能够体现时代特征和现代中国特色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是这样吧?

　　程恩富:是这样。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转型,不是从传统政治经济学转向现代西方经济学,而是要在科学扬弃和超越苏联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转向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

记者:这次在上海召开的世界政治经济学会首届论坛上,与会者有哪些共识?

　　程恩富:四月初在上海举办的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首届论坛上,中、美、日、英、法、德、俄等15个国家的数十位知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达成诸多共识。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共识宣言》。与会者认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秩序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和挑战,世界体系变革和再造已经提上日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望在关于世界社会经济发展前途问题的讨论中发挥显著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分析当代世界经济问题,以及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最好的理论基础。它为按照进步的方法解决当前经济的严重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为在世界范围内最终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指明了方向,而这是人类充分实现其社会和经济发展潜力所必需的。我们决心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运用它来分析和解决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记者:我们看到您领导的学术团队编写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课程2005年获得了教育部国家精品课程奖,您们编写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案例》就我们所知还是国内首创。你们今后还将有怎样的研究计划?

　　程恩富:我们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包括《现代政治经济学》(教材)、《现代政治经济学案例》等(均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还有相关配套的光盘等多媒体课件出版,2004年曾被评为上海市精品课程,去年底获教育部国家精品课程奖,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由此,我也想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方法上也有很大的创新空间。现在,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正组织编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硕士教材。同时,我们还正在组织“国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最新研究”课题研究。作为研究基础,准备翻译国外约30本在此领域有所创新的代表著作,计划每年翻译10本左右,这项工作3-5年大概可以结束。

　　在教材体系建设方面,我们还打算用5年左右时间,编出中级、高级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教材。这套教材的要求是:理论含量要高于同级的西方经济学教材,数学含量不低于同级的西方经济学教材,方法含量要借鉴中外多学科。

　　记者:新成立的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近期内拟开展哪些方面的工作,能否简要地介绍一下?

　　程恩富:社科院新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设立了五个部,基本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各个方面,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把握。我们将继续引进学科带头人和科研骨干,发挥学术顾问和资深特约研究员的作用。建设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博士点、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博士后流动站和国内外高级访问学者制度。

　　今年以来,1月份,我们曾邀请美国共产党经济委员在我院主办的报告会上作了精彩的讲演,并与越南排名第一的国家大学马列研究中心签订了合作协议。3月份,我出席了在纽约举办的“国际新左翼论坛”,并在哈佛大学和麻省大学作学术讲演。4月份,我们与有关单位共同在上海召开了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的首届论坛,并与武汉大学共同主办了“全国首届马克思主义青年论坛”;5月将召开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政策的大型研讨会。

　　我们还将在认真完成已立项的国家重大课题的同时,继续积极争取和承担党政有关部门委托的、国家社科规划和社科院批准立项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研究重大课题。同时,办好院刊《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年鉴》,筹备出版有关英文版杂志,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英文网站和较完整的资料信息库,要创办世界级的“国际马克思主义论坛”或“全球思想家论坛”,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各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

　我们还将进一步采取积极措施,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扩大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在国内外的影响,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世界上的学术地位和理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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