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何以可能
一、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特征和大众化品质
马克思主义要大众化，一个非常重要而又无法绕过的前提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能不能大众化，即马克思主义有没有能够大众化的特质，是否包含能够大众化的因子，说到底，就是马克思主义有没有大众化的可能性。
应当讲，任何有建树有作为的思想理论，在一定意义和程度上都是能够大众化的，都是可以提出大众化的要求和谈论大众化的议题的。原因就在于思想理论在创立形成和发挥自身作用过程中，都具有群体性特征，都以特定群体为经验依赖、认识源泉和实践基础。凡是有建树有作为的思想理论，都不是主体创立者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单靠冥思苦想和放飞思维能够实现的。创立者主体必须走出书斋，走入生活，走进实践，在敏锐把握历史与现实、参与当下社会生活和实践进程中，抓住实践本质，提炼实践经验，揭示实践规律，方可超越于常人，构架起指向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由系统完备的概念判断推理搭建而成的思想理论体系。而这样一个过程，除了主体创立者及其应有的素养、思维、能力之外，尤为需要并不可缺少的，是在社会生活中忙忙碌碌、不停奔走的大众百姓，是提供了丰富生活内容和具体实践经验的承载者与参与者。正是有了大众百姓的承载与参与，有了众多参与者和实践者的生活经验积累，才有了新的认识、新的观念赖以源出的思想矿藏。这意味着，不管思想理论的创立者是否自觉、是否主动，他的思维成果在形成过程中必然融入了大众的种种印记，必然带有“大众”色彩和“大众”特征。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这种有建树有作为的思想理论，不是在创立形成之后就万事大吉、束之高阁了的，更重要的是运用于对现实发展、对社会实践的有效指导。要做到这一点，单靠思想理论创立者的努力是徒劳的、难有成效的。这种思想理论必须走向它赖以存续并发挥作用的那个群体，走进那些参与并推动实践前行的主体承载者之中，让实践主体或实践承载者掌握这种思想理论，使之成为能够指导实践、指导行为、改造客观对象的伟大力量。恩格斯在讲到向工人宣传普及科学理论的重要性时，曾指出英、法等国工人运动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对一切理论的漠视或在理论上发生混乱和动摇，而德国工人运动之所以处于有利地位，其一大“优越之处”就是，“他们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他们保持了德国那些所谓‘有教养的人’几乎完全丧失了的理论感”。在恩格斯看来，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么科学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深入他们的血肉”。正是德国工人阶级利用自己的优势，以罕见的理解力，使德国工人运动“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1]。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时，也特别指出：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为此，必须“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2]。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依靠大众、依托实践、依赖芸芸众生的过程。
这样来论证思想理论的大众化，由以说明思想理论能够大众化，尽管有一定根据，却又是很不够的。实际上，以上所论，仅仅说明了思想与实际、理论与实践、思想理论创立者与社会实践主体之间的不可分割和紧密相联，仅仅说明了在这种不可分割和紧密相联里面，包含着思想理论大众化的因子与因素，包含着思想理论能够大众化的可能性及其条件。而能不能由以放大或推广，进而肯定所有的思想理论都是大众化的、都具有大众化这样一种优良品质呢?显然不能。这种在一定意义上言说的大众化因子、在一定程度中存在的大众化因素，这种依靠逻辑论证获得的思想理论能够大众化的可能性及其条件，与思想理论具有的真正的大众化特征和大众化品质还相去甚远。比如，地主阶级有地主阶级的思想理论，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同样是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又有反映不同发展阶段上不同群体和不同派别利益的思想理论，可谓千差万别，种类繁多。而不管是反映哪个发展阶段上哪个群体和派别利益的思想理论，不管其影响大小、是否主流，都是对本阶级或本群体、本派别“大众”利益的诉求和维护，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某一部分人的支持并由以形成一定范围的大众化基础。假若由此认定这些思想理论都是大众化的思想理论、都具有大众化的品质与风格，就不仅使“大众化”泛化、失却其意义，更为严重的是会淹没大众化理论品质的积极意义和正面评价，使给予思想理论褒义的大众化评判转化为一个中性规范甚或贬义定性。这其中的道理在于：在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中，既有合乎历史发展要求、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理论内容，亦如像他们自身处于进步上升时期那样;也有阻碍历史发展、背离社会进步的思想糟粕，特别是当这个阶级走向没落、处于衰亡、进入挣扎之际。当着新的社会因素大量增长、历史车轮已向新社会门槛接近之时，以维护旧社会旧制度为己任的思想理论，尽管仍有本阶级某一部分人的信守和坚持，但这种思想理论肯定已经失却了不断推动历史前进和社会进步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到这时，其大众化色彩已经淡化，甚至可以说“大众性”已荡然无存。
到这里，我们就遇到了两个层面的“大众性”或“大众化”问题。一是在一定范围得到某一群体的认可和支持的“大众性”或“大众化”，一是除在一定范围得到某一群体的认可和支持外，更在全社会获得推动历史前进和社会进步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的“大众性”或“大众化”。前一种“大众性”或“大众化”，是外在的、形式上的、表层的，甚至可以说是虚幻的、虚假的，说到底，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性”或“大众化”;后一种“大众性”或“大众化”，才是内在的、深层的、由表及里的，是真实的、真正的“大众性”或“大众化”。两相比较，前者可谓“群体性”或“群体化”，后者方为“大众性”或“大众化”。这里，实际上触及了“大众性”或“大众化”思想理论的本质和核心，即不局限于本阶级本集团的特殊群体，而反映和体现作为历史主体、实践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愿望与利益诉求，真正得到推动历史前进和社会进步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称赞与积极响应。只有这样的思想理论，才称得上是大众性的思想理论，才称得上是大众化的思想理论。
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具有大众性特征、赋予大众化品质的思想理论，其中的关键在于：它把无产阶级的利益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有机统一，把裹挟阶级利益的价值追求与历史发展的客观目标辩证结合，把带有主体特征的合目的性要求与立足客观发展方向的合规律性进程高度凝结。这使得马克思主义既是无产阶级的，又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既服务于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又契合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要求;既追求资本主义灭亡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目标，又遵循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并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达到了阶级利益与人民群众利益的统一、价值原则与真理要求的统一、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才使得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人类历史上哲学思维和社会发展理论的伟大变革，使得马克思主义站在了绚丽多彩、无比丰富的思想理论之林中的制高点上，历经160多年的高歌猛进与磨难坎坷而魅力不减、影响不衰。究其根本原因，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力量和真理力量的作用，又有马克思主义的大众性特征和大众化品质的支撑。
马克思主义的大众性特征和大众化品质，概而言之，就是马克思主义站在大众立场、持有大众情怀、推崇大众力量、重视大众实践、维护大众利益、关怀大众未来。马克思主义公然申明自己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是无产阶级揭露资本主义罪恶、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武器。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具有坚实的阶级基础。但同时，马克思主义服务于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伟大事业，又是以深刻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为基础的，是以科学把握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及其向更高社会形态迈进的必然性为前提的。这就把无产阶级的利益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纳入到同一个方向，把体现阶级利益的价值追求与按照历史发展规律前进的真理要求融为一体。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出色地把以下两方面结合起来：既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演进的客观进程，又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并建立起同某些阶级的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3]马克思主义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以往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不同，它的任务不是维护现存制度，而是朝向新的理想;不是以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而是消灭私有制;不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而是彻底消灭阶级差别。“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由此也决定了，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追求目标的马克思主义，既代表了无产阶级这一有史以来最进步阶级的根本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5]这个道理今天看来并不深奥，但在漫长历史时期以至到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由于神学主义、唯心主义的长期统治，众多思想家、政治家却不能真正认识人民群众的作用。“在唯心主义者看来，任何改造世界的运动只存在于某个上帝特选的人的头脑中，世界的命运取决于这个把全部智慧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而占有的头脑。”[6]在以往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阶级社会，人民群众被视为压榨对象，被视为社会底层，甚至不被作为人来看待;资产阶级虽然强调“天赋人权”理论而有些许进步，但统治者仍认为人民群众缺乏理性且不能正确行使权力，需要通过契约把权力让渡给社会精英阶层，普通人民群众在资本和大机器的压榨下，只能过着贫困、痛苦、屈辱的生活。只有马克思主义，真正发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真正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创造了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同时也就创造了历史，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列宁认为：决定历史结局的是广大群众，“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才是能够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的力量”。[7]毛泽东强调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8]这些精辟论述，都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思想，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特征和大众化品质。
二、人民群众与马克思主义需要与被需要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特征和大众化品质，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使马克思主义具备了能够大众化的可能性。而要把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为人民群众所认可、所接受，用以武装头脑并指导实践与生活，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人民群众愿意不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否认可和信赖马克思主义，亦即人民群众是否需要马克思主义。这亦如马克思说过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9]
人民群众是否需要马克思主义，是否认同和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张、观点和方法，并用以指导自己的实践、行为和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能否大众化的根本，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关键。说到底就是，人民群众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实现大众化;假若人民群众根本就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就不能够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就难以走进人民群众之中。或许有人认为：这不是人民群众需要不需要的事情，马克思主义必须让人民群众接受，为此必须强力推进、硬性灌输。按这种观点去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其结果恐怕不只是事倍功半，甚至可能会徒劳无益，由此也会严重损害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想当然，不能凭主观意愿，也不能一厢情愿。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有两个紧密联系又浑然一体的走向或环节：一是用马克思主义去“化”大众，即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去武装大众头脑;一是大众去“化”马克思主义，即大众用马克思主义去指导实践与生活。这两种“化”的主体和对象不同，前一“化”的主体是马克思主义，“化”的对象是大众;后一“化”的主体是大众，“化”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这两“化”是同一个过程，二者的区别只在理论上，实际的情况则是不可分割。如果只考虑用马克思主义去“化”大众，把大众放在客体、对象的位置上，尚可一厢情愿地去推动;而在大众“化”马克思主义问题上，不考虑作为主体的大众的愿意与感受，是万万不可的。进一步看，如果只有马克思主义“化”大众的环节，而缺少了大众“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是虎头蛇尾，而且从根本上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
人民群众是否需要马克思主义呢?从总体上说，从理论上说，从应然角度说，是需要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真正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完整阐发了社会生活及其内在运行轨迹，真切关注“现实的人”的发展及其本质实现，始终为无产阶级、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呼号呐喊，为追求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竭尽所能。这样的科学理论，实现了人类思维认识的科学变革，契合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契合人们平等公正的发展愿望，既为历史上最为进步的无产阶级消灭私有制、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崭新社会所需要，也为始终推动人类历史发展、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广大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及各行各业劳动者是其中主要组成部分)所需要。这种需要，源于马克思主义对人民大众利益的密切关注，源于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面向大众的价值取向，源于马克思主义富有深厚的“大众情结”，源于马克思主义始终洋溢着的浓郁的阶级感情和大众感情。这种需要，也呼应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即决定历史的是“行动着的群众”，历史活动就是人民群众的事业。由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被人民群众所需要，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性使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所在。
从人民群众角度，立足于人民群众的内在需要，具体分析人民群众与马克思主义之间需要与被需要的关系，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其一，从作为人类历史的创造者、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看，人民群众需要马克思主义是确定的、毋庸置疑的。因创造了维系社会存在、促进社会发展的物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同时也以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和生活内容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文化产品和精神财富的深厚基础，人民群众成为历史的主人、社会的主人，成为历史和社会的决定力量。作为人类历史的创造者，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的这种伟大贡献和历史作用，贯穿于人类全部历史之中，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只不过，人民群众对自己这一历史地位的认识，有一个由不清晰到清晰、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当人民群众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自觉主动地去创造历史时，其作用的发挥、实现社会变革的程度就将是广泛、深刻、剧烈的。而要达到对自己历史地位的清晰认识和自觉作为，人民群众需要观念启蒙、理念提升和理论指导;而能够让人民群众实现这一认识转化和跃升的，只有那种真正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并予以充分尊重、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有机结合起来的伟大思想。迄今为止，这样的伟大思想，只有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人的地位才昭然天下，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才得以充分重视和发挥。这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的基本史实中，就能够得以充分体现;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迁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中，可以得到最有力的印证。就此而论，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是迫切的，是必然的，也是至关重要的。这种需要，不仅是认识上的，用以武装思想和提升思维;更是实践中的，用以指导行动和推进实践。只不过，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迫切需要，通常不是通过每一个个体展示出来，往往是通过其中的“先知先觉”者、通过其中的部分代言人得以呈现。这正如中国人民渴求翻身解放、当家作主，是通过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奋斗去实现一样，我国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也是通过其中的先进分子及其政治团体去寻求、去坚持发展、去创造性地运用。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才能把对马克思主义的需要转化为指导实践的巨大力量。
其二，从理想指引、信念信仰坚守、精神世界支撑角度看，人民群众同样需要马克思主义，但在成效及认识上存有不少问题。一个国家和民族，不可缺少理想、信念和信仰，一个人也是如此。因为理想信念是人生追求和奋斗目标，是人们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理想信念主宰人的心灵世界，制约人的行为选择，具有方向指引和动力支撑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既是真理性认识，又是人类社会理想的理论表达，能够赋予人们以强大的精神支撑和信念力量。毛泽东说过：“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10]邓小平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11]江泽民也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我们的思想政治信仰。”[12]这都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理想、信念和信仰的价值和意义。马克思主义作为理想、信念和信仰，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和信仰，作为国家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的主导地位是稳固的，也是不容置疑的，即便在当前社会多元化、文化多样化背景下受到一些冲击或影响，党内极少一部分人已经丧失或淡化了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信念、马克思主义信仰，但终归邪不压正、无碍大局。再一个层面，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和信仰，是作为个体的人的精神寄托和心理依赖。在这方面，从一些相关调查的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13]，马克思主义依然在各种社会思潮中占据主导地位，统领着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社会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有较高认同，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主流价值地位真心接受，对用马克思主义解决我国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满怀期待。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在内化为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和信仰方面，却存在很多问题。既有实际成效差强人意的问题，也有说信不一、言行有别的问题，甚至有被其他内容取代的问题。比如，信奉宗教的民众有增多趋势，封建迷信还大有市场，金钱权力崇拜越加盛行，物质享乐主义为人津津乐道。加上多元社会思潮的消解作用、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方式僵化等，对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和信仰在人民群众中间的树立和巩固，都造成了不良影响，提出了严峻挑战。
其三，从行为指导、关系调适、介入生活发挥作用角度看，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关系相对疏散，且民众意识不够清晰、意愿尚欠明确。这方面的需要，主要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应当与民众生活产生联系，人民群众从自身生活实际出发产生对马克思主义的需要，马克思主义能够介入民众日常生活，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生活是人民群众生活，互不搭界，互无联系，两股劲，两张皮。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介入日常生活的需要，希望马克思主义能够指导自己的行为、调适各种人际关系，这并非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非是消解马克思主义的崇高，而恰恰是还原马克思主义的本真面貌。马克思主义认为，德国哲学看不到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只能“在天空飞翔”，而马克思主义则“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物”[14]。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不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15]，全部人类历史的首要前提，是以吃喝住穿等为基本内容的日常生活。如此来看，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外在于大众生活，而是与大众生活能够发生直接联系的，这也正是人民群众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缘由。作为大众生存发展、休养生息的基本寓所，日常生活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场域。但实际的情况是，马克思主义过于理性、崇高、神圣的外在表现，使它远离了大众日常生活;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基本没有走入大众日常生活之中，人民群众也很难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对自己日常生活的作用和意义。在这方面，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关系，显得相对疏散，而且民众的需求意识也不够清晰，更难说强烈。这固然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播过于生硬、思想教育存在形式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生活观照内容不够丰富有关，但假若这种情况长期存在下去，不仅会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大众情怀，也会失去马克思主义引领大众日常生活的话语权，甚至必然严重阻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进程。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被赋予新内涵与新意义
如何解决好马克思主义由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问题，如何解决好人民群众与马克思主义需要与被需要之间存在的一些问题，这是我们在解答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无法绕过的前提性问题时，遇到的更深一层次的无法绕过的问题。
无法绕过，我们就必须直面并认真对待。要想解决这些问题，一个有效的入口，是明晰这些问题是怎样产生的，是在什么背景和条件下发生的，然后再根据其产生背景和条件，有针对性地去寻找办法和途径。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教给我们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
问题是怎样产生的呢?无外乎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我们一再言说的要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至今还是专注于原初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即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阐发的、最初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立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却在当下情况来谈论大众化问题，这本身就存在着较大的时空差距，要把二者有效地联结联系起来，必然会遇到更多一些的情况需要分析，需要更为细致的思路去理清。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那个时代，着力去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本质、揭示历史发展规律，是着眼于整个社会的进步和社会形态的更替，主要是一种宏观战略思维。况且，在那个时候，在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逐渐暴露、革命因素和革命力量逐步积累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任务是构建科学理论，为即将到来的伟大实践提供思想指南。这样的时代要求和历史任务，容不得马克思、恩格斯过多地去关注思想理论的大众化问题，尽管马克思也强调理论要“彻底”、要“说服人”、要“掌握群众”等[16];容不得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建构过程中专注于增添大众化内容，尽管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指向与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是吻合的、一致的。显然，我们在这方面不能苛求马克思、恩格斯。
其二，我们到现在为止所讲的要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存在于文本、思维和理念中的马克思主义，是由概念、判断、推理构建起来的逻辑体系，是以理论形态呈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与马克思主义需要与被需要的关系问题上，单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存在、理念呈现和逻辑构架出发，去打通与嫁接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本身就存在诸多困难，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广大民众更多关注的，是思想理论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客观上是否满足和实现了自身的利益，至于思想理论本身是对是错，是否科学并具有真理性，广大民众是无从评判也没有兴趣去评判的，说到底还是通过实践和实践效果来评判、来衡量。这意味着，人民大众是否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内在需要，不在于马克思主义文本多么厚重、理念多么先进、逻辑多么严谨，关键是马克思主义能否给他们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益处，他们能否切身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实在价值。假若只限于文本、思维和理念，只把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呈现于大众面前，而不涉及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实践及其实践成果，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就会缺乏直接感受。
其三，我们所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还是在一般意义上、普遍意义上讲的，未能结合时代特征和时代要求，未能联系具体实际和具体问题，这样泛泛谈论是有缺陷的。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17]，“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18]。离开了具体情况和具体时间地点条件，空谈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是否可能以及人民群众是否需要马克思主义等问题，既无助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的解决，也可能会伤害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伤害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感情。因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矛盾中的一个方面甚至是主要方面，人民群众以日常生活为关注重点，以具体的衣食住行和民生权利、文化权益等问题的有效解决为评价、选择指向，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当下的发生、实证的现存、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实在，而对空谈说教、虚存承诺总缺乏应有的兴趣。凡事他要联系自身来看待，凡物他要依据自身所需来取舍。即便对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真理认识和科学理论，在人民群众看来与自己也是有距离的，假如我们再只是泛泛谈论，不能触及实际地孤芳自赏，那就更难打动人民群众的内心和情感。
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了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内在需要程度的降低，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对人民群众予以理想指引、信念信仰坚守、精神世界支撑作用的减弱，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对人民群众给予行为指导、关系调适、介入生活发挥作用之功能的淡化。显然，在这样一种思维图式和关系格局中去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我们所得到的结果，不是事半功倍，而是事倍功半;人民群众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不是渐行渐近，而很可能是渐行渐远。这非但不是我们提出并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希望的，恰恰是我们应当着力避免的。
问题摆出来了，原因也找到了，剩下的就是怎么解决了。这些问题看起来不易解决，更非纸上谈兵能够收效的，但也可能愈是这样不易解决的问题，愈是简便易做，愈是轻而易举，这里的关键是要转换一下思维、更新一下思路。若是老在已有的问题上打转转、兜圈子，我们恐怕难以找到出路、难以走出问题的泥潭。实际上，以上所列问题，并非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任务时忽略了的，也并非在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任务之后才发生的。恰恰相反，我们正是比较充分地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并针对这些问题、致力于解决好这些问题，才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才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的。而在针对问题并力图解决问题方面，我们迈出的重要一步，是转换思维、更新思路，是在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结合时代要求和现实需要，客观准确地明晰任务与要求，赋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新的内涵与新的意义。这从如下几点，足可得到说明和印证。
第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命题的提出，只是近几年的事情，而且是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表述和要求提出来的。
我们党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命题，是在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指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19]在2008年12月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再次强调：“不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20]所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就是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入人民大众，用以武装头脑、坚定信念、指导实践和行动。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21]，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并列起来。此间及随后，我们党反复讲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对象、任务、原则、方法、途径等予以详尽阐述，进一步指明了大众化的必要性、紧迫性和重大意义。
从我们党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命题之后的思维轨迹和实践努力中，可以看出：一是我们在当下讨论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主要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以党的十七大为发端，以我们党自觉而明确地提出这一任务并积极推动这一进程为起始;二是由以肇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主要是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式来呈现的，其重点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大众化;三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化、时代化是紧密相联的，大众化既被融入到中国化的整体进程之中，同时又显现出独特价值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任务。
第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既包括理性化了的观念认识，更紧扣人民群众的关切关心，直指现实存在的成就与问题。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内容，但让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切记不能囫囵吞枣、照本宣科，不能形式主义、教条八股，也不是拿来装门面、做样子，关键是把握立场、抓住精髓、运用方法、活学活用。因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2](恩格斯语)而从不断发展丰富了的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看，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其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抓住了精髓和灵魂，就抓住了毛泽东思想的根本，也就能够运用于实践与生活。只有这样来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才如邓小平所说“并不玄奥”，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23]。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大众化，主要是在掌握方法和精髓上下工夫。
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基础内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点必须放在当下、放在当前，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亦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24]，是与人民群众最接近、深受人民群众信赖的认识成果。这一科学理论，既体现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又凝结为一条正确道路、一整套制度体系。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群众、教育人民，使之成为大众所需要的认识工具、内在信念和行为指南，我们需要从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的紧密结合上，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化为亿万人民群众的内在信念和自觉追求时，亿万人民群众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导力量和坚定支持者，亿万人民群众的行动就能够转化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物质力量。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众化相适应，大众化的内容还包括：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诸多社会矛盾和民生问题等。人民群众最实际也最朴实，往往是通过亲身感受，通过看到听到体会到的生活水平提高、自身利益满足、社会进步发展等，产生并强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拥戴，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信赖。为此，我们需要向人们及时宣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把改革开放伟大成就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归功于人民群众。邓小平就说过：“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是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25]而对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诸多社会矛盾和民生问题等，如住房、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不公、腐败、生态遭到破坏、食品安全等与人民群众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现实问题，我们不能回避和漠视，而要主动阐释、积极应对，采取得力措施下力气去解决好。这恰如毛泽东所说：“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26]
第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是用科学理论武装人，解决好怎么看与怎么办，进而凝聚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
我们党十七届中央领导集体主管思想理论宣传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多次讲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必须充分发挥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巨大作用，始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27]要求我们“加强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阐释，引导干部群众更好地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要针对当前干部群众中出现的一些思想疑虑和困惑，针对人们关心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深入研究阐释，帮助干部群众明辨是非、澄清认识，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28]时任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也指出：推进理论大众化，要站稳大众立场，牢固树立心系人民、服务人民的情怀;要直面大众关切，着力回答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要增强大众共识，凝聚起推进改革建设、共创美好生活的强大力量[29]。刘云山同志把“直面问题、聚焦热点，既讲‘怎么看’又讲‘怎么办’”视为理论大众化的重要任务[30]。
马克思主义是服务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用这样的科学理论武装人民群众，既要有助于并服务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又要着眼于并致力于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思想疑虑和现实关切，深入剖析矛盾问题，及时给予有力回应。要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落到实处，完成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务必把讲“怎么看”与讲“怎么办”结合起来，把认识问题与解决问题统一起来。只讲“怎么看”不讲“怎么办”，那是徒有说教，难以解决实际问题;既讲“怎么看”又讲“怎么办”，才有助于说做一致，把存在的问题解决好。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30]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就一系列重大问题和现实矛盾，向群众讲清楚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讲清楚如何看、怎么办，帮助人们区分主流与支流，分析成绩与不足，引导人们以理性眼光看待，以平和心态面对，在矛盾中看到机遇，在困难中看到希望，从而汇聚起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强大力量。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不断彰显科学理论的价值和力量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
第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方式，是将科学理论通俗化、具体化、生活化，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丰富手段，创新形式。
人民群众既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又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无论是作为对象还是作为主体，都务必按照人民群众的需要和愿望，以人民群众乐于接受的语言风格和话语习惯，去宣传、阐述、运用和丰富科学理论。在这方面，我们从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活动、宣传活动以来，就积极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如以回答干部群众关心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为重点，中央宣传部连续多年有计划地组织编写通俗理论读物，先后出版发行了《干部群众关心的25个理论问题》、《理论热点18题》、《六个“为什么”》、《划清“四个重大界限”》、《七个怎么看》、《从怎么看到怎么办》、《辩证看，务实办》等有影响的著述。这些著述，选题准确，文风朴实，语言鲜活，说理透彻，解答热点难点细致深入，回应人民群众期待及时，展示了通俗理论读物的魅力，深得社会各界好评和称赞。
大众明白才是真。要使大众明白，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通俗化、具体化、生活化，使之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所理解、所接受、所运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关键在于突出时代性、人民性、通俗性，关注大众需求，回应大众关切，解答大众困惑，不断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亲和力、感召力。要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找准科学理论与人民群众的结合点，切实做到对症下药、有的放矢。要坚持正面引导、因势利导、深度引导，普及科学理论，深入解读政策，把道理讲充分、讲透彻，积极探索理论宣传普及的有效形式，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广度和深度。此外，推进理论大众化，还要积极运用现代传播手段，充分运用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多媒体等，增加宣传教育的科技含量和信息技术含量，将理论内容生动化、形象化，增强人民群众的学习兴趣。要采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生动朴实、雅俗共赏的语言，增强科学理论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感召力。
四、架设起人民群众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桥梁
正是充分认识到泛泛谈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弊端，同时在总结以往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从当前实践和事业发展出发，紧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适时而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命题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而问题的提出就包含着对问题的解决。在看似不易解决好的人民群众与马克思主义之间需要与被需要的关系问题上，由于我们党转换思维、更新思路，科学阐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内容、重点、任务、要求、方法、途径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新的内涵与新的意义，迅即在人民群众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在需要与被需要之间打开了通道。
这样一来，许多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了。人民群众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力量，需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一唯一正确的科学理论来武装和指导;人民群众在亲身感受和享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改革开放的物质成果和精神产品的同时，自然会由衷地产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赖、对改革开放的支持，进而确立起坚守不移的信念和为之奋斗的追求;人民群众在深入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明了党和政府解决问题的思路办法和政策举措的过程中，看到了未来希望和光明前途，由此会增强干好工作、投身事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人民群众在看到自己的关切和利益被关注和重视、一系列热点难点问题没有被回避和漠视、民生改善步伐加快时，就体会到了科学理论的魅力，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非凡价值;人民群众在接受科学理论武装的同时，真切地体验到马克思主义的群众立场，体验到科学理论以人为本、服务人民的价值指向，就不会对马克思主义敬而远之，不再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己无关。当人民群众把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为精神支撑时，当人民群众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功能与意义时，当人民群众体会到科学理论的行为指导、关系调适、介入生活的作用时，当人民群众自觉主动地拉近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距离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不再只是外在的灌输，而成为人民群众的内在需求;不再只是空洞的理论说教，而成为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不再只是执政党的独家宣传，而成为人民群众的热切响应。
当然，这样说，不免带有诸多理想色彩，也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实事求是地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效远未达到这种境况，我们还有大量艰苦的工作需要去做，还需要拿出十足的信心、百倍的努力，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去除一切思想上和工作中的障碍，进一步架设好人民群众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桥梁。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着力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和实施上狠下工夫、狠抓落实、加大气力、加大力度。否则，不仅难以达到理想境界，甚至还会徘徊不前，搞不好还有可能半途而废、前功尽弃。除了主要在实践上努力之外，在观念上、认识上也要解决好以下几方面问题。
其一，我们立足于新世纪以来、十七大之后思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决不可漠视此前大众化的历程，更不可割裂与此前大众化进程的联系。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由来已久，是一个伴随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运用和发展始终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要大众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本性使然，又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自觉追求。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32]这指明了理论要掌握群众、群众要掌握理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毛泽东在1963年5月说过：“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33]这里的“群众化”与我们党那时常常提到的民族化、通俗化、普及化等，就已然昭示出大众化的本性与要求。经典作家和革命领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们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断深化发展。
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大众化就启程远航，未曾中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路走来，虽有曲折坎坷，却高歌不止，成就迭现。在这160多年推进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世界多个国家、多个地区展开，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和样式。在我们中国，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就有了大众化，就开始了大众化，最早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有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陈独秀创办的《每周评论》等，至今算来已有90多年的时间。在绵延不断、不懈推进的90多年大众化历程中，在不同历史时期并结合不同历史任务，我们取得了许许多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被誉为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杰出范例。该书于1934年至1935年在《读书生活》连载，1936年出版单行本，在革命青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蒋介石败走台湾后，曾多次说自己不是败给中共的军队，而是败给艾思奇先生的《大众哲学》。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国的90多年间，呈现出不同的阶段及其特征，产生了不尽相同的影响。我们思考和研究这一历程，既要统筹综合、总体把握，又要区别对待、分阶段审视。
其二，结合90多年发展历程，必须高度重视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十七大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充分认识其独特地位和重大价值。
看事物的整体和历史的全过程，是辩证法的全面性要求;突出事物的部分和历史的某阶段，是辩证法的重点性要求。之所以把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十七大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突出出来，原因在于：一是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能够很好地解决人民群众与马克思主义之间需要与被需要的关系问题。理论大众化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大众需求的程度。人民群众对理论的需求，说到底就是渴望自己所关注的问题能从理论上得到解答。如果只专注于用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和条条去教育大众，大众化是难有真正的成效的。二是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由执政党倡导、发起、规划、推动，其动员力、号召力、影响力不可比拟，不仅声势大，而且波及面广、触及层次深。广泛的宣传普及活动、庞大的工作队伍建设、灵活多样的宣教活动，以及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重点，都为大众化的健康发展和不断深化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三是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人民群众不只是对象和受众，而且是真正处于主体地位了。从其需要出发，着眼于其利益关切，民生问题的未曾忽视和诸多社会问题的积极解决，都彰显出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充分尊重。四是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可以说，最接近“大众化”的本质，最体现“大众化”的要求。大众化的本质和要求，简而言之，就是人民大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并运用于实践与生活。对比此前某些阶段的情况，应该能够印证这一基本判断。在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的历程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上世纪20年代前后和40年代前后，借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和延安兴起学习热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曾有长足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的成果，前期如《共产主义ABC》、《资本论入门》等，后期如《大众哲学》、《新哲学的人生观》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大众化固然作用巨大，但大众化的对象却有很大的局限性，那时还主要是知识精英和青年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是党内干部和军事将领，这与战争年代的艰苦环境、与我们党尚未取得执政地位、与人民大众生活无着落并缺乏基本文化知识，都有着很大的关系。而建国后“文化大革命”时期，尽管人人手捧一本《毛主席语录》红宝书，人人都要背几段语录，形式上是普及化、普遍化了，也深入到大众中间了，但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甚至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严重歪曲和背离。
由此可见，新世纪以来、十七大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虽然时间不长，但却不同寻常、不同凡响。尽管它只是我们党90多年大众化历程中的一个阶段，但地位独特、意义非凡。我们强调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命题的提出为起始，去讨论和解决人民群众与马克思主义需要与被需要之间存在的一些问题，一方面，既无削弱或否定此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及成就之意，亦无抬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地位甚至用以取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弊;另一方面，则是强调不可把它淹没在90多年的历史进程之中，不可把这一时期视为一般化的普通阶段，务必充分认识到其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价值、功能和作用。而且唯有立足于这一时期，我们才能真正解决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可能性问题，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由可能性向现实性的有效转化。这种意义，无论如何，都不可低估。
其三，当前正在推进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有非凡成绩又有多方面不足，同时还面对着十分艰巨的困难和挑战。
自觉、主动、有规划、有协调、规模大、声势足，加上执政党主导，人民群众参与广泛，使得新世纪以来、十七大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至今方兴未艾、蔚为大观。继上世纪末开展邓小平理论学习、“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活动之后，进入新世纪，我们党又开展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共产党员先进性、科学发展观、创先争优等一系列大规模的学习教育活动，促进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三进”(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四真”(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和普及化。2004年中央提出要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启动实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与此同时，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思想上尊重，感情上贴近，真心实意为群众着想，把真情实感渗透到理论和政策的宣传阐释之中，做到情理交融;认真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安危冷暖，真实反映群众的实际困难和合理诉求，着力解决好群众所关心的各方面问题。这样一些方面的努力，既确保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新起点上起好头、开好步、稳扎稳打，又预示着这新一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朝向更高的目标不断迈进，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成就是可喜的，但并非没有不足，并非不存在问题。我们党通过赋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新内涵与新意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但问题的解决不能只限于理论上、观念中，主要的还是在实践中、在操作中，需要在实践中、在操作中下工夫。要使人民群众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增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信心、强化马克思主义信仰，使人民群众认同马克思主义、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用以指导实践、校正行为、调适关系、引领生活，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还需要付出艰苦不懈的努力。这些要做的工作，既包括正面教育、观念引导，更包括实践证明、绩效说服。只有通过持续不断、扎扎实实的工作，才能够克服单纯思想教育“作用减弱”、单一理论宣传“功能淡化”的弊端，凝聚起人民群众对执政党、对执政党的思想理论、对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执政党的执政成就和执政前途的向心力和感召力，凝聚起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持久信心和坚守信念。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我们还面对许多新的困难、新的矛盾和新的挑战。一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丰富，带来了思想文化的多样化、多元化。这固然能够给予人们更多的思想文化优劣的比较，却也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主导地位带来了新的影响甚或新的挑战。人民群众面对的选择增多，受到的思想文化影响由单一走向丰富，会直接冲击着他们的信念、心理与精神。二是国际范围内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对我们的理论武装和思想教育工作形成新的挑战。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文化传播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宣扬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和生活方式，我们必须积极应对，增强我们的思想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胡锦涛指出：“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34]三是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的普及，既有积极意义又有负面影响。海量信息的广泛传播，即时事件的公开发布，直接冲击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信念。而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又真假难辨，舆论管控难度加大，给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带来诸多新情况。四是近年来一些腐朽观念沉渣泛起，社会诚信缺失，宗教势力扩大，自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在一些人群中受到热捧，严重影响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倡导与树立，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构成了新的威胁。
情况表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落到实处、取得成效、不懈推进、发扬光大，既要解决好可能问题(马克思主义有没有可能大众化)，又要解决好需要问题(人民群众是否需要马克思主义);既要解决好理论认识问题(包括重视程度、战略规划、目标设计、精神状态等)，又要解决好实践操作问题(包括社会动员、队伍建设、体制运转、途径措施等)。在这个由马克思主义武装教育大众、大众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两个方面有机结合的统一过程中，有一系列转化、提升、跃迁的过程，有诸多个接纳、渗透、放大的环节，既要外在呈现，让人看得见摸得着体会得到，又要内化于心，使人具有坚定信念和精神支撑。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断丰富发展之中;大众化不是一朝一夕的，是一个长期不懈的进程。只要架设起了马克思主义通往人民群众的桥梁，打开了人民群众需要马克思主义的通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会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就会“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发挥其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对此，我们应当满怀信心并不懈努力。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5、636页。
[2]《列宁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5页。
[3]《列宁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页。
[4][9][15][16][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第11页，第93页，第9页，第9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30页。
[7]《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7页。
[8]《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10][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
[11][23][25][3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第382页，第272页，第314页。
[12]《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13]刘爱莲，刘心一：《社会主要群体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比较研究——以江苏省调查为例》，《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5页。
[17]《列宁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8页。
[18]《斯大林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83页。
[19][20][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第812页，第9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3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743页。
[26]《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页。
[27]李长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7月6日。
[28]李长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2年6月4日。
[29]刘云山：《谈理论大众化：大众明白才是真》，《人民日报》，2012年7月5日。
(30)刘云山：《在走进群众服务群众中推进理论大众化》，《人民日报》，2010年11月4日。
[33]《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页。
[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18页。
(作者简介：商志晓，山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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