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劲松：茅于轼的“民主政治”掩盖了什么？

　　茅于轼的“民主政治”掩盖了什么？

　　叶劲松

　　茅于轼发表了一篇题为《旗帜鲜明地高举民主政治的旗帜——后来居上的中国，如何走向富强?》的文章(以下简称茅文)。文章一开始就写道：“只有我们能够旗帜鲜明地高举民主政治的旗帜，并且身体力行地做出榜样，成为世界受压迫和受剥削的广大人民的希望之所在，中国才能够真正成为世界大国。”为论证这段话,茅于轼从古代中国谈到现代中国,另外还谈及西方国家民主政治演变。

　　茅于轼大谈国家,但在国家的本质问题上,象国家的起源一样,“被资产阶级的学者和作家弄得混乱不堪”(《列宁全集》第29卷第429页)。一切资产阶级学者对国家本质的阐述,无不回避、掩盖和抹杀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根本事实。而茅于轼以同样的手法,加入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掩盖国家本质的行列。

　　茅文回避、掩盖和抹杀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方法是,大谈以国家的管理形式——政体为主的政治制度，避而不谈国家的阶级本质——国体。

　　国体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它揭示谁统冶谁的问题,所以它也揭示国家的阶级本质。政治制度,解决统治阶级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它解决统治方法、方式,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教育人民从纷繁复杂的政体形式、统冶方式中,认清国家的阶级本质;而资产阶级社会学则恰恰相反,它企图使人们埋头于纷繁复杂的政体形式、统冶方式的认识中,从而忽略对国家阶级本质的认识。

　　但对于国家认识来讲,恰恰是认识国体最重要,因为它揭示这个国家是哪个(或哪些)阶级居统治地位,哪些阶级居被统治的地位。但茅文把国家的统治的方式、方法中的一种――民主政治说得特别重要(当然,适当的统治方式对一个国家也比较重要),却避而不谈他说的民主政治国家的阶级属性,是资产阶级的还是工人阶级的。他在文章一开始就写道：“只有我们能够旗帜鲜明地高举民主政治的旗帜，并且身体力行地做出榜样，成为世界受压迫和受剥削的广大人民的希望之所在，中国才能够真正成为世界大国。”但是对“世界受压迫和受剥削的广大人民”而言,他们的最大希望是推翻骑在他们头上的、压迫和剥削他们的资产阶级,变资产阶级国家为工人阶级和农民等劳动者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茅文虽然未明确他说的民主政治国家的阶级属性,不过从茅文所说，“比如政治制度方面，现在我们有了人民代表大会，有了宪法、法院，有了选举。尽管尚不完善，但是这是从无到有的第一步。从秦始皇到慈禧太后都不会要限制权力的宪法和代表民意的人民代表，更不会要选举。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传播，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在一百多年里发生的。所以说向西方学习是必须肯定的”来看,茅文是把民主政治当作资本主义文明介绍给我们。即他未要求我们高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旗帜,他要我们高举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旗帜。但是,在这里,茅先生隐瞒了一些事实真相。

　　首先,他隐瞒了在各种私有制社会中,包括民主政治在内的各种政治制度,都绝不会让占人口大多数的、被剥削压迫的劳动人民控制国家机关的事情发生。即民主政治必须保证占人口极少数的剥削阶级控制国家机关的真相,被茅于轼隐瞒了。

　　其次,民主政治的制度最先不是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而是首先产生在最残酷、黑暗的奴隶社会。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有多种多样的国家和政权形式：君主国和共和国、贵族制的奴隶主政权和民主制的奴隶主政权(如雅典民主)。尽管有这些差异，但它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奴隶制国家，都是奴隶主掌权，都压迫包括奴隶和贫困平民组成的劳动人民。雅典民主政治,并不承认奴隶是人,也并未改变占人口大多数的奴隶们被奴隶主当作会说话的牲口驱使、压榨的地位。因此,古希腊的雅典民主政治,并未给予包括奴隶和贫困平民组成的劳动人民行使民主政治的权力,它只给予占人口极少数的贵族和富裕平民(这些贵族和富裕平民都是奴隶主)行使民主政治的权力。所以,这种听起来很漂亮的民主政诒不过是少数人才能享受的民主政治。

　　另外,对于其极力推荐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 茅于轼稳瞒了其鲜明的阶级性。包括普选制在内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有着历史进步意义。但是，我们更要看到它的阶级局限性。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作为建筑在生产资料资产阶级所有制(这种所有制保证了资产阶级的经济霸权，保证了资产阶级能剥削劳动人民)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的性质，同整个上层建筑性质，已经被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性质所决定。经济基础决定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必须维护产生人剥削人的资产阶级所有制为主的经济基础，必须使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人士控制国家机关(就象奴隶社会的民主政治也必须保持奴隶主代表控制国家机关一样),从而也决定了它有很大的局限性。而茅文隐瞒了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必须维护产生人剥削人的资产阶级所有制为主的经济基础，必须使资产阶级代理人们控制国家机关这一系列的真相。

　　在资本主义法律字眼中，民主政治的选举是平等的，但实际运作中，选举权的享有主要以财产和金钱为特征。现在竞选费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为竞选离不开宣传，而宣传离不开金钱。从某种意义上说，金钱就是选票。垄断资本耗费巨额金钱，把他们控制的所有媒体运转起来，以欺骗民众，愚弄他们，使他们丧失判断力。人们把资本主义国家竞选运动称为“有钱人的游戏”，其耗费愈来愈大。美国1940年大选竞选费用3，500万美圆，1980年花了8亿多美圆，2000年花了30亿美圆，而2004年大选竞选费用达40亿美圆。而未有总统大选的2006年的美国中期选举,也耗费竞选费用达26亿美圆。所以，资本主义的竞选，名义上是自由竞争，实际上是金钱竞争。这种竞争是普通民众力不能及的，但这种竞争能保证经济上处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胜利。

　　美国有句众所周知的名言：“金钱乃是政治活动之母乳”。这句短短的名言比许多关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政治”的长篇大论(包括茅先生的这篇文章)更深刻地触及西方政治的本质。“金钱和总统选举关系十分密切。美国前国会众议员奥尼尔曾说过：‘任何选举都是由四部分组成;候选人、政治立场、竞选班子和钱，没有钱，其他事项都可以忘掉’，确实没有金钱，美国的选举机器就难以运转。戈登伯格在《国会竞选》一书中把金钱称之为竞选机械的‘润滑剂’。”(仲掌生《谁是真正的权势者-----美国总统竞选》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41页)

　　由于竞选中金钱的重要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具有经济统治力的资产阶级就能够通过他们拥有的经济力量，让维护他们利益的政客当选总统、议员等，借手这些政客通过并实施体现资产阶级意志的法律。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瑟.林克和威廉.卡顿就曾谈到：“那些在1920年把近800万美圆倾注于共和党竞选金库的企业界领导人和富翁，不久就收回他们期望的部分投资。通过强有力的参议院集团，他们在行政和立法部门制订联邦政策时具有决定性发言权。”(〔美国〕林克、卡顿《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66页)

　　对于美国的民主政治,现在也活跃在媒体上的台湾资深评论家南方朔写道，“美国乃是个鼓励政治献金的国家，演变至今，政治捐献已成了一种独特的收买制度，企业界通过各种政治行动委员会来收买政客，全美大约有4000个政治献金组织，一半由企业组成，他们捐出的献金大约为政客竞选经费的1/3左右。”(南方朔《巨富统治美国》《编译参考》1995年第6期)垄断资本还有给政客大量演讲酬劳金和政客退休后可到大公司任高级职位等收买措施及直接派大资本家到政府、议会任职的方法。南方朔认为，资产阶级的运作“充分显示出了‘政’、‘商’两个领域是如何籍着联合、互通、协力而成为一体的。”“由于美国商人的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从70年代之后，‘官僚及公司合一的决策理论’的新学派逐告出现。根据这种新的学派，美国的整个国家机器就是由商人操纵政客而形成的体制。……以‘利益团体多元主义’的形式而掩护‘商人主宰一切’的实质，在美国乃是透过一种复杂但却全力支配的政商关系在运作的”(《巨富统治美国》)。

　　《中国青年报》驻华盛顿特约撰稿人也写道，“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腐败几乎是完全公开的、合法的……你要是没钱，根本就从不了政。要想当官，不论哪一级吧，总要竞选，竞选就要经费，就要拉赞助。赞助拉得多，以后高升的希望就大。做到州长的，哪个背后都得有几个响当当的大财团。总统竞选就更不用说了。”(卿晨《我们该怎样看今日美国》《中国青年报》2002年8月14日)

　　金钱对西方选举的操纵如此明显，但茅于轼却视而不见。茅文中,西方民主政治靠“金钱乃是政治活动之母乳”支撑的讲述没有, 林克和威廉.卡顿、南方朔、卿晨那样关于民主政治选举被垄断资本用金钱控制的揭示也没有。西方所谓民主政治的肮脏,在茅文中读不到的，只能看到茅于轼称颂它为西方文明而极其冠冕堂皇。茅于轼希望以此欺骗百姓，以掩盖西方民主政治维护富有的资产阶级利益的实质。

　　在现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不管执掌政权的是哪些资产阶级政党――共和党或者民主党，保守党或者工党，基督教民主联盟或者社会民主党，换来换去，政权只是在资产阶级的不同派别中转换。而这些派别间的不同远远小于他们间的共同，因此执政党的转换只是政权从资产阶级的左手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到左手，即政权都是执掌在资产阶级手中。美国资产阶级就同时出钱支持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竞选活动(只是通常情况下，给共和党的钱更多一些)。两党中某一政党的胜利或者失败，都不会改变资产阶级支持的政党在台上，为资产阶级谋取利益的事实。

　　英国学者帕克也曾就美国的民主选举写道，“美国有代议制，它还有久已确立和普遍行使的言论、集会和游行示威的自由权利，从这个意义来说，美国是个形式上的政治民主国家。但是，制定政策和作出决定的权力则属于一个‘权势集团’，广大人民只能从他们提出的问题当中进行选择……他们除了几年以后投相反的票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制裁的办法。如果他们不赞成某一帮人，他们至多只能另选一帮人的办法来表示;他们可能对两帮都不赞成，但他们很少有机会或者根本没有机会推选也许较会采取较能符合民意或者符合公共福利的政策的第三帮人。此外，他们进行力所能及的选择时所依据的情况了解几乎完全来自深受统治阶级影响的大众宣传工具。”(〔英国〕帕克《超级大国美苏对比》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330页)“美国的‘权势集团’在必要时能够在选民面前摆出两付‘面孔’，或者以两个政党的形式提供两种选择。”(《超级大国美苏对比》第368页)

　　帕克认为有“制定政策和作出决定的权力”的权势集体才是国家的主人，人民不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民主政治只给人民在权势集团(即垄断资产阶级)“提出的问题当中进行选择”的权利，只给了选择权势集团两付面孔(或者两个政党形式)中哪一付面孔的权利。但不管选哪付面孔，都只能选择垄断资产阶级。例如，小布什当选是大资本家们到国家机关担任高级职务(小布什、切尼、拉姆斯菲尔德、赖斯等都是拥有大量股份的大公司董事、首席执行官等)。即使2004年小布什连任失败，也是亿万富翁——民主党的克里当选，仍然是资产阶级执掌国家行政权力。同样，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都从未改变美国参众两院几乎全是企业主、金融家、农场主，以及作为资产阶级成员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律师们一统天下的局面。即美国立法机关——议会还是一如既往地由资产阶级掌控。

　　1949年，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此时他正身处西方民主制楷模的美国)，就对西方的民主制发出悲观的看法。爱因斯坦写道，“对于私人资本垄断组织及其巨大势力，即使靠民主地组织起来的政治社会，也无法予以有效的控制。的确如此，因为立法结构的成员是由主要受私人资本家资助或者影响的那些政党所挑选的，而这些私人资本家实际上把选民和立法机关隔离开来了。此外，在现有条件下，私人资本家不可避免会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着消息的主要来源(报刊、电台、教育)。因此，个别平民要得出客观的结论和明智地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利，是极其困难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确实也是不可能的。”(转引自〔美〕劳伦斯.肖普《卡特总统与美国政坛内幕》时事出版社1980版第286页)

　　爱因斯坦透过西方民主政治的表面现象，不仅向我们揭示资产阶级运用其经济力量收买媒体、教育、学者以及政客等等现实，并更深刻地揭示出经济上的强者必将是政治上的强者这一社会本质。相反，茅于轼力图使我们的认识仅停留在西方民主政治的表面现象上，仅停留在西方法律关于民主政治的规定的文字中，使我们认识不到资产阶级把持国家机关、控制媒体等现实,并且宣染一种似乎经济上的强者和经济上的弱者,将在西方民主政治中平等和谐相处的虚假气氛。即使英国资产阶级学者帕克,也能揭露美国民主政治实质是,“制定政策和作出决定的权力则属于一个‘权势集团’”,并且这个“美国的‘权势集团’在必要时能够在选民面前摆出两付‘面孔’，或者以两个政党的形式提供两种选择”以欺骗百姓。而茅于轼却不去揭露西方民主政治这种实质,他反而参与西方资产阶级对人民欺骗,要我国学习西方民主政治,要求将它移植到我国来。我国的精英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不诚实、最无良心的骗子。

　　2003年2月6日，英国HTTP：/WWW.MARXIST.COM网站的一篇文章写道，“财富与权力向极少数人手中集中，这是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在当前即少数垄断巨头拥有并且控制着绝大部分生产资料不可避免的结果。整个世界贸易被不到200家公司控制着，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美国公司。所有重要决策都是由这些垄断企业的董事会作出的。不是人们选举出来的也不对任何人员负责的极少数人，决定整个国家的命运。他们决定成千上万的人是工作还是失业，是吃饱还是挨饿，是生还是死。相反，选举出来的政府权力真的无关紧要。布什是地球上最强大国家的总统，但实际上他只是垄断巨头的创造物，他必须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他这么做是出于自愿的，因为他自己也是巨富阶层的成员之一。所有关于民主的谈论都是空洞的措辞……在帝国主义的现阶段，民主的所有真实内容都被掏空了。真正重要的决定是在国会之外由大公司的董事会作出的。”(《伊拉克战争与美国霸权、垄断资本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6期)

　　历史事实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正确，上层建筑中社会政治的、法律的制度和结构，反映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关系首先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与此相适应，上层建筑中的所谓民主政治这些制度和结构，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也反映着这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因此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产生不平等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的源泉和土壤。因此，当经济、政治关系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时，不可能有真正平等的民主政治制度。

　　而我国的精英们却极力要将西方作为资产阶级的工具，也反映着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关系的、西方上层建筑中的所谓民主政治这些制度和结构，作为“西方文明”移植到我国来。移植过来后,它真能成为茅于轼所说的“受压迫和受剥削的广大人民的希望之所在”吗?不可能!相反,它将是资本的希望之所在。因为它作为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工具,它将从法律上肯定资本对劳动的政治统治合法性。这尤如资本希望《物权法》,因为《物权法》将从法律上肯定资本对劳动的经济剥削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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