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世界社会主义正面临重大生存危机

作者：孙锡良来源：作者博客 2014-06-29

核心提示：20世纪，世界没能把社会主义这个新事物塑造成多数人的宠儿，21世纪，世界仍没有把握将可怜的弃儿培养成帅哥，一个悲观的结局可能是：22世纪，“社会主义”这个词只能到文史馆里去查阅。真诚地面对现实，应该清醒地看到，广大党员面临到最大的选择困惑是：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但是，并不知道该往何处去!?

16世纪，英国人莫尔最早提出“社会主义”抽象概念，18世纪，欧洲诞生三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傅立叶、圣西门和欧文，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最伟大的社会主义学说，20世纪，列宁丰富并实践了社会主义学说，把社会主义由理论第一次推向了人类实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有过辉煌，也有过挫折，回顾60多年的执政历程，无论从哪个层面分析，中国曾经确实为世界探索了一种独特的社会主义模式。遗憾的是，这个模式因为处于初级阶段和因特殊的国家战略需要，并没有很快产生物质上的满足感及生活上的相对优越性，进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被间接虚化，转向之后的路即是今天的特色之路。

社会主义由理论跨入实践以后，经历的第一个繁荣期是苏联在“一战”之后“二战”之前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1930年代前后，资本主义国家集体性陷入经济萧条和社会性整体大危机，经济秩序遭到空前破坏，资本主义制度也遭遇重大危机，然而，此时的苏联却凭借严密的计划组织让经济变得运行平稳并且充满活力，为日后战胜强大的希特勒集团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给后来世界上许多国家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理论与实践支撑。

社会主义第二个繁荣期是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这个时期，整个世界大约有三分之一人口的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在1960年代左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几乎取得势均力敌的平衡。值得一提的是，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也夹杂在不同制度的竞争潮流中，“冷战”的加剧一方面造成了国际争端的常态化，另一方面也加速了世界竞争格局中相互促进的生产力大发展，“冷战”显然具有特殊催化剂的作用。这个比较长的时期，不但属于社会主义的繁荣期，也是整个世界的黄金期，彼此间的重大挑战构成了彼此间的强大动力，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和奇迹。

任何事物，有高潮就有低谷，有繁荣就有危机，社会主义制度也不例外，社会主义的第一次重大危机是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整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处于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声音在各国上空盘旋，并逐步注入到大部分东欧国家的人民心中，“里根的美国”对大部分国家的动摇能力表现得都特别明显而又富有冲击力，一些改革者希望把社会主义结构变成民主主义结构，由莫斯科转向华盛顿的声音变得越来越高分贝，在此期间，资本主义的风险对于希望进入资本主义的国家而言完全转变成机遇，随着“美元雨”在东欧上空的撒落，80年代末，整个东欧倾刻之间颜色大变，这种变化让军事力量失去任何作用力，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世界上第一个拥有强大武装做后盾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在90年代初轰然倒下，这座大厦的倒塌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讲是惊天巨响，然而，对当时的世界而言，不过只是美元硬币在某一个地方集中激起的摩擦声，戈尔巴乔夫改变了世界，虽然没能结束社会主义这种现象，至少已经让这种现象只留下局部性意义。

社会主义的第二次重大危机则是因为东方大国的选择。苏联社会主义倒了，东欧社会主义倒了，亚欧等其它地区社会主义也相继走向了没路，从人口角度看，三分之一社会主义世界变成了五分之一社会主义世界，从国家数量看，某国几乎成了名义上有代表性的独苗，另外几个小国可以忽略不计。当然，假若这几个国家能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五分之一人口也不是个小数字，至少没有消亡危机。令人非常遗憾的是，因为东方大国选择的决定性改变，世界上实质只剩下两个不起眼的小国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走的还是一条封闭的道路，它们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不会有任何支撑作用，绝不会从它们身上产出可供世界效仿的制度模式，真正有世界性影响的国家只有东方大国，大国坚持走模糊摇摆的“TS”道路，实质上决定了世界社会主义接近于消亡，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已经只具有象征性意义。

为了表明社会主义的真实存在，大国雕琢了一个很有文化的新词“TS”，说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全新探索，说是不同于所有版本的社会主义，是一种连马克思也想象不到的社会主义，与19世纪曾经泛起的“真社会主义”属同性问题。懂一点马克思的学者，不用仔细研究，就能简单判断大国到底是不是探索社会主义，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所有要素，结论是很清晰的，大国探索的是特殊的资本主义，不是特殊的社会主义，加一个修饰词就是对的，但后缀是错的，用于指导探索的理论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上世纪90年代对国企的“强拆型”改革和正在进行的“强混型”改革都属于“公转私”的资本主义探索过程，其探索设计完全不是以社会主义要求为出发点，是以资本主义制度要求为出发点。东方大国，在制度上和法律上，“社会主义”都是写得很明白的东西，在口头上，“社会主义”也是努力争取的东西，只是行动上南辕北辙，本不应该在变革过程中去选择歧向，选择错了，性质就大变了。

过去，经常讲资本主义国家一边把粮食倒进大海，一边是穷人饿肚子，经济学教材里还强调这是资本主义的最典型特征。现在的东方大国，一边是大量穷人买不起住房，另一边却是数千万套住房空置浪费，一边是大量穷人喝不上牛奶，一边却是牛奶商将奶制品倒进河流，这难道不算典型的资本主义特征吗?在一个社会，只有劳动者创造财富，天上绝对不会掉财富，可悲的是，劳动者制造了大批富人，却把自己制造成“贫穷者”，这不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现象。某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提出“劳动不创造财富”的论断，其用心是很险恶的，但反映了现实特殊理论的欺骗性，他抓住的是表面现象，向人民灌输的也是表面现象，忽略的是剥削有理的社会本质，在资本为王的社会，现象必表现为劳动创造财富而不创造普遍性富裕，劳动者总是将自己“劳动”成贫穷者，把剥削他们的人“劳动”成富翁，这个过程的本质是国家“分级制度”将劳动者创造的财富绝大部分配给了占极少数的资本家，剩下的少部分残余留给自己生存。

论述了社会主义的前世今生以后，很有必要提一个词——制度信仰。制度信仰的归宿是制度实践，不是堆积装饰橱窗用的书本理论，一旦口头信仰与现实操作存在背离，其负面影响将是巨大而又深刻的，一个党的党员人数超过中等人口国家的人口数，信仰与现实的脱离对信仰本身的破坏力甚于洪水猛兽，如果试图让其他更多人相信并接受这种信仰，唯一的办法就是言行一致，舍此无它。从制度设计和制度目标的角度讲，几千万万党员必须向社会主义靠拢，几亿数量的工农必须向社会主义靠拢，知识分子整体上必须向社会主义靠拢，这三部分人远离社会主义，这种制度就失去了可能实现的基础。现在看来，当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等都过高地评估了无产阶级的绝对力量，尤其是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长期性力量。事实上，无产阶级常常只有在绝对极端环境下才具有决定性力量，一般情况下，他们必须依靠更多的阶级合作，没有合作，无产阶级就成了“无力阶级”。

一个国家，特别是宣扬走社会主义路线的国家，如果主体政策与社会主义信仰本身相背离，工农、党员和知识分子这三类人都会不约而同地质疑社会主义的合理性与可实现性，进而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怀疑。共产党执政，就必须以社会主义的主体理论为指导思想，政策必须服务于社会主义宪法，假若长期性的操作失当，最终会被他人以你宣传的思想将你降服。

“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最大危机是：信仰宣传者左手上高举的“宣传指南”与右手上高举的“行动指南”构成了矛盾关系。

最后，大国必须设问，社会主义还有没有未来?

研究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很多，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提法也很多，最为流行的是“新社会主义”这个提法，学者们为其赋予了相当丰富的内涵。然而，并不是加了一个“新”字，社会主义就有新希望了，不管你如何个新法，没有真刀真枪的干起来，新了一阵也便旧了，东方大国不按社会主义制度干起来，世界社会主义就肯定没有未来，东方大国大干特干了，世界社会主义还保留光明，人口占了五分之一，五分之一满意了，可效仿性不会很低。

东方大国要怎么干?最根本的任务在于搞清楚什么是符合人类意愿的社会主义?不搞清这个大方向，干起来也是乱干，干不出明堂，干不出样板。人类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基本模样?至少有几条标准：一是用宪法来保证民主、自由、平等，必须是法治社会;二是要实现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生产资料的公有性必须体现到主体经济领域;三是要逐步实现无明显阶级差别为目标的发达社会，即共同富裕的社会。

20世纪，世界没能把社会主义这个新事物塑造成多数人的宠儿，21世纪，世界仍没有把握将可怜的弃儿培养成帅哥，一个悲观的结局可能是：22世纪，“社会主义”这个词只能到文史馆里去查阅。

真诚地面对现实，应该清醒地看到，广大党员面临到最大的选择困惑是：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但是，并不知道该往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