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裂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有违史实

自由主义对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联系的割裂，多方面背离了历史的实际，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不良学风和意识形态偏见。

　　今年是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原名《青年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100周年。如何反思和认识这一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运动，已成为时下中国学术界的热点话题。而如何看待和评价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更是成为一个讨论热烈、分歧甚大、须加辨析的重要问题。

　　严格说来，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分歧早已尖锐地存在，集中体现为来自毛泽东与胡适的两种不同观点。毛泽东高度评价了五四运动的性质、意义及其在中国近代历史中的划时代意义，进而肯定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内在联系。他曾强调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认为正是经过五四运动，中国的文化开始由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由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转变为属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胡适则把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割裂开来、相互对立，并以肯定新文化运动来否定五四运动。他认为：“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毛泽东与胡适同为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亲历者，之所以得出了迥然不同的结论，并不在于他们对这两个运动及其关系缺乏深入的了解，而在于对五四运动所给予新文化运动和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影响有着各自的评价。在毛泽东看来，正是由于五四运动，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大规模传播，而这两者的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进而引导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而在胡适看来，正是这些由五四运动呼唤出来的阶级力量、激进思想和革命政党，左右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使自由主义所构想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及其国家制度在中国遭遇失败。因此，毛泽东与胡适的这些不同观点，实质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在“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问题上的严重分歧。

　　但是，胡适所主张的自由主义，并没有因此而在中国思想界“退场”。不久前，曾有媒体就以《重思胡适：为当下注入思想的力量》为总题，发表了一组有关新文化运动百年反思的署名文章。其中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两档事情》一文，对胡适的观点作了进一步放大，认为：“新文化运动那一拨学人，以胡适为代表，他们所开启的是‘古典的现代性’道路，与‘五四运动’所开辟的革命激进主义的现代性道路是有本质区别的。”这样一来，就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完全割裂开来，解释成分别代表两种“主义”、两条“道路”的不同运动。文章的作者进而高度评价了胡适所主张的自由主义，得出结论：“胡适先生所代表的这种自由主义，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既拒斥泥古的保守主义又拒斥激进的革命主义，它在一个基于现代自由民主的理路中很好地融汇了传统，继承了传统，是中国传统的现代性转变，我认为这才是中国思想的正道。”那么，这种自由主义果真如此高明美妙吗?否!因为这些描绘是以割裂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联系为其前提，而在这个前提中包含着诸多与历史事实相背离的内容。

　　首先，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最主要的领袖人物，当然是陈独秀而不是胡适。正是由于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才兴起了新文化运动，也才有了今年的新文化运动百年反思。而在新文化运动发起后的十年间，陈独秀的影响一直贯穿始终。新文化运动后期的科学与玄学论战，固然发生于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与以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之间，但把论战引向深入的，则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可以看出，陈独秀在这时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依然举足轻重。自由主义通过割裂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联系，将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作用遮蔽起来，仅突出胡适的重要影响，显然是与历史事实相背离的。

　　其次，新文化运动本身就包含了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并不是仅以自由主义思想为主要倾向。早在《新青年》创刊号上，陈独秀就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将“社会主义”与“人权说”、“生物进化论”作为近代世界文明的三大特征，并介绍了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由思想到运动的贡献，称：“德意志之拉萨尔及马克斯，承法人之师说，发挥而光大之，资本与劳力之争愈烈，社会革命之声愈高，欧洲社会岌岌不可终日。”俄国十月革命后，更有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二文在《新青年》上发表，并首先在中国思想界发出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呐喊。这些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都发生在五四运动之前，是这一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规模传播的先导。自由主义通过割裂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联系，将新文化运动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遮蔽起来，仅以自由主义倾向来概括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性格，显然也是与历史事实相背离的。

　　最后，五四运动促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而不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性的政治干扰”。特别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五四运动后短短几年间，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撰写出第一批学术著作并由出版社出版，如李大钊《史学要论》、瞿秋白《社会哲学概论》、蔡和森《社会进化史》、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李达《现代社会学》等。这些学术著作的问世，不仅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内涵，丰富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更集中体现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新文化运动所作出的重要学术贡献。自由主义通过割裂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联系，只承认自由主义者对新文化运动的学术贡献，而否认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贡献，当然不可能正确地反映历史的实际。

　　通过以上辨析可以清楚看出，自由主义对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联系的割裂，多方面背离了历史的实际，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不良学风和意识形态偏见。批判这种不良学风和意识形态偏见，以及由此所引出的对自由主义的美化和神化，进而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为指导阐发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内涵、意义及其联系，揭示五四运动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新文化运动的学术贡献，是我们进行新文化运动百年反思的重要任务。

　　（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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