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记者韩福东两度抹黑雷锋日记制造四个歪论

首席记者韩福东两度抹黑雷锋日记制造四个歪论

荆南翔 刘振民

笔者先前曾联名发表《首席记者韩福东为何公然篡改污蔑雷锋》一文，揭露其采用篡改和编造手段抹黑雷锋手上的刀疤。近来又发现2013年、2014年网上有署名韩福东的《雷锋日记造假铁证》、《雷锋日记的造假黑幕》两文，采用指鹿为马和编造事实的手段抹黑雷锋日记，其不遗余力否定雷锋的狂热性在网上真是屈指可数。

幸好，人们现有许多文献可资对照。其中，董祖修早在1998年曾撰文《雷锋日记出版前后》，回忆过他当年负责摘编雷锋日记的有关情况。张峻在2007年第3期《党史纵横》上，也发表过一篇《雷锋日记的选摘整理和编撰追述》。后来，程世刚在2007年第12期《党史博览》杂志发表《雷锋日记发行内情》一文，概要介绍了以上内容。2013年6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也编著了《雷锋在军博》的画册，由长城出版社公开出版，里面收录了70多篇雷锋日记的影印件。

如果对照以上回忆文章和影印件可以发现，两篇韩文先后制造了四个歪论来忽悠网民。

一、韩文把初期发表雷锋日记的前进报版说成是“人民日报版”

他在《雷锋日记的造假黑幕》中说：“雷锋日记有两个版本，人民日报1963年2月7日的摘抄之外，还有1963年4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雷锋日记》。两者存在很大细节上的差异。通过对1963年两个不同版本的比较，可以揭橥雷锋日记造假黑幕”。

然而，程世刚早在《雷锋日记发行内情》一文中就介绍：“雷锋牺牲后，1963年1月7日国防部把他生前所在班命名为‘雷锋班’。1月20日，《前进报》又用了将近一个半版的篇幅，摘录发表了32篇雷锋日记，其中包括1960年发表过的15篇。此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发表的雷锋日记，均来自《前进报》。”事实基本如此，笔者查阅了1963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在其刊载雷锋日记的版面下注明“原载《辽宁日报》”，而《辽宁日报》则应该是来源于《前进报》。因此，所谓“人民日报版”其实是来自《前进报》版。从韩记者考证之细来看完全应该知道此事，他为何对此不做任何交待？他单独抛出一个所谓“人民日报版”，是不是要为“造假黑幕论”提供一个更高、更神秘的平台，以便浑水摸鱼呢？

二、韩文把对雷锋日记的初期摘抄误差和文字编辑随意歪曲为“造假行为”

他在《雷锋日记造假铁证》中好像获得重大发现一样，说什么：“对比不同时期的雷锋日记，却可以发现，内容互有差异。这是雷锋日记造假的铁证”。然而，他所列举的“差异”和“铁证”，绝大部分都是《前进报》对34篇雷锋日记的摘抄误差和文字编辑行为。

例如，韩文在对比了1959年11月14日雷锋日记的两个版本后说：

“最新版本，在第一段更改了个别词汇。‘疲倦’变‘疲劳’，‘我坐在车间调度室里’变‘我还坐在车间调度室里’——多了个‘还’字，‘我真是看得入了迷’则变成了‘真使我看得入了迷’。第二段这样的更改更多。‘十一点钟了。我走出门外’变为‘深夜11点钟了，走到门外’，‘突然下起雨来了’前多了‘这时’两个字。‘七千二百多袋水泥’中的‘多’字则被删掉了。‘雨越下越大’后面的更改更大：‘这时，我猛然想起党的教导，要我们爱护国家财产，又想到了我是个共青团员，想到这些，一种无穷的力量，鼓舞着我急忙跑到工地，用自己的被子，并脱下了衣服，盖在水泥上。后来，我又跑到宿舍，发动了20多个小伙子，组织了一个抢救水泥的突击队。他们有的忙着找雨布，有的忙着找芦席，盖的盖，抬的抬，经过一场紧张的战斗，避免了国家的财产受到重大的损失’。最后一段的修改更有意思。一些小的字句修改，在此不再详述。最重要的部分体现在，‘回到宿舍’前，增加了‘带着乐观的心情，昂首阔步’字样，同时删减了‘心平气和地进入了甜蜜的梦乡’这句话。可见，雷锋日记的编纂者，并不仅在修辞意义上改变用词和语序，还会增删整句话语，以便能更好表现雷锋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意义”。

韩文对此上纲上线说：“这当然是铁证，雷锋日记存在造假行为。”

其实，董祖修早在《雷锋日记出版前后》一文中就说明：

1960年11月，他在采访中发现雷锋除日记外还有许多其它材料，“其中有一篇是雷锋记载他1959年11月14日雨夜抢救泥的事。我看过了以后，觉得这一篇比日记写得稍具体一些…… 我想既然稿件与日记都出于雷锋之手，不如干脆就用稿件代替日记”。然后，指导员高士祥找来两位写字好的同志，把选出来的雷锋日记和有关材料一笔一划地抄下来(《雷锋现象》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月版94页)。

董祖修还进一步说明：

“《前进报》给各报刊提供的这批日记摘抄，从总的方面来说是准确的，是尊重作者原作的。但同日记原文相对照，也有个别变动的地方。从《前进报》这方面来说，主要是在发表时，单纯从四开四版小报的需要出发，在文字上作了一些删节和压缩；而我在选辑过程中，又将雷锋抄录的四句话，从小纸条上移到了1960年10月21日那篇日记的后面；把雷锋自己写的雨夜抢救水泥那篇稿件代替了1959年11月14日内容相同的日记，并且统统没有加注说明。这就使得这些日记，出现了某些与原文不尽一致的地方”(《雷锋现象》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月版97至98页)。

雷锋回忆抢救水泥经过的手稿

1959年11月14日雷锋日记的影印件

正如董文所述，事情原委就是这么简单。我们认为，《前进报》在全国性学雷锋活动开始之前，对34篇雷锋日记的摘抄存在误差是情有可原的，至于其初期的编辑改动不论是否妥当，都不存在刻意编造的问题，怎能被随意歪曲定性为是“造假行为”呢？2013年3月5日有人曾在百度贴吧监利吧贴出韩文，吧友星才影視艺术团当即回帖指出：“编辑们进行编辑修改，不能认为是造假”。我们特地对照过《雷锋在军博》所收录的1959年11月14日雷锋日记影印件，证明《前进报》版在基本内容上是忠实于原作的，而1963年4月的解放军文艺社版则是按照原作进行文字上的更正，并非韩文所说的什么“修改”。

三、韩文把雷锋日记的摘编人员蓄意歪曲成是“写作班子”

他在《雷锋日记造假铁证》一文结尾说：

“接下来需要追问的是：写作班子只是对雷锋日记进行事后的修改，还是他们介入了原初的写作过程？”

这话真是让人深感震惊：难道对雷锋日记进行的摘抄和编辑是写作吗，难道摘编人员是一个写作班子？请问他们都写作了些什么内容呢？韩福东作为一个首席记者，不会不知道写作和编辑的区别，他为什么要如此处心积虑地歪曲和污蔑呢？这不禁使我们想起，韩记者在《雷锋手上的三道刀疤》的文章里，也是惯用这种蓄意歪曲的手段来抹黑雷锋的。

四、韩文在雷锋学历和身世问题上编造事实和混淆概念，定性出所谓“雷锋日记的造假黑幕”

他在《雷锋日记的造假黑幕》一文中拿1960年11月8日的日记大做文章：

“人民日报版本出于宣传需要，并未忠于日记原文。解放军文艺社版本在前言中说，他们对照雷锋遗留下来的九本日记，进行了详细校对。亦即该版本忠实于日记内容。但事实显非如此。人民日报版本中的‘送我念书’，在解放军文艺社版本中变成‘还送我上学念书。我念完了高小’，即是明证。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变化，翻开1963年2月7日的报纸——也就是摘抄雷锋日记的同一期，报道《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中写着：‘他用六年时间便学完了从小学到初中的九年功课’。一直到解放军文艺社版本之前，宣传口径都统一为雷锋‘初中毕业’，雷锋本人生前也一直这样说，所以他生前就对外公布的日记中，不可能出现‘我念完了高小’的言说”。

1960年11月8日雷锋日记的影印件

看来，韩记者似乎在写此文前看过雷锋日记的影印件，果真如此的话，不知他为什么不大大方方地出示一下图片？更为称奇的是，韩文为了兜售“造假黑幕论”，竟然编造事实，说什么“雷锋本人生前也一直这样说”是初中毕业。然而实际恰恰相反，雷锋生前曾多次说过自己的学历是高小毕业。他在《党救了我》这首诗歌中说：“我念完了高小，踏进了望城的县委机关，我要好好工作、听党的话，为祖国发出热和光”。他在一个忆苦思甜报告中说：“我于1956年高小毕业，正是党号召大办农业、发展农业生产的时候。”他在《在沈阳师范学院的讲话提纲》中写道：“1956年小学毕业，11月调到望城县委员会工作。”（以上来源《雷锋全集》第110、238、248页）当然，雷锋在以上日记中写的是“我念完了高小初中”，他生前在某些登记表中也填写过初中，这是他根据自己自学情况填写的。至于韩记者所谓“一直到解放军文艺社版本之前，宣传口径都统一为雷锋‘初中毕业’”，并非是什么“统一为”，而是因为在1960年11月26日《前进报》发表的第一篇报道《毛主席的好战士》中写的是初中，便成了以后一系列报道的原始根据。据该文作者之一佟希文老人回忆：当年部队曾广泛开展文化补习，在履历表中也相应设置了“现有文化程度”一栏，而雷锋在参军前就自学过初中语文、物理和化学等课程，还当过工人夜校的兼职语文教员，实际文化程度已超过高小并得到部队的认可。所以，他们在报道中对雷锋的文化程度是按照部队提供的材料来写的，雷锋本人并未审阅过稿件。后来，解放军文艺社在摘编出版雷锋日记时按照学历去掉了“初中”两字。由此可见，不论编辑者在此处如何摘编取舍都不存在什么“黑幕”，韩文把其作为借口将雷锋日记定性为“造假黑幕”是荒谬的。韩文不仅瞎编“雷锋本人生前也一直这样说”，而且背离当年历史情况，为抹黑雷锋日记和出版单位而混淆学历和实际文化程度的概念。

韩文对1960年11月8日的日记的雷锋日记，还抓住放猪问题做文章，他说：

“和‘我念完了高小’同样重要的另一处变化是，人民日报版本中‘我从一个放猪出身的穷孩子，成长为一个有一定政治觉悟的共产党员。’被修改为‘我从一个孤苦伶仃的穷孩子，成长为一个有一定知识和觉悟的共产党员。’‘政治觉悟’变为‘知识和觉悟’，似乎是在‘红’之外又强调了‘专’的重要性，但将‘放猪出身’变为‘孤苦伶仃’，又是何种用意呢？答案是，雷锋从来没有放过猪，那是他在忆苦思甜时所说的谎言，一直延续到他去世。根据我在雷锋家乡的调查，在解放军文艺社出版《雷锋日记》之前，解放军和宣传部系统曾针对雷锋事迹做过调查，否定了他放猪和初中毕业的说法。所以，在接下来解放军文艺社版本的雷锋日记中，对此做了修订”。

历史事实是，雷锋在解放前确确实实给地主放过猪。1961年第2期的解放军画报曾刊发过雷锋婶母雷玫爱老大娘的回忆，她清清楚楚地说：

“我们都是穷苦人，生活也十分艰难哪！只好让这孩子去帮地主放猪……  要不解放，这孩子怕活不下来”(吴铁库：《雷锋生前报道汇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95页)。

事实就是如此，雷锋在雷氏家族的男人中个子最矮，比他的叔伯堂弟几乎矮了一头，如果不是苦难童年生活的煎熬咋能长成这样？当然，中国农村以前的家族关系是复杂的，我们不想对雷氏家族中的不同说法加以评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当年有关部门的调查所获如何，都不会在雷锋身后无所对证的情况下妄作结论，而韩记者又是在哪里看到的调查结论呢？同时，我们在雷锋日记的影印件中可以看到，此处字迹非常模糊难以辨认，后来的摘编处理应该与此不无关系。

1961年第2期解放军画报：雷锋婶母雷玫爱回忆雷锋童年

总而言之，有关回忆文章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雷锋在军博》画册里的影印件，都无可辩驳地证明最初《前进报》对雷锋日记的摘编发表是认真求实的，后来解放军文艺社摘编出版的雷锋日记基本符合原作，雷锋日记是雷锋内心世界和成长脚印的真实记录，这绝非韩文的几个歪论就能随意抹黑的。相反，人们倒是可以从韩记者一系列肆意抹黑英模的文章中看出：到底是谁在不断地编造事实，到底是谁在贼喊捉贼，到底是谁的“节操碎了一地”？作为一名首席记者，韩先生是否需要很好地审视一下自己的出发点和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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