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桦的“坚持文学道义与独立表达”是什么东东？

白桦的“坚持文学道义与独立表达”是什么东东？

——评电影编剧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对白桦的授奖词

千钧棒

2017年5月24日，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在北京电影学院礼堂召开颁奖典礼，向白桦先生颁发第三届中国电影编剧终身成就奖。

http://news.ifeng.com/a/20170527/51171641_0.shtml

授奖词中有如下内容：

他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剧作家。他是新中国成立后诗化电影的倡导者和追求者。他的电影创作中，渗透着浓浓的诗意;他的人生履历中，流淌着光影的故事。他坚持原创，坚持文学道义与独立表达，即便为此曾遭受不公，也从未改变立场。他拥有卓越才华，笔触却探向民间疾苦;他曾历经磨难，目光却总是望向高处。他的《苦恋》，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太阳与人》，形象地寓意了他的人生。他跟电影是一场苦恋，他的创作，是太阳与人的关系。《山间铃响马帮来》、《曙光》、《今夜星光灿烂》，他的这些电影作品，回响着美丽的声音，绽放着灿烂的形象，在银幕上留下了永恒的光影。2005年，他出版了《每一颗星都照亮过黑夜》。这是他的生动写照，也是他的不懈追求。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和中国电影编剧研究院特向白桦先生颁发编剧终身成就奖。

白桦答谢词：

终身成就奖很重，得奖者多被批评大于赞赏，但我想说我问心无愧。

白桦创作过如下电影文学剧本：

《山间铃响马帮来》、《曙光》、《今夜星光灿烂》、《苦恋》、《诗人李白》、《孪生兄弟电影剧本选》(与叶楠合作)。

对于白桦本人及其作品，不是本文评论的主要内容，我倒是对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和中国电影编剧研究院向白桦颁发编剧终身成就奖的时候的授奖词感兴趣。

邓小平在1981年7月17日《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一文当中亲自为《苦恋》定了性：

《太阳和人》，就是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这部电影艺术水平比较高，但是正因为这样，它的毒害也就会更大。这样的作品和那些所谓“民主派”的言论，实际上起了近似的作用。

关于《苦恋》，《解放军报》进行了批评，是应该的。首先要肯定应该批评。缺点是，评论文章说理不够完满，有些方法和提法考虑得不够周到。《文艺报》要组织几篇评论《苦恋》和其他有关问题的质量高的文章。不能因为批评的方法不够好，就说批评错了。

总之，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都需要改善，但是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无政府状态。试想一下，《太阳和人》要是公开放映，那会产生什么影响？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港澳、台湾、海外的爱国同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否则怎么叫爱祖国呢？

关于对《苦恋》的批评，《解放军报》现在可以不必再批了，《文艺报》要写出质量高的好文章，对《苦恋》进行批评。你们写好了，在《文艺报》上发表，并且由《人民日报》转载。

事情已经过去36年了，如果不是被再挖出来，也许大家早忘记这回事了，而这次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和中国电影编剧研究院向白桦先生颁发编剧终身成就奖的时候，专门在授奖词里面特意把曾经被小平同志定性了的《苦恋》挖出来给于“坚持文学道义与独立表达，即便为此曾遭受不公，也从未改变立场”的评价，这件事的确引人注目。

最近的事情有点耐人寻味，《人民文学》推出了方方的“招魂文学”的代表作《车欠土里》，结果有人给方方评了个“路遥文学奖”。这事情还没有结束，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和中国电影编剧研究院又专门给白桦先生颁发编剧终身成就奖的同时有意强调性地对《苦恋》给于“坚持文学道义与独立表达，即便为此曾遭受不公，也从未改变立场”的评价。

我曾经多次用这么一种比喻手法形容某些人对待别人批评的态度，就像黄鼠狼一样，黄鼠狼在被其他动物追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会撅起屁股冲追击者的脸上放臭屁，然后趁对方被熏得头晕脑涨之机逃之夭夭。关于这一点最近在方方对人们对《车欠土里》的批评的反应中就用了这一招，为她辩护的人也是用了这一招。在批评方方的人里面也许有扣帽子的，但是很多人是从文学评论的角度批评她的作品的，而这位前不久还在振振有词地质问法官“我的批评权在哪里？”的大作家，给所有的批评者一律扣上“极左派”的帽子，称这些批评她的人都是在搞“文革”。无独有偶，正当围绕着《车欠土里》的争论仍然在继续的时候，半路又杀出个程咬金，而且更绝，赞扬白桦的《苦恋》是“坚持文学道义与独立表达”，他因此受到的由小平同志一锤定音的批评是“为此曾遭受不公”，但是“从未改变立场”。

这很明显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出来策应方方的行动的，而且是标准的图穷匕见，关于当年那一次事件，小平同志已经作出了结论，假如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和中国电影编剧研究院是从学术探讨的角度对小平同志的结论提出商榷，那还说得过去，而现在是以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和中国电影编剧研究院的名义称白桦因为创作《苦恋》而受到包括小平同志在内的严肃批评说成是“为此曾遭受不公”。这么说，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和中国电影编剧研究院是以组织的名义公开认为当年小平同志和以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对《苦恋》的批评是错误的？

那么，好，请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和中国电影编剧研究院不妨摆事实讲道理论证一下当年对《苦恋》的批评是怎么个错误法？大家平等探讨一下怎么样？

对于这两件事，相信很多人不会认为是孤立的，是意识形态里面的斗争在文学界的体现，我现在关心的是，假如有人进一步对《苦恋》进行批评的时候，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和中国电影编剧研究院以及白桦的支持者又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呢？他们不会又来黄鼠狼那一套，冲批评者脸上放臭屁，称批评者是“极左派”，搞“文革”吧？假如是这样，他们就等于把这两顶帽子扣总设计师头上了，这不滑天下之大稽吗？

由于给白桦发奖的是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和中国电影编剧研究院而不是中国作协或者其他文学团体，因此他的获奖应该跟他发表的电影剧本有关系。那么我们不妨看看白桦创作的那些电影剧本的内容：

《山间铃响马帮来》说的是解放初期，云南边疆的各族人民盼着人民政府的马帮早日到来，跟“笔触却探向民间疾苦”没有关系。《曙光》说的是贺龙与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中央代表林寒作斗争，跟“笔触却探向民间疾苦”也没有关系。《今夜星光灿烂》说的是解放战争时期一群解放军战士的故事，跟“笔触却探向民间疾苦”更加没有关系。至于《诗人李白》就更加风马牛不相及，那么唯一能够和“笔触却探向民间疾苦”沾边的就只有《苦恋》了。

那么《苦恋》又是如何“笔触却探向民间疾苦”的呢？

稍微上一点年纪的人都会知道白桦写于1979年的电影剧本《苦恋》，后来拍成了电影《太阳与人》。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公开反对爱国主义的电影。该片说的是画家凌晨光六七十年代时受到迫害。女儿星星觉得在这个国家已经不能容身了，决定和男朋友到国外去。女儿反问父亲：“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凌晨光无法回答。此后，凌晨光被迫逃亡，成为一个靠生鱼、老鼠粮生活的荒原野人。剧终时，雪停天晴，凌晨光的生命之火已经燃尽，他用最后一点力量，在雪地里爬出“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

这就是所谓的“笔触却探向民间疾苦”？

这部影片最终好像不能放映。《苦恋》所表达的主题思想其实就是现在一小撮自由派公知勾结国外敌对势力反对爱国主义的歪理邪说的最早的艺术化的表现。莫非这就是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和中国电影编剧研究院心目中的所谓的“坚持文学道义与独立表达”？对于所谓的“独立表达”的特定含义现在大家已经不陌生，是与主流意识形态对着干的代名词，那么其坚持的所谓的“文学道义”又是什么呢？在当前的形势下，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和中国电影编剧研究院通过这次颁奖和发布授奖词想要鼓励一种什么样的“文学道义”呢？

假如《苦恋》是在文革期间受到批判的而且批评白桦的是张春桥、姚文元等那还有得说，而偏偏是小平同志亲自定性的，我想某些人不会搞笑到给总设计师扣“极左派”和“文革”的帽子吧？

因此，《苦恋》反映的所谓“民间疾苦”跟方方的《车欠土里》所反映的“民间疾苦”基本上是一回事，《苦恋》是以一些人的命运来否定爱国主义，而《车欠土里》则是虚构几个所谓的“好地主”的命运来控诉土改，这难道是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和中国电影编剧研究院的授奖词所要传递的信息？

说实在的，已经87岁高龄的白桦如果不是老糊涂的话，如果不是一直对当年小平同志的批评耿耿于怀的话，如果不是因此而跟一小撮同体制对着干的人同流合污的话，实在不应该出来趟浑水，不应该被某种势力当枪使，这样的话，也许人们更多的是记住他的好，对于当年的关于《苦恋》的事情会被流逝的岁月冲淡，而现在被某些人这么一搅，等于把粪桶的盖子掀开以后再用棍子拼命搅动，对他本人有百害而无一利!有人在敏感时段利用所谓的颁奖仪式把矛头公开直接对准总设计师，其用意十分明显，难道白桦也想“百岁挂帅”与方方并肩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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