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苏：中国的民主绝不输理

中国的民主绝不输理

王希苏

中国没有反对党存在的理由

西方否定中国的民主，有一个理由是中国是一党专制（totalitarianism），没有两党或者多党的相互竞争和制约。

这很荒唐。民主是由党派的存在或数量界定的么？许多国家在帝制时代就有多个政党，例如普鲁士时期的德国。要说政权轮替才算民主，英国1822年、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才开始两党轮流执政，它们之前实行的是不是民主制？

中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不是一党制。西方人不懂，也不愿意弄懂。

中国没有反对党。不是不允许，是没有。

政党背负政治使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除非共产党口是心非，否则没有反对它的理由；除非有比这更崇高的使命，否则没有取代它的可能。

中国大陆另有八个政党，成立于解放前。因为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习惯上称为“民主党派”。他们的成员多数来自特定界别，如工商界、科技界、中高级知识分子、医生、华侨、台胞等。

它们的初衷都是民族独立、平等自由、反对压迫、扶助农工、社会进步，和共产党的大方向一致。它们是共产党的“友党”，没有利益冲突，无须争权夺利。

共产党有九千五百万党员，而八个政党的规模较小，加在一起不足百万，在规模和影响力上无法和共产党相比。共产党是执政党，它们成为参政党，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选择。

作为参政党，他们的负责人都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或政协副主席，老百姓称为“副国级”领导人。事关国家政治经济的重大决策，中共往往事先征求参政党的意见，中共党内的决定也会在向全国公布前向他们通报。

一个政党如果搞孤家寡人，成不了气候。中共百年不衰，因为它海纳百川，善于团结各种非敌对的政治力量。中共有一条政治经验叫“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毛泽东理解的政治是这样的：“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言简意赅，毛泽东确是这么做的。

毛泽东说中国革命胜利靠三大法宝，第一条是统一战线，然后是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分别针对朋友、敌人和自己。

统一战线又叫爱国统一战线，意思是只要爱国，哪怕不认同中共的政治主张，也是一条战线上的人。抗日战争时期，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不管是地主还是资本家，只要抗日，都是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份子。现在，只要主张国家统一，希冀国家繁荣富强，就和共产党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

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是统一战线的组织机制。它规定非中共的政协委员不少于总数的60%，政协常委不少于65%，政协副主席不少于50%。政协是团结一切爱国政党和无党派社会精英的平台。

中共搞多党合作制是诚心实意的。中共重视民主党派的意见。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参加民革，他告诉我原因：批评意见由民主党派向上传达，更直接、更快、更管用。

中国的多党合作制用协商解决分歧。充分讨论，考虑各方面的利弊，既能达成共识，又减少决策失误。

中共搞多党合作制，搞爱国统一战线，搞五湖四海，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全国各民族人民和一切爱国政治力量。

多党合作的结构坚持共产党领导，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保证国家制度的稳定和持续改善。

中国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另一个好处是，国家可以设定长远目标，制定长期规划，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干，直至目标的实现。

合作总比争斗强，团结总比分裂好，有高人领导总比一群没头苍蝇幸运。

西方多数国家实行多党制，国家治理效率低下。党派之间互相刁难、互相掣肘，没有协商的机制，时间越长，隔阂越深，矛盾越发不可调和，造成国家人心不齐、一盘散沙。2004年澳大利亚的朋友告诉我说，他们要在悉尼建一个新国际机场，仅选址就争论了十几年，2019年完成设计招标，现在还没有建成。

多党竞争破坏民主。三权分立的政治设计，原本是要互相制约并平衡（checks and balances），是民主制度避免集权的一大优越性。但是，两党对立取代了三权分立。如果一个党选上总统，又掌握国会，便只有平衡没有制约。如果立法和行政分属两个政党，那么只有制约，几无平衡。再如果众院和参院分属两个党，立法机构本身打得不可开交，谈何制约行政？

多党制将一党之私置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祸害全体利益。美国在需要团结一致应对病毒的时候，国家分裂成两个阵营，为应不应该强制戴口罩和打疫苗争论不休，造成70多万人死亡，是美国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教训。

两党制或者多党制的国家，利益集团你争我夺，轮流坐庄，形不成国家方向和目标，形不成国家战略，政府的政策没有连续性，不同政党主持的政府政策缺乏一致性，严重拖累国家的发展。

这样的国家怂恿中国建立反对党，搞多党制，让人哭笑不得。

集体领导是民主决策的典范

西方否定中国民主的另一个理由是中共搞独裁（dictatorship），口气温和的说法是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

西方人的民主理念中有反对权力和反对政府的倾向。他们反对权力集中，所以搞三权分立；他们反对人治，只接受法律的权威，不承认个人的权威；他们笃信个人的独立和自由，不赞成外力违背本人意愿影响或改变自己。

中国的宣传和教育被他们视为“洗脑”，就是这个原因。奇怪的是，他们却在国际上搞“独裁”，常常干预他国内政，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甚至颠覆他国政权，做法比专制还专制。俄罗斯和中国若是伊拉克和利比亚那样的小国，又没有核武器，早就被它灭了。

一个国家的事应该由该国人民说了算；政府好不好，该国人民最有发言权；国家制度要不要改，是该国人民的选择。西方的“长臂管辖”居然伸出了国界。

权威，不是坏事。领导一项事业，推动一个改革，没有权威不可能成功。西方人也承认民主制度的弊病，丘吉尔说“民主是最坏的政体，只不过比先前的所有制度强。”（“Democracy is the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ose other forms that have been triedfrom time to time.”有人译为：“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他哀叹的是民主制度不承认权威，意见不容易集中，效率低下。

凭能力、业绩形成的威信，值得称道。人并非全知全能，中国人的态度是“三人行必有我师”，虚心接受比自己更强的人，尊重权威。中国共产党有威望、得民心，是用几百万党员的流血牺牲，一百年的艰苦奋斗，推动中国进步的历史实绩换来的。西方用威权主义否定中国成功的实践，若不是出于敌意，一定出于“酸葡萄”心理。

权威和独裁、威权主义不是一回事。

所谓独裁，指的是当政者独揽大权，以个人意志左右国家意志。所谓威权主义，指的是利用地位赋予的权力违逆人民意志强行实现领导者的意愿。

给中国戴独裁帽子的人，太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了。

中国人口这么多，谁有本事左右十四亿人民的意志？

中国问题这么复杂，百废待兴，谁有本事凭个人力量驾驭这个国家？

中国每年有一千万人进入大学学习，有一百万人考研究生深造，有70万人出国留学。数以亿计接受现代教育、思想前卫的年轻人，谁有本事能强迫他们执行不接受的政策？

记得上世纪90年代，江泽民反问采访他的美国资深记者：“我们政治局讨论问题，只要有一个人反对，这个决议就不通过。你认为我们独裁？”

中共强调党员要在政治上和党中央要保持一致。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是和共产党的领导集体和正确决策保持一致，实现一元化领导。这不是独裁，也不是个人迷信，是中共的纪律，中共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共的力量所在。胡锦涛和习近平担任省级领导时都自觉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并且如是要求下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注重法制建设，修改补充了数千个法律，基本形成了完整的法律体系。对于政党、政府和军队的组织和管理也制定了各类条例。法律体现人民意志。中国在朝法治方向努力。中共正探讨进一步避免个人说了算、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机制。

中国有集体领导的传统和制度。中国共产党有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解放军有军事委员会；国务院有院常务会议（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秘书长组成），人大有常委会和委员长会议，政协有常委会和主席会议，这些都是集体领导的组织机制。中国的行政机构副职特别多，就是因为要集体讨论、集体决策。

中国持续几十年社会安定、经济繁荣，这是正确决策的结果。就当说中国的决策机制和流程可圈可点，堪称民主典范。

事关全局的决策，例如政府工作报告和五年计划，有几百个部门、上万人参与起草和修改，调研和征求意见涉及的人超过百万。正是因为各行各业的当事人参与决策，计划才有指导意义，才切实可行，最终才能落实。

民法典的起草历经40多年，召开了无数座谈会，征集到数万条意见和建议，最后才交由人大常委会通过实行。

中国老百姓称赞中央的政策好，说赶上了好时代，是对中央决策的肯定。在中国只听到对政策执行敷衍、走样或者不到位的批评，这从反面证明了老百姓对中央政策本身的支持。

中共形成了一整套的原则和方法论，降低决策出错率，避免重大失误，并且得到老百姓支持。

这些原则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反对长官意志；实事求是，反对拍脑袋决策；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反对一言堂；抓主要矛盾，抓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决策前自由发表意见，一旦形成决议便必须执行等。

方法论有：调查研究；借鉴外国经验，取长补短；向大学和研究机构布置研究专题，征求政策建议；模拟分析，专家论证；先行先试，积累经验；先局部试点后全国推广；抓落实，走完最后一公里等。

意见有分歧的大项目，中国决策特别谨慎。三峡水电站从50年代起，争论了40多年才最终拍板。

老百姓没有准备好的事，中国宁肯等待。房地产税和遗产税是世界惯例，是“均贫富”的措施，也是政府的一大笔收入。但是中国老百姓目前未必接受，因此一直没有实施。

中国的好政策是走群众路线的结果，是集体努力的结果，是吃透国情的结果。

中国领导层从现状中发现问题，集体研究解决方案，是世界上最不独裁的领导集团。

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最近西方在谈到对华政策的时候，频频提及价值观。美国更是用民主价值绑架盟友，对中国发动新一轮攻势。未见有人对民主价值做过界定，估计是他们常常挂在嘴边上的人权和自由。

毋庸置喙，人权和自由是全人类都认同的价值观。但是，它们均有边界。法律是刚性边界，各国差别不大。伦理道德、公序良俗、社会责任、是非观念是柔性边界，各国由于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不同，边界有差别。

前几年西方有人提出 “人权高于主权”，中国人不认同。殖民主义者和侵略者从来不把别国的主权放在眼里。他们为了行使“追求幸福”的权利，屠杀土著居民，奴役当地劳工。作为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中国认为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

中西方的历史发展轨迹不同，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体系。中国和美国最具代表性，我们以它们为例分析文化渊源和差异。

先说中国。炎帝、黄帝、蚩尤是中华民族公认的三大祖先，炎黄子孙是中国人共有的名称。统一的文字和度量衡将中华民族有机地集合成一个整体。中国人有强烈的民族意识。《百家姓》收有628个姓氏，公安户籍系统中录有一万多。我们十几亿人就是这一万多老祖宗的子孙后代，同属一个大家庭。

四周的海洋、山脉、沙漠、荒原为我们设置了一圈天然屏障，挡住外族入侵，保护我们种族的生存、繁衍、发展，中国因此成为古代文明唯一延续至今的国家。

中华民族承蒙中原大地的哺育，江河淮汉的滋养，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我们称它为“神州”、“华夏”、“赤县”、“九州”、“中央之邦”。中国人有着强烈的故土情结，哪怕是海外游子也念念不忘叶落归根，回到“中国”。

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夏商周王朝，我们已有国家雏形。封建制引起国家分裂，内战不已，后由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制。此后，我们经历了20个朝代，83个朝廷，494个皇帝。我们一直是一个国家。中国人把国家看得很重，国就是我们的家。西方殖民者不远万里用炮舰和火器打开我们的国门，强迫我们签订不平等条约，割让领土，索要赔款和特权，激起强烈的国家意识和爱国情绪。中国人从此对不能“平等待我之民族”（孙中山语）敬而远之，对霸权主义深恶痛绝。

在公元前8世纪，我们的哲学、文学、社会科学已经相当发达，流传于世的作品如四书，诗、书、礼、易、乐、庄、荀、老、墨、韩非子，《春秋》、《楚辞》、《离骚》、《九歌》、《孙子兵法》等，至今还在诵读、引用。

司马迁在竹简上用52万字追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共3000多年间的重要历史人物。汉朝以后各代均有正史，明朝时汇编成《二十四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它纵观从公元前403年的周朝到公元959年的五代共1362年的历史，然后从创业、守成、衰败、中兴、乱亡等五个方面，总结了历代帝王治国方面的政治智慧和经验教训。

我们的唐诗、宋词、元剧、明清小说等文学瑰宝和长城、大运河、兵马俑、故宫、都江堰、乐山大佛、敦煌莫高窟等建筑古迹，无时无刻不在昭示中国人民所共同拥有的历史；而武术、京剧、国画、书法这些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无时无刻不在强化我们的民族意识。

一个国家有如此完整的历史记录，这世上绝无仅有！如此丰富的、共同的、值得骄傲的集体记忆，培育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情怀和集体主义文化，在这世上无与伦比！

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文化。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节义”、“礼义廉耻”、“智仁勇”、“和为贵”、“孝为先”等，无一不是处理人际关系、维系安定团结的指导原则。

集体主义文化提倡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社会的和谐，个人必须约束、克制自己，不能恣意妄为。中国人崇尚大公无私或者先公后私，反对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为了一己之私，损坏公共利益的行为遭到整个社会唾弃。

西方文明起源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殖民扩张。民主政治是上流社会的特权，市场经济在制造财富的同时制造贫穷，殖民主义靠掠夺他国资源致富。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础是剥削、压迫和掠夺，基本特点是个体主义和不平等。

西方文化的形成和近代的殖民历史有关。以美国为例。最初欧洲人去北美殖民，并不是为了淘金和寻宝，而是为逃避宗教和政治的迫害。

这片土地上没有历史，没有传统，没有束缚。殖民者为了追求自己的美好生活，利用黑奴为自己创造价值；为了扩张领土，几乎杀尽原住民。

早期移民们缺乏基本的生存手段。他们没有工业基础，没有先进工具，没有特殊技术，只能靠智慧和奋斗来创造自己的生活。在短短200年里，尤其是过去的一百年里，殖民者在那片处女地上建造了一个超级大国。

在这个人类历史的奇迹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团结奋斗的民族，或是史诗般翻天覆地的英雄，而是成千上万个不断进取、蓬勃向上的殖民者个体，各自开创自己的事业，建设自己的未来。

这样的经历，这样的历史，这样的成功，形成美国独特的价值观和个体主义文化。

个体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反对一切束缚个人发展的力量。个体主义笃信天赋人权，哪怕集体、国家，也不可以侵犯个人的权利。个体主义有与生俱来反政府、反极权、反独裁基因，认为为了保护公民的利益，必须限制政府和官员的权力。个体主义认为公民诉求的对错是相对的，而他们表达诉求的权利是绝对的，错也不能镇压。

美国和中国分别是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典型代表，特色鲜明，差异巨大。

中国人习惯说 “我们国家”、“我们家”、“我们班”、“我们单位”，言外之意是个人是集体的一员；西方人习惯说“我的国”、“我的家”、“我的医生”、“我的律师”、“我的学校”，潜台词是个人是的世界的中心。

中国人吃饭是一家人、一群人共享，西方则是分食制，各点个的，各吃个的，各付个的账。

中国梦是共同富裕，国家富强的集体的梦。美国梦是在一个机会均等的大地上经过努力就能成功的个人的梦。

我们的出发点是保护、发展全民族的长远利益，西方制度的宗旨是保障所有个人有公平的发展机会。初衷不同，由此衍生的制度、政策、发展路径也就不一样了。

审视我国的对内对外政策，从维护领土主权，反对分裂，到实行人民代表制度，多党合作、参政，到关注民生，全民社保，精准扶贫一个也不能拉下，处处体现浓厚的集体主义的精神。

美国的思维方式和做派至今仍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弱肉强食的野蛮、适者生存的冷血、白人至上的优越、居高临下的慈悲、强加于人的蛮横、顺我者昌的偏狭、肆意妄为的跋扈、含而不露的傲慢，以及侵略别国领土、践踏别国主权、残害别国性命、输出自己的价值观、颐指气使的霸权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切都包裹在民主、自由、人权的大旗里！

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价值观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是维护安定和谐的行为规则。核心价值观是民族的DNA。

各国的价值观是在特定历史环境和生产方式中形成的，应该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借鉴。价值观不应该强加于人，也不可能强加于人。

人民和集体的利益高于、先于个人利益是中国文化特征，也是中国人民的可贵品质。西方人受媒体宣传洗脑，认为中国侵犯人权，扼杀自由。在中国国内，即使倾向西方的人，也鲜有呼应。绝大多数中国人感到这几十年来国家天天在进步，从民主、人权、自由角度说，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这种认知的不对称是西方政治偏见造成的，不必拿价值观做遮掩。

没有平等，谈什么人权和自由

阶级社会之所以称为阶级社会，是因为不平等。民主社会理应是平等社会。民主价值中，平等理应是第一价值。

想当年，美洲大陆上的殖民者受到宗主国不公平的待遇，在《独立宣言》的开篇就发出呐喊：“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和你们一样，要生存，要发展，要幸福生活，我们应该拥有和你们同等的自由和权利。

平等，是受压迫者的呼声。现在西方人谈“人权”的时候几乎不提“平等”，因为他们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从劣势转化为优势，从弱者转变为强者。

没有平等，谈人权还有什么意义？因为平等的缺席，所以有双重标准：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许点灯。

我们通常以为平等是理念问题，可以通过立法来解决。西方各国法律都有反对歧视的条款，但是没能消除歧视。

法律规定的平等只限于人格平等和机会平等。现在世界上的不平等主要是经济不平等造成的。几千年前中国人就懂得“不患寡患不均”，求的就是经济平等。

英语有句谚语：乞丐没有选择（Beggars can’t be choosers）。贫穷的世界里没有地位、平等、自由、权利、尊严。

美国的有色人种至今受歧视，但是华尔街的黑人享受和白人同等的权利，因为经济上，他们不矮人一头。中国有一部分人富起来了，每年有一亿人可以享受出国旅游的权利，像白人那样自由享受沙滩和阳光。

可见，要创造平等的社会，经济平等不可或缺。经济平等是政治平等、人格平等、机会平等、权利平等的前提。当年英国资产阶级要不是财大气粗，敢在政治上和王室叫板？

从务实的角度看，经济平等不必是绝对平均主义。人人成为富豪，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百万亿的富翁和十万亿的富翁，相差九十万亿，但他们在各方面都是平等的。收入百万和收入一万，虽然差距仅九十万，但他们之间不可能平等。

经济平等有底线：财务有自由（即不受制于外力和他人），安全有保障。底线之下是“雪中炭”（must-have），超出部分是“锦上花” （nice-to-have）。

中国全力以赴抓经济，一心一意搞发展，便是出于这个底线思维。消除绝对贫困，力求义务教育、医疗保险、老年保障等公共服务的全民覆盖，哪怕克服困难，也要守住这底线的底线。

中国人在自己土地上做的事，比英国殖民者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做的晚了两百年。西方指责中国无视人权的时候，中国政府在护卫老百姓最基本的人权：生存权和发展权。干扰和阻止中国的发展就是侵犯14亿中国人的人权。

权利本应是平等的。可惜，不平等是现实世界的常态，而且是西方默认的正常秩序。

美国的国父们在《独立宣言》中呐喊“人人生而平等”时，黑奴正在他们的田庄里辛劳流汗，在集市上像牲口一样被买来卖去。双重标准，这就是西方创造了天价的财富却没有消除贫困和不平等的原因。

不平等导致矛盾、冲突、革命。被剥削、被压迫、被欺负、被凌辱者必然用反抗争取平等。代表他们就是代表社会进步，维护不平等则是站在历史进步的反面。

消灭不平等是历史的挑战，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也是真民主和假民主的分水岭。中国在努力消除产生不平等的根源，是捍卫民主价值的表率。

自由不是罪恶的保护伞，权利不是违法的借口

西方对中国不自由的指控出于根深蒂固的偏见，既不公平，也不符合事实。

说中国是警察国家，人民的行为受监视，没有自由，与中国人民的感受不符。美国每年因公牺牲的警察有几十人，而遭警察枪杀的嫌疑人和无辜者达数千人。中国每年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而牺牲的警察有几百人。西方某机构对G20国家被剥夺人身自由的服刑人员作过统计，中国每10万人中有118人，而美国是中国的近5倍，649人。监控系统震慑犯罪分子，现在犯罪率下降，老百姓很高兴。中国人走夜路很自由，没有恐惧，打心底里感谢人民警察。

说中国没有思想自由，违反常规、常理、常识。中国没有宗教传统，但是现今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信众均以千万计，总数上亿，据说人数还在增加。中国提倡解放思想、推陈出新，与西方的独立思考、发明创造异曲同工。中国在国家制度和政党政治方面的创新，是思想自由的结晶。对外国文化有取舍扬弃是思想独立，不加辨别的跟从是精神奴隶。

说中国媒体是政府喉舌，新闻须通过审查。这没有什么错。世界上没有不经过审查的新闻。现代计算和通讯技术赋予媒体前所未有的传播速度和广度，无限扩大了其左右舆论的力量。病毒式传播像无人能驾驭的脱缰野马，叠加的效应成为不见血、不抵命的杀人凶手。英语里最近出现两个新词汇，misinformation （错误信息）和disinformation（虚假信息），这说明英语国家的媒体上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泛滥，已引起严肃媒体警觉。没有自律的媒体对社会有很大的破坏性，对好人有巨大的杀伤力。中国的官方媒体有鲜明的立场和倾向。它对国家负责，受全民监督，所以可信度高。它没有吸引眼球、取悦读者的动机，不追求新闻价值和轰动效应，也不讳言新闻的正面引导和教育作用。它力图将世界本质地、客观地、全面地呈现给读者。

说中国没有言论自由，不值一驳。我们的社交平台和自媒体上对政府工作和官员的批评铺天盖地。没有人因言入罪。去年有本“日记”掀起一场风波。当事人、批评者、反批评者中没有任何人的表达受到压制。其参与的踊跃、情绪的激烈、对骂的热闹，西方少见。论争过程中缺乏的不是自由，而是鲁迅的提醒：“恐吓和辱骂绝不是战斗”。

中共党员的言论自由受中共纪律限制。入党是政治选择，当然要和中央保持一致。党员有退党的自由，但没有在党外非议自己政党的权利。这是基本的政治道德。一切政党皆然。

游行示威是法律允许的最激烈的表达形式，各国均有严格的法律规范，避免升级为动荡和暴乱。街头政治给当局施加压力，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结果往往是“双输”。中国没有剥夺人民游行示威的权利，但是尽一切可能维护社会稳定，将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给发展创造必要的安定环境。中国有两个有效的做法：保持民意表达渠道的畅通和妥善解决民众的关切。做到这两条，哪怕有人想把局势搞乱，也难找到借口煽动群众上街。

西方经常制造话题，希望中国陷入混乱。他们一定想不到，要不是中国老百姓顾全大局，中国最忙碌的地方一定是美国大使馆门前的那条街。

世上没有绝对自由。法国《人权宣言》指出个人自由不得危及国家安全，不得损害他人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是自由和权利的边界。

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存在迫使中国收紧自由的宽度。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长期处于敌对势力包围之中的国家。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中国不能不对煽动性言论和有组织行为有所警惕和限制。

自由和纪律、权利和责任是同一硬币的正反两面。让自由释放正能量，就要有纪律抑制负能量。自由不是罪恶的保护伞，权利不是违法的借口。

自由受国家制度、法律法规限制，同时受伦理道德、公序良俗、社会责任、是非观念的约束。只要置身于两人以上的社会，个人自由便受到约束。

中国人讲修养，认为自律、慎独是君子的品质，放纵、任性是幼稚的行为。待人接物，为人处世，提倡克己、利他、谦恭、忍让。古时的“吾日三省吾身”，现时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国人特有的修为。

用哲学的语言讲，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正确认识世界，遵守客观规律，才能摆脱必然、达到自由境界。孔子在70岁时终于做到“随心所欲不逾矩”。

自由和民主一样，是工具，不是目的。将一个人放在无人的孤岛上，给他绝对自由，谁也不愿意去。

没有法制的民主、没有约束的自由、不讲责任的权利，给社会带来难以修复的破坏。

自由不是邪恶的通行证，民主不是免罪牌，人权不应该是教训人的皮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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