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迎春:辩证把握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的全局性、根本性转变

作者:姜迎春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2-03-02 4683

 

姜迎春:辩证把握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的全局性、根本性转变

摘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对于这一重要论断,我们应从三个方面深化理解,一是要充分认识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整体性、历史性成就。二是要清醒认识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复杂性、艰巨性挑战。三是要准确把握事业发展对意识形态工作提出的战略性、高质量要求。

关键词:意识形态;全局性转变;根本性转变;复杂性;艰巨性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一“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在文化建设上突出表现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1](P46)对于这一重要论断,我们应从三个方面深化理解,一是要充分认识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整体性、历史性成就。二是要清醒认识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复杂性、艰巨性挑战。三是要准确把握事业发展对意识形态工作提出的战略性、高质量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成就巨大,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一成就与经验的取得来之不易,我们应当倍加珍惜。当前,我们不能因成就巨大而失去应有的警觉,意识形态领域形势依然复杂严峻,意识形态工作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我们应对意识形态挑战的能力仍需提升。

一、充分认识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取得的整体性、历史性成就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党的百年奋斗史划分为四个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第四个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所以成为一个历史时期,主要是因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许多阶段性质变即质的提升。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阶段性质变是新时代我国社会系列阶段性质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定位更加科学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日益复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受到多方的严峻挑战。从改进和加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迫切性角度看,“在一些单位和一些人那里,党的意识淡漠了,党性原则讲得少了。有的对党的政治纪律、宣传纪律置若罔闻,根本不当一回事;有的还专门挑那些党已经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来说事,口无遮拦,毫无顾忌,受到敌对势力追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党的宣传思想阵地不为党服务,党的宣传思想工作者不愿意甚至不敢坚持党性原则,岂非咄咄怪事?如果在坚持党性这个根本问题上没有明确观点和立场,那就是政治上不合格,就没有做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最起码的资格。”[2](P24-25)习近平总书记还尖锐指出,“做好宣传思想工作仅靠宣传思想部门是不够的,必须全党动手。现在,是不是存在对意识形态工作不想抓、不会抓、不敢抓的问题呢?我看是存在的。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把宣传思想工作切实抓起来。看一个领导干部是否成熟、能否担当重任,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他重不重视、善不善于抓宣传思想工作。”[2](P32-33)正是基于对意识形态复杂形势的清醒认知,习近平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这一重要论断是对党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性继承和创造性发展,使意识形态工作在党的总体工作格局和整个事业发展中的定位更加准确、更加清晰,突显了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的实践定位。这一重要论断成为扭转意识形态领域一度存在的被动局面的指南针和冲锋号,意识形态工作格局和整体态势发生了重大转折,没有这个重大转折,就不会有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

2. 意识形态制度体系更加完善

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复杂多变,意识形态制度建设曾存在落后于形势发展的情况,制度建设的滞后给意识形态工作带来被动局面和软弱状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科学定位意识形态工作的基础上,强化意识形态制度建设,意识形态制度体系更加完善。第一,构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创造性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这一根本制度。这一根本制度在新时代的具体任务包括: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工作体系,完善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等各层级学习制度,建设和用好网络学习平台;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落实到思想理论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教育教学各方面;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建立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体制机制;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第二,构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这一文化制度强调,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教育,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英雄烈士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等法律制度的制定,填补了我国意识形态制度在相关领域的空白,对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增补了制度短板。第三,构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核心的国家安全制度。这一制度强调,要提高防范抵御国家安全风险能力,高度警惕、坚决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

3. 意识形态工作机制更加健全

健全工作机制是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更加健全,形成了全党重视、全民参与、全面融入、全面检视的工作机制。第一,“全党重视”指的是意识形态工作成为党治国理政工作体系的重中之重,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一位党员都将意识形态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习近平是从党生死存亡和事业发展成败的高度,强调意识形态工作在党的总体工作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打仗,新中国的成立已经说明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搞建设搞发展,改革开放的推进也已经说明了;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还需要我们一代一代共产党人继续作出回答。”[2](P31-32)第二,“全民参与”指的是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参与意识形态建设和意识形态斗争,意识形态建设主体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流声音不断扩大,包括错误思潮在内的社会负能量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抵制和遏制。第三,“全面融入”指的是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融入“四个全面”战略全局,将意识形态建设与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从严治党有机结合起来,使意识形态工作的灵魂作用和方向功能在党的全部工作中都能得到发挥。第三,“全面检视”指的是建立健全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进展、成效的检查评估体系,将意识形态工作情况纳入各级巡视巡察工作,不断压实压紧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使意识形态工作成为不能忽视、轻视的一项工作。

4. 对错误思潮的批判更加有力

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性还来自错误思潮的泛滥,对错误思潮的批判是否有力直接关系意识形态建设的进展和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号召全党坚决批判和抵制包括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普世价值”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宪政民主”思潮在内的各种错误思潮,错误思潮的政治本质和严重危害得到深入揭示,被错误思潮严重污染的各类舆论阵地得到明显净化。经过多年持续不断地批判,错误思潮严重败坏社会精神环境、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严重干扰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危害性已充分暴露,错误思潮落后于社会存在、落后于科学理论、落后于群众觉悟的理论本质被充分揭示。改革开放以来,各种错误思潮将攻击的矛头集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上,党内外在如何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根本问题上形成了许多模糊认识、甚至错误思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回击错误思潮对坚持党的领导的攻击,一些地方、一些领域曾经存在的党的领导弱化问题得到了解决,“一个时期以来,有的人在这个问题上讳莫如深、语焉不详甚至搞包装,没有前提地搞党政分开,结果弱化了党的领导,削弱了党的建设。习近平对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从来都是充满自信、决不回避退让,系列重要讲话万变不离其宗,根本是坚持党的领导;无论哪个领域、哪方面工作,无一不是从加强党的领导抓起,最终落脚在强化党的建设上;澄清了模糊认识,夺回丢失的阵地,把走弯了的路调直,树立起党中央的权威,弱化党的领导的状况得到根本性扭转。”[3]

二、清醒认知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复杂性、艰巨性挑战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可逆转是有前提的,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是重要前提之一。因为,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犯颠覆性错误,就必然会出现思想大混乱、政治大动荡、社会大分裂的灾难性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然遭受挫折、甚至失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必然中断。当前,我国处于“两个百年”的历史交汇期,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斗争仍然尖锐复杂,要清醒认知错误思潮仍然存在、“颜色革命”势力仍然存在、意识形态工作的薄弱环节仍然存在,是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客观存在的风险挑战。

1. 错误思潮仍然存在

党的十八大以来,错误思潮严重泛滥的势头虽然受到有效遏制,但是,各种错误思潮还大量存在,它们的存在严重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和发展。各种错误思潮仍然大量存在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由于错误思潮积累的长期性。改革开放40多年来,错误思潮在我国社会的影响从未中断。1979年3月,邓小平就严肃指出,“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虽然这几种人在党内外都是极少数,但是不能因为他们是极少数而忽视他们的作用。事实证明,他们不但可以而且已经对我们的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4](P166)二是由于错误思潮影响的广泛性,突出表现为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几乎都受到错误思潮的破坏性影响,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被严重削弱。比如,在历史研究领域,有些人完全不讲唯物史观,他们还不如一些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认知。英国学者巴勒克拉夫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和总的观念,从五个主要方面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影响。首先,它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其次,马克思主义使历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把工业关系当作整体的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并且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历史。第三,马克思促进了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研究,尤其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的作用。第四,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结构观念以及他对阶级斗争的研究不仅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特别引起了对研究西方早期资产阶级社会中阶级形成过程的注意,也引起了对研究其他社会制度——尤其是奴隶制社会、农奴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中出现类似过程的注意。最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重新唤起了对历史研究的理论前提的兴趣以及对整个历史学理论的兴趣。”[5](P27)三是由于一些领导干部在意识形态工作上存在对错误思潮斗争不力的问题。一些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对错误思潮的政治本质和严重危害缺乏辨识能力,完全丧失抵制错误思潮的能力和自觉,听之任之者有之,躲躲闪闪者有之,暗度陈仓者有之。

2. “颜色革命”势力仍然存在

习近平曾经深刻指出,“当前,各种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在我国制造‘颜色革命’,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政权安全面临的现实危险。他们选中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企图把人们思想搞乱,然后浑水摸鱼、乱中取胜。”[2](P37)境内外各种敌对势力一直致力于改变中国的政治颜色,一直致力于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直希望中国共产党重蹈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覆辙,“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6](P113)

3. 意识形态工作的薄弱环节仍然存在

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性往往同意识形态工作存在薄弱环节直接相关,意识形态工作不力、不实、不紧往往是思想领域混乱、错误思潮泛滥、意识形态工作被动的重要原因。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薄弱环节主要体现在三个“不到位”,即理论武装不到位、责任落实不到位、阵地管理不到位。所谓理论武装不到位指的是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没有认识到理论武装的重要性,理论武装工作形式主义问题严重,存在“学的声量大、用的力度小”“被动学习多、主动学习少”等不良现象,这就容易丧失思想上的主动权、领导权和指挥权,使意识形态工作、甚至整个党的工作陷入被动局面。所谓责任落实不到位指的是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被严重弱化、虚化,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不落实,对违反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现象不纠正、不追责,使意识形态建设相关制度成为纸老虎、稻草人。所谓阵地管理不到位指的是重要的意识形态阵地管不严、管不好的现象,使这些阵地成为错误思潮的集散地、污染源。比如,当前网络阵地管理还存在许多问题,有些长期传播错误思潮的网络媒体既缺乏意识形态责任意识,又缺乏有效外部意识形态管控的现象;有些学校课堂阵地丧失立德树人功能,成为传播错误思潮的场所。

三、准确把握事业发展对意识形态工作提出的战略性、高质量要求

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总是在不断战胜风险挑战中发展壮大。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也决定了意识形态风险的高度危险性和严重破坏性。因此,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是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工作,必须高质量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对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宣传思想工作、意识形态工作,习近平提出了三个“下功夫”的工作要求,“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下功夫,在关键处、要害处下功夫,在工作质量和水平上下功夫”。[7](P310)

1. 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下功夫

在意识形态工作体系中,有些工作是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做好这些工作对于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长远性、全局性、根本性意义。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主要包括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工作: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工作、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学校意识形态工作。做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工作是做好整个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习近平指出,“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7](P74)从这里可以看出,只有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工作,才能战胜包括意识形态风险在内的一切风险挑战;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党,才是统一、强大的党;只有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我们才能在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中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做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工作,也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作。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水平和质量往往同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是否巩固直接相关,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性往往源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弱化、边缘化。习近平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2](P74-75)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加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指导地位的重要性,但是,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总体状况、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被弱化、边缘化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得到根本扭转。学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主要体现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上,学校意识形态工作直接关系“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关系学校、特别是高校的科学研究能否真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问题,关系社会主义主流文化能否代代相传的问题。

2. 在关键处、要害处下功夫

意识形态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关键处、要害处主要包括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各类阵地建设。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得失成败往往取决于“关键少数”,即广大党员干部是否具备意识形态领导力和战斗力。意识形态领导力和战斗力的核心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即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习近平指出,“我们党一贯重视理论工作,强调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理论一旦脱离了实践,就会成为僵化的教条,失去活力和生命力。实践如果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也容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2](P65)这一重要论述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如果党员干部缺乏意识形态领导力,面对意识形态重大风险挑战往往陷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危险境地。之所以说各类意识形态阵地是关键处、要害处,是因为意识形态阵地既是战场又是防线,意识形态阵地管理不好,就意味着在意识形态战场上处于被动局面、面临打败仗的危险,就意味着我们的意识形态防线可能失守、面临节节败退的危险。

3. 在工作质量和水平上下功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要求和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风险挑战,要求我们在意识形态工作上必须注重提高质量和水平,用高质量、高水平的意识形态工作为党和人民事业保驾护航。提高意识形态工作质量和水平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上要具体到位,“各级党委要把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加强组织领导,及时掌握意识形态形势和动态,对各种政治性、原则性、导向性问题要敢抓敢管,对各种错误思想必须敢于亮剑,帮助人们明辨是非,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2](P53)二是意识形态工作责任要压实压紧,“要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纳入巡视工作安排,加强对意识形态阵地的管理,落实谁主管谁主办和属地管理,防止给错误思想观点传播提供渠道。”[2](P54)三是要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意识形态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方法,充分运用各种新技术、新应用创新意识形态工作方式,使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富于创造性。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3]  王岐山.开启新时代 踏上新征程[N].人民日报,2017-11-07(2).

[4]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  [英]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姜迎春: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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