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英名都该有来历！媒体宣传英烈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作者：党人碑来源：党人碑 2023-11-06 856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烈士英名墙

2021年的清明节，沈阳碧空如洗。

几位烈士后代，从全国各地来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祭拜他们的亲人。

烈士王涛英的家属，在花束中留下一封感人的家书：

“老娘和三姨夫都有要去看望的心，但已没有出行的能力了。作为晚辈，不能让没有子女的三姨被忘却，我应该去为她扫墓。”

王涛英是哪里人，怎么参加的志愿军，怎么牺牲的，家乡何处，有关媒体的报道中，只字未提。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看到这则报道，我心里百感交集，还是我经常吐槽有司和官媒同类宣传的那句话：

“只讲牺牲的惨烈，却从不讲牺牲者面对牺牲时，为何如此英勇和决绝？”

群众，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不是不关注烈士和革命，是不走心的你们，让今天的年轻人，看不得同龄人当年的成长心路，缺乏共鸣！

我们就以这位王涛英烈士为例，这是位志愿军女战士，牺牲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野战医院医生。

从烈士登记表和相关简历来看，她生于1928年，1945年参加革命，牺牲于1952年，祖籍河南内黄，参加革命地却在陕西延安，为什么豫北小姑娘，会在陕北参加革命呢？

1942年，沿着王涛英一家逃难之旅，继续西逃的河南老乡

这就要从王家的逃难之旅说起了，在涛英不到一岁的时候，就由父亲王成印挑担子，从内黄到新乡，再到郑州，沿着无数“河南担”一路逃难往西走的传统谋生路线，跑到了关中，又继续北迁，最后落户延安城东桥儿沟。

涛英八岁的时候，母亲积劳成疾，无钱医治，在病痛中去世。父亲又被迫卖掉了涛英的小弟弟，生活还是难以为继，为了活命，后来就把涛英送给一个比较富裕的人家当了童养媳。

父女离别时，王成印痛哭了一场：

“孩子，你要有个好歹，我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娘？只好狠狠心，给你找个能吃饱饭的人家。”

安顿好家，王成印再无牵挂，参加了八路军。

小涛英起早贪黑地干活，还要挨打受气，大娘（大伯的妻子）听说后，托人把她接回家里，看到她脸上挨打留下的伤疤，再也不忍心把她送回去，把她留在自己身边，和自己的两个女儿一起过着吃糠咽菜也难果腹的苦日子。

延安洛杉矶托儿所的孩子们和保育员

后来，涛英稍大一些，觉得不能这样吃白饭，拖累大娘，11岁就到延安鲁艺幼儿院当保育员，后来又到一位革命干部家里照看小孩，这位干部夫妻俩对她如亲女，白天照看小孩的工作完成后，就送涛英晚上去夜校学文化，学革命道理，后来又送她到延安完全小学读书。

1945年，涛英考上了延安行知中学，先后入团、入党。

在党、团组织的培养教育下，涛英进步很快，无论是在学习和工作中，都时刻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处处走在同学前头。文化基础差，她就花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勤奋学习。夜深了，同学们都睡了，她还借着煤油灯的微光，继续学习。同学们劳动了一天，疲劳已极不想再动了，她却从山下把一盆盆热水端到同学们面前，让大家洗脸洗脚。

解放战争爆发，涛英积极报名参军，到了第一野战军第四野战医院（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兵团第四后方医院”）做护士工作，不久就做了护士长，随后参加了医生训练队学习，担任医生训练队副队长。她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称为一名优秀的战地医生。

延安行知中学团支部组织团员和青年为农民演出

陕北当时的情况，熟悉解放战争史的同志都知道：

胡宗南以十倍于我军的绝对优势兵力发动疯狂进攻，在人员和武器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一野根据中央指示，一度暂时放弃延安。在极端严峻的形势下，一野牵制了国民党作战能力很强的战略机动部队胡宗南部，有力地配合了全国解放军逐鹿中原和后来的战略决战，对全国各个战场给予了巨大的支援。为此，一野指战员付出了巨大代价。仅1947年3月到1949年12月，西北战场上共进行了重大战役28次，解放军伤亡9.4万余人，牺牲1.8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医务工作者的压力可想而知。

涛英的同事和同学，15岁的毛泽东青年团员（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齐翔安，是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秘书长齐燕铭的女儿，涛英是齐翔安“最好的同学、大姐姐和入党介绍人”，回忆那段在一野第四野战医院，曾说：

“战争是异常严酷的。

抗战期间，美军观察组拍摄的八路军医院手术场景

那时，一天常常急行军百多里地，双脚打了泡也坚持不掉队，发高烧40℃也不哼哼。我当护士每天要看护许多伤员，就借老乡的大柴锅蒸敷料、器械，算是消了毒，每个卫生队只有几支注射器、体温计，药品也只有碘酒、酒精、高锰酸钾等几种简单的药。给伤员换药多半是用盐水棉球擦洗几遍而已；给伤员开饭，就用玉米秆当筷子，到老乡家找来各种各样的碗。伤员们能吃上煮面片就是最好的饭食了。没有床铺，没有铺盖，一群伤员挤躺在铺了一层谷草的土炕上。

记得一次清涧县的攻坚战役，我护理的伤员都伤势很重，14个伤员，8天就牺牲9个，都是我自己背来背去。有的伤员昏迷着，耳朵旁流着脓水，绿头苍蝇不停地在伤员耳朵上下蛆，我坐在旁边一次一次地把小蛆夹走，有的伤员屁股被炮弹削去一大半，大蛆就在伤口钻来钻去，我含着泪一次又一次用高锰酸钾水冲洗。

夜里人手少，常常是我一个人值夜班。在寂静的夜中，不时听到昏迷的伤员喊叫‘冲呀，杀呀！’，‘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夜里牺牲的伤员也多，自己壮着胆量顶着上夜班。后来我也染上了伤寒病，发烧一个多月，头发都脱光了，老乡哭着给我送吃的，他们抬着我行军。司务长看我太虚弱，发给我两只鸡，我让人把鸡煮了一大锅汤与伙伴们一起吃了。

解放战争中，群众在抬运伤员到后方医院

行军中，我们还学习了一年医学课程，自己刻讲义，还挖坟找死人骨头，用纱布包上谷草当做成肌肉与骨架绷在一起做解剖模型，常在半夜到大庙里偷着做尸体解剖。最后，我终于当了医士，可以带着听诊器分清肺炎、支气管炎；能够做取弹片的小手术了。我在医训队里功课学得比较扎实，为我在解放后读医科大学打下了基础。

我们还常和被俘的国民党伤兵、军官辩论，讲：‘我们是正义的，我们一定会解放全中国。’他们说不过我，就说：‘不管你们这群小八路多厉害，我们绝不会被你们洗脑筋的。’后来，我们还参加了沙家店战斗，转战陕北，毛主席离我们很近。我那时是毛泽东思想青年团员，当时伤兵多得带不走，指导员动员党、团员留下看护伤员，我们一个个用颤抖的声音报名，留了下来。我在火线提出了入党要求，1948年2月，组织上批准了我入党，那时我才16岁。后来我们东渡黄河，过河时，后面有敌人追击，挺惊险的。”

苏红同志也是涛英的延安中学同学和第四野战医院同事，在她的记忆里，有关老大姐王涛英，印象最深的是一根体温计的故事。

一根体温计的故事

体温计，现在不少家里都淘汰了传统的水银体温计，装备了电子的，反正一支也没多少钱，用起来也方便了。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让今天的我们，往往有时候不太在乎这些小东小西的价值。

但同志啊，有时候我们回望历史，就会在读到它们的价值，甚至是物质价值背后的精神价值。

当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我们的物质条件十分艰苦，医院里药品和医疗器械非常缺乏。就拿体温计来说吧，虽说不值钱，听起来是“大医院”的第四野战医院也仅有两支！

小护士苏红在给伤员量体温时，不知怎么就碰到了自己的衣服扣子上。军服是铁扣子，很硬，只听到啪的一声轻响，体温计前边的·头就破了。

小苏赶忙去捡，护士长王涛英同志赶紧拦住：

“小妮儿，别捡了，扎着手咋办？坏就是坏了！”

一听护士长这话，小苏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毕竟她还是个15岁的孩子。

解放战争中，群众在抬运伤员到后方医院

伤员李排长见小姑娘急成这样，急忙安慰说：

“别难过，谁没个闪失呢？何况你才那么大一点年纪。坏了就坏了吧，等以后我们打了胜仗，我专门到敌人的医院去，缴获好多体温表来给你们，好不好？”

大家都笑了起来。

小苏却笑不起来，感觉跟护士长到院长那里承认错误，看小姑娘眼泪都快流出来了，院长便止住了话头，说：

“算了，你们回去吧，以后千万得小心一点，咱们的物资来之不易呀！”

虽然事情结束了，小苏却难过得午饭都没吃。等大家休息了，趴在炕头上写了一份“检讨书”：

“院长：

今天我打坏了一支宝贵的、来之不易的体温表，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请您处分我吧？今后我一定吸取教训，决不再犯这样的错误！”

解放战争中，华东我军的一所战地医院

一野第四野战医院成立于1947年3月，主要由延安行知中学师生组成。除边区卫生署调派的29名医生、司药、护士长外，其余210名工作人员都来自这所中学。同学们分别担任护士、通讯员、会计、管理员、运输员等工作，不会就学，在战争中学习和实践。

王涛英同志就是这其中一分子，在战争环境中，她不分昼夜地工作，多少回急行军，多少个日日夜夜谁都不叫苦叫累。和大家一样，常常背着沉重的药品和行装，每天还要行军一百几十里路程。到了宿营地，立即去找粮食，做饭给伤员吃，还要手脚不停地给伤员换药、开处方。自己半夜才吃晚饭是常有的事。夜里十二点以后才能休息一会儿，凌晨四点她又打起背包踏上征程。

另一位延中同学和四院同事温明芳回忆说：

“凡和她接触过的人，都说她为人诚实厚道，称她是个好心人。

她不光心眼好，人也长得很美，高鼻子大眼睛、乌黑的头发配上那圆圆的总带笑意的脸，谁见了都喜欢。

我们这些比她小几岁的人，视她为大姐，并引以为荣。她视我们为小妹，时时关心爱护我们。在这种相互关心与爱护中，有时还闹出一些小笑话。

我说过，她人长得很美，又正当青春年华，向她投来爱慕之光的人是很多的。我们这些小妹遇上‘看不上眼’的人来找她，就会不约而同的回答：‘她不在。’或找别的借口搪塞，每次她总对我们笑笑，从来不生气。

当我们知道她与韩陆的关系时，我们视为‘合格’，就为他们开放绿灯。只要他一来，我们就会自动躲开，使他们有说话和接触的环境。”

王涛英烈士在网上的唯一照片（来自百度百科，估计是烈士后人发上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此时的涛英已经结婚，马上就要当妈妈了，抗美援朝开始了，夫妻俩所在的军队医院都要赴朝参战，她因即将临产而不得不留在国内，送丈夫韩陆先行赴朝。但涛英同志参战心切，产假刚满，她就把两个月的女儿托付给婆婆，把孩子送到陕北绥德，要求到前线去！

在涛英写的一封封请战书中，都写下同样的一句话：

“战友们在前方流血牺牲，我怎么能待在后方呢？”

在朝鲜，涛英同志忙得废寝忘食，丈夫问她：

“怎么样，顶得住么？想孩子不想？"

她坚定回答说：

“虽然苦，也没有伤病员苦。我爱我们的女儿，但看到朝鲜孩子们遭到屠杀，我觉得为保卫朝鲜儿童而战斗，也是保卫我们自己的祖国和孩子的安全。越是想女儿，越是要努力工作和战斗！"

“中国人民志愿军”胸章

涛英还告诉丈夫，在她出国前路过北京时，大姐在北京第二医院给她联系好了工作，她却笑笑说：

“我谢绝了。如果战斗需要，我愿长期留在朝鲜!"

朝鲜战场环境险恶，不分前方后方，狂轰滥炸之下，我军伤亡很大，野战医院也随时面临被炸的危险，可涛英同志毫不畏惧，和男女战友们每天都在争分夺秒地工作。但由于伤员多，医生少，条件差，有些伤员的伤口已经溃烂，甚至生了蛆，涛英就用手轻轻地把蛆掏出来。重伤员不能吃饭，她就用小勺一勺一勺地喂。使许多伤员感动得流下了热泪。为了保全伤员的生命，她夜以继日地做手术，取出了无数的弹头和弹片。她常常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但是她从不叫苦。每当一位同志伤愈归队，她总是为能给部队增添一分战斗力而由衷地高兴。

入朝一年多，涛英同志参加了第四次和第五次战役，多次立功受奖，祖国政府曾授予她“人民功臣”奖章一枚。

为国家舍小家，留在国内的女儿不到一岁就夭折了，涛英的丈夫为了不使她伤心，一直没把这个消息告诉她，直到王涛英牺牲后，在整理她的日记时，才发现她早已知道女儿的死，为不使丈夫伤心，从没有提及。但在她的日记里多次抒发对孩子的思念和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