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诉讼大国是中国法治的目标吗？

多年前，我在若干电视台担任所谓评论专家，所谈的问题，有经济的，有法律的，有社会的，还有一个比较偏门儿，专门讲家长里短，多为家庭纠纷、邻里纠纷、情感纠纷、财产纠纷，我的作用就是扮演大明白，跟人家讲道理讲法律。

这里不涉及什么重大法律问题，只是套用简单法条，差不多每期节目都这样。

我说不明白的，还有东京留学回来的大律师陈旭、“万能胶”王为念等。

那个节目很耗人，哪家的破事扯出来都很长，录制三四个小时算短的，播出来就只有半个小时，节目时间之长，说实话坐得屁股都疼。然而让人心里最不耐受的还是亲人之间的那种丑陋甚至阴暗，为了让节目平衡一些，常常在节目最后弄一个光明的尾巴。然而，几十年的裂痕，错综复杂的关系，赤裸裸的利益，哪那么容易平衡啊？

节目做多了，我有一种感慨：

时代变了，利益关系如此赤裸裸，亲情不再，故事扎心。兄妹几个为老爹的财产出言不逊大打出手；大家过得都还不错，老妈却没人愿意养；叠加前妻后妻小三儿外遇，乱七八糟的破事儿没完没了。

好些故事都是到法院打过官司弄不利索之后，又来电视台求助的。这里面有个规律：小小不然的事儿啊，电视台各路专家调解一下，认真倾听，彼此沟通，打开心结，有些事儿还真能缓解，但是法院打过官司的，那就算打死结了，怎么弄也弄不好。

建设一个法治的国家，全面依法治国，与弄成一个诉讼大国是一回事儿吗？我们真的要建设一个诉讼大国吗？动辄得讼，亲娘老子哥兄弟之间，更甭提夫妻了，都要随时准备收集证据，明天法庭上见……这是法治国家的成就啊，还是人文道德的悲哀？

闲人马大姐就能管好的事儿，胡同你大爷就能给丈量的事儿，“今天我休息”民警就能处理好的事儿，非到法院去干嘛呀？

今年是毛主席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实在不行再去法院不行吗？

这就跟看病一样，头疼脑热发烧，甚至就是开一月的药，社区医院就能解决，非要去三甲吗？拔拔罐子，电风扇吹吹大椎穴，脊柱两侧捏捏，就能解决的问题，非要去三甲医院吗？

为什么不能学习枫桥经验，继承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之中呢？

现在可以说了，有平台为拉动收视率，就怕丑陋展现得等不够，非要把矛盾冲突夸张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后来我与某平台决裂就是这个原因。

连胡锡进都常常感叹，社会戾气太重，什么事都往极端了弄，老胡这个人，还是脱不开政治思维，认为都是所谓极左势力惹的祸。哥几个觊觎老爷子那套房子，住前院后院的都有，干“极左”张大头他们家什么事儿啊？小三儿怀孕了，住在门头沟，找上门来讨说法，边哭边卖疯，在北京，面朝南，那是八宝山方向的极西，不是啥子极左。

我的好朋友周伟忠的老家，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几十年来专注干一件事儿，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现在更是发展到了“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你看看这多好。

周伟忠个子比我高，二胡拉得比我好，四十几年前，在杭州商学院教工宿舍，我们俩住一个房间，他说他们的老乡也都是平常人。为啥枫桥经验历六十年不衰？为啥枫桥经验不能在更大的范围之内，例如在北京东城朝阳推广？

过去我们党的优良的工作传统，水银泻地一般渗透在全社会，老书记德高望重体察民情，帮你们家断一断，或比县法院新来的那个政法大学江平教出来的那个小法官，更通人情，更通事理，更容易落实，更不易反弹。

这不就是我们党处理问题、化解矛盾的好经验好传统吗？这不就是我们党走群众路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吗？这不就是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摒弃戾气春风化雨的枫桥经验吗？

法治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不是什么事儿都要拿到法院去，请江平学生来断案。

过去在电视台作情感专家得出的最简单的结论是：官司赢了，亲情没了，老的少的跟仇家似的。

人还是要过人的日子啊，大法党主张法大于天，这哪儿成啊。

法必须置于天地良心之下。

中国式现代化之下的中国法治，不能是党的群众路线与实践的对立物。

（2023年12月25日早饭前，写于北京东城区南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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