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永远的榜样

    　焦裕禄，一个让人不能忘怀的人。中国共产党为有这样的干部而骄傲，中国人民为有这样的优秀儿女而自豪。他的事迹曾感动一代代国人，成为一面飘扬了半个世纪的鲜艳旗帜。

　　苦水里长大

　　1922年8月16日焦裕禄出生在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崮山乡北崮山村一个贫苦家庭。在他7岁时父母节衣缩食送他去读书。焦裕禄知道家里供他读书不容易，因此学习十分刻苦，考试成绩总在前几名。1932年，家乡大旱，家里揭不开锅了，年仅11岁的焦裕禄只好退学，跟随穷乡亲推着独轮小车，运煤卖煤。虽然只读了几年书就失学，但读的这几年书打下了他的文化基础。

　　焦裕禄贩煤没有几年，他的家乡就被日军侵占了，一家生活更加困难。父亲焦方田为了让家人有口饭吃，只好借地主的高利贷，到期还不起，利滚利，使他债台高筑，地主逼债，使他走投无路，上吊自杀了。没了父亲，刚刚十几岁的焦裕禄不得不担起养家糊口的担子，到黑山煤窑当小工。当地的人把在日伪统治下的黑山煤窑称为阎王殿。到那里干活的人，十有八九不是累死、累伤就是被日本人打死。焦裕禄到那里后，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重活，每天吃的只是一点橡子面，还要挨日本人的毒打，一点工钱也不给，根本谈不上养家糊口。

　　焦裕禄和工友们多次反抗，也多次被日寇抓去毒打、坐牢。后来，他又被日寇押送到抚顺煤矿当苦工。在抚顺煤矿，焦裕禄陷入了人间地狱，每天在日寇的鞭打下做15个小时的苦工，连橡子面也吃不饱，到抚顺不到3个月，和焦裕禄住在一个工棚里的23个人中，就有17人被折磨死。看到自己的工友一个一个被折磨死，焦裕禄悲愤之余想到，自己再在这里肯定也会被折磨死，他决心逃出去。1943年秋季的一天，他趁看守不备，冒着生命危险钻出铁丝网逃出了煤矿，一路要饭回到老家。

　　但家里无地无钱，他呆在家里也无法生活下去，就到江苏省宿迁县，给一家姓胡的地主当长工。在地主家干活，焦裕禄仍然倍受折磨，不仅干活重，吃不饱，还没有工钱，甚至在他生病的时候，地主也要逼他干活。他在这里当长工的整整两年时间里受尽了人间苦。可以说，焦裕禄是在苦水里长大的。

　　智勇双全的“民兵头”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23岁的焦裕禄听说家乡来了共产党。他早就听人说共产党是为穷人求解放的，便从宿迁县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一到家乡，他就找到在这里发动群众、组织民兵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经他主动要求，当上了民兵。

　　当上民兵后，焦裕禄在地下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认识到，共产党才是穷人的救星。他在给组织的入党申请书中写道：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救星，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我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为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焦裕禄也是这样做的。他工作积极，作战勇敢，很快担任了村里的民兵班长，他经常带领民兵打土豪、除恶霸，配合部队消灭敌人。在斗争中，他总是冲锋在前，出色地完成上级交给的每一项任务。在参加解放博山县城的战斗中，他英勇机智，在战火中经受了生死考验。1946年1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焦裕禄在民兵队伍中表现出色，积累了一定的组织民兵作战的经验;他对党忠诚，又有一定的文化，因此在他入党不久，就被组织上调到本县的八陡区武装部任干事，从此成为“民兵头”。

　　焦裕禄当上“民兵头”不久，即投入到解放战争中去。当时，解放战争正处于艰苦阶段，国民党军队在山东一度势力很强大。在艰苦斗争中，焦裕禄领导当地民兵坚持游击战争，打击、牵制敌人。他在斗争中机智勇敢，可以说是智勇双全。1 947年春，盘踞在淄川、博山、章丘三个县的还乡团纠合在一起，准备扫荡崮山根据地。当时，敌众我寡，主力部队已经来不及增援了。在危急时刻，焦裕禄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派出6名同志在黑山、岳庄一带的民房门上用粉笔写上“八陡某团某营驻”、“某团某营某连驻”等字样。当敌人经过这里，见到民房上的粉笔字时，以为八路军主力部队马上就要开来，慌忙后撤。等敌人弄清虚实，再转回头来时，我主力部队已赶到，粉碎了还乡团的阴谋，保卫了崮山根据地。

　　有一个时期，民兵缺乏弹药，焦裕禄根据上级指示，带领大家积级学习自制地雷、布地雷阵。焦裕禄心灵手巧，造地雷、埋地雷都是高手。他带领民兵造好地雷后，便摸黑到敌人据点旁边埋上地雷，然后放冷枪，引敌军出来，敌军在追赶民兵时，踩上地雷，顿时被炸得血肉横飞。

　　南下干部

　　1947年7月，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在山东地区强大起来，许多解放区开始搞土改。组织上将焦裕禄调到山东渤海地区参加土地改革复查工作，后来，让他担任复查组长。他在土改复查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

　　1948年11月打响的淮海战役节节胜利，人民军队解放了许多新地区，需要大批干部参加新解放区的工作。组织上将焦裕禄调到渤海地区南下工作队。经过短期集训后，焦裕禄分配到淮河大队一中队任班长，开始随解放大军的脚步南下。

　　在南下途中，他经常替女同志和身体差的队员扛背包、背干粮袋。最多时，他一个人竟背了四个人的背包。南下干部边行军边做宣传群众的工作。为了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革命道理，焦裕禄领头排练文艺节目，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学会了拉二胡、唱歌、跳舞。目的是为了在沿途做好对新解放区群众的宣传工作。

　　1948年2月焦裕禄随南下工作队到达河南后，被分配到中共尉氏县彭店区委工作。彭店是新解放区，反动势力仍然存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焦裕禄到这里后，和区委其他干部一起，依靠贫雇农，广泛发动群众。在这里，他经常面对群众演讲。他出身于农民家庭，少年时就走南闯北，生活在劳苦大众中，了解群众生活，熟悉群众语言，他的演讲，用大众语言，深入浅出讲述革命道理，特别能够吸引人。在他和区委其他同志共同努力下，彭店地区的群众很快就发动和组织起来，斗争地主，分地主的土地和浮财。为了保卫胜利成果，各村庄都建立了农会和民兵组织。

　　那时，彭店边缘地区还盘踞着国民党残余军队，彭店地区的地主武装和土匪与国民党这些部队勾结起来，想反攻彭店，一举消灭这里的共产党力量。1948年3月，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当地400多名反动武装分子纠合在一起，在鄢陵县保安团长、大土匪头子洪启龙带领下向彭店扑来。当时，共产党在彭店的武装力量还很弱小，干部和民兵总共只有15人，武器只有3支短枪，10来支长枪。在危急时刻，负责民兵工作的焦裕禄镇定自若。他组织群众转移之后，把民兵埋伏在敌人必经路口，组织青壮年群众为民兵助阵。当敌人开到埋伏圈时，焦裕禄鸣枪发令，民兵的十多支枪一齐射击，埋伏的群众跟着高喊：“冲啊!冲啊!”敌军本属乌合之众，以为遇到解放军主力部队，吓得仓皇逃跑。

　　在淮海战役紧张阶段，焦裕禄受组织派遣，带领民兵支前。1949年春，淮海战役胜利，焦裕禄完成了支前任务，由淮海前线返回尉氏县，担任主管军事工作的大营区副区长，负责剿匪反霸工作。他根据大营区的实际情况，对敌人采取分化瓦解工作。他把恶贯满盈的地主黄老三抓了回来，判处了死刑。当地有民谣说：“毙了黄老三，大营晴了天”。他采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政策，使党的工作得到大多数民众支持，大营区的剿匪反霸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

　　新中国建立后，留在河南的南下干部焦裕禄于1950年夏被提升为大营区委副书记兼区长。河南陈留地委建立共青团组织后，需要年轻能干的干部，组织上选中了焦裕禄。1952年春，他被调到陈留团地委任宣传部长。能歌善舞、多才多艺，二胡拉得尤其好的他，把团的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团的工作事多且杂，焦裕禄做团的工作常常通宵达旦，同时他还参加地委的杞县土地复查工作组，和其他同志一起做土地复查工作。别人劝他注意休息时，他却说： “年青力壮的时候不为党多做点事，将来老了，只怕想干也干不成了!”

　　优秀的企业管理者

　　1953年焦裕禄调任青年团郑州地委第二书记，不久，国家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调一批干部去工业战线工作，组织上又选中了他。当年，他被调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筹建处资料办公室秘书组的副组长，负责搜集洛阳的水文、地质、气象等历史资料，为选择厂址提供科学根据。从农业战线到工业战线后，焦裕禄决心从头学起。厂里要抢修一条由金谷园车站直达建厂的金矿公路。任务重、时间紧，新组合的班子和调来的干部都没有修过桥和路，产生了畏难情绪，为了加快工程进度，焦裕禄吃住在工地，认真帮助解决工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督促施工进展，检查工程质量。组织上知道焦裕禄过去只读过几年小学，也没有做过企业工作，为了进一步培养他，于1954年8月决定派焦裕禄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焦裕禄十分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刻苦钻研，很快就掌握了现代化管理知识。学习期间，他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来学习的干部中学得最好的，还被评为优秀党员。1955年初，洛阳矿山机器厂决定提前开工生产。焦裕禄又被分配到大连起重机厂机械加工车间，担任实习车间主任。实习期间，他决心加快步伐，缩短实习时间。为此，他整天同工人一起劳动，凡是同管理业务有关的问题，他都要刨根问底。有时为弄清某个零件的加工过程，他一连跑几个车间。为了早日掌握工业管理知识，他一面跟调度员学调度，一面跟计划员学习安排生产计划。一次，他要求计划员让他自己安排一次计划试试。计划员觉着焦裕禄实习才几个月，不可能编好计划。焦裕禄看他有点犹豫，便用商量的口吻说：“你在一边看着，我安排错了，你马上纠正。”计划员只好让他试试。焦裕禄很快就把计划编排好了，而且编排的既周密准确，又切合实际。实习期间，焦裕禄是成绩最突出的，被职工称为“最棒的车间主任”。

　　1959年春，洛阳矿山机器厂全面投产，焦裕禄回厂任调度科长，担负起全厂的生产调度任务。他不光工作细致、踏实，熟悉生产任务、设备条件、劳动力量等业务，而且注意解决工人的思想问题和家庭困难。他的小本子上记生产情况也记工人的困难，工人们称赞焦科长：“不仅谙熟业务，还善于抓政治”，是“政治科长”。“跟着他干，再重再难的任务都乐于接受”。焦裕禄很快成为管理工业的内行，工业战线的红旗手，优秀的企业管理者。

　　“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

　　1962年，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还没有过去，自然条件很差的河南省兰考县经历三年灾害的煎熬，情况更加不好。这里风沙、内涝、盐碱等自然灾害非常严重，农业产量很低，群众生活很苦……

　　中共河南省委为改变这个全省最困难的县的面貌，选择优秀干部焦裕禄去那里担任县委书记。当组织上和焦裕禄谈这个决定时，问他：离开大城市，离开已经熟悉的工业管理工作，到各方面条件都很困难的地方去工作，有什么困难没有?焦裕禄回答：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我没有什么困难。虽然焦裕禄知道自己这是到“最苦、最穷、最难”的地方工作，虽然知道自己身体不好，但他二话没说，第二天，就带着自己简单的行李去兰考县了。

　　尽管组织上在和焦裕禄谈话时已经介绍了兰考的困难情况，但他到兰考看到的情况比此前知道的还要糟。焦裕禄面前的兰考是一幅严重的灾荒景象。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被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的最低水平。

　　面对严重困难，焦裕禄却斗志昂扬，他在县领导班子会议上说：兰考人民有改变家乡面貌，由穷变富的强烈要求，就像在108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布满干柴一样，只要迸出一个火星，就可以燃起熊熊烈火。这里有36万勤劳的人民，有烈士们流血牺牲解放出来的90多万亩土地。只要加强党的领导，就是有天大的艰难，也一定能杀出条路来。

　　焦裕禄很快就把妻子调来，全家搬来。他给上级领导的信中这样写道：“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请组织上放心，不改变兰考的面貌，我决不离开这里。”

　　治“三害”

　　焦裕禄到兰考县后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这个县重重困难的背后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存在“三害”： 涝、沙、碱。他下决心带领县委领导班子和全县人民一起治“三害”。

　　在兰考，人们传颂着“三个120”的故事。1963年2月焦裕禄主持县委常委会决定成立除“三害”办公室，抽调120名干部、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三害”调查队;接着，焦裕禄亲自率领这支队伍，度过120个昼夜;他和这些同志共同跋涉5000多里，跑了120个大队。要知道，当时焦裕禄是在自己肝病已经相当严重情况下这样做的。兰考的老干部至今仍然记得：焦裕禄不分白天黑夜，亲自带领这120人，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细致调查研究。许多同志劝他不要下去，劝他在家里听汇报。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背着干粮、拿起雨伞，和大家一起在兰考的原野上日夜奔波。追沙，他一直追到沙落地;查水，他又是查到水归槽。为了查清风沙的底细，他和调查队员一起步行，一段一段路的查，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查，经常越过县界和省界，一直追查到沙源和风源。干旱季节，他亲自用舌头辨别盐碱的种类和土的含碱量……

　　有一次，兰考突降大雨。焦裕禄认为这是调查洪水的机会，带着三个年轻干部和他一起去察看洪水。焦裕禄在洪水中察看时，肝区突然巨痛，走不动路了。他弯下腰，用左手按着肝区，头上豆大的汗珠滚落下来。三个年轻干部恳求他： “你回去休息吧。把任务交给我们，我们保证按照你的要求完成任务。”焦裕禄对他们摆摆手，坚强地直起腰，继续带领他们去考察洪水。他站在洪水激流中，让年轻干部撑伞，他在伞下画了一张又一张洪水流向图。

　　经过在风里、雨里、沙窝里、激流里的长期调查研究，他摸清了兰考“三害”的底细：全县有大小风口84个;大小沙丘1600个。他和队员们对这些风口、沙丘一个个丈量、编号、绘图;兰考的大小河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他心中清清楚楚，并且基本上掌握了水、沙、碱发生、发展的规律。之后，他和县委的同志们共同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泻洪图，制定出了切实可行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规划。

　　在即将实施这个规划时，焦裕禄在县委给中共开封地委的报告上写下了这样豪迈的话：“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面对当前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有革命的胆略，坚决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他在《穷棒子精神万岁》-文中写道：“有了困难只要去斗争，困难只会减少，克服一分困难，就是一分胜利。要克服困难，必须不怕困难，发扬革命精神。”在他率领下，兰考人民行动起来除“三害”。

　　在实施除“三害”计划时，焦裕禄又走在前面。他亲自率领干部、群众进行了小面积翻淤压沙、翻淤压碱、封闭沙丘试验，然后以点带面，全面铺开。他在指挥治“三害”时，给自己规定了硬性的劳动时间，在工地上，经常能够看到他劳动的身影。兰考农民说：焦书记是“跟咱一样的庄户人”。可以说，焦裕禄是走到哪里就干到哪里。在他的带动下，兰考干部形成了下乡先劳动的传统。

　　焦裕禄带领全县人民经过不懈努力，治“三害”打下了坚实基础。在他去世后的一年时间里，兰考县的全体党员、全体人民，用汗水灌溉了兰考大地。三年前焦裕禄倡导制订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已经变成了现实。历史上一直缺粮的兰考，于1965年实现了粮食自给。全县2574个生产队，除300来个队是棉花、油料产区外，其余的全部有了自己的储备粮。

　　心系群众

　　焦裕禄始终把自己摆在人民公仆位置，他的心里永远装着群众。他到兰考后，凡事首先想到的是群众。他刚到兰考不久的一个风雨夜，一个人到火车站去转，发现这里聚集了许多外出逃荒的人。回到县委办公室后，他立即召集在家的县委委员开会。人到齐后，他只一句话：跟我走，便带着委员们来到火车站。车站的候车室里，一群群穿着单薄衣服到外地逃荒的灾民踡曲在寒风里。他又带着大家到站台上，那里停着一列列运送兰考灾民到丰收地区的专车。他们穿的，是国家救济的棉衣……焦裕禄指着这些灾民对大家说：他们背井离乡，不怪他们，责任在我们。党把这个县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讲到这里，焦裕禄眼含热泪，再也讲不下去了。听到这里，县委委员们都明白了焦书记带他们到车站来的意思，受到了一次生动的教育。回到县委后，焦裕禄又组织大家学习，鼓舞大家的干劲。

　　一个冬天的黄昏，兰考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雪。焦裕禄听到风雪声，立即起床，把县委办公室的同志叫来说： “刮这么大的风，下这么大的雪，群众住得咋样?牲口咋样?这是我们必须牵挂的大事。县委办公室要向各公社发个通知，我说，你们记：第一，所有农村干部必须深入到户，访贫问苦，安置无屋居住的人，发现断炊户，立即解决。第二，所有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必须深入牛屋检查，照顾老弱病畜，保证不许冻坏一头牲口。第三，安排好室内副业生产。第四，对于参加运输的人畜，凡是被风雪隔在途中的，在哪个大队的范围，由哪个大队热情招待，保证吃得饱，住得暖。第五，教育全党，在大雪封门的时候，到群众中去，和他们同甘共苦。最后一条，把检查执行的情况迅速报告县委。”县委办公室的同志记下后，立即用电话向各公社发出了通知。

　　大风雪持续一夜，焦裕禄也一夜没睡。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把县委几个主要领导叫来说：“在这大雪拥门的时候，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烤火，应该到群众中间去。共产党员要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说罢，就领着大家顶风冒雪出发了。这天，焦裕禄冒着风雪，忍着剧烈的肝痛，一连走访了九个村子，访问了几十户群众。但是，却没烤群众一把火，没喝群众一口水。他来到梁孙庄梁俊才的家里，老大爷卧床不起，老大娘双目失明。老大爷问：“你是谁呀?大雪天来干啥?”焦裕禄说：“我是您的儿子，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的。”老大爷感动得热泪盈眶，说：“解放前，大雪封门，地主逼租，撵得我串人家的房檐，住人家的牛屋。还是党好，社会主义好!”

　　焦裕禄始终把群众当作自己的老师。他在深入群众中向群众学习，发现群众的高尚品格。在一个大雪天，他亲自给群众送粮时，在群众中看到和听到了许多感人故事：在毁灭性的涝灾面前，竟有那么一些生产队，几次三番退回国家送给他们的救济粮、救济款。他们说：把救济粮、救济款送给比我们更困难的兄弟队吧，我们自己能想办法养活自己!焦裕禄说，群众在重灾面前表现出的这种高尚风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在大小会议上总是提到这些感人的事，说：这就是我们应该向人民学习的地方。

　　好“班长”

　　毛泽东说过，书记要善于当班长。焦裕禄始终实践毛泽东这句话，是兰考县委常委一班人的好“班长”。兰考县委的同志都说：“焦裕禄是我们县委的好班长，好榜样。在他领导下工作，方向明，信心大，敢于大作大为，心情舒畅，就是累死也心甘。”连他处分过的人、甚至反对过他的人也这样说。

　　当一个好“班长”，就要率先垂范。焦裕禄。到兰考，就到灾情最重的公社和大队去了。他到贫下中农的草屋里，到饲养棚里，到田边地头，去了解情况，观察灾情。在他带头下，兰考的干部形成了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好作风。

　　当一个好“班长”，首先要比别人看得远，解决问题棋高一招。面对兰考县的内涝、风沙、盐碱“三害”，焦裕禄却看到了灾害的另一面。他带领干部考察“三害”时，和同行的干部们谈了这样的看法：沙丘是一害，但我们在沙丘上栽满树，沙丘就会变成一片绿色森林;涝洼窝是一害，但我们治理它，把它变成一片池塘，就可以在池塘里栽苇、养鱼;碱地是一害，但我们用沙压碱，治住它，再种上适宜的庄稼，一片白就会变成好庄稼地。至于如何看待眼前的困难，焦裕禄讲了这样的道理：兰考有困难，正因为如此，它才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要革命。兰考穷、困难多，但有个好处，就是在这里能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革命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当一个好“班长”，就要把县委常委这一“班”人带好，必须使全体常委思想齐、动作齐。遇到重大事情，焦裕禄总是先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找出规律，提出解决办法，然后把道理在常委会上讲清楚，并且倾听大家的意见，然后共同作出决策。这样，大家道理明，认识统一，行动自然也一致。如何治“三害”，焦裕禄就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找到“三害”的规律，提出解决办法，常委会一致同意了他提出的治“三害”计划。

　　最后的日子

　　焦裕禄领导兰考县干部、群众治理“三害”废寝忘食。由于过度透支，本来就身患重病的他，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肝病持续发作，一次比一次严重，但焦裕禄却从来不说。他肝病严重的情况，是和他一起工作的干部发现的。兰考县委的干部们发现，焦书记每次主持会议、作报告，总是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他棉袄下边的两个扣子是不扣的，左手经常揣在怀里，按着肝部。他坐着办公时，总是用一个硬东西，一头顶着肝部，一头顶在椅子上，时间长了，他坐的藤椅的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他肝部疼痛时，头上豆大的汗珠往下滚。别人问他是否不舒服，他总是摆摆手说，没有，然后继续工作。有的同志问他为什么总是顶着肝部，他笑呵呵地说，这是我发明的“压迫止痛法”。

　　1964年3月，和他一起工作的县委常委们都发现他脸色越来越不好，断定他的病情已经很重了，劝他去疗养，他笑着说：“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他，他就不欺侮你了。”

　　一次，焦裕禄到地委去开会，地委负责同志也发现他脸色不好，劝他住院治疗，他说：“现在正是春天，要安排一年的工作，我离不开啊!”坚持不去住院。地委负责同志请来一位有名的中医给他看病，诊断结果是：病情已经很重了。这位中医给焦裕禄开了药方，他看了看价格，嫌药贵，说什么也不肯买药，他说：“灾区群众生活很困难，花这么多钱买药，我能吃得下吗?”县委的同志背着他去买来三剂，坚持要求他服药。他见药已经买来，只好服下。但他告诉县委的同志，坚决不能再买第四剂药了。

　　焦裕禄从地委开会回来，马上同县委办公室的干部张思义一起骑自行车到三义寨公社去抓典型，按照地委会议精神安排全县一年的工作。他们骑自行车走到半路，焦裕禄肝部突然剧烈疼痛，头上冒出豆大汗珠，全身无力，再也蹬不动自行车了。焦裕禄从自行车上下来，和张思义一起推着自行车慢慢走到三义寨公社。公社干部们看到焦书记推着自行车走来，头上冒汗，脸色很不好，知道他又发病了，异口同声劝他休息。他说： “谈你们的情况吧，我不是来休息的。”三义寨公社书记向焦裕禄汇报工作时，焦裕禄一边手按着肝部强忍剧痛听着，一边手里拿着钢笔记着。参加汇报情况的同志们发现，焦裕禄按肝部的手指在发抖，他记录的钢笔几次从手上滑落到桌子上。三义寨公社的同志再也汇报不下去了，焦裕禄却催促道：“说，往下说吧。”三义寨公社的同志在这件事上不能再听焦裕禄的，他们忍住泪，立即派人把焦裕禄送到县城医院。经检查，焦裕禄的肝病已经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县委按照医生意见，决定焦裕禄必须住院。

　　焦裕禄躺在病床上，心却在工作上。他挣扎着坐到病房里的桌子前，想动手写一篇文章题为《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文章。他铺开稿纸，拟好了四个小题目：一、设想不等于现实。二、一个落后地区的改变，首先是领导思想的改变。领导思想不改变，外地的经验学不进，本地的经验总结不起来。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四、精神原子弹--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拟好提纲后，他的手再也拿不动笔了。县委决定送他到开封市的医院去治病。

　　焦裕禄的病实在太重了，他肝痛得十分厉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坚持自己弯着腰走向火车站。踏上列车后他向送行的同志说，我很快就回来和你们一起治“三害”。他向县委副书记布置了最后一项工作，要求他要经常向他汇报抗灾工作情况。

　　开封医院给焦裕禄检查后，感到他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开封医院治不了，便将他转到郑州医院，郑州医院检查后也认为他的病情极为严重，又把他转到北京的医院。北京的医院经认真检查，作出了如下诊断：“肝癌后期，皮下扩散。”医生们的结论是：“最多能存活20天时间。”医生们在得知此前焦裕禄并没有使用任何止痛的药物后，非常惊讶：肝癌后期巨大的疼痛，一般人是忍受不住的，可焦裕禄竟然忍受如此巨痛坚持工作，连一声呻吟也没有。就是病成这个样子，他仍然经常从枕头下拿出《毛泽东选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认真阅读。他真是个钢铁般的人呀!他们带着崇敬的心情站在焦裕禄病床前久久不语。

　　送他去治病的兰考干部听到焦书记只能活20天，哭着央告医生：“我求求你，把他治好，俺兰考是个灾区，全县人民离不开他呀!”医生说：“焦裕禄同志的工作情况，在他进院时，党组织已经告诉我们了。癌症现在还是一个难题……”

　　北京医院也治不好焦裕禄的病。焦裕禄自己心中也明白自己的病治不好了，当护士来给他注射止疼针时，他摇摇手拒绝了，他说：“我不需要了，省下来留给更需要的人用吧。”他不愿意在北京治病让国家花那么多钱，又转到郑州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不久，医院即宣告焦裕禄病危。兰考县委常委们得知这个消息，派人到郑州看望他。焦裕禄见到县委来的同志时，不谈自己的病，而是先问县里治“三害”的情况：张庄的沙丘封住了吗?前几天下大雨，赵垛楼的庄稼淹没淹?老韩陵地里的泡桐树长得怎么样?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抽穗了吗?把那里的麦穗拿一把来，让我看看……

　　5月初，焦裕禄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他的大女儿到医院里去看他，他对大女儿深情地说：“爸爸没有什么送给你，家里的那套《毛泽东选集》送给你，那里面，毛主席会告诉你怎么做人，怎么工作，怎么生活……”

　　兰考县委的一位副书记到郑州探望焦裕禄，他用干瘦的手握着这位副书记的手问：“听说豫东下了大雨，庄稼淹了没有?”当得知排涝工程起作用，淹的地不多时，焦裕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忍着剧烈的肝痛，汗珠不时从额头上滚下来，喘息半晌，问道：为什么医生不肯告诉我病情昵?副书记告诉他：这是组织上的决定。焦裕禄听到此，心中更明白：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用颤抖的手，从怀里掏出一张自己的照片，交给这位副书记，说：“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党相信我们，派我们去领导，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是灾区，我死了，不要多花钱。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焦裕禄弥留之际，中共河南省委和开封地委有两位负责人来到他的床前看望他。他断断续续地对这两位上级党组织派来的代表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我没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逝世，年仅42岁。

　　1966年2月，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全面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焦裕禄的热潮，焦裕禄成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的榜样。2009年焦裕禄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近半个世纪过去了，焦裕禄就像一座丰碑屹立不倒，焦裕禄精神就像一面旗帜高高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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