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那些可歌可敬的“两弹一星”功勋故事（上）

重温那些可歌可敬的“两弹一星”功勋故事（上）

孟  红

在庆祝建军90周年之际，我们由衷铭记那些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横刀立马、浴血奋战做出巨大贡献的军事家们，同时，我们又怎能忘记那些为祖国的国防事业竭尽才智付出一生的科技界精英？！正是因为他们前仆后继的努力与付出，中国的国防力量才日益强大，保障着我们能在自己的国土里安居乐业，能在飘扬的五星红旗下骄傲地挺起胸膛。

早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中央军委制作了由515克纯金铸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授予或追授给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等23位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

这个特殊军功章，集中凸现了这些为新中国的成长做出杰出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团体身上那闪光无比的“爱国”和“奉献”的优秀品质——无论是他们当年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国的选择，还是为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无私奉献隐姓埋名数十年的坚定，都那么难能可贵！这个特殊军功章，也集中凸现了伟大的“两弹一星”事业所孕育出的“两弹一星”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对此朱光亚曾阐述得非常深刻：“热爱祖国、无私奉献，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是一种高尚的情操和品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我们事业的根本基点，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意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是我们事业的时代特征，是一种优良的作风和传统。”对于这些科学功臣的浴血奉献与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30日召开的“科技三会”中给予了十分的肯定和褒扬：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懈努力，我国科技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两弹一星”等工程技术成果，为我国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奠定了重要基础。的确，“两弹一星”工程成功的意义在于：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实力，促进了科技的发展，推动了人才建设，促进了经济繁荣，振奋了民族精神，提高了国际地位。如今，我们的祖国愈来愈强盛，离不开这些星光璀璨的“两弹一星”功勋的巨大贡献。为了让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能学习和汲取老一辈科学家们不畏艰难、勇于探索、锐意创新、发奋图强、发现真理、坚持真理、淡泊名利、戒浮戒躁的崇高品质，培养和树立献身科学事业和祖国富强、谋求人类幸福的伟大理想，本刊谨以此文献上“八一”追思，以表达对这些国防科技功臣的崇高敬意！让我们永远铭记他们的卓越功勋！

钱学森：一心向党的中国航天之父

1955年10月28日，从美国归来的钱学森（左一）到达北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前来迎接。

钱学森，1911年12月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杭州。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使客居美国的钱学森心潮澎湃。他对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报效祖国了。”此时钱学森已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蒋英也在音乐界享有盛誉。为了笼络他们，美国政府为他们提供了十分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祖国的召唤，使他们毫不犹豫地决定放弃眼前的一切。

1950年8月，钱学森一家人准备乘坐加拿大航班离开美国。美国国防部以莫须有的罪名通过海关扣留了他。美国司法部签署逮捕令将他关押起来。但他一面继续科学研究，一面坚持斗争，伺机回国。1955年5月，他从海外华人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中国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报道，其中有他家的世交陈叔通和毛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的消息。于是，他立即给陈叔通写了一封请求祖国帮助他回国的信，夹在蒋英写给她在比利时的妹妹的信里悄悄寄出去。

陈叔通接信当天就把它送交周总理。当时，中美正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王炳南大使便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与美方就此进行交涉。开始，美方不承认扣留了任何中国公民，但当王大使拿出钱学森的信时，美方才哑口无言并无奈地允许其回国。

1955年秋末，历经磨难钱学森终于回国。翌日晨他就带领全家来到天安门广场，激动地仰望着天安门和五星红旗。随即组织上安排他去东北参观新建的工厂、水电站、大学、研究所。从建国6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中他亲身感受到了党领导的新中国的强大力量，更坚定了报效祖国的信念。

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五院宣布成立。钱学森给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开始培养新中国第一批火箭、导弹技术人才。1957年2月，他荣任国防部五院第一任院长。1960年，他具体领导我国成功研制了第一枚导弹。之后又亲自主持我国“两弹结合”的技术攻关和试验工作，于1966年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枚核导弹。1968年，他又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负责研制发射人造卫星，并于1970年成功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美国时他虽不是党员却因爱国背上了“共产党”的“罪名”。可回国后的亲身经历，却使他产生了真正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1958年初他郑重地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1959年1月，经中国科学院党委批准，他成为预备党员，并于同年11月12日转正。这天他心潮澎湃彻夜难眠。从此，他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说：“我在美国是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一心想用自己学到的科学技术救国，不懂得政治。回国后，我通过学习才慢慢懂得马克思主义，懂得点政治，感到科学与政治一定要结合。即便是纯技术工作，那也是有明确政治方向的。不然，技术工作就会迷失方向，失去动力。”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无愧为人类智慧的源泉！”

20世纪60年代初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却偏遇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生活十分困难。为保证科技专家的正常工作，党和国家想尽办法照顾他们。聂荣臻还专门送去一些猪肉，交待给钱学森补充营养。有一天，炊事员看见钱学森太劳累就为他做了碗红烧肉。不料平时和颜悦色的他严肃批评道：“你们知不知道，现在全国人民都生活困难，连毛主席、周总理都不吃肉了，居然给我做红烧肉，党性到哪里去了？”他还把自己刚出版的两部科学巨著的稿费作为党费上交。他说，我要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

钱学森一生获得荣誉无数，但最看重的是“优秀共产党员”。1991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的表彰大会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他应邀发表讲话，说：“今天我还不是很激动，真正激动的是前不久我看了王任重同志为《史来贺传》写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5个人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当时我心情激动极了。我激动的是，我现在终于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他经常深入地处沙漠戈壁的试验基地。那里自然条件的恶劣、人民生活的艰辛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退出领导岗位后，他仍思索着如何用科学改变那里的环境。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提出发展沙产业的思想：“我国沙漠和戈壁大约16亿亩，和农田面积一样大。沙漠戈壁并不是什么也不长，沙漠和戈壁的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沙产业就是在不毛之地搞农业生产，而且是大农业生产。这可以说是又一项尖端技术！”他1994年、2001年分获何梁何利基金奖、霍英东“科学成就终生奖”，奖金都是100万港元。支票还没拿到手他就让秘书代写委托书捐给沙漠治理事业。他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他始终“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他还一直牵挂着国家的长远发展，思考着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他将从美国的大学教育到他的老师冯·卡门的教育方法，从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体会到中国许多著名科学家的成长经历，从“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到我国今后的长远发展等思索一一交谈给同事，奉献给社会，显示了人民科学家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朱光亚：“立德立功”的杰出战略科学家

1966年10月，核导弹试验成功后朱光亚（右一）与聂荣臻亲切交谈。

1964年深秋核爆的那个夜晚，一向作风严谨的他，第一次喝得酩酊大醉，从未有过的兴奋溢于言表，潸然泪下。多少年的不懈坚持，终于成功了！他，就是为我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朱光亚，他用聪慧和执着谱写出新中国血脉中最顽强的力量。朱光亚，1924年2月生于湖北武汉。

1938年，时局动荡不安，辗转多地赴重庆读书的他，先后就读于合川崇敬中学、江北清华中学（今重庆清华中学）、重庆南开中学。在重庆南开中学受数理化老师的影响，他对自然科学产生浓厚兴趣。1942年夏，他顺利进入西南联大。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他从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46年，吴大猷教授赴美国研究、讲学时可带两名研究生随行便选了李政道与朱光亚。同年深秋，朱光亚与华罗庚、李政道一起从上海出发赴美留学，学习研究美国的核物理技术。但此次赴美并没有他们想的那么简单，追梦之旅很坎坷，但他说，坚持就好！他们与先期到达的曾昭抡碰面，曾的一席话：“美国有关原子弹的各个科研机构均不准许外国人进入。”使他们恍然大悟，但这更加坚定了他们学习核物理的信念。他遂进入密执安大学从事核物理的学习与研究。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说：“只有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祖国，个人的人生价值和理想才能得以实现。”他积极组织各种爱国活动，密切关注国内形势发展变化。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后的1950年初，他毅然放弃国外的优越条件和待遇，投身到新中国的创业热潮中。归国途中与51名爱国留美同学联名写下《致美国留学同学的公开信》，呼吁大家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

在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岁月里，他把个人志向与民族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每次人生选择中都把祖国需要放在首位。1952年，作为北京大学的一名优秀教师，他自觉服从组织安排，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英文翻译，奔赴朝鲜战场参加艰苦激烈的停战谈判。50年代末，面对某些大国的核讹诈、核威胁，他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决定，毅然投身到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之中，从此隐姓埋名、忘我工作，把全部的心血和智慧献给了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

作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工程技术总负责人，朱光亚始终战斗在最前沿，潜心致力于我国原子弹、氢弹的技术突破。1959年起，他参与领导和组织了核武器的研究、设计、试验与制造工作；1964年至1966年，他参与组织领导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空投航弹、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任务，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实现了我国原子弹研制的飞跃发展；1967年6月，他参与组织领导的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强烈的冲击波又一次震撼了世界；1969年9月，他参与组织指挥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为核武器技术快速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此后，他继续负责组织核武器技术研究和发展工作，还指导了潜艇核动力、核材料技术的研究发展；为和平利用原子能，他组织指导了中国首座核电站——秦山30万千瓦核电站的筹建、核燃料加工技术和核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项目的研究开发。

他极重视实践，对于工程重大问题总是深入实际，事必躬亲；他特别强调严肃、严格和严密的“三严”作风；他对工程问题的思考和处理极为精细，精益求精、周到细致；每到关键时刻，他敢于负责，决策果断，而且有科学严谨的管理办法。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工程是一项宏大而复杂的大系统工程，汇集了一大批最优秀的科学家和成千上万的工程科技人员，他精心组织大家团结奋斗，协同攻关，使这支科技大军整体效率很高，聪明才智和创造力发挥得特别好，创造了核武器工程科技的一个又一个奇迹。

他更是一位优秀的战略科学家。他思想深邃，学识渊博，具有远见卓识，勇于开拓创新，始终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战略思维、战略谋划和战略管理。他总是善于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紧跟时代步伐，瞄准国际前沿，思考和研究宏观性、前瞻性的战略问题，我国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大问题，适时向中央提出咨询建议并积极参与战略决策。在核武器研制过程中他特别重视“顶层设计”，高瞻远瞩，精心谋略，因而能够高屋建瓴，超前部署，掌握了工作的主动权；他组织领导了新时期历次国防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为我国国防尖端技术和武器装备建设事业的发展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参加了新中国历次国家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研究制定工作，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总体战略专家顾问组召集人之一；他参与组织领导了国家“863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参与指导了载人航天工程的前期论证工作。为祖国的工业化、现代化殚精竭虑、建言献策，立下不朽功勋。党和国家许多领导人都称赞他有“立德立功”之优秀品格。这品格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现代科学精神的完美结合。2011年2月26日朱光亚逝世，享年87岁。

郭永怀：用生命守护核机密的空气动力学家

有这样一位中国力学科学的奠基人和空气动力研究的开拓者，不仅为我国核武器研制和发展做出突出贡献，而且为“两弹一星”伟大事业过早地献出宝贵生命。在突发危及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和警卫员紧紧地抱在一起，用身体保护着国家绝密文件资料完好无损。他就是令所有国人难以忘怀和肃然起敬的郭永怀。

郭永怀，1909年4月生于山东荣成。他在抗日烽火中出国留学，目睹日军的飞机在头顶横行，决心选择对航空起决定作用的空气动力学专业，将来服务于祖国的国防事业。1945年，他凭借有关跨音速流动的高难课题取得博士学位后，选择到空气动力学居世界领先地位的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但他声明“只是暂时服务”，将来有一天还要回到中国。

郭永怀研究的学科经常能接触一些机密资料，美方让他填写的一张表上有项内容便是“如果发生战争，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若不同意便会失去涉密资格，但他毫不犹豫地填了“否”。尽管他在学术上受到重重限制，却时时关心新技术的发展，记在本子上或装入脑海里。

1950年，钱学森启程回国，被美国当局扣押，之后郭永怀的行动也受到限制，连去英国讲学都不获准。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议达成侨民可以自由回国的协议后，钱学森终于辗转回国。这一切使郭永怀更坚定了回国决心。为避免美方以掌握重要资料为由继续阻挠他回国，他不惜烧掉十几年来写成的珍贵手稿。许多朋友都劝他，康奈尔大学教授职位已很不错了，为何总挂记着那个贫穷的家园呢？不劝倒罢，劝的人越多他越火：“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1956年秋，他如愿携全家回到祖国，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郭永怀对学生倾囊相授。

经钱学森推荐，郭永怀任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不久，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他，问他有什么要求，他焦急地说道：“我想尽快投入工作……”

尽管他身体瘦弱，但工作起来却精力过人。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中的他立即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促成了力学所与清华大学合办研究班，自任班主任与主讲人，培养了中国国防业未来的人才库。二是参加制定了“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这意味着中国的力学研究有可能在未来12年内迅速发展到现代化阶段。他曾教导年轻人说：“我们这一代，你们及以后的二三代要成为祖国的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子。”他全力以赴地投入高超空气动力学、爆炸力学、电磁流体力学、飞行力学和固体力学的研究和指导工作。他从不午休，星期天和节假日从不休息，早出晚归，埋头书案，彻底放弃了原先的几样爱好，仅视工作为最大和唯一乐趣。1960年，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刚刚起步，苏联便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中共中央决定自力更生从头摸索，任命105名专家学者组成一支特殊队伍，钱学森再次向党中央推荐了郭永怀。同年，他正式受命担任九院副院长，负责核武器的力学部分和武器化。他组织大家对核武器的结构力学、结构强度、压力分布等进行具体研究和计算；并指导大家进行核装置的静态力学研究和试验。

他与几乎同时调入二机部九所担任技术领导的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形成了我国核武器研制领域最初的三大支柱，分别主管设计研究、实验研究、理论研究。

他的生活随之进入半地下状态，甚至连妻子都不知他在干啥。上午他秘密进入九院进行核武器研发，下午则以力学所副所长的身份进行力学研究。为保密其司机从未换过。1963年，英美苏联合签署了《禁止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意图限制中国的核研究。为加快中国核武器研究步伐，党中央抽调大批科研人员前往青海新建的核武器研究基地。他随同迁往这一各方面条件极差之地。他与许多同事都有了高原反应。由于频繁往来于北京和青海基地，身体无法适应，他的健康状况严重受损。

在核武器研制基地青海高原、在核试验场新疆罗布泊，他担任场外试验委员，他深入试验现场指导工作、开展试验，在气候环境十分恶劣的戈壁、高原，与年轻的科技人员一起喝苦水、住帐篷，风餐露宿。他经常奔波于北京、青海和罗布泊之间，听取汇报、指导科研，深入科室、车间，亲临试验现场，对一些关键问题开展技术讨论。从课题设置、方案制定、装置建立、实验落实、结果分析等，一一亲自过问。他仍关注和倡导力学新兴领域的研究工作；参与领导火箭氢氧发动机和地空导弹的研制、有关物理工程的筹备、领导人造卫星设计院、空气动力研究院的筹建、指导重大工程防护的科研等工作。生活上其简朴出了名，一支钢笔从中学时代竟一直使用到牺牲。

在将要进入正式试验阶段的那些日子里，他每天都要忙十几个小时，有时是通宵达旦，吃饭也是席地而坐边研究边吃。1964年10月16日首颗原子弹装置试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首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首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当闪光火球和蘑菇状烟云冉冉升起时，全体测试人员一片沸腾，他却瘫软在试验现场，身边工作人员把他架到临时帐篷里的铁皮床上，他太累了。

1968年12月初，他在青海基地发现了一组重要数据，急于回京研究便搭乘夜班飞机。12月5日凌晨，飞机飞临首都机场距地面约400米时突然失衡偏离跑道，扎向1公里外的玉米地，瞬间腾起一团火球……

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找到郭永怀时才发现，他同警卫员紧紧地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遗体被吃力地分开后，中间掉出一个装有绝密文件的公文包。在飞机遇险、生命将尽的最后瞬间，他想到的却是用身体保护国家秘密安全、完好！他壮烈牺牲，享年59岁。12月25日，郭永怀被国家授予烈士称号。

姚桐斌：“文革”中陨落的中国航天材料奠基人

姚桐斌

在中国，有这样一位鞠躬尽瘁杰出的科学家、世界范围内顶尖的冶金学家。没有他，中国无法造出火箭外壳；没有他，中国第一颗卫星无法发射。他就是中国航天材料奠基人——姚桐斌。

1922年，姚桐斌生于江苏无锡黄土塘镇。虽然家境贫寒却天资聪颖，1941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今西南交通大学）矿冶系。1946年在考生云集、角逐激烈的公费留学考试中，又以第一名考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师从声名显赫的冶金教授弗·康德西。

初到英国，国民党政府却终止了对他的学费供应。为省钱他搬到一家屋顶小房居住，一日三餐都是面包加白水。在如此艰难境况下，1951年底他获得伯明翰大学工业冶金学博士学位，1953年再获伦敦帝国科技学院DIC学位。对于攻读两个博士学位，他的初衷只有一个：祖国贫穷落后，想多学一些科技知识奉献给祖国。

在英国本可以过上好生活的他，心中念念不忘的依旧是祖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他和同志们发回电报向毛主席致敬。祖国给他们寄去了报纸、杂志、影片等，他们就在华侨和英国群众中进行宣传，扩大新中国的影响。他先后担任过留英学生总会的总务干事、刊物编辑、秘书、主席等职。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他到英国许多地方作报告，赞颂中国正义之举，斥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进行募捐。他的爱国行动引起英国政府的不满，英国特务对他横加迫害，指控他“破坏皇家法律”“进行颠覆”并吊销其护照。1953年，他只得离开英国，在驻外使馆的指示下转移到西德继续为党工作。经过艰苦斗争的锻炼，他的革命人生观日益坚定，并向驻瑞士使馆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同时，他不顾众人反对毅然申请回国，却被英国国防部约去“谈话”，并被冠以“掌握国家机密”名义不准回国。

当时，世界最负盛名的铸造学教授依·皮沃斯基听闻此事，邀请姚桐斌前往德国，在慕尼黑大学的研究所工作。在此他仅用了3个月就熟练掌握了德语。他在金属液体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引起西方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德国亚琛大学的教授弗格博称赞道：“桐斌有着阳光般的魅力，我们大家都喜欢他，也都钦佩他的学识。”

1955年，周总理赴瑞士出席日内瓦会议，使馆党组织向周总理请示了有关问题，周总理指示可以酌情发展在国外工作的同志入党。党组织根据姚桐斌几年来接受的严峻考验，决定吸收他入党。

1956年9月，他在瑞士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再次申请回国。然而，联邦德国发现他的共产党身份后，强力阻拦他的回国计划。周总理得知此情，甚至亲自与德国交涉，做了许多妥协与交换后，专门将姚桐斌接回国。

在德国做研究员时他月薪3000马克，回国后每月只能拿到230元人民币，但他毫不介意，他说：“我回来不是为了地位和金钱，而是为了把学到的知识贡献给祖国的建设。因此，我愿意在基层做一些具体工作，为我国运载火箭和卫星上天贡献一份力量。”

回国后他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不久便担任材料研究室主任，在一线岗位做研究。这是一个只有几十个年轻人的小单位。材料研究室1961年初发展为703材料工艺研究所，他作为该所所长，在培养科技人才方面呕心沥血，为我国航天材料工艺研究的创立、成长及壮大，做出很大贡献。在他的才华推动下，703研究所很快成了具有国际影响、实力超强的研究机构。

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材料工业水准很低，有一种耐高温的钎焊合金材料，即使在中苏关系最密切期苏联也对我们严格保密其成分和工艺。因此在中苏反目后这种材料的研制一时成为我国航天发展的“拦路虎”。而在举国求助无门时，姚桐斌仅凭一人之力就确定了这种材料的成分及比例、两月内就生产出了钎焊合金。

而这只是他众多贡献的冰山一角，他任航天部703所所长后，牵头开展了500多个研究课题，几乎每个课题都填补了我国空白，很多取得重大科技突破，为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发展提供了技术储备，对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其它的成果也转化为民用商品，为我国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他本人的航天材料与工艺的科研成果至今仍沿用在航天飞行中。

为让研究人员接触英文论文，他还在研究所内开设英语学习班，初级、中级、高级3个班一起开，一时形成争学英语热潮。但此事却成了落在坏人手上的把柄。更令人痛惜的是，“文革”期间，正值壮年的他被人肆意凌辱，殴打致死。时年仅46岁。

惨案发生后，周总理极为震怒，指出，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为党纪国法所不容，一定要查明凶手，严肃处理。随即挥笔写下一批科学家的名字，命令严加保护，“必要时用武力保护”。上百位科学家因此而被保护下来。他们至今还念念不忘，是同事姚桐斌以生命为代价，才让他们免遭厄运。直到拨乱反正的1978年，经中共中央批准，追认姚桐斌为烈士，并于3月18日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这天，正是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日子。

令人深思的是，“文革”后，我国某型号火箭因发动机材料不过关，试验屡屡失败。过了很多年后，科研人员终于根据国外期刊的一篇法语论文，解决了发动机材料的问题。而让他们感慨的是，论文作者栏中赫然写着：“姚桐斌”！他曾在给年轻人的信中写道：“我是中国人，当年出国留学，就是为了学成之后回去报效祖国，别看现在中国比较落后，将来一定会强盛起来的。”

邓稼先：舍身为国“失踪”28年

为了祖国的富强，他默默无闻隐姓埋名28年，壮丽的蘑菇云最终见证了他的伟大，从此中国人民在国际上有了发言权，而他却因核辐射过早耗尽自己的生命。令人感动的是，去世前他仍坚持工作，始终心系祖国的国防事业。他就是我国核工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邓稼先。

邓稼先，1924年生于安徽省怀宁县，先后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和美国普渡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50年回到祖国；他参加组织和领导我国核武器的研究、设计工作，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从原子弹、氢弹原理的突破和试验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试验，均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主要参加者，其成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被称为“中国原子弹之父”。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邓稼先1947年通过赴美研究生考试，1948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因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仅26岁，人称“娃娃博士”。取得学位刚9天就毅然放弃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

1950年10月，他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此后的8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他，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他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他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

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他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终止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任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他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中国研制原子弹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常饥肠响如鼓。邓稼先从岳父那里能多少得到一点粮票的支援，却都用来买饼干之类，在工作紧张时与同事们分享。虽条件艰苦但他们日夜加班。“粗估”参数时，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个问题。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整整8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直接领导并参与投入对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按照“邓、于方案”最终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2年零8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10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故障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待他回京后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但他仍坚持回到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

1985年他最后离开罗布泊回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因受到核辐射而身患直肠癌。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妻子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他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

邓小平说，如果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邓稼先作为“两弹元勋”由于功勋卓著得过许多大奖，在世时很多人问他，搞“两弹”得了多少奖金，他总是笑而不答。1986年5月，在他病危期间远在美国的挚友杨振宁赶回来到医院看望他时也问及，他轻描淡写地回答：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足见，他为了新中国的“大炮仗”立下不世奇功，发多少奖金都不为过。但他是为事业而活的，奖金在他眼里不过是身外之物。7月29日，身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的他因全身大出血病逝，享年62岁。他临终前仍牵挂如何努力发展我国的尖端武器，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钱三强：结缘、引爆原子弹的“中国原子能之父”

钱三强

钱三强，1913年10月生于浙江绍兴。原籍湖州。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中国第一个重水反应堆总设计师。父亲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是第二代居里夫妇的学生，又与妻子何泽慧一同被西方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他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组织协调者和总设计师。

1937年到1948年，他在法国居里实验室由一个青年大学生成长为科学家。这11年也奠定了他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基础。他的导师约里奥是法国共产党员，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全法地下抵抗运动委员会副主席。1940年的一天，他得到一本《西行漫记》。通过此书他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由衷的敬仰。

1945年4月他被派往英国考察学习核乳胶技术。临行前，中共旅法支部成员孟雨约见他并说：“你到伦敦后可去见一位中国海员，他叫陈天声，是我们的知心朋友。”他遵命专程拜访了陈。陈见他是旅法支部介绍来的朋友，十分信任。在叙谈后约他翌日去看望祖国来的同志。次日在一家旅馆里他见到了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详尽描述过的传奇式英雄、时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的邓发。邓发很关心他的进步，在询问了他的学习、工作和思想情况后彻夜长谈。并指着自己身上穿的毛衣说：“这就是延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产物。”还启发他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树立共产主义理想，把科学才华献给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分别时他从邓发那里得到一份用延安《解放日报》剪贴成册的毛泽东著作《论联合政府》。

党组织的信任，毛泽东著作的指引，使钱三强的思想向着一个新的高度飞跃。从伦敦回到巴黎不久，他在旅法支部领导下参加了与国民党反动派旅法势力的斗争。

1948年4月，新任中共欧洲委员会书记的刘宁一约他在卢森堡公园见面。在分析了国内解放战争形势后暗示他：你回去以后，到北方的一所大学任教。遵照这一指示，他回国后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并兼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所长。

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现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在北京成立。吴有训任所长，钱三强任副所长。次年3月他又任所长。事业初创，开展科研工作的条件极其简陋。国内根本没有现成的仪器设备及相应的工业基础，西方国家又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就是有钱也买不到做实验用的仪器设备。面对困难，他与王淦昌、彭桓武依靠和团结当时为数不多的科学工作者，发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延安精神，群策群力，先研制有关仪器设备，后开展科研工作。他们还到北京、上海的旧货市场寻找一切可用的旧五金器材、旧电子元器件，为科研服务。在他领导组织下，近代物理所只用5年时间便在许多领域取得了重要的科研成果，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为后来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大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在全身心致力发展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同时，他也于1954年1月26日从党的“知心朋友”成长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郭沫若院长得知他入党的喜讯后非常兴奋，欣然为他书写了一段马克思名言以示祝贺：“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那些不畏劳苦，在崎岖小路上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本国核力量后，钱三强又成为规划的制定人。1958年，他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何泽慧）。他还将邓稼先等优秀人才推荐到研制核武器的队伍中。

他领导建成中国第一个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及一批重要仪器设备，使我国的堆物理、堆工程技术、钎化学放射生物学、放射性同位素制备、高能加速器技术、受控热核聚变等科研工作，都先后开展起来。在苏联停止对中国的技术援助后，他一方面迅速选调一批优秀核科技专家去二机部，直接负责原子弹研制中各个环节的攻坚任务，一方面会同中国科学院有关领导人组织联合攻关，使许多关键技术得到及时解决，为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成功做出重要贡献。

1960年，中央决定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后，已兼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担任了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他像当年居里夫妇培养自己那样，倾注全部心血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在“两弹一星”的攻坚战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核专家，并在这一领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人们后来不仅称颂钱三强对极为复杂的各个科技领域和人才使用协调有方，也认为他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是“忠心爱国”的科技大本营。在原子能所组织中子物理理论与试验两个研究组开展氢弹的预研工作，为氢弹研制作了理论准备。

为了研究一种扩散分离膜，由钱三强领导成立了攻关小组，经过4年的努力研究成功，成为继美、苏、法之后第4个能制造扩散分离膜的国家。同时成功地研制了我国第一台大型通用计算机，成功地承担了第一颗原子弹内爆分析和计算工作。

在原子弹的整个研制过程中，浸透了钱三强的智慧与心血。他不仅为原子弹的研制作出了贡献，也为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为培养我国原子能科技队伍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晚年的钱三强身体日衰，但仍担任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他一直关心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强调不仅要服务于军用还要供民用。1992年6月28日他因病去世，终年79岁。

陈能宽：尽现献身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的科学家

1988年，陈能宽查阅资料。

陈能宽，1923年生于湖南省慈利县。是一位金属物理学家、爆轰物理学家。1942年，他以优异成绩被保送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矿冶系。1947年赴美国耶鲁大学留学。短短3年时间他便获该大学物理冶金系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在想要报效祖国之际，因抗美援朝被迫滞留美国，拳拳爱国之心只能暂时埋在心中。在美国工作的几年间他很快成长为小有成就的年轻科学家，但内心报效祖国的渴望与日俱增。

1955年秋，中美两国在日内瓦达成“交换平民及留学生”协议，使陈能宽一家人重燃回国的希望。面对美国的同事、朋友对自己渴望回国的不解，他回答道：“新中国是我的祖国，我没有理由不爱她。这种诚挚的爱，就像是被爱神之箭射中了一样，是非爱不可的，正如鲁迅的诗句所说，我是‘灵台无计逃神矢’啊。”

在思想境界、学术水平正要接近成熟时他却接到了一个改变人生轨迹的通知：调入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1964年改为院），参加我国核武器研究。我国核武器研究白手起家，各方面研究都远远落后于美国和苏联，他们在巨大压力下受令。塞外风沙弥漫，科技人员克服一切困难，依然夜以继日地工作，他经常亲临一线组织实验。历经两年多、数以千次的试验后终于解决了一系列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理论和实验问题。他和这帮年轻人最短时间内做出了第一颗原子弹所需的起爆元件。

1963年，他被任命为实验部主任和“冷试验”技术委员会副主任，负责爆轰物理、高压物理、中子物理、炸药部件和核材料部件研制等任务。他和大批科研人员响应国家号召，从长城脚下转战青海高原、塞外荒漠，为我国的核武器发展付出了难以言尽的艰辛努力。多年的科学积累和刻苦钻研，使他们很快进入了爆轰物理的前沿，并逐步开拓了中国的爆轰物理专业。这支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的攻关队伍，在化工技术、聚合爆轰设计技术、“增压”技术、材料状态方程和相应实验测试技术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突破。

1964年2月，他被任命为二机部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这是对他的科研业绩和管理能力的充分认可，同时，也在他的肩上压上了更重的担子。当年的6月6日，他带队进行了预定计划的全尺寸爆轰模拟试验，成功解决了核试验前一系列内爆物理学与相关的材料与工程问题，为我国首次核试验铺平了道路。紧接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他带队向氢弹研制冲刺。数年艰苦奋战，与理论设计的研究人员密切合作，将关键问题和工程科学问题逐一解决。1967年6月17日，中国人自力更生研制设计制造的氢弹试验成功。

核武器研制，既是工程规模的物理研究，也是物理深度的工程开发。如何将核试验获得的科学成果转化为手中的武器，是艰苦历程中最鲜为人知的重要部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陈能宽就和王淦昌共同进行了“聚合爆轰波人工热核反应研究”的探索，开展了新一代起爆方式的研究。经过10多年的不断探索与实验，他带领一大批工程师与电子学家，摸索出一整套冷实验的物理思想、方法、技术途径以及工作制度，对我国的武器定型做出了决定性贡献。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核导弹从近程、中程一直延伸到洲际，都采用这种方法来获取定型数据，既确保了沿线居民的绝对安全，又节约了大量的国家资金。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他不再负责武器型号的爆轰物理实验，分管基础研究等工作。他从另一个层面深入思考核武器研究的深层次问题并深切感受到：我国科技人员在“两弹一星”积累的科学基础上，已经建立了高技术发展的基本条件。面对世界高技术的竞争与挑战，凭借敏锐的学术感知，20世纪80年代初，他再次抓住科技发展的脉搏参与了中国跟踪世界高科技发展的“863”计划的前期论证工作，并直接参加了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纲要的论证起草。

1986年7月，他被任命为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次年2月，64岁的他任国家863-410主题专家组首席科学家。他大力倡导在“两弹”研制工作中形成的技术民主、自力更生、协同创新的优良作风。在原国防科工委的领导下，他以“多做少说、多做不说”的工作作风，将全国各优势单位的科技力量集中起来协同攻关，组织专家进行了大量跟踪、调研、动态分析、评估等工作，以及“863”计划有关领域的起草、制订和实施工作，为中国强激光技术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打下了坚实基础。

1980年，他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2年，由他领导进行的“聚合爆轰波人工热核反应研究”获全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4年，他因多次成功领导核武器重大试验获国家发明奖二等奖，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专家称号。1985年，他因在“原子弹突破与武器化”和“氢弹突破与武器化”两项工作中的杰出贡献，和邓稼先一起，作为整个核武器集体的光荣代表，领取了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对于我国核武器事业的成功，陈能宽常提到不能忽视“攻关人员的献身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他们是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人，是因任务而结合的一群人，“夜以继日地奋战在草原、在山沟、在戈壁滩。即使在城市，也过着淡泊明志、为国分忧的研究生活”，这是他们共同的生活状态。当生活归于宁静后他仍不能忘却激情燃烧奉献于祖国核事业岁月的那种澎湃。1992年冬，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召开的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他受朱光亚、王淦昌、彭桓武等科学家的推举，写下了这样的词句：“许身为国最难忘，神剑化成玉帛酒，共创富强”。2016年5月27日，陈能宽逝世，享年94岁。（未完待续）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