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拉美的民主过渡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
魏文编译
自从1994年在墨西哥的萨帕塔起义和1998年乌戈•查韦斯在委内瑞拉掌权以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历的政治上的重组之后，这个地区的民主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不仅巩固了它的代议制民主，而且在走向参与制民主模式方面取得重要的进展，特别是在那些进入具有社会主义标志的民主国家遇到了国内和外部巨大的障碍与矛盾，比如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此外还有古巴模式的发展。与国家的政治制度一起，墨西哥萨帕塔主义和巴西无地农民运动的经验也是出色的，它们建设了自己直接的民主的结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既在理论上也在经验上正在经历一种社会主义方向的民主，检验20世纪所谓“现实的社会主义”曾经有过的解释和经历。
21世纪第一个十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政治上的重组最新的背景不仅是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发生的政治进程和民众的斗争，而且发生了两个关键的和从未有过的具有民众性质也对世界形势有影响的事件：1994年1月萨帕塔主义的起义-反对处于顶峰的新自由主义的武装反叛-;从1998年乌戈•查韦斯在总统选举中胜利时起在委内瑞拉开始的玻利瓦尔革命。这两个事件在拉丁美洲的地缘政治中引起反响，同时也在世界范围内巩固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跨国化的斗争的空间和方式的进程中产生反响。萨帕塔主义者表明了一条社会斗争的路线，同时玻利瓦尔革命标志着改造国家-机构的道路。
这些地区性的变化表现在从查韦斯执政开始，建立了左派的政府，查韦斯执政本身就是一个真正的历史性事件。在这个年表的秩序中，我们强调卢拉就任巴西总统(2002年)，内斯托尔•基什内尔在阿根廷就任总统(2002年)，塔巴雷•瓦斯克斯在乌拉圭就任总统(2004年)，埃沃•莫拉莱斯就任玻利维亚总统(2005年)，达尼埃尔•奥尔特加就任尼加拉瓜总统(2006年)，同年拉法埃尔•科雷亚被选为厄瓜多尔总统，费尔南多•卢戈就任巴拉圭总统(2008年)，毛里希奥•富内斯当选萨尔瓦多总统(2009年)。这些政府的某些领导人不断提出他们的计划，除了巴拉圭总统费尔南多•乌戈被国会的政变解职，基什内尔和查韦斯两位总统先后去世。
必须指出左派参与了不同类型的协议，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组成的集团通过召开民众广泛参与的制宪大会进行结构性的变革，同时其他国家只是经历了对新自由主义的模式进行有限的改革，阿根廷的情况是个例外，它重组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实现扭转对居民生活条件的严重破坏，恢复了对国内市场的控制。
作为这些变革的结果，发展了经济、政治和文化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南方共同市场得到加强，建立了地区性的组织，如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南美洲国家联盟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此外，在能源、金融交易甚至在通信领域提出了更具体的倡议，如加勒比石油计划、南方石油公司、南方银行和南方电视台，所有这些都是在查韦斯总统的领导下得到特别推动的。
这个前所未有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一体化进程可以诠释为对所强加的新自由主义的模式寻求一种国家的和民众的出路的反潮流进程的开始，做到明显地削弱了美国在本地区经济的和政治的霸权，取代了过去由美国政府设计和控制的所谓一体化的组织，如美洲国家组织、美洲开发银行以及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图谋。
代议制民主的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半球霸权主义的政治模式，自由的或代议制民主的建立针对的是所谓的(前苏联)“现实的社会主义”的政权，作为自由和保障一种真正民主的可靠和有效的政治代议制的万应灵药。那是所谓“福利国家”的时期，实现由于资本主义的让步公民有限的参与，保障社会劳动阶级的某种社会经济安全。
面对古巴革命的现实和本地区不同国家出现游击队，美国与寡头团伙以及它们的军队一起，将一个军人独裁的时期强加于人并提供支持，军人独裁政权使民主的进程落空，以避免“社会主义的扩张”和古巴可能产生的影响。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华盛顿在战术上宣布反对它曾经支持过的独裁，同时通过国家的深刻改造将新自由主义的模式强加于本地区，开始所谓的“向民主过渡”。实际上，这是一项保障军人就交权与下面反对可耻的独裁的文人达成协议，交换条件是让军事独裁者逍遥法外，从根本上保持军事机构不受触动。
在这个背景下，在厄瓜多尔海梅•罗尔多斯通过选举渠道上台(1979)，费尔南多•贝朗德在秘鲁执政(1980)，劳尔•阿丰辛在阿根廷上台(1983)，胡利奥•桑吉内蒂在乌拉圭执政(1985)，何塞•巴尔内在巴西掌权(1985)，帕特里希奥•艾尔文在智利上台执政(1990)。
这个阶段可以用“受限制的民主”的概念来理解，这种民主局限于定期举行选举，公民不参与对政府的事务做出决定，寻求“加强行政的权力，以便能够强制推行对民众的压力，实现经济的现代化”。
吉列尔莫•奥多内尔引入“有限的民主”的概念，根据履行可以评价的准则来确定民主的水平。这种视角是一种政治学的思潮的组成部分，波比奥和达尔强调这说的是在一个国家或一种特定的情况下的民主，如果能够履行一整套的条件的话。达尔认为，民主的理想由一个保障结社自由、言论自由、投票权、能够被选为任何代表性的职务，以及候选人或政治领导人进行竞争，寻求支持和选票的权利的社会支撑;这就是“自由和公正的选举”，机构确保政府的政策依靠投票和选民意志的方式。
这里我们选择“监护的民主”的概念，强调它的局限性和受到的限制，这是将一个福利国家改造成为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洛佩斯和里瓦斯指出，保守派的计划是企图有民主，但没有社会正义，没有国家的解放，没有权利选择一种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经济政策，也不能选择一个得到民众大力支持的民主的政府。提出一种没有选择的民主，少数公民的投票是为了在一个人心背向政治家中间进行选择，而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和程序安排上的分歧是微不足道的。
我们的出发点的论据是一些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正处在一个从“监护的民主”的模式向社会主义方向的民主过渡的阶段。
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
古巴革命在本地区是一个从未有过的计划，从一开始就加强了结构性的民主变革的前景，同时也遭到美国政府的谴责，将其打上“专制的和反民主的进程”的印记。
尽管它没有实现达尔提出的所有正式的条件，根据达尔的民主的理想，这场革命创立了一种在参与制民主基础上的议会制度，不存在传统的政党，古巴共产党被理解成一个社会政治团结的因素，而不是代议制民主选举意义上的一个机构，更不是作为得到政府的岗位的的渠道。事实上，古巴共产党不作为政党参加选举，只有约50万古巴人参加这个党，那些被认为对革命做出更多承诺、更多参与和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人被吸收入党。
在古巴的政治制度中，群众组织是重要的支撑之一，它们是很好的参与和讨论的空间。在行政权力机构和立法机构担负职务的多数人来自这些群众组织。主要的组织中突出的是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约有150万17岁至35岁的青年人参加;由高等学校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组成的大学生联合会;古巴工人中央工会;古巴妇女联合会;古巴作家和艺术家联盟;在这个社会存在许多组织。
这样，在古巴的参与制民主中发挥作用的是一种每五年组织一次的普遍选举的制度，以便选出省议员和国家的议员，每两年半选举市议员，他们不担负不同级别的政府的职务，这个结构类似于传统的议会制度。古巴16岁以上的公民有选举权，选举是自由的、直接的和秘密的，从这个年龄起可以被选举，但是想当国家议员的人必须满18岁。
在选举中候选人通过通过公共的大会提名，居民在大会上以直接的方式做出决定。不存在推动的竞选运动，由选举委员会在相关选区的公共地点发布候选人的政治和工作简历，一般列出他们的基本数据和简历的重要内容。
像世界上任何政治制度一样，古巴的制度有其局限性，但是它保障社会的广泛参与。它以不同的方式去做，事实是不存在具有传统逻辑的政党，相反，直接民主的机制在发挥职能，如可以在任何时候罢免执政者和任何级别的官员，官员提供帐目，围绕重大的公共事务进行辩论，比如最近几年在古巴国会通过最新的经济和社会性质的改革之前所发生的那样。
估计在选举中经常有95%的古巴人进行选举注册登记。这个过程由少年儿童先锋队组织监督，有本国的和外国的记者在场。
但是，对古巴政治制度的分析一般不停留在严格尖锐的观察。完全相反，它几乎总是受到政治理由和强烈的民族优越感的鼓励，它不接受其他从事政治可能的方式，也不承认一个社会能够在传统的政党模式之外能够运行。也许本地区的其他国家包括墨西哥政党制度占优先地位，履行达尔提出的条件，以便肯定一种民主制度占统治地位。代表民众的职务对于被当选的代表不经常是许多福利的源泉吗?是政府和跨国公司控制的一种方式?比如，墨西哥的制度没有变成一种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支持和加强吗?这种模式排除日益控制公民的参与，在将跨国公司和美国政府的利益放在特权地位时损害了劳动者的权利。不能肯定在辩论中提出的这些警告是为了通过政党和民众“代表”的议会提出能源改革吗?
在对民主的分析中，如果我们想有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以便理解什么是民主，不要无视“这是一种政治体制，它的职能在一种社会的组织中和特定的历史时期由现存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国家之间协调的类型进行调解”。弗朗西斯科•萨帕塔指出，这些协调“确定公民权的发展、政党的形成和选举的进程”，我们可以指出，除了某些必要的条件，社会、政治制度和国家之间的协调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如古巴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前主席理卡多•阿拉尔孔说的：“任何民主制度一个重要的和不可缺少的因素必须是独立，或者说如果没有一个主权国家，民主是不可思议的，总之民主是由有主权的人民来实行的，但是只有在一个独立和自由的国家才能这样做。古巴革命从1959年起的第一时间就准确地意味着国家的独立;那是从1868年开始的一场革命的胜利，那是一场深刻的民主革命，因为它是建立在平等、正义和人的团结的思想的基础上的，这是民主这个词历来具有的现实的真正意义”。
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从上个世纪末发生在委内瑞拉(1999)、玻利维亚(2008)和厄瓜多尔(2009)的宪制的重建涉及政治的结构、国家的经济和民主的性质，这对于理解最近在本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变革是至关重要的。引入民众参与的机制，如全民公决、公民投票、民众的倡议、领导职务的罢免、参与制的预算、公社的权力等，这些机制形成了民主的基本原则，推动对公共事务的集体的意识，公民更加成为自己前途的主角;除了对历史上因阶级性质和种族主义而受压迫的的人进行补偿以外，还有那个时代表明政治制度特性的男性的统治。比如妇女们直到50年代才有选举权，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寡头国家的时期，印第安人、农民、黑人和文盲不能投票;那时在多数拉美国家只有很少的男性投票，他们基本上属于政治和经济的精英。
在这些民主进程发展的背景下，面对对投票进行的限制，面对代议制民主的操纵，建立了授予社会为了国家的前途在战略事务上更大的保护他们的意见和意愿的能力。
在查韦斯时期的委内瑞拉，发展了广泛的民众的参与制(参与的比例在本地区是最高的)民主，它以下列方式被人们接受：为了达到更加牢固的革命主角的民主，需要恢复政治公共的、参与的、伦理的和团结的性质，其主要的意义是确立公民权、民众的空间、机构和一种民主政治的文化，基础是提高社会伦理的意识和公民积极和有觉悟的参与。这是通过它的团结和寻求共同福利，恢复将政治作为人类重要生活的中介。
同时通过有效地得到公共信息和大众媒体、无线电技术推动民主化，以便为公民提供空间，而在历史上这种权利是被拒绝的，而本地区所有的政府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是保障这种权利的。宣言没有限制言论自由，而是寻求打破实际上对所有媒体的控制，为的是使社会的阶层和居民能够行使这些权利。这正是在新的立法的框架内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在厄瓜多尔、阿根廷和委内瑞拉。
在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对政治制度和民主的结构的改革在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局限性，这是有效地承认它们的政治权利，根据一个关于政治参与的机制的新观念，这些机制能够更加直接地影响民众的广泛阶层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特别是改善生活在贫困和极端贫困下的居民的社会经济条件。比如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查韦斯执政之前的1997年，委内瑞拉的贫困人口占居民的54.7%。到了2012年这一指数下降到25.5%。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13年社会状况的报告强调，委内瑞拉是减少贫困最多的拉丁美洲国家。
除了脱离国家的机构的参数，在某些拉美国家从下层维护权利和自治的经验正形成力量，这就是不是专门来自正式机构通过事件平行行使不要求许可的政治权力，尽管进行协调和存在沟通和理解的特定方式。
这方面的例子有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墨西哥)萨帕塔地区良好治理委员会和在格雷罗州社区当局地区协调机构—社区警察的经验，阿根廷居民区代表大会的情况以及其他不同的表现自治的进程，维护集体权利的组织形式和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进展，包括反对有组织犯罪。面对国家拒绝承认他们的政治权利，以不同的方式在集体、团结的观念之下实行自我管理，比如巴西无地农民运动、萨帕塔主义，也具有一种社会主义方向或主张自治的标志。
社会运动在国家的政治进程中发挥了更大的主角作用，从地方性和具体要求的范围走向一个更全面的、地区和国家的范围。这反映在它们加入对国家主要问题的辩论，特别是它们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和自然资源的私有化政策;如在玻利维亚发生的所谓天然气战争和水的战争，面对中美洲计划(之前是普埃布拉-马拿马计划)保卫印第安和农民的社区等。
在21世纪社会主义民主的前景
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的经历留下的重大疑问之一是民主。虽然在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是民众的参与被停留在权力演说的修辞上。
问题的根源不仅在于远离社会和最后与社会分离的官僚权力的集中，而且在于除了政党的结构，失去或不存在社会、政治制度和国家之间进行协调以保障政治参与的有效机制和渠道。“民主集中制”是在“官僚的精英主义”中产生的，因此那里的社会主义留下的标志是一个“专制的和官僚的制度”。
这种名为“现实的社会主义”也引起失望和关于未来的前景与计划的不确定性。从今天更先进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民主的经验来说，对于基本的目标存在共识：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尽管某些进入机构的左派的力量服从新自由主义的民主的倾向，在具有社会主义标志的民主的过渡中建设参与制民主的思想在本地区的民众运动中，在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的机构的实践和演说中越来越强烈。
这种新的拉丁美洲社会主义的思想表现为一种坚定的信念，不仅存在参与制民主的机制，而且社会应当了解它的好处和成绩，这意味着一种民众的、社区的和公民的权力。对此索萨•桑托斯指出，“我们应当在生活的所有范围内深化民主：从家庭到国家，如主张男女平等的人所说的……社会主义新的名字是没有结束的民主”。
民主不能缩小为一整套程序性的准则和普遍的条件，而无视拉丁美洲的历史特点和国家的现实。民主意味着社会全面的政治参与，但是也意味着一种社会的平等，也就是说社会的民主和经济的民主。为此中心的支撑点是能够保障一种社会主义的民主必须与它包含的性质有关，这就是确保在分歧中承认平等出发点是既承认政治的权利也承认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权利。
社会主义的民主保障投票的自由，但是也保障劳动的权利、言论自由、自由地享受医疗和教育、公民参与的权利、自由地得到食品、文化和运动，正如罗伯托•雷加拉多说的，以自由主义的说法理解的民主是危险的，因为民主的支撑点必须协调地结合代表参与，这样不至于让投票成为一种无用的定期的练习，让人民不能控制统治者和他们的政策，应是政府为人民行使权力，必须包括社会和经济的民主。
但是必须评价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左派思想的不同的立场围绕着现行的变革进程的领导中关键的视角。结果应优先思考的是变革的内容和将其作为实现综合的社会正义的参数和关于经济发展的观念。必须提出是否保持本国采矿业和国内外私人资本投资的政策，这是否意味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历史性依附的继续;深化和加速生产资料的集体化是否可行，比如推动民众更多地参与经济，这是与资本主义行动的的机会划界，以便以更加平衡的方式为了社会的福利保护生态环境和经济的增长。
这样，在我们的美洲与世界的其他地区不同，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观念正以越来越大的力量涌入到人们的思想中，这种新民主的实践清楚地表明一个平等和不同的社会的视角。甚至拉美右派的政治精英和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也借助于“社会政治参与更大的空间”。在媒体上、公共的演说中和运动的平台上，越来越更经常地看到在民主和公民的范围内提及透明度，提供帐目，参与制的预算以至独立的候选人，新奇的倡议和建议。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向参与制和社会主义方向的民主的过渡还有一条漫长的道路要走。如果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以现在的贪婪继续前进，以越来越多地失去国家和我们的民族的主权为代价，那么人类的前途将处于危险之中。采矿业活动，自然资源的耗尽，有组织犯罪，消费主义，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给抵抗和社会斗争定罪，制度的结构性危机，这些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延续。
结果应优先深化对这些现实、选择的创建、障碍和局限性的分析，以及继续思考这种被称为未来社会主义民主前景，为实现这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另一个祖国做出贡献。(作者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社会政治学系拉丁美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教授。本文的主要内容来自作者2013年9月30日在智利第29届拉丁美洲社会学协会大会上发表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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