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钟成：美国的特朗普时代与帝国主义的回光返照——纪念十月革命及列宁《帝国主义论》发表100周年
察网编者按：特朗普也好，班农也好，只是浮在前台的政治代理人，最根本的最值得关注的是美国顶级垄断财团的战略动向。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职美国总统。特朗普作为政治圈外人问鼎白宫，离不开共和党内右翼保守势力及相关的美国军工-石油-金融财团和军队-情报机构中保守势力的鼎力支持。特朗普在大选中及上台后所表达的基本政治理念，并非仅是特朗普的个人意志，而是共和党极右翼保守势力的共识。特朗普的上台，标志着冷战结束后不断右翼化的美国政治，已经进入一个极端状态。如果没有美国内外强有力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阻击，美国或将进入一个长期由右翼势力主导的帝国主义“回光返照”的历史时期。而整个世界，也必将被拖入一个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极端的年代、危机的年代乃至动荡的年代。
早在1989年9月陈云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就曾指出，“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是不是过时了?我看，没有过时。……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1]（370页） 新世纪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了陈云同志的高瞻远瞩。今天，我们要正确分析美国2016大选及即将到来的特朗普时代的本质，必须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根本的特征仍然是垄断，我们这个世界仍然处在列宁100年前所说的帝国主义的时代。实际上，特朗普当选所带来的一系列所谓的疑惑、不确定性乃至恐慌，只有结合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才能得到透彻的解释。
一、特朗普是如何上台的：垄断资本对美国社会的全面渗透
列宁在百年前的《帝国主义论》中指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必然导致生产的集中，生产集中导致垄断，银行垄断资本和工业垄断资本结合起来形成金融垄断资本和金融寡头，金融寡头必然会控制经济命脉、渗透社会、主导政府：“垄断既然已经形成，而且操纵着几十亿资本，它就绝对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而不管政治制度或其他任何‘细节’如何”[2]（623页），“金融寡头给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所有一切经济机构和政治机构罩上了一层依附关系的密网，--这就是这种垄断的最突出的表现。”[2]（684 页） 金融寡头在垄断经济命脉的基础上，通过控制媒体、教育、智库、社会组织、主流政党和政治运动，把控整个政治走势。美国2016年大选，深刻地体现了美国垄断资本对美国的社会的层层控制。
2011年前后，即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3年后，美国国内兴起了极左翼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这场和平示威的群众运动，在酝酿阶段就被被FBI贴上“恐怖主义威胁”的标签并通报给了华尔街寡头们，随后就是阴谋渗透和残酷镇压。[3]几乎与占领华尔街运动同一时间段，美国还兴起了极右翼的信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茶党运动，他们认为美国当前的弊端都是社会主义病毒侵袭本来完美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体制导致的，他们把抗议的焦点指向政府干预经济限制资本的职能，要求自由市场、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而不是全面限制华尔街的金融资本。
占领华尔街运动被财团和政府全力镇压，但茶党却截然不同：“茶党所提出的反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的主张和大财团的主张不谋而合。因此，该运动得到了很多财团的幕后支持。亿万富翁大卫·科赫兄弟、地产大亨特朗普为茶党运动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新闻大鳄默多克旗下的福克斯电视台及其《华尔街日报》成为茶党运动的积极传播者。”[4]占领华尔街运动被镇压后很快一蹶不振，而茶党的影响却与日俱增，并迅速被共和党所接纳成为党内重要政治力量，大批茶党成员当选两院议员，共和党在茶党推动下不断向极右方向转型，并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群众动员。2016年民主党的失败，早在2011年他们镇压占领华尔街运动时就已经注定了。
特朗普7年前正是茶党运动兴起的第二大金主。而茶党第一大金主，则是美国仅次于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美国顶级富豪、石油巨头大卫·科赫兄弟(其公司每年收入高达1000亿美元)，也是美国极右翼保守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查尔斯·科赫和大卫·科赫兄弟俩各自以440亿美元的个人财富在《2016胡润全球富豪榜》中并列第八，两个人的财富加起来超过了比尔·盖茨。这是特朗普集团和茶党运动背后的一位关键的美国顶级垄断资本寡头。
根据美国著名杂志《纽约客》的披露，科赫兄弟旗下的美国荣昌基金，从茶党的活动一开始就是其密切合作伙伴。科赫兄弟的父亲、石油寡头弗雷德·科赫是美国冷战时期著名极右组织“约翰·柏奇会”的组织者之一，这个组织带有浓厚的白人种族主义色彩，并狂热信奉和宣传奥地利学派的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理论。他们认为，美国民权运动及社会福利制度，都是共产主义理念，继承罗斯福新政的美国政府及民主党已经被共产主义分子渗透。“约翰·柏奇会”组织有非常明显的法西斯主义倾向，科赫甚至在文章中对法西斯主义创始人墨索里尼表示崇敬。[5]
冷战年代，“约翰·柏奇会”等极右翼阴谋组织以达拉斯市为基地，开展了一系列反对进步改良政策的行动，例如“约翰·柏奇会”成员、陆军司令埃德温·沃克因在军中传播“约翰·柏奇会”思想与肯尼迪总统产生严重的冲突后被撤职，此后此人一直以达拉斯为根据地展开反肯尼迪的活动。1963年11月22日，《达拉斯晨报》整版刊出了一则给肯尼迪“送终”的非常不吉利的黑边广告，将他描绘为“共产主义的同路人”，而就在这一天的达拉斯市，肯尼迪遇刺身亡。[6]
“约翰·柏奇会”是美国历史上非常接近法西斯主义的极右保守主义组织。后来，弗雷德·科赫的儿子又子承父业，和特朗普一起资助了茶党运动。乔姆斯基等左翼观察家认为，茶党相当于早期的法西斯主义。[7]科赫兄弟在政治上的代言人，是茶党主要领袖、共和党第三号人物、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彭斯。2009年，彭斯正是在科赫兄弟的支持下，借助茶党运动改变了原来的政治版图，成为众院共和党会议主席。2016年7月15日，特朗普宣布提名彭斯为他的副总统人选，这意味着科赫兄弟、共和党高层已经完全和特朗普联手。
2016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现象之外，最引人瞩目的是以激进左翼面目出现的桑德斯的异军突起崛起。桑德斯的社会主义色彩非常浓厚，他主张拆解大银行，给富豪和大企业加税，全面的医疗改革和免费大学教育，提高最低收入和重振工会，并迅速获得大多数美国底层人民的支持，被高盛董事长宣布为“最危险”的竞选人。[8]巧合的是，特朗普是当年茶党运动的主要资金提供者之一，而民主党的左翼代表人物桑德斯也是支持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极少数有名的政治家之一。在2016年大选中，桑德斯支持者中相当一部分是当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成员。而特朗普的核心支持力量，正是茶党运动。
根据维基解密曝光的邮件，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等民主党高层人物不仅在初选中公开地在希拉里一边，还利用整个民主党的资源在党内初选中打压、抹黑桑德斯，比如向《华盛顿邮报》泄露不利于桑德斯的信息等等。与特朗普一开始就得到茶党及共和党高层人物的大力支持不同，桑德斯与希拉里的党内初选是一场极端不公正的竞争。尽管如此，桑德斯仍然获得1846张宣誓选举人票，与希拉里的2205张差距并不悬殊。桑德斯在普通民众中的实际支持度远高于希拉里，如果美国选举程序真正公正的话，桑德斯很有可能将会在决赛中击败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垄断资本寡头，而不是普通民众。
二、特朗普的富豪内阁：美国金融寡头的政治控制
弗朗西斯·福山2012年1月也不得不承认：“在美国，尽管茶党擅长于反精英主义辞令，其成员倒是为保守主义的政客投票，这些政客恰恰效忠于他们扬言所鄙视的金融家与企业经营者的利益。”[9]经过2016年大选，特朗普及茶党最终形成了一个完全由大富豪尤其是金融寡头们控制的政府。
2016年11月15日，美国著名财经媒体《石英》杂志根据2013年联邦储备系统的数据指出，特朗普内阁公布的首批17个成员的个人财富高达95亿美元，这超过了美国最贫穷的4300万个家庭即美国1/3家庭财富的总和。[10]2016年11月28日，美国著名政治网站Politico根据特朗普内阁的情况，估计其财富总额超过了350亿美元。[11]2017年4月初，美国白宫发布了财政申报文件，公开各高官的财政状况，彭博新闻社根据这些文件计算，特朗普内阁及高级官员资产总值约在120亿美元。[12]特朗普内阁的财产申报存在普遍的瞒报行为。但无论如何，2016年大选，选出了一个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超级富豪内阁。
特朗普内阁中的超级富豪们的私人财富在120亿至350亿之间，但是这并不是他们所控制财富的总额。早在100年前，列宁就曾指出：“经验证明，只要占有40%的股票就能操纵一个股份公司的业务，因为总有一部分分散的小股东实际上根本没有可能参加股东大会等等。”列宁引用德国经济学家海曼的著作指出：“一个领导人只要拥有100万资本，就能控制各孙女公司的800万资本。如果这样‘交织’下去，那么拥有100万资本就能控制1600万、3200万以至更多的资本。”[2] （614页）
这里列宁讨论的是100年前的情况，今天美国的资本市场结构更加复杂，可以说特朗普内阁中的超级富豪们，他们所真正控制的资本将高达千亿美元乃至万亿美元级别。资本主义日益发达的股份化和金融化现象，结果是促进了金融寡头对经济的控制，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诡辩家期望“股票占有的‘民主化’会造成‘资本的民主化’，会加强小生产的作用和意义等等”，“可是实际上它不过是加强金融寡头实力的一种手段而已。”[2]（614页）
美国政府被富人和权势集团控制的现象由来已久。早在1891年恩格斯就曾指出：“正是在美国，同在任何其他国家中相比，‘政治家们’都构成国民中一个更为特殊的更加富有权势的部分。在这个国家里，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13]（54页）但是，像特朗普政府这样，由美国垄断财团和金融寡头们赤裸裸地走向前台，一边进行着几千亿美元的经济生意，一边瓜分政府的各个要害政治权力机构，这在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为争取民心，2016大选中媒体将特朗普塑造成美国华尔街毫不留情的批判者。然而，特朗普团队自始至终都在美国金融资本的掌控之中。例如，特朗普竞选团队的财政主管史蒂文·努钦，与特朗普是15年的朋友，他至少拥有超过3亿美元的个人财富(被媒体披露至少瞒报了1亿美元资产)，曾在华尔街头号金融巨头高盛任职长达17年，担任高盛执行副总裁、CIO(信息主管)和高盛管理委员会成员等多项高级职位。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他担任特朗普竞选委员会的财务主管，为特朗普在很短的时间内筹集了1.69亿竞选资金。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特朗普提名努钦为美国财长并得到国会批准。由此，史蒂文·努钦成为第三位出身高盛的美国财长。在此之前，1995年——1999年的美国财长罗伯特·爱德华·鲁宾是高盛高级合伙人，2006年——2009年的财长亨利·鲍尔森是高盛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史蒂文·努钦是华尔街金融资本的代表人物之一。2008年金融危机，不但没有重创这些华尔街真正的大鳄，反而成为他们发财的良机：当时努钦联合他人以15.5亿美元买下“印地麦克银行”，将其重命名为“OneWest”，随后该公司抵押没收了超过3.6万栋民宅，令一些失去住房者生活状况急转直下。获得暴利后，努钦又将OneWest以34亿美元卖出，赚得近20亿美元。[14]
特朗普内阁中多个要害职务被金融危机中呼风唤雨的华尔街金融寡头们占据。例如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加里·科恩，入职白宫前是高盛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根据特朗普政府发布的文件，加里·科恩的资产至少为2.3亿美元。路透社认为其实际资产可能远不只这些，2016年12月他从高盛离职加入白宫时突然获得超过1亿美元的股票与现金——这显然即是这位高盛总裁在最后时刻的大捞一笔，同时也是高盛对这位未来美国财长的高额贿赂。
特朗普政府的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是一位有罗斯柴尔德家族背景的个人资产高达29亿美元的美国私募公司的董事长。1976年，罗斯就被罗斯柴尔德家族选中，在罗斯柴尔德集团的破产重组部门任投资顾问，此后的长达24年时间内他服务于罗斯柴尔德家族。1990年，特朗普陷入财务危机，债权人卡尔·伊坎及罗斯最终帮特朗普度过危机。2000年罗斯投资4.4亿建立属于自己的投资帝国。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罗斯趁机大发横财：2009年5月罗斯注资9亿收购美国联合银行，2011年1月重组上市一年后市值增长到23亿美元。[15] 2011年欧债危机爆发后，罗斯联合3位投资者以11亿欧元投资爱尔兰第一大银行，三年赚了三倍。[16]
特朗普本人并没有完整系统的政治理念，他的竞选策略和施政理念，深受史蒂夫·班农的影响。班农是特朗普团队中另一位出身于高盛的核心政治人物，他曾在美国海军任职，后又做过高盛投资银行家、好莱坞制片人、布赖特巴特新闻网(有种族主义倾向的美国极右翼媒体)总裁。在特朗普竞选期间，班农成为竞选团队总干事。2017年1月，班农成为白宫首席战略师和资深顾问。2017年2月初，特朗普还曾任命班农担任了两个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管委员。2016年之前，班农曾积极在网络和媒体上传播其极右翼的政治理念。针对大众关心的金融危机和华尔街问题，出身高盛的班农仅仅将其归结到贪婪与高杠杆率身上，而非华尔街及金融寡头本身。[17]而贪婪问题，他又归结为六七十年代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权运动对美国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腐蚀。然而，讽刺的是，班农的幕后金主，却是纯粹的华尔街对冲基金--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及默瑟尔家族。
班农是美国金融寡头默瑟尔家族的政治代理人。罗伯特·默瑟尔与与詹姆斯·西蒙斯创办了美国有史以来最成功最隐秘的华尔街对冲基金--文艺复兴科技公司(资产高达550亿美元)。默瑟尔本人的政治观点属于极端保守的右翼，2010年以来，他已经向共和党竞选活动捐款4500万美元，此外他还捐了5000万美元给极端右翼组织。默瑟尔是班农布赖特巴特新闻网的金主，同时他旗下的英国“剑桥分析”公司是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胜选的“幕后黑手”。这家大数据分析和挖掘公司，能够在脸谱等社交网络上搜集摇摆选民的信息，并利用人工智能对其进行分析，寻求能够影响这些人的“情感因素”，并根据每个选民不同的心理特征，通过社交媒体向他发送仅有他个人所见的“精准定制”的洗脑信息，影响他们的选票。[18]特朗普正是依靠这家大数据公司的新媒体战略，对美国蓝领白人工人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思想控制，用较小的媒体成本打败了主要依赖传统媒体的希拉里。
特朗普当选总统后，提名“华尔街之狼”、美国对冲基金大鳄卡尔·伊坎(1990年特朗普的另一位救命恩人)为白宫监管政策特别顾问。2004年伊坎成立了伊坎合作基金，该基金管理着70亿美元的资本，年投资回报率高达40%。2013年12月，卡尔·伊坎个人资产净值已高达221亿美元，在世界富翁中排名第10位。在过去的四十年间，伊坎在华尔街娴熟运用杠杆收购、恶意收购、委托书之争、要求董事席位、借助媒体、煽动小股东等各种资本和非资本手段，购入了数十家上市公司的大量股份，横跨钢铁、航空、高科技、金融、娱乐等多个行业，通过威逼利诱董事会和管理层赚取了上百亿美元的利润。[19]在伊坎的影响下，特朗普提名著名的华尔街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杰伊·克莱顿(与高盛等华尔街巨头关系非常密切)为下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并获得国会批准。
特朗普上台后的经济政策与这批金融寡头的利益一致，他屡次表态要放松对华尔街的监管，修改乃至废除金融危机后旨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多德-弗兰克法案》。特朗普政权对华尔街的监管，将由加里·科恩、卡尔·伊坎等人主导和负责，这可以说是监守自盗，其效果如何可想而知。2017年2月3日，特朗普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和一份总统备忘录，要求放松对金融行业的监管，重新审查《多德-弗兰克法案》及其中旨在限制投机行为的“沃尔克规则”，就在同一天，特朗普还会见了金融行业的商界领袖，其中包括摩根大通CEO等等。[20]2017年3月11日，特朗普还炒掉了因强势打击金融界关联交易、对两党官员反腐不留情面而声名鹊起的“华尔街克星”、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巴拉拉。[21]
特朗普内阁超级富豪们的财富积累过程，再一次证明了列宁曾深刻指出的帝国主义时代金融资本的腐朽性：“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商品生产虽然依旧‘占统治地位’，依旧被看作全部经济的基础，但实际上已经被破坏了，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这种金融勾当和欺骗行为的基础是生产社会化，人类历尽艰辛所达到的生产社会化这一巨大进步，却造福于……投机者。”[2]（594页）如上所述，特朗普的核心竞选团队以及当选后组成的内阁核心成员，不是传统实业资本家和IT科技精英，更不是将特朗普送入白宫普通蓝领白人工人或工会成员，而恰恰是美国华尔街金融资本的代表人物：那一小撮金融寡头、金融“天才”和投机者。特朗普当选后，美国股市的高涨及华尔街的一片欢腾，充分证明金融寡头比美国蓝领白人工人更加知道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列宁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当今美国社会，就是由“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即那一小撮金融寡头所控制的，亿万富翁特朗普也仅仅是他们的政治代理人。1990年已经破产欠债34亿美元的特朗普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救助和网开一面才摆脱困境，并在随后的20多年里东山再起、发展壮大，并成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这个案例深刻地说明，美国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对工业资本家、政治人物及整个社会来说，掌握了生杀予夺的权力。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2]（624页）
三、重温帝国主义论：美国特朗普时代背后的政治经济机理
2016年大选及美国特朗普时代的到来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内部政治结构和经济生产方式及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一直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然而，离开了列宁，我们将无法理解这个时代一系列复杂、矛盾乃至“荒谬”的特征。尽管过去了一百年，但当年列宁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的一系列论断，仍然是我们分析当今资本主义的关键线索。
1、工人贵族阶层：帝国主义的重要经济基础
2016年特朗普获胜的根本原因是，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在党内初选失败，从而使得早已丧失民心的希拉里代表民主党与特朗普决战。桑德斯失败的原因，除了民主党高层和希拉里的不公平竞争外，美国大量工人阶级选民被特朗普拉走，也是一个重要原因。2016年美国大选告诉我们，当工人阶级还没有被马列主义政党组织起来形成自为阶级的时候，作为自在阶级，他们会被各种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所吸引。自里根利用煽动底层白人种族主义情绪、民族主义情绪和宗教情绪竞选总统成功以来，美国共和党在历次大选中一直沿用这个策略，尽管其经济政策有利于富豪阶层，但是大量的底层选民却因为种族和宗教因素选择共和党。
在2016年大选中，煽动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是特朗普的基本战略。“让美国重新强大”、“美国优先”、“美国第一”之类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口号是特朗普竞选演说的主题词。此外还有阻止所有穆斯林入境美国、墨西哥移民大多是“毒贩”和“强奸犯”、中国用操纵汇率手段抢了美国工人的饭碗、要强硬对付中国等等政策宣示。
茶党运动及特朗普支持者中存在大量的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他们为什么会狂热地支持大富豪特朗普?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而是由右翼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乃至基督教思维模式所组织起来的。美国历史上，工人阶级支持那些明目张胆的富豪阶层政治代理人的现象之所以屡见不鲜，一个重要原由就是他们因宗教因素、道德伦理因素、种族因素而在选举中发生大分裂，进而在最关键的经济问题上发生大分化。特朗普及茶党运动的重要策略就是转移斗争大方向(美国的垄断财团和富豪阶层)，煽动“中产”(历史上收入颇高的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斗“底层”(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外来移民、赤贫者、第三世界国家如中国的工人)，挑动群众斗群众，让美国底层的有色人种、移民和第三世界如中国的工人充当美国金融寡头们的替罪羊。
金融寡头通过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的方式分化瓦解工人阶级、稳固自身统治的方法并非是今天才出现的新策略，这是帝国主义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即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存在百年的常态，也是帝国主义国家能够维持到今天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列宁认为，帝国主义体系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渗透到工人阶级里面去了。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2]（670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第二国际就是因为受到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的影响和侵染从而彻底走向破产和瓦解的。一战中第二国际社会党人影响的工人群众成为了各国金融寡头争夺世界发动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炮灰一样，今天美国大选中给特朗普投票的上千万蓝领白人工人，也成了特朗普政权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剥削、金融扼杀乃至武力入侵等等帝国主义政策的重要内部推动力量。
对于工人阶级中出现极端民族主义即沙文主义的经济原因和内在规律，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深刻地指出，掠夺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国家可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列宁指出，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2]（582页）列宁认为，这些工人已经“资产阶级化了”，“他们感受不到破产的贫困的大众的灾难、痛苦和革命情绪”，他们为了“保住和巩固自己的即小市民‘上层’或工人阶级贵族(和官僚)的特权地位”而支持帝国主义战争，“这就是当代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2]（490页）
实际上，美国的工人阶级中，包括蓝领白人工人中，存在相当大比例的“工人贵族”阶层，这是二战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在共产主义运动冲击下能够顽强生存下来的重要原因。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这个阶层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遭受很大冲击，但是他们的生活水平仍然远远高于第三世界的工人阶级，其改良主义、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倾向依然是非常明显。金融危机爆发后，这批中产阶级和工人贵族利益受损，但其罪魁祸首在金融寡头和资本主义制度，工人阶级内部的竞争只是表层原因。但在金融寡头操纵的极右翼社会运动的煽动下，他们把斗争矛头对准了移民、少数族裔和第三世界的工人。这正是特朗普可以在大选中获得大量工人阶级选票的经济基础。
2、金融寡头和食利国：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嬗变
今天，“帝国主义过时论”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殖民主义、殖民政策、瓜分世界领土，当然是列宁所定义的帝国主义的重要特征。但是，列宁所定义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典型特征，除了“殖民压迫”外，还有“金融扼杀”和“金融剥削”。例如，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指出，“几乎整个地球已被这些‘资本大王’所瓜分，他们或者采取占有殖民地的形式，或者用金融剥削的千万条绳索紧紧缠绕住其他国家。”[2]（512页）“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2]（578页）
列宁认为，“这个时代的典型的国家形式不仅有两大类国家，即殖民地占有国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换句话说，政治上、形式上独立，但在金融和外交上依附帝国主义国家的附属国，是帝国主义时代典型的国家形式。列宁还以葡萄牙和阿根廷与大英帝国的关系为例来说明这种依附关系。[2]（648 页）总之，二战后，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并不意味帝国主义及其时代的终结，因为在今天的世界，美国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其他国家的金融扼杀、金融剥削、金融依附等形式仍然普遍存在，这类附属国正是当年列宁所定义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典型国家形式。
列宁指出，资本输出、剥削殖民地和海外国家，是帝国主义的典型特点。这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列宁认为，由于落后国家地价、工资、原料比较便宜，“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2]（627页）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国际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普遍性大大提高，在此基础上，以借贷资本和证券投资为代表的国际间接投资规模日益壮大，帝国主义更加依赖高利贷和剪息票为生。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趋势之一，即形成为‘食利国’、高利贷国的趋势愈来愈显著”。[2]（685 页）由于资本输出，“根本不参与任何企业经营”、“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大大地增长起来，“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整个国家打上了寄生性的烙印。”[2]（664页）
二战结束后，资本主义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和发展，但是其基本特征和规律仍然没有脱离列宁的论断。经过二战，西欧和日本遭受极大的破坏，美国成为战后毫无疑问的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然而，与19世纪初的情况不同的是，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此时蓬勃发展起来，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成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史无前例的致命威胁。为了避免共产主义革命波及西欧、日本和其他国家，美国不但没有对西欧和日本进行去工业化、压制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反而为了对抗苏联和中国不得不援助和扶植这些在战争中遭受破坏的资本主义国家。对这些要重点扶持和援助的地区，美国网开一面，允许他们采用贸易保护主义的方式发展自己的工业。比如，20世纪70年代，日本汽车业的发展已经成熟，并具有国际竞争力，大量出口美国，然而在这一时期，美国仍然允许日本政府以关税等手段实行汽车业保护政策。以1970年为例，在出口量占生产量35%的情况下，日本对汽车的进口关税仍然维持在40%。
必须承认，战后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及与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都发生了一些改变，但这些改变并不是说帝国主义本性发生了改变，而是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胜利，使美国金融寡头们被迫做出的权宜之计。
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着德国和日本工业的迅速复兴，美国传统工业在全球的竞争力迅速下降。1965-1973年，发达国家之间激烈的国际竞争造成了全球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和利润率不断下降，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战后高速发展的经济繁荣期走向终结。美国的贸易顺差自1964年达到顶峰后就开始迅速下降，并在1968年开始出现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而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巨额开支，使美国政府又出现了财政赤字，在双赤字的压力下，美元不得不从1971年至1973年连续大幅贬值并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黄金美元”宣告终结。为了稳定美元的霸权，美国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与沙特王室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并最终在1974年达成了协议，确立了“石油美元”：一方面，美国向沙特出售军事武器，同时保障沙特国土安全不受以色列侵犯;另一方面，沙特所有的石油出口必须全部以美元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并将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
自1973年开始，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所占比例相对于西欧和日本逐年下降，而西欧、日本、中东产油国对美国的间接投资却持续增长。帝国主义时代，财富分配更加彻底的两极分化，必然导致生产相对过剩，为了刺激消费，美国政府、企业和个人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都开始大规模借债。美国经济逐渐走上了金融化、虚拟化、债务化、投机化、泡沫化的轨道。美国利用美元的霸权地位，从全世界购买资源和商品，与此同时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和私人进行规模逐步膨胀的借债，股市和房地产泡沫产生并不断开始膨胀，投机赌博盛行的金融及其衍生品市场和证券市场则不断吸引国外美元回流投资美国。
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资料显示，1983年以来，美国的金融项目和资本项目出现了连续28年的顺差，流入金额高达7.38万亿美元，2000年至2010年流入金额5.12万亿美元，而经常项目逆差流出5.79万亿美元。[22]（38 页） 1981年时，美国还在维持国际债权国的地位，对外净资产为1409亿美元，但到1985年美国就已经转化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净外债已经高达1114亿美元。[23]2006年末，美国国债总额高达8.5万亿，对外净负债3万亿美元。2011年末，美国国债总额15万亿，对外净债务高达4万亿美元。[24]
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的关系，不是由债务关系而是由军事关系所决定的。当债务国的军事和暴力手段远大于债权国时，债务就变成了一种反向的剥削手段。截至2016年12月30日，美国债务规模达到惊人的19.98万亿美元，高于2016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18.7万亿美元。[25]美国政府这些开支中的主要款项主要是国防军事费用和民众社会福利。特朗普政府一方面要大幅降低对美国富豪阶层和大企业的税收，另一方面还要大幅扩张军费及搞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即便特朗普能够大规模削减民众福利，但是这仍然还存在巨大的债务缺口，这个缺口特朗普决定要压榨中国等国家来解决，否则日益高企的政府赤字及无限膨胀中的美国国债将会使其他国家丧失对美元的信心，停止购买美国国债，这终将严重危及美元霸权。用军事手段控制石油及大宗商品交易以美元结算、迫使其他国家不断购买美国国债，并以此确保不断贬值的美元仍然确保霸权地位，这是华尔街的核心秘密。
毫无疑问，美国的资本和金融寡头们是全球化的最大收益者，但美国的工人阶级的利益受到了一定的损害，其归根结底的原因，就是社会主义运动退潮后，美国的金融寡头们开始对美国工人史无前例地反攻倒算。特朗普把美国塑造成全球化的受害者，其目的就是在跟中国等国家的贸易、汇率和金融谈判中占据有利地位。早在2016年4月大选中，特朗普给资本和富豪减税的主张受到批评后，就曾在其推特上直言不讳地说：“经济学家们说我的税收计划将让国债飙升10万亿美元。傻瓜!我会让中国买单!”[26]
特朗普让中国等国家买单的办法，就是通过经济上的金融战、贸易战外加军事包围威胁乃至战争(如对中国从朝鲜半岛到南海的包围)，迫使其他国家以牺牲自己的方式继续大幅购买美国国债、进口美国高附加值商品(如芯片、软件、军工产品)、出口低附加值商品(资源类商品和劳动密集型商品)、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并通过在中国制造金融危机的方式使中国的资本流向美国金融市场，维持美国金融泡沫。美国国债不断膨胀的历史，也是美元大规模超发的历史，是美元不断贬值的历史，也是美国通过金融手段剥削第三世界国家资源和劳动的历史。这正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强调的金融扼杀和金融剥削的手段。
3、基本矛盾愈发尖锐：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征
冷战结束以来，一些人否定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另一个借口，就是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进步，认为列宁对帝国主义“垂死的、腐朽的”判断太武断。这种论点并没有真正理解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科学内涵。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指出垄断的确有阻碍科技进步的“停滞和腐朽的趋向”：“在规定了(即使是暂时地)垄断价格的范围内，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就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2]（660 页）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集中发展到垄断并变成帝国主义的时代，同时发生了以自动化、电气化为代表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在这个过程中，腐朽的英国因为垄断资本沉迷于金融泡沫，缺乏技术革新的动力，英国工业被新兴的德国和美国全面赶超，类似的事情之前发生在14世纪的西班牙、18世纪末的荷兰，1973年之后又发生在美国。
但关于帝国主义、垄断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列宁非常辩证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垄断决不能完全地、长久地排除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用改良技术的办法可能降低生产费用和提高利润，这种可能性当然是促进着各种变化的。但是垄断所固有的停滞和腐朽的趋势仍旧在发生作用，而且在某些工业部门，在某些国家，在一定的时期，这种趋势还占上风。”[2]（661页） 在这里，列宁强调停滞和腐朽是垄断所固有的的趋势，虽然它一直会发挥作用，但是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和技术改良不会完全地排除，停滞和腐朽仅仅在某些国家、某些部门的一定时期占上风，这就意味着帝国主义时代的技术在整体上仍然可能会在向前发展。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关于技术进步的上述论断，直到今天也没有过时。
列宁曾明确指出，“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成为食利国)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列宁非常辨证的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帝国主义的腐朽趋势和和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共存，它导致了不同工业部门之间和不同国家之间发展的更加不平衡，一方面“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某些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上面”，另一方面则是“(德国)这个已经异常迅速地生长起来的金融资本”，其最终结果，是迅速发展的德国通过“不单是和平的手段”即战争手段抢夺腐朽的英国手中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2]（685页）
列宁还指出，垄断客观上导致了生产及技术创新的社会化和计划化，这为社会主义的到来奠定了物质基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众多自由竞争的小企业集中成大企业，大企业内部的计划早已替代了小企业间的自由市场竞争。[27]（344页） 此外，“竞争转化为垄断。生产的社会化有了巨大的进展。就连技术发明和技术改进的过程也社会化了。”[2]（593页） 生产和技术创新的有计划和社会化，会在一定时期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但是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财富分配却更加两极分化，这种矛盾积累下去，必然最后导致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停滞。而解决帝国主义时代日益突出的基本矛盾的办法，只能是通过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即“向完全的社会化过渡的新的社会秩序”。[2]（593页）
列宁认为，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如果人为地拖延消灭这个外壳的日子，那它就必然要腐烂，——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在机会主义的脓疮迟迟不能治好的最坏情况下)，但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27]（438页） 这意味着列宁判断，已经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可能因为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而保持较长的时期。二战后历史的发展其实完全印证了列宁的论断。
美国在重蹈大英帝国的经济金融化的覆辙时，也在努力汲取大英帝国的教训。20世纪90年代，当美国的钢铁、汽车、家用电器、机械制造、电气设备、化工等制造业关键部门被德国和日本超越的时候，为了与德国和日本竞争，美国政府和美国金融寡头加大了对经济的计划和调控，在保留军事工业核心技术的基础上，美国集中精力通过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发展了信息产业并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自身走向灭亡的节奏。无论是二战后德国、日本对美国的工业技术赶超，还是美国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生产和技术创新的社会化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方面暂时延缓却也同时在更大规模和更大深度上加重了资本主义的危机。
但是，总的说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帝国主义腐朽、停滞的固有趋势表现得比以往更加明显。根据著名经济史专家罗伯特·布伦纳的分析，1890年到1980年90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为2.3%，1948年到1969年生产率平均增速2.65%，然而，1980年到2000年年均增长速度仅为1.4%。1980年以来，美国私人部门员工实际报酬的年平均增长率几乎为零。[28]2013年9月，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巴黎经济学院和英国牛津大学根据1913年以来美国国家税务局的税收数据所做的税收报告指出，美国1%最富有人群的税前收入占美国总收入份额于1927年达到历史顶峰为18.7%，但这一纪录在2012年被打破，达到了19.3%;2012年，美国10%最富有家庭的收入占据全国总收入的48.2%，再创历史纪录，此前最高的历史纪录为1932年的46.3%。[29]这些数字客观上反映出，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谈到的“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却更加百倍地沉重、显着和令人难以忍受”的现象，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不但没有缓解，而且仍然在日趋加重。
四、日益腐朽的帝国主义政治：美国将进入一个极右翼主导的历史时期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严厉地批判了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的政治同它的经济割裂开”的观点，在考茨基看来，“经济上的垄断是可以同政治上的非垄断、非暴力、非掠夺的行动方式相容的”，列宁指出，考茨基的这种做法“不是暴露资本主义最新阶段最根本的矛盾的深刻性，而是掩饰、缓和这些矛盾”，“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2]（654页）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上的垄断，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垄断、暴力和掠夺等等特征。列宁身后无论是帝国主义国际政治还是国内政治的发展，都深刻证明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科学性、预见性。
随着特朗普的上台，美国知识界，无论左右翼，都普遍将特朗普与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2016年11月9日，特朗普当选的当晚，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阿兰•巴迪欧在加州大学的演讲中指出，“某种意义上，这种新的政治人物——特朗普，还有其他许多人——跟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者很接近。……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暴力倾向。除了这些法西斯特征以外，他们也不会考虑任何逻辑或理性……”[30] 这不仅仅是巴迪欧一个人的看法。2016年11月14日，诺姆·乔姆斯基接受独立媒体专访时说，“这个危险(法西斯主义在美国抬头)存在多时，随着特朗普的上台，愈发真切了。”[31]11月9日，《休克主义》的作者娜奥米·克莱恩在英国《卫报》发表评价特朗普当选的文章认为，“在不安全和不平等的时代，新法西斯式响应不会消失。”[32]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定义法西斯主义。
1、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极端保守主义形态
如果说，资本主义在自由竞争阶段，其政治模式是典型的自由主义式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话，那么在帝国主义和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带有愈发明显的保守专制特征。在列宁身后没有几年的时间，资本主义就发展出了极端的保守主义形态——法西斯主义。
众所周知，法西斯主义的哲学是尼采的权力意志和超人哲学、施密特的极端国家主义哲学、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混合衍生物。按照萨米尔·阿明等人对历史上法西斯主义的定义及德国、意大利等国法西斯主义的相关历史特征，我们可以概括出它有如下几个基本特性：
第一、维护资本主义尤其是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私有制。
第二、在资本主义遭受严重危机的时候，主张向后看，借鉴古代封建的、贵族的政治体制解决危机(希特勒非常尊崇德国前国王威廉二世和皇太子)，对资本主义现代自由民主制度保持怀疑和修正态度，主张搞政治集权，限制乃至取消三权分立、宗教自由、宪政民主、党派争斗及其导致的政治溃散，镇压左翼社会主义运动，维护垄断资本的统治。
第三、用某种“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来动员社会危机中利益受损的小资产阶级乃至无产阶级的群众，诱导他们压迫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
第四、反理性主义，对某种传统、宗教或神秘元素保持狂热信仰，以此吸引普通民众。
第五、反对平等主义理念，宣扬精英主义，鼓吹贤能政治、贤人统治乃至超人统治，鄙视和蔑视弱者，宣传白人垄断资本家及其政治代理人是精英民族中的精英，用这些理念维护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上层对法西斯体制的支持。
1930年代，当世界资本主义遭遇经济危机时，如果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话，只剩下两条路径：一种是向前走，借鉴社会主义手段解决危机，如罗斯福新政;另一种是向后看，通过政治上的集权和专制，摧毁社会主义运动，控制底层民众，主导自由市场，缓解经济危机——这就是法西斯主义。
从历史上看，法西斯主义是西方垄断资本和金融寡头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主动选择。今天的自由资本主义为了占领道德制高点，试图完全把法西斯主义排除在资本主义类型之外，这在理论上、在历史上都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正如葛兰西于1924年指出的，“‘民主主义’感到甚至在只有形式上自由的条件下自己也抵挡不住工人阶级的压力时，它就组织了法西斯主义。由于搞垮了工人阶级，法西斯已经使‘民主主义’恢复了存在的可能性。按资产阶级的意图，分工应该进行得十全十美，法西斯主义与民主主义的交替使用应该有利于永远排除工人阶级恢复活动的任何可能性。”而这样一种“法西斯主义与民主主义”交替使用的战略策略，“意味着毫不留情地把工人阶级固定在恶性循环之中，资产阶级是希望它禁锢其中的。”[33]（222页）
如果以简单的人数计算，希特勒在社会各个阶级都有支持者，但是他最核心的支持力量，实际上是德国大资产阶级。早在1923年，当纳粹的力量还很弱小的时候，德国大资本集团如鲁尔区钢铁垄断集团的头目弗里茨·蒂森就开始支持希特勒。1932年1月26日,在蒂森的发起下,希特勒向莱因和鲁尔区的三百名资本家发表演说，将自己的主张和盘托出：“经济生活是靠个人权威建立起来的,但政治上却要否认这种权威而代之以民主。荒谬之至。……我们有不可动摇的决心,把马克思主义在德国连根铲除。”会场对希特勒报以“热烈的掌声”。[34]参与支持希特勒的电业托拉斯西门子公司认为：“面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希特勒还始终是较小的祸害。”西方学者恩·亨利在《希特勒征服欧洲的计划》一书中曾指出:“德国法西斯的真正主要主动人不是希特勒，而是蒂森，鲁尔的巨头。”[35]（2页）
无论是进行理论分析，还是进行历史分析，法西斯主义，都只能定性成资本主义的一个极端保守主义的形态。
2、美国的保守主义、施特劳斯学派与特朗普政权
二战后的冷战年代，美国被迫延续罗斯福新政与社会主义阵营对抗，但是在冷战中，美国国内产生了非常强大的、极端的保守主义思潮，并在冷战结束后迅速开始主导美国政治、逐步将罗斯福新政废除。在美国有代表性的保守主义思潮就是施特劳斯学派。
施特劳斯曾与纳粹法理学权威施密特关系密切。1932年，施密特支持施特劳斯申请洛克菲勒奖学金。同年，施特劳斯发表了施密特的最重要著作《政治的概念》的评论。1933年4月希特勒政府颁布“国民总督法案”，施密特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5月1日，施密特加入了纳粹党。1933年7月初，施密特被盖世太保最高领导人、普鲁士邦总理戈林招入议会并在纳粹党员法学家协会中担任最高职务直到1936年。从1937年到二战结束，施密特一直公开支持纳粹政权并发表排犹言论。[36]（2页）
施特劳斯于1973年去世，他生前主要的学术研究的目的，都是在用解读古典政治哲学的方式参与二战后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间的大论战，即新保守派与新左派之间的争论。面对二战后国内精英阶层对罗斯福新政与福利社会的不满，外部与共产主义的冷战和越战之失败，美国及西方的新左派坚持自由主义原则，秉持进步主义的传统，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采取了中立立场，反对美国对外扩张，甚至主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需要借鉴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之处。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是，西方新左派抛弃了传统的阶级斗争理念，将精力更多地集中在少数族裔、民权、女权、环保等后现代主义领域，使整个工人阶级分裂为不同的独立主体，使马列主义的阶级政治变成了身份政治，这种去阶级化、去政治化的潮流客观上分化了共产主义运动阶级基础，有利于垄断资本的统治，其主张一定程度上被美国主流政治(主要为民主党)所利用和部分吸纳。
而以施特劳斯、亨廷顿为代表的新保守派则坚持盎格鲁-萨克逊种族的帝国心态，他们认为，西方的危机根源在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抛弃了文化宗教传统，违背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根本信条和原则。他们主张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于基督教文明及更远溯的古希腊文明，这种类型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内核是经济上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生产方式，而政治制度的本质为大众自由和民主掩盖下的资本精英的贵族专政)是根本和原则，具有绝对和普世的意义、价值和目的，即道德判断上的善，而非西方的包括社会主义及其他文明则是野蛮的恶，两者的斗争和冲突不可调和。
施特劳斯在其最重要的著作《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中强调了如下古典学说得现实意义：“由于人们在人类的完善方面亦即在至关重要的方面是不平等的，一切人的平等权利对于古典派来说，就是最不公正的了。他们争辩说，有的人生而比其他人优越，因此，按照自然权利，他乃是统治别人的人。”[37]（136页）他更进一步断言：“实际可行的最佳制度乃是法律之下的高尚之士的统治或者混合制”，“在混合制中，贵族制的因素……处于居间的也是最为核心和关键的位置。混合政制实际上（而且它也旨在于）成为一种由于加入了君主制和民主制的体制而得到了加强和保护的贵族制。……单纯的最佳制度就是明智者的绝对统治”。[37]（144页）
施特劳斯的逻辑很简单，理想的、公正的政治秩序是贵族制，那么理想的民主制只能是“普世皆贵族的贵族政治”，因此“理想的民主纯粹是一种幻想”。施特劳斯对此不报任何幻想。施特劳斯非常认同“伟大的”思想家的如下所谓“振聋发聩”的观点：只有诸神组成的民族才能民主地统治自己，“但如此完美的政府不适合人类”。施特劳斯说，“现代民主制远不是普遍贵族制，它或许是大众统治，但又并非如此，因为事实上大众无法进行统治而只能受精英统治，即那些不论何种缘由得以位居高层，或很有可能进入高层的团体。”[38]（2页）
美国政治学者认为：“美国政党的典型特点就在于，它是一个由官员和谋求官职的人组成的核心小集团，加上一个专业班子和少数忠诚党员”，而普通党员只是“临时加入的男男女女……不受党组织的纪律和刺激的支配”。[39]（37页）施特劳斯非常清楚，美国的所谓自由民主制，其实是混合政体，其本质是贵族精英专制。
可以说，只有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激进派为了团结底层工人才高举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的旗帜，一旦底层劳动人民威胁到了资产阶级利益和统治，如法国大革命，资产阶级就会迅速走向保守，主张恢复原有的、传统的、封建时代的东西来遏制革命，正如法国大资产阶级曾经选择了拿破仑，英国的大资产阶级曾经选择了克伦威尔，而德国的大资产阶级则选择了希特勒。这是保守主义的起源和宿命。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危机是史无前例地，因此采用保守主义的方式巩固自身的统治，就成了资本主义的重要选项。
如果说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实际类似于封建社会的贵族阶级专政的话，那么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事实带有越来越多寡头专政的色彩。尤其是当经济危机发生，旧贵族统治阶层腐朽，资本主义制度面临大众起义反抗而濒临崩溃的时候，施特劳斯们希望有一个新君主、新帝政、新凯撒新克伦威尔出来，挽救整个资本主义的贵族专政体制。
施特劳斯派的美国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中，有大量特朗普的支持者。施特劳斯西岸派传人、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政府学教授查尔斯·凯斯勒支持特朗普，他们认为美国正面临着“魏玛难题”——国家的文化、大众和精英都如此堕落，以致共和政府赖以维系的美德再也难觅踪影，因此美国需要一位强势人物进行革命。[40]一群匿名的施特劳斯派知识分子创办的“伟大美国杂志”网站认为，“国会里真正捍卫美国的主权、自由以及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之地位的人屈指可数”，华盛顿“非常腐朽，只有克伦威尔这样的人才能击溃他们”。他们按照施特劳斯关于“暴政”和“帝政”的理论，主张美国需要一场特朗普式的革命来推翻这个堕落的、不负责任的精英阶层：美国已经堕落到了需要一位凯撒出现的程度。[41]
3、特朗普上台与美国政治的极右翼周期
1929年开始的美国金融危机和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史无前例地动摇了美国的资本主义秩序。1933年的罗斯福新政，重新塑造了一个左翼进步光谱下的新民主党，自此以后，美国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左倾的民主党执政时代，直到它被施特劳斯派指导的1994年金里奇革命所终结。
从1933至1981年的48年里，民主党几乎全面控制了美国国会两院，在此期间的艾森豪威尔、尼克松、福特三任共和党总统的国内政策已经高度民主党化和罗斯福化，但是国会仍然由民主党控制，这种局面直到1994年才根本改变。罗斯福新政的本质，是美国垄断资本面临外部社会主义压力、内部共产主义运动势头高涨的背景下，不得不向美国工人阶级让利，通过减少剩余价值的剥削，使美国工人成为世界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人贵族阶级——当然这一切都依赖第三世界的剩余价值转移。
然而，随着冷战末期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低潮，苏联最终亡党亡国，美国垄断资本终于等到了废除罗斯福新政的大好时机。从里根时代开始，罗斯福新政就开始被大幅度修正，当时美国共和党政府里面许多重要职位就被施特劳斯的学生、学生的学生和施特劳斯理论的信奉者占据，这一现象在小布什时期尤为明显：诸如保罗·沃尔福威茨(里根政府的驻印尼大使，小布什的国防部副部长，施特劳斯学生艾伦·布鲁姆的学生)、布拉姆·舒尔斯基(小布什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特别办公室的负责人，施特劳斯的学生)、威廉·克里斯托(《旗帜周刊》主编、《新世纪方案》的设计人，施特劳斯学生曼斯菲尔德的学生)等等。如果说施特劳斯的新保守主义在里根时代崭露头角、在小布什时代走向第一个波峰的话，它真正的转折点是在克林顿时代。
1994年9月27日，新保守主义阵地《旗帜周刊》(由默多克集团所有)的主编威廉·克里斯托与共和党领袖纽特·金里奇和迪克·阿米等人组织了360多位保守派人士集会并签署了新保守主义宣言《美利坚契约》，完成了历史上最广泛的保守派动员。1994年11月8日的中期选举，共和党大获全胜，金里奇作为共和党的大功臣担任了共和党众议院议长。《美利坚契约》是当时共和党的竞选纲领，其中的10项内容包括：平衡联邦预算、授予总统单项否决权的议案、削减福利、改革社会福利制度、减税、增加军费、削减资本利得税、限制国会议员任期，等等。[42]可以说，特朗普2016年的竞选主张，跟1994年金里奇的《美利坚契约》一脉相承。
特朗普政府的组织基础，也和“金里奇革命”密切相关。共和党领袖迪克·阿米及其游说组织“自由事业”是2009年以来茶党运动的核心指导者，前共和党众议院议长议长纽特·金里奇是茶党的主要代表人物，而且也是特朗普在共和党高层的核心支持者。在2016年大选中金里奇从头到尾都是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从这个意义上看，特朗普的权力基础比当年的小布什要稳固得多。
1994年9月金里奇等人主导的施特劳斯主义的《美利坚契约》出台及随后11月8日共和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的大胜，是美国历史的转折点。因为这次转折，比尔·克林顿的民主党丧失了对国会和参议院的控制权，共和党大获全胜,40年来第一次夺得国会参众两院的控制权,并且赢得多数州长的职位。选举的结果令人震惊,被人称为共和党“地震”。纽特·金里奇得意地宣称这次选举是“一次美国革命”,标志着“60年代式的联邦主义的死亡”，是对林登·约翰逊任总统以来成为民主党标志的自由派政策的最终摒弃。
这次选举也改变了整个美国的政治走向。1994年，克林顿的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败北，痛失国会。为了在1996年大选中保住总统宝座，克林顿更积极地走中间道路，向共和党靠拢。他接受了共和党选举策师迪克·莫里斯制定的“三角策略”，即采取一个在国会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立场。克林顿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同共和党妥协，接受了共和党国会提出的保守主义的节支减税并举的7年平衡预算计划。1996年1月，克林顿在《国情咨文》中公开声称“大政府时代结束了”，正式抛弃了民主党的自罗斯福新政开始的传统的社会自由主义观念，此后美国民主党也开始转向新自由主义政策。
1996年8月22日，克林顿签署了共和党提出的福利改革议案使之成为法律，大量削减了为城乡穷人提供福利保障的各种福利(6年削减550亿美元)，改变了美国实行61年的福利制度。[43]（766页）在税收层面，克林顿第一任期内基本延续了里根-老布什时代的框架，但是1997年克林顿政府通过了《财政预算平衡法案》和《减税法案》,要求减税950亿美元以上,最高资本利得税率从28%降到20%，这是历史上幅度最大的资本所得税减税法案。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工业被德国和日本及其他国家赶超的背景下，克林顿政府于1999年废除“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给垄断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彻底松绑，这是美国资本主义由盛转衰的重要标志。小布什上台后，在更大程度上推动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美国对资本和富豪阶层的“优待”、美国的两极分化达到历史顶峰，罗斯福新政的进步措施几乎被消灭干净。
从1947年到1963年美国基本上延续了罗斯福新政的劫富济贫政策，对富人征收最高91%的所得税率，通过建设完善的社会福利措施，缩小两极分化，通过二次分配向工人阶级转移了资本剥削的剩余价值，美国内需旺盛，经济发展处于黄金时代。从1964年到1981年，罗斯福新政被部分修正，富人最高所得税率被两次下调后还是维持在70%，福利社会的建设有所倒退，但罗斯福新政的基本框架还是延续下来。转折点之一，是在里根时代。里根于1982年开始大规模降低富人所得税，从70%一直降到28%，使富人所得税率与普通工薪阶层的所得税率相当。这就是为什么自1933罗斯福新政到1982年美国的整个50年中福利社会运转良好，而自里根时代开始后，整个资本主义福利体系和经济发展陷入严重危机的根本原因。
克林顿上台后如果能够恢复罗斯福新政年代的一些措施，比如恢复对富豪的高额税率，建设福利社会，保护劳工运动、限制金融资本等等，那么美国的走向就会是另外一种局面。然而，从1980年代开始，社会主义阵营陷入危机，美国的外部压力就已经大大减少。1990年代苏联解体后，新自由主义时代来临，美国富豪们就更加肆无忌惮地对工人阶级进行秋后算账了，这就是1994年金里奇革命、美国共和党中期选举地震的历史逻辑。
自1995年开始，克林顿和奥巴马政府的国内政策已经高度共和党化，但美国国会绝大部分时间的控制权却在共和党手中。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基本政治生态是，民主党向中右方向发展，共和党向极右方向发展，终于在2008年迎来了史无前例的世界金融危机。危机的年代，也很可能是极端的年代。当特朗普于金融危机持续恶化的2016年上台后，美国可能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极右翼保守主义势力主导的历史时期。
五、和平红利的渐次终结：新帝国主义时代的战争与和平
无论是特朗普参加竞选时的表态，还是特朗普政权的初期运作表现，都标志着美国已经越来越倾向于利用军事和武力的手段维持美国对全世界的剥削和压榨，美国的帝国主义冲动越来越明显。2016年4月27日，特朗普首次发表外交演讲时大力抨击了奥巴马对国防预算的削减，表示美国需要重建军力。2016年9月7日，特朗普在费城专门就国防政策发表了演讲，特朗普表示：“只要我入主白宫，我会要求国会全面取消国防自动减赤机制，并提交一份新的预算以重振军队。”特朗普计划将美国陆军的数量增加14%，由47.5万人扩充至54万人;海军舰艇增至350艘，海军陆战队扩大为36个营，并且至少有1200架作战飞机的空军，以及采用最先进技术的导弹防御系统。[44]
2016年11月7日，特朗普的两位资深安全顾问亚历山大·格雷与彼得·纳瓦罗在《外交政策》网发表文章中认为，奥巴马和希拉里的战略“枢轴转向”已经濒临失败，因为它没能阻止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行动。美国军队已缩减至二战以来的最小规模，而中国到2030年将拥有415艘水面舰艇和将近100艘潜艇。为此，特朗普将要求国会增加军费，重振海军以制约中国。[45]
更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竞选团队总干事、白宫首席战略师和资深顾问班农的观点，特朗普的整个竞选策略和施政纲领都被深深地打上了班农烙印。而班农战略的核心内容，就是要通过对外军事威胁乃至发动全面战争来重振美国。
班农的思想深受尼尔·豪尔和威廉·施特劳斯于1997年《第四次转折》中提出危机周期理论影响，他2010年编剧和导演的纪录片《零世代》就以这本书的理论为指导思想，认为美国的历史是周期运行，每个周期大约持续80到100年约四代人，每一个周期都含有四个转折，而每逢第四次转折美国都将面临灾难性的危机，美国将应对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威胁，美国的制度生活被彻底重构。按照这一理论，美国历史上的每一场战争都在第四个转折阶段发生，而且没有一次第四转折中没有发生战争。这个阶段意味着美国将参与全面战争，前三次分别是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46]
班农的纪录片《零一代》把2008年的金融危机视为美国最近的一次“第四转折”。班农2014年曾警告右翼天主教徒：“我们正处在全球冲突的初始阶段，如果我们不能和其他国家的人，像伙伴一样联合起来的话……那么，这场冲突只会不断蔓延。”班农在接受采访时不止一次地指出，过去的三场危机无一不包括一场大战，而且独立战争、美国内战和二战，从战争规模上看越来越大，时下的危机将导致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战争。[47]2011年以来，班农就一直在鼓吹要对外准备一场全面战争。按照班农《零世代》及《第四次转折》的思路，“如果没有迫切威胁，第四阶段的领袖们则会自行寻找甚至虚构出一个威胁来唤醒集体行动，并重新定义民族认同”。[46]
2014年以来，尤其是担任特朗普竞选团队总设计师以来，班农将作战对象逐渐从伊斯兰国家转移到了中国身上。2016年3月班农公开表示，未来5至10年间中，“美国将与中国在中国南海发起战争，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简直是在我们美国脸面前耍横。”班农认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成功有三大内核：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和“犹太基督教价值观”，他非常看重利用中国的基督教势力对抗中国，他说，“中国人比美国害怕一件事......与其他任何事情相比，他们更害怕基督教。”[48]
众所周知，在冷战时期，没有发生军事层面上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与两次世界大战的时代相比，存在一个冷战式的和平。从冷战末期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整个世界进入了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期。然而，冷战结束后，伴随着美国政治的日益右倾化，尤其是随着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及今天特朗普政权的上台，整个世界局势又在日益紧张。要正确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战争与和平，要分析清楚“和平与发展”态势从何而来，又从何而去，就不能离开列宁的思想。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认为考茨基等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实现“永久和平”的幻想是对群众的欺骗，列宁说，考茨基“理论”的真正社会意义只有一个，即“拿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达到永久和平的希望，对群众进行最反动的安慰”。[2]（679页）列宁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战争是和平时期政治的继续，和平是战争时期政治的继续”，帝国主义的两个阶段相互交替，和平，只是两次战争间的休战，是对下一次战争的准备。而战争，则是“通过暴力执行”交战国在和平时期“就已经执行的那一政策”。[49]（157页）因此，“目前的和平，在资产阶级政府尚未被革命推翻的情况下，就只能是作为帝国主义战争继续的帝国主义和平 ”。[50]（915页）列宁曾指出，帝国主义使人类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过渡到社会主义，要么一连几年、甚至几十年地经受‘大’国之间为勉强维持资本主义(以殖民地、垄断、特权和各种各样的民族压迫作为手段)而进行的武装斗争。”[2]（512页）
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阶段，如世界大战之前或之后，会存在一个“世界政治从帝国主义战争向帝国主义和平的转变”，因为这个转变，“和平主义者时来运转了……它具有一定的客观基础。”但是，“帝国主义战争赏给各国人民的，是空前的浩劫”，“帝国主义和平将赏给各国人民的，则是空前的大骗局，即甜言蜜语、小小的改良、小小的让步，等等。”[51]（314页）
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曾深刻地作出预言：“我们不想忽视重演悲剧的可能性，尽管群众一再爆发出不平和不满的情绪，尽管我们做了努力，但是如果革命不能在当前这场战争中成长起来，人类还会经受(在最坏的情况下)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50]（879页）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列宁的预言是如此的准确：首先，列宁清晰地预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生的苏联及共产主义运动还比较弱小，因此又发生了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其次，列宁还深刻地指出，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在战争中成长起来，帝国主义战争就可能被延缓乃至消灭。这正是二战以后整个世界的战略走向。
只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才能清晰地解释二战后的整个世界格局。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旧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帝国主义遭受史无前例的危机，面对内外共产主义的威胁，美国不得不史无前例地容许乃至援助了德国和日本乃至中国周边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以防止“共产主义幽灵”在这些地区的蔓延与扩散，在此基础上，两次世界大战时打得你死我活的各帝国主义国家史无前例地团结起来，一方面缓和资本主义内部的阶级矛盾，一方面与共产主义阵营展开冷战。
总之，二战后之所以没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之所以发生了某些缓和其阶级矛盾的改良和改变，归根结底是社会主义革命及共产主义力量的发展。
在共产主义的压力下，冷战时代的美国进入了一段特别特殊的时期，尽管金融寡头高度不满，但美国仍然延续了战时的改良色彩的罗斯福新政。在美国内部，大量的工人贵族阶级被扶持起来，两极分化趋势得到遏制，美国通过对外侵略转嫁矛盾的压力降低。社会主义阵营的空前强大，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朝鲜及越南战争的失败，使美国帝国主义的军事和经济势力遭受相对遏制。因此，它更加注意用温和的手段维持与日本和西欧的联盟，更愿意尝试通过软战争和意识形态控制的方式与苏联争夺世界，在全世界推行新殖民主义秩序。由此我们看到了冷战式的和平，二战结束后直至苏联解体，国际局势日趋缓和，终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的20年里，虽然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了，但是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俄罗斯继承了之前社会主义时代的遗产，其军事、工业力量与一战之前的帝国主义时代已经今非昔比，整个世界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而马上重回一战前后的帝国主义时代。但是，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退潮，在中俄的辐射力相对比较薄弱的一些关键地带，如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区域，我们看到了美国和西方赤裸裸的帝国主义入侵，也就是说，整个世界已经在某些局部某种程度地回到了19世纪帝国主义秩序。
克林顿政府领导北约发动的科索沃战争之烈度尚低于老布什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但是小布什发动的两场大规模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标志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初步有向旧殖民主义和旧帝国主义回归的“返祖”现象。2001年3月，小布什的国防部发布《核态势评估报告》，其中将伊拉克、朝鲜、伊朗、利比亚、叙利亚、俄罗斯、中国列为进行先发制人核打击的七个敌对国家，与此同时小布什公开提出“邪恶轴心”一说，将上述国家作为未来消灭的敌人。这七个不服从美国霸权的所谓邪恶轴心国家，大部分恰恰是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留给21世纪的遗产。
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里，整个世界仍然在享受之前的“冷战和平红利”，美国实际上仍在消化“冷战的障碍”，假如它顺利地实现了征服和肢解了少数不服从国家的大战略，整个世界有可能就会回到类似19世纪的旧帝国主义和旧殖民主义的状态。
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无论是桑德斯现象，还是特朗普现象，都预示着美国的阶级矛盾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问题。桑德斯的主张是恢复罗斯福新政、让美国的垄断资本适当“割肉”，缓解美国的两极分化。而特朗普的策略，则是回到帝国主义的办法。尽管特朗普是美国金融寡头的代理人，但是他上台后为了巩固资本主义的统治，仍然会按照帝国主义的逻辑部分兑现自己向工人阶级的承诺：在维护垄断资本利益的前提下，特朗普将试图通过剥削、讹诈和掠夺第三世界的方式，进行经济金融战争乃至军事战争，让包括中国工人在内的第三世界劳动人民“割肉”来补贴美国工人乃至金融寡头，缓解美国的内部危机。
从特朗普上台后几个月的动作看，美国明显在加强中央集权，走向帝政，煽动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新自由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大幅增加军费，准备战争……如果没有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的话，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将受到严重威胁。
（马钟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注：本文完成于2017年3月，发表于《探索》2017年第3期，作者授权察网(www.cwzg.cn)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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