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后期脱离群众的历史镜鉴及现实启迪

［摘要］脱离群众是苏共败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苏共作为一个长期坚持群众路线的无产阶级政党，后来却逐渐脱离群众，主要原因是思想上僵化教条、不思进取，组织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作风上特权思想弥漫、享乐主义盛行，生活上奢靡之风泛滥。苏共执政后期在指导思想、制度建设、作风建设、廉政建设等方面逐渐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方针，存在严重的党风不正现象。为避免重蹈苏共覆辙，我们应汲取苏共垮台教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关键词］苏联共产党；群众路线；党的建设

作者简介：张树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兼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研究员；张彰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1年第10期

1991年，苏联政局突变，苏联共产党解散，国家政权更迭，社会发展道路改弦易辙。反思苏共兴衰的历史可以总结出一个政党兴衰的规律，即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是因为始终能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持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而苏共“20万人时建国、200万人时卫国、2000万人时却亡国”的重要原因，就是苏共背离了人民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持续泛滥，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最终被人民抛弃。今天，回顾苏共脱离群众的过程，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和警示意义。

一、苏共后期脱离群众的表现

苏共在建党初期，高度重视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列宁曾说：“只靠共产党员的双手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幼稚的、十分幼稚的想法。共产党员不过是沧海一粟，不过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而已。”他身体力行，始终密切联系群众，亲自接待群众来访，倾听群众呼声，创立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而他本人却生活简朴，对自己和家人要求极为严格。赫鲁晓夫担任苏共最高领导人之后，理论脱离实际、干部脱离群众的不良习气逐渐蔓延开来。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的党风问题已十分严重，并延续到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最高领导人时期。戈尔巴乔夫对党和群众的进一步背离、背叛，最终导致苏共垮台。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在苏共走向没落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固然是导致苏共败亡的直接原因，但是苏共后期对党的根本宗旨以及群众路线的全面背离，无疑是苏共失败的深层原因。苏共高层逐渐脱离人民群众，主要体现在思想、组织、作风、生活等方面的腐化蜕变。

（一）思想上故步自封、不思进取

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最高领导人时期通常被认为是苏联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尤其在其任职初期，整个苏联社会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稳定与繁荣之象。在勃列日涅夫主持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66～1970年），苏联的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达到7.4%。20世纪70年代中东战争爆发，国际油价大幅上涨。苏联通过大量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获取了巨额的能源外汇。1970～1980年，苏联石油开采量从3100万吨增长到3.12亿吨。仅石油出口一项，每年的外汇收入就高达160亿美元。在经济增长和石油外汇增加等利好因素的刺激下，这一时期苏联人民整体生活水平也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在外交方面，凭借数量庞大的核武器与强大的军事实力，苏联奉行与美国针锋相对的争霸战略。对于此时正深陷石油危机与越战泥潭的美国而言，苏联俨然已经成为真正能够与其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然而，在勃列日涅夫任职中后期，苏共高层逐渐丧失了改革的决心和意志，思想上故步自封、工作上因循守旧，党内普遍弥漫着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风气。在党内盲目追求“稳定”的浓厚氛围中，被称为“老好人”的勃列日涅夫淡化了列宁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的崇高信仰，丧失了革命党人一往无前的斗志。

1967年，勃列日涅夫提出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论断。这一论断既脱离实际，又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却被宣传为苏共历史上的“理论飞跃”，苏共党内的改革步伐渐行渐缓。随着苏共全党对“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追捧，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之后，由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主持的经济改革被迫中断。在勃列日涅夫所谓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整个苏联社会沉浸在全力论证这一理论合理性的氛围之中。与之相比，真正意义上的务实的“改革”“创新”却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到了勃列日涅夫任职后期，教条主义、享乐主义、盲目乐观主义作风几乎蔓延至整个苏联社会，苏联停止了前进的脚步，陷入“停滞”状态。

（二）组织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

关于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列宁曾有过精辟的论述，“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产生，应该归咎于那些拒绝在中央机关领导下进行工作、因而使得难以避免形式主义地处理问题的人”。也就是说，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反对和拒绝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而为个人和小集团利益服务的工作作风。若任由其发展蔓延，必将有损党的权威。苏共后期，弥漫于干部队伍中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愈发浓重，造成党群关系进一步恶化。

苏共宣传领域中的形式主义尤为严重。自赫鲁晓夫以来，苏共的最高领导层普遍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对于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宣传上实现创新与突破并无突出贡献。理论缺失导致思想路线长期得不到更新，无法与时俱进，进而造成宣传工作内容的空洞与乏味。苏共宣传在多数情况下只是摘取马列主义个别言辞和论断作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丝毫不考虑现实需求和群众呼声，长篇累牍和千篇一律的套话、官话充斥着宣传领域。这种教条式的宣教方式使得意识形态工作逐渐僵化，弱化了马克思主义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强大功能，造成马克思主义思想引领和社会动员能力的下降，掩盖了不断加重的社会矛盾与问题，割裂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勃列日涅夫任职时期，“官僚主义、本位主义、机关专权和独断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所谓双倍的泛滥”。为了追求干部队伍狭隘意义上的稳定，苏共领导层长期不进行更新和轮换，形成了事实上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勃列日涅夫批评赫鲁晓夫的干部轮换制，认为“没有道理地调动和更换干部，使工作人员缺乏信心，妨碍了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为不负责任现象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废除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党委会每次改选必须更换1/3成员的做法。在赫鲁晓夫时期，中央委员连选连任者占49.6%，到苏共二十二大的时候，中央委员连选连任者占79.4%，到苏共二十五大时为83.4%，二十六大时已经上升到90%以上。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变动更小，18年中只换下12人。这导致青年干部难以成长，优秀人才无法在年富力强时进入重要的领导岗位，领导层思想进一步僵化和保守。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官僚集团反对改革、抵制创新，满足于维持现状，这致使国家错失发展良机。

（三）作风上特权思想弥漫、享乐主义盛行

在革命与战争年代，苏共曾冲锋在前、不怕牺牲，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和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是，随着执政地位的稳固与党内监督约束机制的废弛，苏共内部的享乐主义风气开始在全党范围内不断蔓延。

随着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党政干部队伍的膨胀与固化，一个特殊的官僚特权阶层逐渐在党内形成。这一阶层的主体力量是那些握有实权的党政干部，他们位高权重，自成一体，具有极大的隐蔽性、自私性、贪婪性和保守性。苏共的各级官员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不同的待遇。职务越高，特权越大，享有的种种物质待遇同普通群众之间的差距也越大。如勃列日涅夫的私人好友尼古拉·晓洛科夫（Николай Щёлоков）大将，任内务部部长长达17年，将内务部第一大型国家别墅和曾作为内务部迎宾馆的第八国家别墅据为己有，其中的一个别墅里光地毯就一张叠一张地堆放了七层，连俄罗斯著名画家的油画都被放在了床下。特权阶层不仅堂而皇之地享受各种优厚待遇，还利用手中的特权在流通领域中倒买倒卖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大发横财。1980年破获的“黑鱼子酱走私案”涉及渔业部、商业部、食品工业部、太平洋舰队等300多名干部，使国家遭受几百万卢布的经济损失。

在苏联社会经济资源匮乏、生活水平不高的情况下，特权阶层的优渥生活引发了广大群众的不满。此外，特权阶层利用各种关系结成“政治同盟”，相互提携、包庇，逃避党纪国法的监督与制裁，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公，败坏了社会风气，破坏了党群关系。勃列日涅夫时期，干部队伍任人唯亲成为普遍现象，“对上级领导个人的忠诚”成为选拔干部的原则。社会各界优秀人才无法进入权力核心，能力平平的干部子弟和领导亲朋却可以依靠裙带关系轻松获得高位。

领导干部队伍的固化、自我封闭和任人唯亲现象愈演愈烈，他们极力维护现行体制，拒绝反思与变革。这导致社会流动性的降低甚至停滞，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制造了社会鸿沟。对上级唯命是从、对群众呼声视而不见、山头主义等腐朽变质的风气逐渐在党政部门滋生，大批党员干部不再将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而是竭力维护并扩大自己的特权和既得利益。随着大量腐败现象被公之于众，民众心中曾经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迅速崩塌，对长期以来标榜“人民公仆”的苏共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进而对其执政合法性产生了广泛质疑。

（四）生活上奢靡之风泛滥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各级干部之间的送礼之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勃列日涅夫每一次出访都会携带大量价值连城的礼品赠予当地各级官员。而地方官员则回赠给勃列日涅夫大量更为贵重的礼品，如“贵重的胸花、宝石项链、戒指、配有金银枪套的手枪、各种黄金饰品及其他贵重礼品”。以至于勃列日涅夫每次出访回来，都会从飞机上卸下几十只装有高档礼品的箱子，然后运回总书记别墅。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为了迎合勃列日涅夫的打猎嗜好，各级官员赠送给他的豪华猎枪就有100多把。而在对阿塞拜疆共和国的一次视察中，该共和国第一书记盖达尔·阿利耶夫（Гейдар Алиев）竟然送给勃列日涅夫一座纯金半身塑像。

送礼之风在苏联社会引发了“金钱至上”“金钱万能”的负面效应，各级官员的索贿、受贿成为常态，甚至各级官职都明码标价，花钱可以买官成为公开的秘密。例如，阿塞拜疆共产党区委第一书记20万卢布，第二书记10万卢布，社会保障部部长12万卢布，城市公共事业部部长15万卢布，商业部部长25万卢布，大学校长20万卢布。

与苏共高层奢靡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市场里空空如也的货架和等待购物的长队。1989年末，在989种大众消费品中，只有11%的商品能够实现勉强供应。俄罗斯国立普希金语言学院副教授德米特里·法捷耶夫（Дмитрий Фатеев）说：“1990年、1991年开始发行各式各样票证，有蓝色的、粉色的。当时我还小，记得排了大半天的长队。结果轮到我的时候，前边的妇女把最后半公斤香肠买走了，到我这儿什么也没有。我不停地哭，哭完以后，我发誓再也不去商店了。”在短缺经济的条件下，人民群众很难买到日用消费品，更别提质优价廉的生活用品。而西方国家琳琅满目的市场消费品，成了广大苏联群众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通过这样的对比，群众的不满演化成对苏共和苏联制度的不满。

二、苏共后期脱离群众的原因

苏共后期之所以严重背弃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群众路线，归根到底是由于长期忽视党的建设，党的先进性和领导力不断被削弱，最终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与支持。

（一）指导思想上不断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方针，直至后期转向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立场

党群关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党群关系思想要求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创新党群沟通方式和渠道等。勃列日涅夫时期，因循守旧和保守主义成为苏共思想体系中的主流，广大人民群众长期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长期无法得到满足，民主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创造精神不受尊重，大量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积累起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建立“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目标，用西方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代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这全面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党群关系思想，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

（二）制度建设上弱化集体领导，抛弃民主集中制

勃列日涅夫时期，党内长期存在的“一言堂”现象不仅没有被纠正，个人的独断专行现象反而得到加强。苏共高层领导放弃党内监督，抛开集体领导，用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代替多数人的智慧，做决策仅凭主观感受，严重脱离实际，甚至连出兵阿富汗这样的重大决策，也是勃列日涅夫等五人绕开苏共中央政治局自行决定的。在粉饰太平的气氛下，苏共最高领导层往往无法准确和有效地获悉基层实际情况，影响了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导致一系列重大决策失误，加剧了人民对执政党的不信任。

（三）作风建设上对党内长期存在的不正之风视而不见，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蔓延

苏共后期党内最高领导人在作风建设方面起到了负面的示范效应。勃列日涅夫热衷社会各界对他的吹捧和阿谀奉承，对于各类荣誉和勋章有着特殊的癖好。尽管其在卫国战争时期并无突出战功，政绩也比较平庸，但仍然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并先后获得包括列宁勋章、苏联英雄勋章等在内的各类勋章200多枚，很多勋章是在他的暗示下授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风气在苏共党内大行其道，各级官员夸夸其谈、不务实事、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善于对上级歌功颂德、沽名钓誉，对大量来自基层群众的呼声和现实要求却无动于衷，由此带来的特权和腐败贻害深远。

（四）廉政建设上对腐败问题持包庇、纵容甚至鼓励的态度，缺乏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有效监督

对于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及复杂性，苏共后期在党内并没有系统且全面的认识，认为腐败只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物，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腐败，用“受贿”“滥用职权”等表述淡化官员的腐败问题。对于蔓延开来的腐败行为，勃列日涅夫冷眼旁观，不仅不开展打击贪污腐败的斗争，甚至曾经公开表示，“在我们国家里，靠工资谁也生活不了”，“干部的贿赂行为都是正常的”。出于所谓维护政治稳定的原因，苏共所开展的反腐败斗争既不彻底，也不深刻，对于腐败案件的处理往往标准不一，高层领导及亲信的腐败行为通常会得到包庇和纵容。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林娜（Галина Брежнева）走私巨额珠宝、钻石，却始终逍遥法外；女婿丘尔巴诺夫（ЮрийЧурбанов）仅6年的受贿所得就相当于苏联普通工人270年的工资，在勃列日涅夫逝世5年后才被逮捕。在勃列日涅夫的默许和纵容下，苏共党内特别是高层领导的腐败问题愈演愈烈，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认为“对于上层人物来说，共产主义早已经建成了。”

三、苏共后期脱离群众的现实启迪

苏共垮台前不久，苏联科学院曾做过“苏共究竟代表谁”的社会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占7％，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却占了85％。苏共在被迫解散之际，仍拥有近2000万名党员和43.3万个基层组织。然而，在敌对势力取缔共产党时，党的各级组织都没有进行抵抗，苏共党员也没有举行任何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人民群众亦没有为支持、声援苏共而采取任何有组织的行动。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苏共败亡的深刻历史教训至今仍发人深省。为了防止重蹈苏共覆辙，我们要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一）加强政治建设，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是正确且行之有效的政治路线。苏共后期逐渐背弃群众路线，是苏共偏离马克思主义基本方向、走上改旗易帜邪路的重要表现。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全党，“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必然要求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二）加强思想建设，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各级党组织应高度重视思想建设，特别要结合近期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重温人民情怀，站稳人民立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把人民性与党性统一起来，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党的历代领导人都将“人民至上”作为治党治国的思想精髓。毛泽东同志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发出了“人民万岁”的时代最强音。邓小平同志坚持人民主体思想，提出我们做一切事情都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江泽民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同志强调以人为本，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习近平同志提出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全党不懈奋斗的目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直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不断完善马克思主义党群关系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三）加强组织建设，培养勤政为民的干部队伍

提高治理能力是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任务。苏共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任用干部不是看其具备的业务能力和专业素质，而是任人唯亲，将是否对上级个人的“忠诚”放在首位，忽视了干部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导致苏联的社会治理水平低下、社会关系紧张。因此应高度重视新时代干部队伍的治理能力建设。为人民服务在新时代的直接体现和现实要求突出表现为干部队伍能否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否具备在推动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各方面的专业精神和专业能力，能否切实回应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以适应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提高干部队伍治理能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一是提高干部队伍的政治理论素养。夯实广大党员干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论基础，搞清楚“为谁治理”“由谁治理”等问题。二是提高干部队伍的业务能力水平。结合新时代治理环境专业化、专门化、精细化，开展相关专业训练和专题培训，着力提升干部履行岗位职责、做好组织工作、推动事业发展、加强群众工作所必备的专业技能，持续优化干部治理的知识储备和知识结构。三是建立健全干部队伍评价体系。把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办身边事作为干部考核评价的重要标准，把群众基础作为选人用人的重要考量。

（四）加强作风建设，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要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书写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坚决清除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坚决割除一切滋生在党的肌体上的毒瘤，坚决防范一切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侵害党风、文风，损害党的战斗力，损害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同时也降低行政效率，降低政治体制的生机与活力。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的大量存在是苏联解体、苏共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要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破除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首先要相信和依靠绝大多数干部群众，不断巩固和壮大党的执政基础；其次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多给各地和基层干部群众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空间和时间；再次要树立正反两面的典型，发现并鼓励具有创新力、创造性和活力的正面典型，曝光并处理哗众取宠、华而不实的反面典型；最后要激发人民的创造精神，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智慧和积极性，不断探索方便快捷、行之有效的工作模式。享乐主义与奢靡之风不仅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消解意志、萎靡精神，而且腐蚀政治、败坏风气，是人民群众极度痛恨的。当前尤其要警惕享乐主义与奢靡之风的隐形变异问题，应当充分发挥各专业部门的业务优势和职能作用，有效调动整合各类专业监督力量，利用大数据进行分析研判，提升查处问题的精准度，并积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动员群众参与监督。

（五）加强纪律建设，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

党员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来源于纪律的刚性。苏共正是由于动摇了党对纪律的要求，才使得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从对中央政策阳奉阴违到公开反对党的决议，再到公然对抗党的政策，不断背离人民群众，背叛理想信念，逐渐沦为为小团体利益服务的特殊群体，最终被人民所抛弃。党员干部缺乏纪律意识，不受纪律约束，必将大搞权力特殊化、待遇特殊化、地位特殊化，进而演变成为特权阶层。加强纪律建设，提升党员干部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自觉性，是有效遏制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纪律面前一律平等，党内不允许有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党员。党的各级组织要积极探索纪律教育经常化、制度化的途径，多做提提领子、扯扯袖子的工作，使党员、干部真正懂得，党的纪律是全党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严格遵守和坚决维护纪律是做合格党员、干部的基本条件。”要不断强化纪律意识，建立健全纪律教育机制，严明纪律建设主体责任，加强纪律监督。

（六）加强制度建设，贯彻和落实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我们党最大的制度优势。它通过在决策过程中广泛征求意见，最大限度地反映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有效凝聚共识，实现人民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最大化。民主集中制真正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决策过程，能够较好激发党内创造力和活力，保证路线方针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民主性。民主集中制还可以有效防止和克服无政府主义、“一言堂”、家长制及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等问题。苏共后期违背民主集中制，不断削弱党内民主生活、限制党员民主权利，进而造成个人专断、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恶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执行民主集中制，一把手以身作则很关键。”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应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大力提高一把手民主素养和集中能力，并对践踏民主集中制的行为严肃问责。同时，要健全和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不断推动民主集中制的发展创新。

（七）推进反腐倡廉，凝聚党心民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苏共后期大批党政干部腐化变质，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直接动摇了苏共的执政基础。吸取苏共败亡教训，要自觉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不断增强拒腐防变能力。要大力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

“我们党要做到长期执政，就必须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回顾苏共脱离群众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若背离了群众史观、党风不正、大搞特权和腐败、“四风”问题泛滥，就会不断损害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最终被人民抛弃。我们要认真吸取苏共垮台教训，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纪律上、制度上进行自我完善，深入推进反腐倡廉，牢牢把握住群众路线这条党的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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