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等：重要关头首先向美国总统汇报，已成为戈尔巴乔夫的习惯

从本质上说，历史虚无主义不过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特殊反映。

历史虚无主义的妖风为何能在社会主义的苏联越刮越烈，其深层次的根源何在？

俄共下诺夫哥罗德州州委书记、州议会副议长弗拉季斯拉夫·叶戈罗夫（Владислав Егоров）指出，历史虚无主义否定苏联时代存在过的一切正面的事物，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带来的一切有益方面。它破坏和转变了苏联时代的社会意识，这是在为实现1991年的反革命剧变作铺垫。

宣扬历史虚无主义，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在思想上进行颠覆活动的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

让我们首先来看看苏联历史虚无主义的始作俑者赫鲁晓夫点燃此场“虚无”之火的深层次思想根源。

赫鲁晓夫虽然成长于革命时代，有过卫国战争经历，但在担任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后却背离、最后背叛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究其缘由，一是赫鲁晓夫对共产主义缺乏坚定的信仰和信念。二是赫鲁晓夫是一个善于玩弄权术并在世界观和价值观上“虔诚”信奉个人主义思想和唯意志论的实用主义者。因此，他是一个典型的“两面人”。

1949年12月，在他需要斯大林提拔的时候，赫鲁晓夫曾在《真理报》上撰文献上这样的颂词：“荣誉属于亲生父亲、英明的导师、党和苏联人民及全世界劳动者的天才领袖斯大林同志！”但在斯大林去世后的1956年的“秘密报告”中，却把斯大林谥为“暴君”“俄罗斯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

十月革命前后，许多不同阶级阶层的人加入革命队伍，不少人得到艰苦锤炼，成长为真正的革命者。但也有一些目的不纯的人混入革命队伍，最终形成了脱离人民群众的既得利益集团。

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Анатолий Лукьянов）、原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Дмитрий Язов）都指出，1987年以前，戈尔巴乔夫表现得好像非常坚定，但实际上他的信仰早就发生了动摇。戈尔巴乔夫曾私下里多次说：“共产主义思想对于我已经过时。”

1991年12月25日，随着戈尔巴乔夫宣布自己辞去总统职位，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的苏联国旗在寒风中黯然垂落。其实，在距离戈尔巴乔夫宣读最后辞职书两小时之前，他就首先拿起电话向美国总统布什做了汇报：“我亲爱的朋友乔治……大约两个小时后，我将在莫斯科电视台宣布我的决定……我将把使用核武器的权力交给俄联邦总统……您完全可以安心过圣诞节了。”

重大历史关头，往往首先向美国总统汇报，这似乎已成为戈尔巴乔夫的习惯。当这些历史的真实被披露之际，不能不让人瞠目结舌。

而另一位苏共高层领导人——雅科夫列夫，后来在《一杯苦酒》一书中坦言：“常常有人问我，我是什么时候和为什么开始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赫鲁晓夫1956年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做的报告，对拨正看法和形成新的评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雅科夫列夫在西方出版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序言中袒露：“用列宁的权威打击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倘若收到成效，之后便用普列汉诺夫和社会民主主义打击列宁，用自由主义和‘道德社会主义’打击一切革命至上主义。这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带有情绪的叫嚷，而是带着深刻的潜台词：罪恶的不单是斯大林，整个制度都是罪恶的。”

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助推历史虚无主义，还有更为深层和隐秘的原因。雅科夫列夫之所以能上台，始于他1983年与戈尔巴乔夫在加拿大的会面，两人的思想不谋而合。

弗拉季斯拉夫·施韦德指出，1983年戈尔巴乔夫访问加拿大，雅科夫列夫在那里等他，他俩彻夜长谈。最后得出结论是：社会主义是发展的死胡同，应该改变社会主义制度。

在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等人的纵容下，一些所谓知名的文学家、政论家、历史学家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在恶毒篡改、否定苏联历史的同时，对资本主义制度大放赞美之词。

他们中一些人的初期目标还只是批判斯大林，不久便就将矛头直指列宁，其根本目的是否定十月革命，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1988年秋，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委员会独揽大权。苏联内部的蜕化变质分子与西方的第五纵队和持不同政见者这三股力量完全合流，集合在戈尔巴乔夫这面大旗之下。“1988年可以称之为社会意识的大转变之年。”

苏联解体后5年，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教授大卫·科兹（David Kotz）等人出版《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该书英文版序言中指出：“苏联体制的瓦解，不是源于与经济崩溃一道而来的群众暴动，而是源于其自身的统治精英对个人利益的追逐。”

利西奇金（Владимир Лисичкин）、谢列平（Леонид Шелепин）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中说：“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持不同政见者的状况渐渐发生质的变化”；“新出现的持不同政见者成了西方大众传媒关注的中心，并获得了世界声誉。他们开始得到津贴，经常得到各种奖励和奖金”；“持不同政见逐渐成了一种可以炫耀自己优点的职业，这种职业甚至变得愈来愈吸引人”。

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人文系教授尼古拉·斯塔罗斯坚科夫（Николай Солдатенко）指出，问题在于那个时期进行的很多历史问题研究，都是受国外资助，这就刺激一些历史学家去看给他课题的人的眼色行事。

西方国家还十分注重收买苏联的“关键人物”。收买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据戈尔巴乔夫助手博尔金（Валерий Болдин）回忆，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久，就从西方得到许多奖金、奖品、稿费，其个人账户上很快就有了100多万美元。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Раиса Максимовна）1991年亲自和美国出版商洽谈出书事宜。一本名为《沉思》、实际上是由记者普里亚欣（Георгий Пряхин）代笔的小书就这样面世了。这本书不过发行几百本，稿费却付给她300万美元。

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利加乔夫在其回忆录《警示》中这样描述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后的大众传媒：“这里的一切都取决于金钱。电子媒体和印刷品需要大量资金，而这些钱全掌握在那些疯狂掠夺人民财富的人手里。无论何种形式的独立出版物的言论都是在放空炮、蛊惑而已。”他在书中还谈到这样一种说法：“当权者企图掩盖政策的真正本质，他们不想让人民知道真相。他们宣称，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在俄罗斯都无发展之地。事实上，他们正与外来力量共同实行复辟一百年前的资本主义制度。”

而苏联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国外推手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早在1948年，乔治·凯南就一语道破。他说：“我们拥有世界50%的财富，但人口仅占世界的6.3%。在这种形势下，我们难免会成为嫉妒和怨恨的对象，下一时期我们的真正任务，是设计某种关系模式，使我们得以保持这种差距而又不危害我们的国家安全。”

苏联的亡党亡国，还有着深刻的国内社会根源。党的干部队伍中一些人经不起考验，严重脱离群众，进而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严重损害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当人民群众看清苏共高层已彻底背叛了共产党的宗旨而感到绝望之时，最终选择抛弃这个党。这就是在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之际，广大党员和民众漠然相向的社会心理原因。

（本文作者：李慎明、陈之骅、吴恩远、张树华、王正泉、刘书林、汪亭友、李瑞琴、李  燕、赵丁琪，节选自《历史虚无主义与苏联解体》，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1期，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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