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俄罗斯的例子足以证明，依赖美国不可持续

【对话/观察者网 高艳平】

特朗普的意识形态接近俄罗斯，但不意味着俄美会结成同盟

观察者网: 您在最近的文章中说，莫斯科发现它在意识形态上更接近特朗普的美国，而不是欧洲的自由主义。这似乎是对美俄关系正常化的一种解释。您如何发现莫斯科在意识形态上更接近特朗普的美国？

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俄罗斯更接近特朗普，有几个原因。最主要的一点是，俄罗斯一直反对自由主义的全球主义理念，这种西方自由主义建制派所秉持的普遍主义、全球化视角一直认为，世界上存在普世价值，存在国家运作的全球通用模式，所有国家都应当遵循这一西方模式来治理——这一基本假设构成了其思想根基。

但在此之后，我们多年来目睹了许多负面现象。西方（尤其是美国和欧洲）通过武力强化这一模式，向全球推广该模式，并强迫其他国家接受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具体到俄罗斯的案例，这种做法最突出的体现是北约这一欧洲军事联盟的扩张：北约自冷战结束后立即启动东扩进程，一步步逼近俄罗斯边境，其本质目的是将俄罗斯挤出传统势力范围。最终，这一系列行动演变成为乌克兰战争的惨烈局面。这场冲突背后的意识形态框架（而非单纯军事因素）是宣扬"俄罗斯周边国家有权加入西方自由主义联盟"的价值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唐纳德·特朗普上台之前。

特朗普与众不同。他并非自由主义全球主义者，其理念也独树一帜。他所追求的是美国的全球霸权与主导地位，但形式与过往截然不同。相较于抽象理念，特朗普更聚焦于美国国家利益，堪称“国家利益至上主义者”。这位总统本质上是利益驱动型人物——既包含商业利益考量，也涉及政治权力博弈。

尽管作为全球最强大国家，美国正以极具侵略性的姿态追逐本国利益，但这种立场至少呈现出某种理性色彩。因为当双方都基于国家利益行事时，就存在谈判空间，可以尝试寻求共同点，达成互利妥协或交易。而过去与自由主义全球主义者打交道时，这种可能性完全不存在——他们坚信自身意识形态与利益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要求所有国家无条件接受。

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在思维方式上更接近俄罗斯——我们能够理解他的偏好与战略意图。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美会成为亲密盟友或组建战略同盟，完全不是这样。两国关系可能呈现更复杂的形态，一种基于现实利益考量的艰难互动模式，这与过去截然不同。这种互动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而是建立在某种理性权衡的基础上。

每一次俄罗斯介入西方内部事务，都会招致严重后果

观察者网：这个解释很有意思。在那篇文章中，您还警告说，与美国合作过于紧密将面临风险。美国的动荡与俄罗斯无关，那是美国人自身的身份危机；莫斯科必须谨慎行事，避免成为华盛顿内斗的棋子。没多久，特朗普就签发行政令将对俄制裁延长一年。您能解释一下这种风险吗？

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一个是实际的，一个是短期的。当特朗普第一次当总统的时候，当时的俄罗斯——我想说是不情愿地、意外地——成了美国国内斗争中的一个棋子。因此，特朗普的对手民主党人把“俄罗斯牌”作为对付特朗普的武器。他们试图打倒他，声称特朗普是俄罗斯间谍、他得到了普京的支持、俄罗斯安全部门和黑客帮助特朗普赢得了选举、他是俄罗斯的一个傀儡，等等。

这些观点看似荒谬，实则极具破坏性——当特朗普2017年试图改善美俄关系、重塑两国互动模式时（正如他现在所做的），立即陷入"众矢之的"的困境。最终他基本放弃了构建新型美俄关系的构想。俄罗斯由此沦为美国国内政治的议题，这种局面极具破坏性，虽未酿成灾难，但影响深远。

俄罗斯常被当做美国国内斗争的工具。本文称特朗普曾以“克拉索夫”为代号被前苏联国安部门招募

更深层的解释无关西方本身，而关乎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的定位。数百年来（甚至可追溯至更久远历史），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民族，始终处于特殊的历史轨迹中：它横跨欧亚大陆，兼具东西方文明特质，其文化构成与身份认同呈现出复杂而独特的融合。正因如此，俄罗斯始终与欧洲存在本质差异。与此同时，俄罗斯数百年来始终怀揣一个核心诉求：要像当时的欧洲列强（无论是17世纪、18世纪还是19世纪）那样实现现代化变得强大。

正因如此，那时候俄罗斯历代政权始终试图成为欧洲-西方政治集团的一部分。其策略有时表现为联合西方某一阵营对抗另一阵营——毕竟在20世纪下半叶之前，西方世界内部的分裂与兵戈相见远多于对外征伐。然而，每一次俄罗斯试图深度融入西方内部博弈时（这种博弈不仅涉及地缘政治，更包含文化认同与宗教身份界定等深层议题），最终都招致严重后果。

即便在影响力鼎盛时期，如拿破仑战争后或二战结束后，欧洲主流社会也从未真正将俄罗斯视为欧洲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吊诡的是，西方国家始终在利用俄罗斯参与其内部权力角逐。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可以讲好几个小时。关于西方的内部矛盾，我们可探讨的案例不胜枚举。当前，西方世界正深陷结构性分裂——一方是自由主义全球主义建制派，另一方则是以唐纳德·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本土主义力量，以及法国、德国、罗马尼亚、荷兰等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民族主义政治势力。这种社会分裂源于民众对现状的普遍不满。在此过程中，俄罗斯展现出对民族主义倾向力量的偏好。究其原因（正如特朗普案例所示），这类力量在俄罗斯视角下更具理性特质，且不像全球主义者那样天然带有意识形态偏见。

然而需要明确：俄罗斯在此类斗争中始终处于特定站位或对某一方表达同情，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应深度介入西方内部博弈。回到你提到的那篇文章，我的核心观点是，如果俄罗斯试图实质性介入西方内部的争斗，俄罗斯将得不偿失。即便最终西方各方达成妥协或分道扬镳，俄罗斯也无法从中获益。

因此我的主张是：我们既要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在务实层面支持对俄罗斯友好的力量，但更重要的是，切勿卷入西方的内部转型进程——历史经验表明，趟这种浑水永难带来战略回报。

观察者网：您的观点是，在俄罗斯精英内部是少数派，还是普遍的共识。

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我并不认为这已成为共识——学界对此存在多元观点。部分学者与思想家主张俄罗斯应深度参与西方社会的转型进程，但包括我在内的另一些人则坚持俄罗斯必须保持战略距离。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尽管俄罗斯与欧洲有很密切的历史渊源与文化纽带，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应全盘融入西方发展模式。

特别是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的两年半间，俄罗斯社会已形成基本共识——试图通过实用主义策略融入西方国际体系已无可能。即便存在局部合作空间，从战略层面而言，俄罗斯必须保持独立自主。作为横跨欧亚的文明大国，俄罗斯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缘政治优势，如与中国已经建立了紧密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因此，我们不必完全将精力耗费在西方事务上。

既不抱幻想，又保持务实合作，这是大国应有的战略智慧

观察者网：您说，莫斯科必须走自己的路，抵制与“华盛顿的新恋情”的拉扯。那么，在您看来，什么是俄罗斯自己的路，这肯定不是渴望西方认可的刻板印象，对吧？您认为俄罗斯在全球的角色定位是什么？

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首先，我的核心观点是：俄罗斯都不应被与特朗普或任何其他西方人物的“浪漫关系”所蛊惑。

俄罗斯政治思维中始终存在一种极端化的心理倾向——要么选择与西方全面对抗，要么陷入深度拥抱西方的误区。这两种极端本质上都是非理性的。

过去35年间，俄罗斯经历了两次极端摇摆：第一次始于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继而在苏联解体后由鲍里斯·叶利钦延续。那段时期，俄罗斯曾真诚渴望融入西方——不仅是心理认同和政治立场，甚至谋求在制度层面加入西方体系。我认为这种取向既反常又错误，因为俄罗斯从来就不属于西方文明圈层，未来也永远无法成为其一部分。

如今我们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彻底否定与西方的一切关联，将美国和欧洲视为永恒敌人，宣称"我们不是西方，我们的文化不属于西方"。这种二元对立思维同样是非理性的。两种极端如同钟摆的两极，总是相伴而生——向某一方向摆动越极端，反向反弹就越剧烈。

所谓“对特朗普的幻想”，实质是政治幼稚病的体现。事实证明，特朗普不是亲俄派，即便美国政策转向，美国也不是俄罗斯的朋友，其根本国家利益仍与俄罗斯存在结构性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必然走向冲突，我们完全可以在现实主义框架下找到一个彼此接受的方式，或合作、或孤立，但没有冲突——就像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那样，彼此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当时彼此“和平共存”。

特朗普签发行政令，延长对俄罗斯制裁至2026年。

当前国际秩序已发生根本转变。过去所谓“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或美国人鼓吹的“基于规则的体系”，本质上是要求对所有国家趋同化改造。这种霸权逻辑既不符合中国立场，也不被俄罗斯等国家接受。真正的和平共处应建立在清醒认知彼此差异的基础上：既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又保持必要的务实合作——当合作机遇出现时积极把握，即便暂时无法达成共识，也应避免直接对抗。这才是大国应有的战略智慧。

反俄情绪是欧洲维持运转的工具

观察者网：在过去的几周里，我采访了几位欧洲专家，了解了他们对特朗普上台后的欧洲政策改变的看法，以及欧洲如何在战略自卫和追随美国之间的纠结。我也注意到，欧洲的自由派全球主义者仍然深陷于恐俄的情绪中，认为俄罗斯想要复兴当年的俄罗斯帝国，或者梦想恢复苏联时期的国土。欧洲的主流叙事仍然是，援助乌克兰就像哈利波特对抗伏地魔，或者夏尔对抗魔都。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虽然已经持续了3年，俄罗斯的下一步目标是什么？

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首先聚焦欧洲局势。欧盟当前深陷多重危机，其困境具有结构性特征。就核心矛盾而言，欧洲面临经济衰退、文化认同危机、移民社会撕裂等多重挑战，这些困境与其他国家并无本质差异。但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由特朗普、普京、莫迪、埃尔多安等新兴领导人主导的国际格局变迁——这标志着“国家利益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新世界秩序中，各国（无论大小）均可独立制定并实施符合本国利益的国家战略。即便存在政策偏差（例如俄罗斯领导层对未来发展方向的认知局限，或中国、印度等国可能面临的战略误判），但关键趋势已不可逆转：全球政治正在回归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战略博弈模式。

因为欧洲不是一个国家，欧盟作为联盟也并非一个能够决定其国家利益并实施这些利益的实体。它由27个差异巨大的成员国组成——以拉脱维亚与葡萄牙、爱尔兰与其他国家为例，你很难找到多少共同点。

不仅如此，欧盟成立的宗旨在于超越国家利益，以便一劳永逸地消除那些因国家利益冲突而在欧洲反复出现的矛盾。而20世纪上半叶的这些冲突基本上彻底摧毁了欧洲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

这个奇特的政治实体，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二战后的特殊历史时期。欧洲一体化本是由伟大人物设计的制度创新，其初衷是在美国庇护下避免欧洲陷入更糟糕的境地，这无疑曾经是一项重大成就。但该理念的核心主张是：国家利益应当消亡，因为它们终将被取代——通过国家间对话形成的共同利益、通过欧洲机构等机制形成的共同利益。

正如我之前所言，欧洲一体化模式在二十世纪堪称巨大成功。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由于种种原因开始面临更多挑战，但它依然能在全球化时代有效运转，在全球化时代，人们普遍相信世界正朝着消弭民族国家差异、跨越国界、迈向完全共通的空间方向发展。在此认知下，欧盟几乎成为典范，甚至是理想模板。

但如今时移世易，这套逻辑已难以为继。我们重新回到了国家利益主导的世界格局，而其他国家（如俄罗斯、中国、美国等）都能适应这种转变。欧洲却陷入特殊困境：当全世界都在“回归本位”时，它该如何自处？这正是核心矛盾所在。我认为厘清这一点至关重要。

针对您提的问题，反俄情绪目前已成为欧洲维持团结的粘合剂。假设乌克兰战争能结束，美国与俄罗斯能找到某种共同立场，乌克兰得以幸存并开始重建——届时欧洲将需要新的凝聚力来源。当这一天到来时，各国人民将会质问当局：我们为此付出了多少经济代价？数百万社会福利支出如何保障？核能发展等重大议题如何推进？

国家利益主导的世界，欧盟体系面临挑战。图为欧盟布鲁塞尔总部，工人正在调整旗子。

正因如此，我认为当前的反俄政策实质上是欧洲维持运转的工具——为其行动提供合法性依据，譬如持续军援乌克兰而非改善国内社会福利。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俄罗斯试图重建苏联或俄罗斯帝国的野心，这是无稽之谈。即便存在某些俄罗斯帝国复辟主义者，他们亦清楚苏联复辟绝无可能。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在乌克兰暴露了其局限性，三年多的激烈冲突不仅未能实现所有既定目标，遑论进一步扩张。任何理性分析都表明：这种发展既不可能，亦无必要。

当然，我理解邻国可能存在历史性焦虑——它们不仅遭受过俄罗斯的帝国主义行为影响，还曾受德国、法国、英国等欧洲列强的压迫，因此会从这个角度来解读当前局势。但理性考量应明确：俄罗斯既无意愿也无能力重蹈覆辙。此类臆测实属多余。

关于俄罗斯的战略目标，过去数年间国际社会反复追问的核心问题是：乌克兰问题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我认为所有中国朋友及域外观察者必须明确一个关键细节——对俄罗斯而言，乌克兰是一个具有绝对独特性的国家与地缘空间。其不可类比性体现在：既不能简单套用波兰、波罗的海国家或罗马尼亚等国的经验，也无法在其他国家找到相似案例。

这种独特性源于多重因素的叠加：历史轨迹、文化传统、民族构成、宗教信仰等要素在此交汇。乌克兰作为主权国家虽诞生于苏联解体之后，但其地域内核始终承载着俄罗斯文明的核心记忆——这里不仅是俄罗斯国家形态的发源地，更是俄罗斯民族的洗礼圣地（这一过程构成了俄罗斯历史上最根本的文化事件）。此后数百年间，围绕该区域的争夺本质上是对俄罗斯身份认同的诠释博弈，既涉及地缘政治考量，也关乎战略安全布局。从军事地理维度看，这片土地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

但最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此。真正重要的是——乌克兰始终被俄罗斯国内众多民众以及乌克兰境内许多人视为俄罗斯文明空间的组成部分，甚至被视作俄罗斯国家本身的一部分。这种特殊地位在所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具有不可复制性：无论是中亚国家、波罗的海国家还是摩尔多瓦，都不曾与俄罗斯的核心存在如此深刻的联系。

正因如此，欧洲安全格局的演变与俄乌矛盾的爆发具有结构性关联——这片土地蕴含着极具爆炸性的历史潜能。需要明确的是，乌克兰绝非普通案例。若仅以当代国际关系视角观察（特别是自2022年以来的局势），人们容易陷入简单化认知：将俄罗斯视为“侵略大国”，乌克兰则是“为独立自由而战的小国”，仿佛历史重演的帝国回归剧本。这种观点本质上是错误的，现实要复杂得多。

回到核心问题：乌克兰并非俄罗斯后续行动的模板。即便未来通过谈判确定边界与安全保障机制，俄罗斯完全能够保持战略稳定。这场战争诚然是双输悲剧——无论对乌克兰民众还是俄罗斯社会都造成深重创伤。但我坚信，当和平最终实现时（我对此抱有希望），它将为人类提供重要教训：通过承受战争代价，我们或可避免更大规模的冲突。为此，最终必须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稳定和平协议。

乌克兰局势的危险性已显著下降

观察者网：刚刚这个问题您可能已经被问过很多很多次了，尽管很多人听到过这样的观点，但这时真正听到俄罗斯人自己的回答，还是很受触动。我们再来讨论和平解决方案。在过去的三年里，人们发现以前的欧洲安全架构，包括北约，不仅没能保证欧洲的安全，还导致了无休止的战争。现在，美国认为欧洲应该自己承担国防责任。但是欧洲人自己觉得俄乌冲突似乎遥遥无期。那么您认为什么样的欧洲安全架构可以帮助永久解决俄乌问题？

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首先，我不确定这场冲突最终能否为欧洲带来一个稳定且持久有效的安全架构。或许可以，但也可能不会——至少现阶段还看不到。未来可能还会经历持续的调整过程，这种调整未必是战争，而可能是某种政治外交进程。这绝非易事。

总体而言，我们当前所处的国际环境已不再追求长期稳定的解决方案，而是彻底进入了另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核心在于通过临时安排避免最坏情况，同时为下一步行动创造机会——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层面的。这不仅仅是俄乌之间的问题，而是全球范围内旧有国际体系正在经历的剧烈解构，甚至可以说是致命性的崩塌，而新的体系尚未成形。或许新秩序终将到来，但我认为短期内难以实现。

我理解中国人对不确定性的天然排斥，你们更倾向于拥有清晰的框架，能够明确预判未来走向。但遗憾的是，在接下来的时期，恐怕我们所有人都无法享有这种"奢侈"。对俄罗斯而言，适应这种环境或许稍显容易——自苏联解体以来，我们早已习惯在这种变局中生存。相比其他国家，俄罗斯人在心理层面确实更具韧性。

但无论如何，我必须重申：我怀疑我们能否建立长期稳定的安全架构。我们真正能实现的，是降低威胁等级。回顾去年拜登政府执政末期，那确实是个极其危险的时刻——美国基于（在我看来）完全误判的自身利益认知，不断通过向乌克兰输送更多军事能力来加剧紧张局势。俄罗斯开始以诸如日益依赖核武器等危险言论作为回应，尽管这些仅仅是假设性声明。从这个角度看，唐纳德·特朗普的回归避免了局势的灾难性升级，如果拜登-哈里斯团队继续掌权，后果不堪设想。因此相较半年前或一年前，当前局势的危险性已显著降低。

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样的解决方案能让俄罗斯即便不感到满意，至少能够接受？坦率地说，俄罗斯的理想诉求是乌克兰已不再是一个完全主权且具备独立能力的国家，但我知道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行。更可行的选项，正如普京总统多次声明的，是国际社会承认俄军实际控制的领土（约占原乌克兰领土的20%）正式并入俄罗斯版图，同时要求乌克兰接受中立地位、放弃军事联盟成员资格，并对其军事实力发展施加限制。

不过回到根本问题——如何在超越乌克兰、超越北约东扩的框架下，与欧美建立新型安全机制？我认为这暂时难以实现。要求俄罗斯放弃既有诉求同样不切实际。莫斯科显然准备不惜代价达成其战略目标。唐纳德·特朗普将面临两难抉择：他渴望速战速决解决乌克兰问题，但这种急切源于他本人不愿在此议题上持续投入；而对俄罗斯而言，乌克兰作为近邻战略要地，注定是必须长期经营的核心利益区。

这种战略价值认知的错位可能产生两种后果：积极层面，若美国对乌克兰兴趣减弱而俄方保持高度关注，双方或可进行利益置换。据我对谈判逻辑的理解，特朗普真正优先关注的是中东事务——以色列安全、伊朗核问题、叙利亚局势等，特别是考虑到犹太裔在美国内政中的影响力。俄罗斯虽也重视中东，但其战略权重显然低于乌克兰。理论上存在交换空间，但实际操作远比纸面推演复杂。

消极层面则在于，特朗普可能低估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战略意义。若其误判形势，试图在俄方核心利益区强推妥协方案，将导致灾难性后果——俄罗斯不可能在涉及国家安全根本的问题上退让，这种误判只会加剧混乱。

回到乌克兰定位问题：作为俄西方之间的缓冲地带，其存在本身并非贬义词。这种中立性应体现为国家不选边站队的状态。事实上，俄罗斯自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的领土主张具有特殊历史经纬——在俄方认知中，克里米亚回归是对历史不公的修正。至于乌东、乌南地区，俄方最初并无领土诉求，局势演变更多源于乌克兰当局的作为引发的连锁反应。当前形成的领土现状已成为地缘平衡的现实组成部分，但俄罗斯真正追求的是获得具有法律效力的安全保障，确保乌克兰永不成为反俄桥头堡。

俄乌冲突是文明主体的身份革命，宣告与苏联遗产的告别

观察者网：我记得普京曾提到，俄罗斯希望要恢复大国应有的地位。2023年年底，有媒体引用普京总统发言指出，俄罗斯已经重新获得并巩固了“作为世界大国的主权”。俄乌战争三年之后看，至少在经济领域，俄罗斯的成功应对制裁让中国人感到惊讶，或许俄罗斯也对自己的成功觉得惊讶，那么您如何评估这三年的痛苦和收益呢？

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但恐怕难以给出确切答案。让我们先从经济说起——俄罗斯经济展现的抗压能力确实超出预期，甚至让本国国民都感到惊讶。我们原本并不相信自身经济体系能承受发达国家联盟的空前压力，这确实是个意外之喜。

但军事层面的初期表现则形成鲜明反差，特别在特别军事行动第一阶段，惨重伤亡与战术失误造成了双重打击：不仅是生命损失，更是对这支曾引以为傲的世界第二强军队的威望进行打击。

但随着战事推进，俄军开始掌握现代战争规律——这其实是军事冲突中的常态演变过程。要评估这场战争是否提升了俄罗斯的国际地位，目前下定论还为时尚早。我们已付出巨大代价，且后续成本仍在持续累积。但若最终能迫使欧美承认既成事实（即便无法实现全部诉求），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可能不降反升，毕竟这场压力测试证明了其生存能力和战斗意志。

这种战略韧性的展示，对后苏联空间国家具有特殊意义。在这个地缘板块，实力就是最有效的说服工具：当你展现出强大而可信的防御能力，邻国自然会调整姿态；若显露出丝毫软弱，它们就会转向其他势力范围。从这个角度看，俄罗斯或将获得长期的地缘政治红利。但代价同样触目惊心：年轻一代的巨大牺牲、虽未致命却持续侵蚀的经济制裁效应，都在重塑着国家的未来。

总结而言，俄罗斯证明了其“打不死”的生存特质，这在当今动荡世界本就是重要战略资产。当然，我们未能实现重建“苏联式主导地位”的宏伟目标——至少现在还看不到曙光。但究竟何谓真正的强大？这又是另一个需要展开的哲学命题了。

观察者网：您在2022年接受格里高利·萨尔基索夫采访时曾表示，未来十年俄罗斯的发展模式将从严重依赖西方的全球化参与者，转向类似苏联时期的独立自主大国。三年后的今天，您如何评价俄罗斯在经济、军事和政治层面去西方方面的转变成就？俄罗斯是否走在正确轨道上？目前距离目标还有多远？

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首先需要明确，俄罗斯不是苏联，也永远不会成为苏联。这不仅指领土规模，更关乎实力积累与投射能力——苏联是超级大国，而俄罗斯不可能重现这种地位。更进一步说，我认为“超级大国”这个概念本身正在消亡，即便是美国，未来15到20年内也将不再具备这种属性。俄罗斯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它证明了自身有资格位列国际顶级博弈场。

这种定位并不轻松，因为俄罗斯清醒认知自身的优劣得失。但环顾当今世界，又有哪个国家敢宣称毫无隐忧？美国深陷内部撕裂，欧洲面临整合困境，中国经历转型阵痛，印度与土耳其同样各有挑战。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能否找准战略定位？观察当下局势发展，特别是三年前开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以说这是后苏联时期发展的分水岭——我们终于彻底告别了苏联遗产的阴影。因为在2014年（克里米亚并入），甚至2022年之前，俄罗斯始终活在苏联解体的余震中。从心理层面，至少对我们这代在苏联出生成长的人而言，潜意识里仍将整个苏联版图视为祖国，认为形式上的主权分割无关宏旨，因为我们本就属于那个更宏大的文明共同体。

这场战争将重塑年轻一代的国家认知，正如历史进程总会改变代际记忆。对未亲历苏联的新生代而言，那个国家仅是教科书中的章节，而非我们这代生长于苏联末期之人刻入骨髓的生命体验——尽管我记忆中的苏联并非玫瑰色乌托邦，但那份对统一文明体的归属感始终萦绕。如今，俄罗斯的最终边界将由实际控制线划定，即俄军能够有效驻防的前沿。这种地缘现实意味着：我们通过这场战争完成了国家重构的重要步骤，但并不意味着将持续扩张版图。

这本质上是场关于文明主体的身份革命。俄罗斯究竟是谁？其文明疆域始于何处又终于何方？这些终极命题正通过铁与血得到解答。当然，这种表述略显简化，因为即便战事此刻终止（虽然我怀疑能否彻底终结），为这种身份重构付出的代价已然过于惨烈。可以预见，俄罗斯国内很难再有持续扩张的政治意愿——尽管其他地缘玩家或许仍怀揣不同盘算。但我希望最终结论是，俄罗斯应通过其他途径确保其在周边地区的战略利益。

中俄战略关系将决定俄罗斯未来几十年的发展

观察者网：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谈谈中俄关系。在昨天瓦代尔华师大的论坛上，学者们就中国和俄罗斯关系讨论了很久。我注意到俄罗斯的向东转战略自从2012年颁布以来，已经执行多年，那么在俄罗斯去西方化和转向东方的策略上，中国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俄罗斯在2022年前的发展确实存在亲西方的特点。所谓“转向亚洲”的战略口号，早在2011年前后便已提出，2012至2022年间虽有所行动，却远未达到应有力度。如今，西方的集体制裁客观上迫使俄罗斯加速东转——正如特朗普评价拜登政府的：通过同时施压中俄两大对手，美国亲手促成了两大强权的战略协作。

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外交部

对俄罗斯而言，无论美国政局如何变幻，我们都必须清醒认识到：不应因为对美关系修复的幻想而背弃现有伙伴。

当然，总有人怀念旧日时光，幻想乌克兰战事结束后能重返2019年的"全球规则"体系。但这已不可能。俄罗斯必须接受旧的以西方为中心的秩序崩塌的现实，尽管新世界的轮廓尚不清晰。过去三年半的剧变已足够启示：我们的未来不仅系于中国（这样说或许过于绝对），但毫无疑问，与包括中国在内的重要邻国构建新型关系，特别是中俄战略协作，将决定未来几十年俄罗斯的国家稳定、安全与发展轨迹。

昨日参加的论坛上，有位中国学者引用了一句谚语令我印象深刻：“远亲不如近邻”。这正是中俄关系的真实写照——欧美于我们而言是地理疏远的“远亲”，而中国则是唇齿相依的“近邻”。试想谁会因万里之遥的国家，而损害与最大邻国的关系？这显然有悖常理。值得庆幸的是，中俄之间虽偶有摩擦，但整体保持着积极正向的认知互动，这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实属难得。

关于美俄关系正常化对中俄合作的影响，我的判断是：若美俄实现关系缓和，确实会间接影响中俄协作，但这种影响应当是建设性的。当前制约双方合作深化的主要障碍，恰恰来自美国设置的次级制裁体系——华盛顿通过金融管制、关税壁垒、支付阻断等手段，不遗余力地给中俄经济交往制造障碍。一旦美俄关系改善，这些人为设置的“经济隔离墙”有望逐步拆除，届时中俄在能源、科技、基建等领域的合作潜力将得到更充分释放。

当前中美俄战略三角的互动逻辑已然清晰：即便美俄关系实现某种“正常化”，美国也不可能全面取消对俄制裁（历史证明华盛顿从未真正解除过任何制裁体系），但若能放宽次级制裁执行尺度，便足以激活更多合作空间。这种有限解禁对中俄经贸的利好在于——目前制约双方企业深入合作的主要障碍，正是美国金融霸权制造的合规恐惧。

必须承认，在这组战略三角中，俄罗斯并非力量最大的一方。但作为具备独立核威慑能力、横跨欧亚的地缘支点国家，莫斯科的政治军事权重使其成为不可或缺的战略平衡器。从长远看，塑造国际新秩序的核心博弈场必将围绕这三大力量展开。印度虽终将崛起，但短期内难以跻身顶级决策圈；其他潜在力量更无法构成实质影响。

因此，构建更具建设性的三角互动模式至关重要：中美关系若能避免自由落体式恶化，俄美紧张如能适度缓和，同时中俄战略协作持续深化，这种动态平衡反而能增强全球体系的稳定性。毕竟，当三个主要玩家形成既竞争又协作的弹性关系网时，国际秩序的抗风险能力将显著提升。

观察者网：您提到了中美关系，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战正进入白热化阶段。作为局外人，您对此有何观察和评论？

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俄罗斯与这场争端关联不大，这是中美数十年来形成的深度经济共生关系的产物，这种关系对双方都曾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当今新战略竞争格局下，这种模式注定要发生转变。美国正在高估自身实力，特朗普可能面临严重问题。这场贸易冲突清楚表明：依赖美国不可持续，所有国家都应加强并巩固合作，以绕开美国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