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子光：现在进军华尔街很危险（附相关资料）
廖子光：现在进军华尔街很危险
经济观察报 网络版专稿 记者 邓美玲 雷曼兄弟、AIG等华尔街巨头目前的困境给外国资本收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日本的野村证券已经出手收购雷曼兄弟的部分资产，但中资金融机构迄今为止，除了中投开手搜罗金融精英外，多数机构仍在隔岸观火。此时，市场人士对于中资金融机构是否应该乘机购并美国金融资产意见分歧。
汉能投资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宏认为，此时正是中国低价购买国外金融资产的良机，而民生银行行长王浵世则认为，应该首重本土化，而不应急于到海外抄底。
现年70岁的廖子光与王浵世看法相同。他曾任前任洛克菲勒公司的投资顾问，现为美国纽约廖氏投资集团董事长，拥有长期的金融购并经验。他认为，现在购并海外资产也只能是得到“烂果子”，中国应趁此次机遇，将经济发展的重点由出口转向内需，并逐步实行在外贸中以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以下是本网记者对廖子光采访的具体内容：
经济观察网：现在华尔街，美国正经历的一切对我国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廖子光：华尔街危机对中国的冲击可以说很大，也可以说不大。大的方面在出口，很多外向型企业要受影响。不大的方面呢，应该说这个危机对我们来说不一定是坏事，这对我们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将经济增长的方向从出口转向内需方面。出口不是不重要，但是出口在中国的GDP里占的比重太大，中国的这一数字是70%但美国是30%。
经济观察网：美国现在国内正经历一个更困难的时候，有人说现在是我们进军海外，进驻华尔街的大好机会了。
廖子光：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这个是很危险的。首先，人家好的企业不会卖给你，会卖给本国资本。其实，现在去买，买到的也是烂果子。懂得市场的人都知道，便宜东西不要买。如果说大力进入国际市场，我们现在还不够这个资本。而且在这个事情上，我们也有例子，我们也买了贝尔斯登，最后结果怎么样。
我们现在也不是资本国家，但进入WTO后，他们要求我们开放我们的银行等，但是我们出去买到的都是烂果子，人家来中国买到的都是好东西，中国人并没有捡到便宜。
经济观察网：那您觉得一个更好的选择是什么？
廖子光：我们有钱要发展国内经济，投资自己的企业。现在全世界的经济都在向下，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因为中国市场没有完全开放，所以这次美国的危机对我们的影响有限。但是这正好是一个好时机，让我们可以重新做一个经济政策，将重点从出口转移到国内经济上来。
这就要求我们要投资在有生产力的企业上面，不要投资在办公室、饭店这些地方而是要多投资未来有发展的企业，投资在教育，医疗、交通上面。此外我们要增加员工工资，只有工资增加了，他们的消费能力才能得到提高。也只有这样，我们的经济也才能不那么依赖出口。现在确实有很多具体困难需要解决，但这都是能解决的。今年是我们的机会，我们不要怕。
增加员工工资，发展内需，不再需要出口，具体很多困难我们要解决，但这都是能解决的。以往我们支持出口，现在要转移到内需。
还有一点，我建议我们的出口都要用人民币结算，在外贸中用美元做货币对美元经济有利，而对人民币经济不利。它造成了中国国内的发展资金严重缺乏，这些资金全都到国外去了。而且只有（用人民币结算）我们才能改变美元的霸权地位。
我们要想办法利用最小的代价将经济增长方向从出口转向内需，如果成功了，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经济观察网：您觉得这次的危机能给我们哪些启示？
廖子光：现在有的老百姓害怕是因为他不知道事实的真实情况，如果说清楚了我们的老百姓也就不会怕了。
现在我们的经济还没有完全开放，而且我们国家的经济也不太适应外资。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开放不要太快，我们要明白市场经济不是最好的方式，资本主义只有政府来管理才可以避免所谓的市场紊乱。美国现在正处这样一个市场紊乱的时候，市场不可能再发生作用了，所以美国政府要来干涉。
很多人过去几年受到了美国宣传的影响，说政府不许干涉自由市场，自由的市场它会自己复位，但是我希望中国人民明白这是一种宣传，自由市场没有政府管理的话最后损失就是自由。自由市场是通过自发的方向在走，只有政府管理才可以避免失闸现象产生。现在的情况就是很好的一课。
廖子光：中美贸易应以人民币结算
网络版专稿 记者 李晓丹 “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根本原因是美元信用体系的信心出了问题，金融衍生品将风险最终转嫁给了普通民众，而美元的信誉问题在危机爆发时完全暴露出来。”9月23日，纽约廖氏投资咨询公司总裁廖子光先生在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题为《美元体系的兴衰——本次金融危机的由来及对策》的演讲中将雷曼破产、AIG被接管这一系列华尔街聚变归根于美元体系的衰落，并提出中美贸易应果断采用以人民币结算。
如果美元衰落，过去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贸易结算模式也将随之改变。廖子光认为，“华尔街危机给亚洲提供了一个和世界其他地方建立比较公平的经济关系的机遇。或许不久的将来，中美贸易会以人民币结算。”
“中国的以美元为结算单位的贸易盈余对美元经济有利，而对人民币经济不利。它造成了中国国内的发展资金严重缺乏，把需要的资金都虹吸到外汇保存上去了。”廖子光认为，中国作为亚太区域未来最大的经济体，应该在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中发挥关键的作用，中国必须眼光放得远一点，不要局限于加入正在走向衰落的全球出口市场经济，不再全部以消费为惟一考虑，而应把对外贸易重新放回经济本来的地位上。“中国朝这个方向前进的第一步就是摆脱美元霸权，通过发放主权信贷项目推动国内发展。”
支持廖子光中美贸易以人民币结算的信心来自于中国强劲的国内需求，“中国需要刺激国内市场来平衡过分膨胀的对外贸易，可以通过加大对国内发展和增长的主权信贷获得很大的好处，尤其是发展缓慢的中西部地区。”主权信贷可以被用来刺激国内需求比如提高工资，改善农民收入，推动国有企业改造和银行改革，增加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改革社会保障体系，保护环境和振兴文化等。
廖子光也提醒应该改变中国目前的贸易模式，“中国对国际贸易的过分依赖已经严重扭曲了经济发展，这可以从国际贸易在GDP中的高比例看出。中国高速增长的东南沿海严重依赖国际贸易。2000年东南沿海12省市平均国际贸易依赖度是74.5%，中西部19省份及自治区的比例是10%，2003年深圳和上海飙升了356.3% 和148.7%。这种贸易很大一部分是以低工资组装再出口的形式，虽然趋势是走向纵深的机械制造，但是加工再出口的比例仍然占主导地位，中国出口总量的54%都是外来投资者的出口。”
“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但是出口赚美元绝对不是出路。”廖子光的建议是，继续控制汇率的同时，中国可以把经济从美元霸权的支配中解放出来，采取平衡发展的策略，利用主权信用减少对出口换取美元的严重依赖。主权信用可以推动全面就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让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也许在5年之内，国内经济的发展让中国出口更多，同时不必担心持续大量进口造成贸易赤字的扩大。
“如果中国的出口按人民币支付，中国就没有必要储存大量的外汇。”如果港币和人民币挂钩而不是和美元挂钩，香港的1200亿美元外汇储备也可以用来进行香港的重建和发展，中国的贸易盈余将保存在元经济中。廖子光指出，中国的经济实力正在逐渐体现，但是因为美元的霸权，中国的金融力量远远没有被发挥出来。
附文：廖子光相关资料
美元霸权理论的创始者——廖子光
廖子光的主要理论观点：终结美元霸权，重建世界金融秩序
一、美元霸权概念的创始者
国际维基百科美元霸权（Dollar Hegemony）词条这样说：“美元霸权是由廖子光（Henry C.K. Liu）首创的描述美元在全球经济中霸权地位的术语。廖最早在2002年4月11日号《亚洲时报》的一篇题为《美元霸权必须终结》的文章中提出这个术语，然后这个术语被广为流传和引用。威廉•克拉克在2003年1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2003年6月1日，格雷格•莫西和詹姆斯•罗伯特森在2004年4月分别引用了这一文章和术语，其后这一术语就被很多其他人采用。”
从表面上看，美元只是美国政府发行的货币，它的特殊性也仅在于它是全球金融体系和贸易体系的计价单位、支付和储备手段，国内学界对美元霸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关注最多的是美元霸权如何为美国取得了一笔铸币税收入和美元霸权如何为美国向世界输出通货膨胀，而没有充分认识到美元霸权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地缘政治现象，已是内化于全球经济增长并牵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每根神经的主导性机制。廖子光认为，所谓美元霸权，实质上是美国政府通过没有任何实物支撑、没有任何纪律约束的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和贸易体系中的首要储备货币地位，引导和塑造的一系列有利于其领导和支配全球的制度安排。
据笔者统计，刚刚卸任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至少不下三次地自豪地使用“霸权”一词来描述美国金融地位的显赫和结构优势。[1]可以说，格林斯潘比谁都了解美元霸权对美国经济增长、对美国维系其惟一全球超级大国地位、对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拓展的独一无二的意义。
二、论述美元霸权的缘起与形成
廖子光认为，1972年，这一普通的一年，是当前新型国际金融体系形成的关键的一年。一位年轻的美国经济学者迈克尔·赫德森从美国赫德森研究所接受了一笔资助，研究黄金非货币化的影响。他的研究报告在1972年出炉，分析指出，作为一个通货为世界货币的全球强国，从短期来看，美国的账户失衡问题会实际上加强其全球经济主导地位，而从长远来看，不断扩大国际收支赤字无异于饮鸩止渴。该报告递交给当时的美国尼克松政府后,尼克松政府官员说,“哎呀，棒极了”。然后，他们反其道而行之，将赫德森对帝国主义的分析转变为“如何做”的订单，而不管赫德森已将该报告写成一份“如何不做”的订单。就是自该年起，美国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将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作为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金融体系中“金融搭便车”的工具。[2]
就这样，美元霸权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相互作用下产生了。1973年，面对美国在加紧落实保护主义的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同时，继续向世界经济输出过量的美元，使之通货膨胀，其他工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忍无可忍地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对此，美国采取三重外交联盟战略挫败了其他工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要求，成功地维持了美元在国际金融和贸易领域中的地位。一是在国际金融领域，美国与第三世界债务国联合起来对抗工业化国家；二是与工业化国家合作，形成消费者卡特尔，压低主要商品的价格，对抗第三世界；三是与苏联缓和，使世界事务现状有利于两个超级大国，维持各自体系内的卫星国安于现状，对抗第三世界和工业化国家。
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的逐渐势弱，美元霸权作为一种结构性因素嵌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美国不断上升的贸易和收支赤字的震撼感日渐消失了。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真正认识到发生了什么。美国转变为债务国，使得战后经济体现为一种剥削性的双重标准。对债务国，美国的外交官经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华盛顿共识，要求债务国提高利率，强制执行经济紧缩计划，将工资保持在低水平，廉价出售其公共部门以筹募资金偿还外债。对债权国，美国称自己为世界上负债最高的发达国家，拒绝遵循华盛顿共识对其他债务国的指令，拒绝提高其利率，也不允许廉价出售关键的美国产业，而是通过维持联邦预算赤字，使其资本市场膨胀，降低利率，力图一降再降其汇率以使其生产者更具有竞争力，来支持其自己的就业和增长。正如世界银行前任首席经济学家和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主席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在全世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传统政策的怒火日益上升。发展中国家对工业化国家说：‘当你们面对减速时，你遵循的是我们在经济课程中都学过的规则：你采用货币和财政扩张政策。但是，当我们面对减速时，你坚持经济紧缩政策。对于你们，赤字不错；对于我们，赤字是万万不可的，即便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进一步甩卖一些自然资源而筹集资金’。”[3]美国国库券本位使美国不用交换地汲取世界其他国家的资源，通过其债务国而不是债权国地位管理国际金融。
不过，直到冷战结束之后，随着全球市场猛然向美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开放，跨国界的资金流动由于金融市场的解除管制而成为惯例，美元霸权才得以完全形成。1993年1月，曾担任高盛公司董事长的罗伯特·鲁宾就任克林顿政府的财长，推动美元霸权成为美国的正式政策，其打着“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旗号，而不顾美国贸易赤字的直线式持续上升。鲁宾推出的观点是，美国贸易赤字是良性的，因为它可以得到美国资本账户盈余的冲销。[4]此后，美元霸权使美国能够不受限地发行美元纸币，以其资本账户盈余弥补贸易赤字，这不仅消除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而且剥夺了贸易盈余经济体所需要的国内资本。[5]
三方面的发展使美元霸权在20世纪90年代得以完全形成。首先，1971年，由于美国海外开支造成的财政赤字引起美国黄金储备的大规模锐减，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抛弃了布雷顿森林体制，并中止美元与黄金相挂钩。其次，石油在1973年中东石油危机之后以美元标价，随后是其他的关键商品以美元标价。第三，1991年冷战结束后，解除管制的全球金融市场开始形成，推动跨国界的资金流动成为常态。[6]
三、美元霸权颠覆传统经济秩序
随着外汇及金融市场的解除管制和市场经济逐步被全世界所接受，美元逐渐统治了世界经济，美国金融霸权由此也通过美元霸权扩张到全球的各个角落。运作至今，美元霸权的影响已从它直接作用的全球金融、贸易领域扩展到经济、政治、军事、安全等各领域。
在美元霸权的作用下，当今的新型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是史无前例的，也是触目惊心的。在这两个关系各国国计民生的领域，美元霸权是结构性的，美国生产不被任何实物支撑、只由美国军事力量支持的美元纸币，而世界其他国家生产美元纸币可以购买的产品。[7]全世界的中央银行被迫以其手中结余的美元为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融资，因为那些美元只被允许作一种用途：购买美国财政部的债券；在该过程中，这些央行也为美国政府的国内预算赤字融了资。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越大,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中央银行手中结余的美元就越多,这些不得不再循环回到美国购买其财政部债券的钱也就越来越多。美国不但剥削贫穷国家，而且剥削富裕国家，并且越富裕国家遭受美国剥削的程度越高，因为最富裕国家可占用的经济盈余是最大的。[8]例如，欧洲和日本现就因为其众多财产掌握于美国手中，在许多全球政策上都投鼠忌器。
没有任何纪律约束的世界贸易储备货币，实际上是发行国通过该货币向所有参与世界贸易国征税。美元霸权使所有其它法定货币从属于作为关键储备货币的美元，剥夺了其他国家为国内发展而发放主权信贷的权力，使其资本极度匮乏。美元霸权实质上是美国向其货易伙伴征税，使这些国家失去了用自己的货币发展国内经济的能力，迫使它们寻找美元贷款和投资，而只有美国才能不受限地任意印刷美元。[9]
在美元霸权下对美国的出口只不过是一种蓄意安排，出口国为了赚取美元，购买以美元标价的必需品和清偿美元债务，不得不为美国消费者的消费融资，因为他们必须把贸易盈余的美元投资于美元资产，作为外汇储备，从而使美国资本账户盈余日益上升，弥补了其不断增加的经常账户赤字。而且，这些国家的贸易顺差不是靠贸易优势取得的，而是以牺牲本国的基本需求和国内发展紧缺的进口品为代价的。出口国以贬低劳动力的价值，耗尽自然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却走上了一条贫困的不归之路，他们在此过程中加强了美元经济，强化了美元霸权，同时也损害了美国经济。从而，出口国牺牲了在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基础设施等重要领域所紧缺的资金，承担了为出口融资而造成的沉重外债，然而它们还在乞求更多外资投资于出口部门，为外资提供更多的回报和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加重国内经济的社会负担。不过，许多小国如同吸毒上瘾一样，没有别的选择，只得继续服从美元霸权。[10]
美元霸权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影响显而易见，它抢走了发展中国家出口果实，使发展中国家国内经济发展严重缺乏资本，因为所有剩余美元必须再投资到美国国债上，以防止相应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货币崩溃。更严重的是，美元储备必须投资于以美元标价的资产，从而为美国经济制造出资本账户盈余。[11]因此，美元霸权阻止了发展中国家在国内消费其从对美贸易顺差中挣得的美元，并迫使它们为美国的资本账户盈余融资，从而把真正的财富输送到美国，而换来为美国债务融资，进一步发展美国经济的特权。[12]
美元霸权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也很明显。为了充当全世界的最后消费者，美国经济已被推进了因挥霍消费和账目欺诈而日益扩大的债务泡沫。由于没有得到国家税收和利润的支持，美国的资产净值和房地产价格不可持续和不合理的增长意味着美元事实上的贬值。讽刺的是，最近美国的资产净值从2004年的顶峰跌落下来和预期中的房地产价格下滑反映出美元更为走强的趋势，因为同等数量的美元可以购买更多缩水的股票和财产。美国国内美元购买力的提高造成了它与其他货币购买力之间程度不同的差距，致使实行可自由兑换货币和固定汇率的经济体的物价高度不稳定，如香港和一直持续到最近的阿根廷。对美国来说，美元汇率的下降实际上会带来资产价格的上升。从而，由于美国经济中存在债务泡沫，强势美元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债务已将美国的美元政策推向极端。[13]
而20世纪90年代所谓的美国新经济实质是，借助于美元霸权，加上如下因素，美国的金融市场泡沫高度膨胀，促成了美国经济奇迹。一是苏联解体后，两个平行市场不复存在，从苏联解体而来的15个国家和东欧诸国均被纳入了以七国集团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加入了一直向美国出口产品、再将换回的美元投资于美国债券的全球其他国家行列。二是美国投资者无须购买一张政府债券，而是将他们的钱投入股票市场、公司债券和不动产，而不论好或坏。这造成美国金融市场的高度繁荣，吸引了国外私营部门的美元进入美国市场。三是亚洲国家经济崛起后，尤其是东亚国家，其中央银行手中持有的美元越来越多，这些美元由于美国施加的不能购买美国公司等限制，无处可去，只能流向美国财政部，购买美国国库券，否则通过贸易接受的美元毫无价值。而从更长的时间段来看，所谓的新经济更是一种放大的泡沫。廖子光先生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美国没有任何突出的生产力繁荣，但是有一种进口繁荣：这种繁荣不是由美国经济的惊人增长所推动，而是由生产这些财富的低收入国家借给美国的债务所推动。或者更直白地说，使美国现在政治霸权成为可能的经济繁荣是由长久处于低生活水平并深陷于出口的附庸国的进贡所维持的。”[14]
自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支撑美国经济扩张的新经济和信息经济泡沫的萎缩，伴随着日益加速扩大的贸易和财政双高赤字，美国一直处于经济的持续衰退中。为挽救其执意实施美元霸权而不顾后果带来的世界经济和自身增长困境，小布什政府2001年组建后，开始逐步走向更加深地介入世界、谋求美国独霸之路，其目标实质是更多地以军事、科技实力谋求美元霸权的长期稳定。该年的9·11事件为小布什政府带来了干预世界的借口，同时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麻烦。这些麻烦需要全球国家通力合作才可解决，但小布什政府已铁定心做世界秩序的界定者和领导者：美国要继续维持美元霸权，并可以违规行事，其他国家必须在其划定的范围内行事。
同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2003年，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与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和南斯拉夫战争一样，美国都无须由其国内产出来进行战争融资，而无一例外地主要是由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中央银行通过以其手中结余的美元购买美国财政部债券来融资的。四场战争中，美国都快速胜利地达成战略目标，美国经济也在冲突期间实现高速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抒解了美国经济增长停滞的压力。
在小布什的第一任期内，美国的军事支出高达1.5万亿美元。该数字相当于中国2004年度国内生产总值。2004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大约是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而其军事预算为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左右。换句话说，美国的贸易伙伴在1.5倍返还美国某一天出于某种原因，包括贸易纠纷，向它们中间任何一个开战的军事成本。[15]
美国从1972开始蓄意推行美元霸权的最大恶果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或多或少地依赖于对美国的贸易尤其是出口，而自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全球霸权国美国又是一个最大的全球债务国，其现在的经济运转完全有赖于国外资金的注入。早在1985年至1988年短短的3年间，美国就已由一个债权国急剧沦落为最大的全球债务国，美国的贸易和财政双高赤字已持续近18年了。2005年，美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已达到8049亿美元的水平，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3%，需要世界其他国家每天25亿美元的流入才能维持下去。美国的净外债已超过3万亿美元，相当于其近25%的国内生产总值。
经过近26年的演变，美元霸权已形成为有史以来最复杂的金融体制，成为美国推行新帝国主义的金融中介，成为金融全球化撕破国家边界并削弱主权民族国家的权威的机制。在人类金融事务中，首次出现了由一国不兑现纸币通过浮动汇率和自由兑换强加的货币霸权，从而首次形成了由一国政府发行的不兑现纸币成为超国家货币的全球金融与贸易体制。[16]只要美国的不兑现纸币持续作为全球金融与贸易体系的首要储备货币，美国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永远不是问题，美国继续加强以“债台高筑”维持“对内福利”、对外扩张之路也就永远具有滚滚而来的财源支持。
自主权民族国家开始形成以来，没有任何国家能够以牺牲世界其他国家为代价长期获利；而自1971年以来，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凭借日渐形成的美元霸权，能够在一个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世界上，使全球经济臣服于美国经济，维持全球各国变相向其“进贡”的帝国地位。在传统的由主权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在军事上野心勃勃的国家都变成欠债的、高税收和高成本的经济体，最后难以为继而放弃战争，拿破仑领导下的法国、作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一战与二战前的德国，等等，都概莫能外；在当今的由主权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已经轻松地进行四次地区性战争，并准备再来一次伊朗战争。在传统的由主权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各国竞相出口，以换取真正的财富——黄金或其他硬通货，来扩大本国的生产，没有国家情愿，也无能力长期维持贸易赤字；在当今的由主权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几十年如一日地维持进口大于出口，世界贸易成为美国发行美元纸币，世界其他国家生产美元纸币购买的产品的游戏，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维持经济高度繁荣和全球霸权，全球众多的贸易顺差国沦为“出口进贡国”，挣扎于国内贫困与国内资本匮乏。在传统的由主权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那些债务缠身的国家不仅会失去其世界权力，还会失去其制定国内政策、央行金融政策和保留公共资源的自主权；在当今的由主权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全球最大的债务国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债权国反而越来越多地失去其制定国内政策、央行金融政策和保留公共资源的自主权。
美元霸权已完全、彻底地颠覆了当今的世界。
四、终结美元霸权与重建被颠覆的世界
重建这个被颠覆世界的最紧迫问题莫过于重组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以恢复基于购买力平价的汇率制度，体现基于全球充分就业与工资和生活水平不断上升的真正的比较优势理论。做到这一点，要害在于终结美元霸权。就此，廖子光先生在“美元霸权必须终结”一文中提出了6点建议。一是促使全球政策制定者认识到，对于任何经济体，过度依赖服务于美元债务的出口都是自我毁灭；二是促成一种新型的全球金融体系结构，摆脱美元霸权，美元霸权强迫世界各国不仅向美国出口商品，而且向美国出口美元贸易盈余；三是废止支持国际货币主义的中央银行业，回复国家银行业，以支持国内发展；四是促进国家货币理论（该理论宣称，货币的价值最终取决于一国政府征税的能力）的应用，为健康的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国内信贷，将发展中经济体从过度依赖外资中解脱出来。五是重组国际经济关系，朝总需求管理方向转变，通过多余的竞争，摆脱目前掠夺性的供给扩张的政策；六是在全球充分就业并达到工资和环境标准的条件下，重组世界贸易结构，走向真正的比较优势。
当今世界，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计算机的普及应用，各类商品的产量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全球贸易开展20多年来，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全世界的消费购买力却在萎缩，我们已步入一个生产相对过剩和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时代。[17]
近些年来，世界贸易正萎缩的原因是当前的贸易结构将财富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从一国内的穷者转移到富者。这意味着贸易结构应支持世界各地的经济发展以提高工资，而不是为了扩大出口份额压低工资。这意味着贸易的动机应更多地集中于教育、卫生和社会发展，而不是排他性地集中于低成本的制造业。发达国家应将其生产财富的技术出口到发展中国家，使它们能够通过国内发展在当地制造财富，而不是出口低价产品使发达国家更为富裕。发达国家需要转移其技术和知识，放弃定价过高的知识产权，接受较低的利润率，为发展中国家留下更多的财富。因为世界经济将增长得更快，即便较低的利润率也会为发达国家带来更高的利润。[18]
如果美国带头对贸易进行革新的重组，这将削弱全世界被剥削的穷者不断增强的反美情绪，遏制破坏性恐怖主义的势头，降低反恐支出。问题不在于美元或日元或人民币的汇率是否合适，这只是一个短期的技术性调整问题。一个多元化货币的世界贸易体制将允许各经济体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国内发展。美元作为世界贸易和金融的储备货币的主导地位使贸易作为一种工具，强制性地将全球财富转移到美元发行者美国手中。美元的汇率并不如美元的主导地位这一问题重要。问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需要充分就业和收入提高的政策，以消除全球性的生产能力相对过剩。[19]
由于新自由主义贸易全球化的破坏性经济影响带来暴力的政治后果，当今世界已处于历史性的危险时刻。美国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它自1971年8月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的不负责任的做法，已将整个世界引入经济、环境、生态的浩劫。作为现存体系中受益最大的国家，美国急需调整方向，掐断其向全世界“搭便车”、不劳而获的战略，停止其“善意忽视”国际收支赤字的政策，终止以美国债券本位代替金汇兑本位的做法，帮助全世界制造可在美国境内和国际上更平等分享的财富。最终，在一个更繁荣与和平的世界上，美国作为主要经济体将获益更多。[20]
对于全世界其他国家而言，如何促进美国平和地放弃美元霸权已是刻不容缓且责无旁贷的重任。它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如下两个全球基本现实：一是美元霸权早已是维系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和帝国的关键和内核[21]；二是美国前财长萨默斯所称的全球“金融恐怖平衡”格局已形成，即，若欧洲、亚洲和其他地区的中央银行突然将其资金从美国金融市场转走，由于美元价值的大跌，它们自己也将遭受巨大的损失。它们必须坚定彻底终结美元霸权的意志，再不能停留于赫德森长达近30余年的跟踪观察已揭示出的水平：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只有美国显示出根据其金融需求创建和重组全球国际结构的意志，欧洲和亚洲国家似乎缺少某种为其经济演进而进行制度规划的基因，就像一个跳舞的人跟随着舞伴的领舞一样，简直如同美国的镜像”。[22]
五、中国在重建被颠覆世界中的特殊地位
终结美元霸权、重建这个被颠覆世界的关键，取决于中国有没有足够的远见去开创一个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结构。中国正处于一个开创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结构的地位，新的金融体系结构将更好地服务于国际贸易。中国只要简单地以人民币结算其全部出口，就能选择人民币作为世界贸易中的另一种储备货币。中国可以在任何时候单方面地采取这种主权行为。如果中国的出口全以人民币支付，中国就无需持有外汇储备，而当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12000亿美元。如果港币与人民币挂钩，而不是与美元挂钩，香港的1200亿美元外汇储备也可以腾出来支持国内建设和发展。中国的贸易盈余将保留在人民币经济体中。中国正向世界的经济巨人迈进，但是因为美元霸权，中国还有待要求其合理的金融权。[23]
不过，“迄今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有这样的智慧，中国只会沾沾自喜地计算其积累的美元数量，而未意识到中国持有的美元越多，中国经济的损失就越大，因为真正的财富已从人民币经济出口到美元经济，如同日本在冷战结束后一直所做的那样。希望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将更多地了解美元霸权的祸根。” [24]
在当前的全球化体系中，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第二大发动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考虑到第一大发动机美国正更多地以美元霸权将整个世界引入经济、环境、生态的浩劫，中国的积极作用尤为彰显。不过，中国在以其庞大的人力、丰富的资源推动世界发展时，也面临严峻的可持续挑战。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已近30年。改革开放政策在将中国带入现代相互依赖的世界方面硕果累累，但过分依赖进口、收入差距拉大、地区发展鸿沟、猖獗的官员腐败、严重的环境危机及几近全盘崩溃的社会服务和保障系统等由此而来的失衡问题，正日益增多地要求反思中国发展模式。[25]
在进行市场经济改革25年之后，中国应该在未必需要出口的情况下，以主权信贷为充满活力的经济提供资金，实现充分就业。中国之所以做不到这点，是因为中国错误地依赖外国投资，而不是运用自己的主权信贷。中国受到的惩罚是，她不得不出口真正的财富，来清偿她根本不需要的外国资本。经过20多年后，其结果是，尽管中国成为美国的债权人，美国欠中国的债务接近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还是不得不继续乞求美国的投资资本。”[26]
而我们能够见证的是，日本、西德在二战后用了近25年，到1973年其国民生产总值均近达到美国的1/3。考虑到当时几乎没有外包和当今如此的相互依赖、渗透，两国的成就尤为显著。从7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接二连三的危机导致其经济衰退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速度一直高于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发展速度。这样的增长已有30多年，不过，当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的总量比例却下降了，而发达国家的上升了。“比较1961-1987的日本和1980-2006的中国，一个是26年，另一个也是26年，结果日本在26年间人均收入超过美国，而中国在26年间几乎将本土的自然资源耗尽，整整一代的青壮年被作为廉价劳动力遭受压榨，最后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4%不到。”[27]这是值得我们一再深刻反思的问题。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GDP已失去了其原有的统计意义，它一不能全面反映该国的综合国力，二不能全面反映该国的实际产出和消费。有意义的是就业率，工厂开工率这些真正反映人民民生的指标。从另一个侧面看，GNP也比GDP更能反映实质。中国走到今日，已是一个世界经济巨人。可是，中国一不具备市场话语权，二不具备石油等关键商品定价权，甚至连稀土、煤炭等这些中国占据绝对优势的资源，中国也无定价权。尤为重要的是，“外贸量现已超过中国经济的70%，……当出口部门支配中国经济时，中国本质上是将财富输往美国，换来她在国内不能使用的货币。中国已累积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相当于其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然而，她还是没有足够的人民币减轻大面积的贫穷，或资助其社会保障义务，或支付环境保护的费用。
美元霸权与不可持续的中美贸易
《新自由主义工资》（The Wages of NeoLi beraliqm）
第五章美元霸权与不可持续的中美贸易
第五章美元霸权与不可持续的中美贸易本章系《新自由主义工资》（The Wages of NeoLi beraliqm）的第一部分“核心矛盾”（Core Contradictions）和第二部分“美中贸易失衡”，分别原载《亚洲时报》2006年3月22日和4月1日。
尽管所有证据已证实，美国还是继续自欺欺人地认为，公平的汇率，尤其是人民币汇率，将解决美国经济痼疾。但西方汇率长期以来一直是问题的一部分；全世界的经济体应该浮动的是工资，而不是汇率。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的日益上升，抬高了所谓的中国贸易行为不公平问题，却未揭示出该问题的多少实质。美国经济的真正危险是，美国的主权债务等级现已取决于中国主权债务的健全，也就是取决于中国的信贷等级。
一、核心矛盾
2005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猛涨到2020亿美元，占美国总赤字的四分之一还多。近几年来，美中贸易失衡的不断扩大导致美国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提高人民币固定汇率。1995年到2005年这十年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一直固定在828∶1，仅有003%的微小波幅。
2005年7月21日，在反复声明升值毫无必要或根本不予考虑后，中国意外地宣布人民币升值2%，与美元的汇率变成811∶1。中国还宣布，此后，人民币将以同样的微小波幅盯住一篮子外国货币，它们包括美元、欧元以及其他可能反映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贸易关系的货币。篮子内不同货币的构成和分量没有透露给市场。中国似乎是应用了新加坡有管理的浮动模式，既保持分量，又维持有效地波动，根据盯住美元的参考，秘密地允许一个有限范围内的最大弹性。很多人认为，这明显是为了缓解美国压力而采取的一项政治措施。
然而，美国还是继续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进一步升值，因为2006年1月的美国对华贸易赤字达到179亿美元，比前一个月增长了10%。而在该月，美国对全世界的贸易赤字总额是685亿美元，尽管美国的飞机和大豆出口也增加了。美国的压力是由如下误导性的传统设想所推动的：较低的美元汇率将会减少美国贸易赤字，尽管历史数据清楚地表明：过去日元和德国马克的升值最终并没有降低美国对这些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赤字。
所有这些升值实际上是降低当地货币的国内成本，而不是提高日本和德国出口产品的美元价格。其实际结果是，日本和德国发生通货紧缩，美国发生通货膨胀，而美国的贸易赤字持续存在。
美元是美国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工具——美联储票据。元是中国央行即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两者都是其中央银行发行的不兑现纸币，它们都是没有实际价值的货币，都没有黄金或其他有价物的支持。两种货币都不是由其各自的政府，而是由其各自的央行直接发行。这意味着国家的全部信心和信用并不直接支持这两种货币。
两种不兑现纸币的持有人不能向其政府要求兑换任何国家财富。两种货币的价值是由它们在各自经济体中的购买力决定的，同时也受其发行者，也就是各自央行的货币政策的影响。美元持有人有权在联邦储备银行不多不少地把它兑换成另一种面值的美元。美元在美国的购买力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因为这些政策影响着美国经济的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这对人民币来说也同样是正确的。因此，这两种货币的汇率反映了其国内购买力的差别，而这差别是其各自央行的货币政策造成的，两个央行原则上都是政治独立的。
美中贸易失衡不是由两种货币的汇率引起的。它主要是由生产要素的不同造成的，例如，在两种贸易经济体中以价格形式表现的工资和地租。中美贸易失衡主要是因为，在同样的生产率下，中国的工资和地租与美国的相比显得过低。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失调是贸易失衡的结果，而非原因。要纠正这种贸易失衡，需要上调的是中国的工资和地租，而不是中国货币。趋于相同的是两个贸易经济体的工资和地租，而不是与某种已存在十年的特定汇率相脱离的货币。
人民币和美元在各自经济里的购买力差距是4∶1，人民币对美元的812∶1已经是这种差距的大约两倍。在不同的部门，美国和中国工资的差别在20倍到50倍之间，一种汇率表现得如此不相称，近乎荒唐。
汇率稳定不仅有利于贸易，对全球金融稳定也极为关键。1971年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瓦解后的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是由于汇率不稳定引发的。汇率政策不能替代两个经济体进行互惠贸易所需的结构性经济调整。汇率政策也不能取代健全的国内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
当两个经济体在发展不平衡的阶段进行贸易时，欠发达的经济体维持贸易顺差是自然的，也是公正的，除非欠发达的经济体赶上较发达的经济体。否则，那将是帝国主义剥削，而非贸易。
汇率的市场力量来自于贸易经济体的相对实力。外汇市场反映了市场参与者对贸易经济体的经济健全程度的基本判断，因为它受到政府财政政策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影响。市场通过汇率波动将参与者总体判断的讯息传送给贸易经济体的货币和财政当局。这些主管当局通常是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它们无视那些市场反应，就会付出代价。
对于那些货币可自由兑换的经济体来说，其代价可能是对冲基金等投机者大规模地攻击其货币，这将迅速耗尽政府的外汇储备，导致该经济体债务市场的崩溃。对于那些实行外汇和资本控制的经济体来说，在贸易逆差时，它们受到的惩罚将是外汇储备的流失和贸易缩减。在贸易顺差时，恶果则是本国货币资本的流失，转变为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
在当前的全球中央银行体制下，不兑现纸币主要是由中央银行直接发行，或者由中央银行授权的银行发行，例如，香港等前英国殖民地就是这样。作为维持一国不兑现纸币的稳定和价值的关键角色，中央银行被认为在政治上是独立的，不受持续、无情的政治压力要求放松银根的影响。
一个主权国家的不兑现纸币的价值仅受到以下两个因素的支撑，一是该国经济的健康程度，二是发行货币的政府接受其作为纳税手段。它作为法定货币，享有垄断地位，结算该国境内的所有债务。大多数主权国家只允许本国法定货币在本国境内流通，要求外国货币只有在兑换为本国法定货币后，才能在本国市场使用。对跨国交易来说，为了以经济上公平的比率互换贸易国家的法定货币，外汇市场的存在是必要的。
当一国不兑现纸币的外汇价值超出了政府和外汇市场认为合理的范围时，对其的校正需要该国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而不是人为地操纵货币汇率。不论汇率是由政府确定，还是由市场力量确定，不兑现纸币的经济价值与其汇率之差的波动，都是金融不稳定的主要原因。自从1971年基于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制瓦解后，这种不稳定导致了过去十年来连续不断的金融危机。
中央银行体制的哲学基础是如下立论：不兑现纸币的价值稳定是经济长期健康所必须的。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不兑现纸币的国内购买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它的汇率，而不是相反。然而，美联储在汇率政策上无条件地听从财政部，因为这是一个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议题。进而言之，中央银行体制存在的理由同样源于一个自相矛盾的立论：为了满足该经济体不断变化的金融需求，以防止一再出现的银行危机、衰退或萧条，货币弹性（monetary elasticity）是必需的。
因此，中央银行的第一大功能（维持不兑现纸币的国内购买力）和它的第二大功能（为增长放慢的经济提供货币弹性）是相抵触的。中央银行必须制止商业银行通过过度放贷（这由于不公平的储备管理体制而成为可能）促成货币发放，但与之同时它必须在金融危机或恐慌逼近时充当最后贷款人。
最后贷款人的功能是为处于困境的市场提供必需的流动性，将其从过多的负债中解救出来。如果没有中央银行的流动性储备，处于困境的市场就可能因一再发生的多米诺效应而停止运作——即使信誉良好的债务人也暂时无法履行义务，因为一些缺少信誉的债务人不能向他们偿还债务。在1913年美联储成立前的美国和近十年很多拥有美元债务的其他国家，这种一再发生的银行危机不断出现，因为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无法提供美元形式的货币弹性，只有美联储才能印发美元。
根据货币数量理论，当货币弹性经常被用作克服经济周期性低迷的便利措施时，它就会导致“道德风险”的上升，这会鼓励借方承担无保障的金融风险，因为借方以为这种风险将得到央行救援行动的保护。货币弹性易放难收，因为对债务人来说，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更加痛苦。如同橡皮带会伸展、也会断裂一样，货币弹性最终将因为被滥用而丧失。
美联储在格林斯潘任主席时的领导下，曾一再地公开声称，其信奉如下歪理，即“高度扩张性的放松银根也无疑对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2000年股市泡沫破裂之后，格林斯潘在2004年事后聪明地说：“我们不是以过激行动力图抑制确定无疑的泡沫，从而带来不可预知的结果。我们的选择是，正如我们在1999年中国听政会上所指出的，将政策焦点集中在平息泡沫发生时带来的影响，从而富有希望地轻松过渡到下一次扩张。”
关于“下一次扩张”，格林斯潘指的是下一个泡沫，它就是2000年之后的房产泡沫。“平息”的应对措施就是向美国银行系统注入大量的流动资金。
房地产泡沫取代高科技泡沫有其结构性原因。美国贸易赤字为美国资本账户盈余融资，后者为美国房地产市场提供低息按揭。房屋不能像制成品一样从低薪国家进口，即便房屋里的许多物件，如家具、硬件、窗户、厨房用品、浴室装备以及暖气和空调设备等，都是外国制造的。尽管许多低技能的建筑工作都是由非法移民来做，建筑工作还是不可能外包给其他国家，以利用跨国界的工资套利。但房地产泡沫和任何其他类型的债务泡沫并无不同之处。一旦收入与资产价值的增长不同步，无法支撑债务清偿付款，房地产泡沫就会破裂。
如此一来，中央银行在扮演双重角色时陷入概念的自相矛盾，它既是金融市场执行审慎规则的监督者，同时又是以创新型经济扩张的名义破坏相同规则的推动者。而且，中央银行对处于困境的私营公司的援助标准是和这些公司对金融系统的潜在影响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标准本质上是不民主的，因为债务大户只是凭借其规模就能可靠地得到优惠待遇。因为每个借款人都知道有这么一条金融规则：如果你欠银行10000美元，你会感谢银行；但是，如果你欠银行100亿美元，那银行就会感谢你了。它就是所谓的“太大承受不起失败”（too big to fail）综合征。
更可悲的是，在美国，尽管美联储大约98%的利润根据法律归于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在法律上还是由其会员银行所有，而不是由政府或民众所有。美联储理事会成员由会员银行提名、总统任命，作为一个团体，他们主要代表银行部门的特殊利益。
在中国，1995年通过的《中央银行法》赋予中国人民银行中央银行的地位，改变了它先前国家银行的角色。国家银行和中央银行的不同在于：前者服务于该国经济的融资需求，而后者则试图维持货币的价值稳定，与之同时提供货币弹性以防止银行危机，采取利率政策以确保银行部门的收益率，其背后的思想是，银行部门是经济的心脏，为了经济健康，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它。
在中国银行改革的过渡时期，没有任何局外人知道中国人民银行理事会成员的提名和任命程序是怎样的。有把握说的是，中国人民银行仍然遵循中国政府的政策指示，而中国政府又遵循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指示。中国共产党必须警惕新自由主义金融理论，警惕中国人民银行转变为代表银行部门及其大企业客户的特殊利益，而牺牲工人阶级和农民大众的利益。中国政府需要客观地认识中国的银行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及其实力来源。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代表各国央行的超国家中央银行）的定义，这种不民主的、代表特殊利益的央行立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所需要的央行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政治独立”。
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与美联储不同，中国人民银行管理国库，是国库的财务代理人。除了管理银行间信贷市场外，中国人民银行还管理中国的银行间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
只要中国依然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独立就不应该是中国中央银行家们可以轻易讨论的政策话题。他们选择了银行改革术语中“与国际接轨”等更良性的委婉说法。已有迹象显示，在经历了近三十年市场经济改革之后，负面影响正开始展现。
中国最近的政策回归到平民主义的方向，向贫困落后的农村和内陆地区提供积极的金融援助，试图扭转明显的收入不均和经济失衡。可以预见，这种政策转变将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于中国人民银行的政治独立性提出质疑。可以预见的是，西方新自由主义者将会批评中国人民银行将钱花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而不是花在银行利润最高的经济部门。
二、美中贸易失衡
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的日益上升，抬高了所谓的中国贸易行为不公平问题，却未揭示出该问题的多少实质。
虽然好莱坞特殊利益集团在大众媒体上大肆报道，强调其电影版权受到侵犯，以此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并游说美国国会建立针对中国的贸易立法，但是大多数有关不公平贸易的抱怨的真实性却无法经受宏观数据的现实验证。这与沃尔玛的情形类似，沃尔玛一方面抱怨入店行窃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却在损害其员工和海外供应商利益的情况下，从顾客那里获取肮脏的暴利。商店扒手当然应该受到惩罚，但这不应成为沃尔玛实行全球低薪政策的正当理由。
1950年，美国进口127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出口114亿美元，对外贸易总额达241亿美元，只构成其3290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73%。由于美国实行的冷战禁运，美国与中国没有贸易往来。1950年美国的贸易赤字是13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无关紧要的04%。美国可以不费力地维持这样的赤字额，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成为一个深受战祸的世界中最富有的和生产能力最强的经济体。
还有，那时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债权国，其美元与黄金挂钩，充当着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体制指定的国际贸易储备货币。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确保了美国盟友将及时地、一分不少地清偿其战争负债。从而，对于恢复遭受战争重创的世界经济，美国的贸易赤字是十分必要的。具有贸易顺差的经济体将赢余的美元投回到美国，这是为了清偿战争债务，而不是购买美国资产，因为外汇和资本控制是那个时期的秩序。微小的国际收支失衡是由贸易经济体之间转移黄金储备来清偿的。除了政府外汇窗口，不存在其他任何外汇市场。在那样的安排下，美元霸权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跨国界的资金流动受到各国政府的严格控制，美国也不得不以黄金兑换美元。
当前，与许多具有类似贸易和财政赤字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同，美国通过美元霸权，以其贸易赤字为资本账户盈余融资原文如此，按照亨利·CK刘相关文章的逻辑，此处应是“以其资本账户盈余为贸易赤字融资”，不过，从美元霸权角度考虑，“以其贸易赤字为资本账户盈余融资”的说法也是讲得通的——编译者注，从而免受与国际收支失衡相关的惩罚。但是，许多美国人不是寻求改革带来这种贸易和财政赤字的美国经济基本结构，而是荒谬地指责其贸易伙伴，起初是几十年前的日本和德国，现在是中国，存在货币汇率问题，以此寻求根本不存在的国际失衡问题的解决办法，该办法虽然没有痛苦，但不着边际。
位于这场货币骗局的顶端，美国还想要进一步降低美元的汇率，以期减少其贸易伙伴持有的大量美元储备的价值，因为美元的汇率只影响那些居住于、工作于或访问非美元经济体的人。因为在美元霸权的体制下，美联储可以任意地印刷美元纸币，所以对美国而言，以美元标价的美国贸易赤字不是一个国际收支平衡问题，而对于其他所有不能印刷美元的国家，却是如此。从而，由于美国贸易赤字并不是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它不可能通过操纵美元汇率来解决。解决办法必须是缩小两个贸易经济体之间的工资差距。
三、美中贸易背后的数字
2005年，美国的国际贸易额达33万亿美元，其国内生产总值达127万亿美元，前者构成了后者的26%。美国的出口额达127万亿美元，进口额达2万亿美元，它的经常项（产品和服务）赤字是7260亿美元（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7%），比2004年6180亿美元的经常项赤字多1090亿美元。
单以商品计算，出口8930亿美元，进口17万亿美元，商品贸易赤字是7820亿美元，比2004年6650亿美元的商品贸易赤字高1170亿美元。这意味着尽管美国的商品贸易赤字巨大并不断上升，但其2005年出口商品额根据1950年的美元价值计算，仍然高达1924亿美元，是美国1950年出口额的15倍多、GDP的3倍。美国服务业的出口额是3790亿美元，进口额是3220亿美元，盈余为560亿美元，比2004年480亿美元的盈余高出85亿美元。
如果美国放宽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的限制，美国对华的贸易赤字将会大大减少。
对中国来说，由于美国的禁运，除了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不结盟国家的少许备忘录贸易外，其1950年的对外贸易几乎是不存在的。2005年，中国的对外贸易达到了13万亿美元（占其16万亿美元GDP的81%），贸易盈余是1020亿美元（占其GDP的64%）。中国与美国大约1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流向弥补中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赤字。
这些数据表明，贸易现已在中国GDP中占据不安全的过高比例。若没有中美贸易顺差，中国的全球贸易赤字将高达其国内生产总值的约625%，超过了美国57%的比例。
四、中国对贸易的过度依赖
一旦吸毒成瘾，最初的欢娱很快就转变为苦恼。2005年，中国的人均GDP是1231美元，而中国的人均外贸额也达到了1000美元。减去外贸部分，中国的人均GDP仅有231美元，也就是每天只有63美分。而且该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并非人均收入，后者通常更低。
2005年，中国城市居民的人均年收入为10493元，按官方的811元兑换1美元的汇率计算是1294美元。农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是3225元，也就是401美元。事实上，在农村内部，2005年与贸易无关的人均GDP实际上低于总体的人均收入，这意味着在没有出口贸易的地区，农村人均收入必须人均加入170美元，即加入401美元与231美元之差，或者说每天加入47美分，才能予以取齐。
全球的贫困线是一天2美元，远远高于中国与贸易无关的每天63美分的人均GDP。中国依赖于出口的经济增长政策正造成日益上升且具有严重政治意义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中国政府也开始承认这一点。
2005年，美国人均GDP为43000美元，而人均对外贸易是11196美元。除去对外贸易部分，美国人均GDP为31804美元。任何贸易国家都难以避免严重的贸易摩擦。但宏观数据表明，美国对华贸易并非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2005年，美国对中国的人均贸易赤字为685美元，也就是美国人均GDP的16%，而中国对美国的人均贸易顺差是155美元，也就是中国人均GDP的122%。然而就全球而言，中国的贸易顺差只有1020亿美元，按人均计算是785美元，占中国人均GDP的6%。进言之，70%以上的中国出口是由外国公司交易的，这使得中国在2005年的人均贸易顺差净值约为50美分。显然，中国对贸易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美国，而且，并不需要进行更多的分析，就可以看出美国在对华贸易谈判中掌握着高得多的市场支配权。
随着中国收入差距的拉大，大多数人的收入将大大低于人均GDP。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不均的指标，基尼系数为0表示完全平等。中国官方公布，其全国基尼系数1990年为035，2005年上升到045。1978年之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平等的社会。一个非官方的调查显示，中国2005年的基尼系数为06。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的贫困人口从1981年的48亿下降到2002年的8800万，但在2003年，贫困人口自1978年以来首次上升，因为过度出口的弊病开始从统计数据上显现出来。
中国将GDP作为经济增长衡量标准的缺陷清楚地暴露出来，尽管从账目上看，中国GDP维持两位数的增长，其经济似乎高速发展，但其代价是，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使大多数人还是处于贫困之中，环境恶化无法扭转，道德冷漠日益增强，官员腐败制度化，以及社会不安定不断扩散。这一图景与世界第二大债权国的身份格格不入。
美元霸权也没有给美国带来更大的好处，2005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41。一般认为，基尼系数高于04，将造成社会不稳定，经济效率低下。
五、以新自由主义贸易赢得冷战
冷战是具有经济意义的一种政治军事对峙。军事化的背后是两个超级大国间的经济竞争，它们在各自的意识形态集团里向欠发达的盟国提供援助。这两个分立的敌对集团之间几乎没什么经济联系。各集团内部的经济关系主要是通过对外援助维系的。冷战期间，经济竞争的名义是经济发展，而非贸易。
新自由主义者现在经常宣称，社会主义在冷战中之所以败给资本主义，是因为自由的胜利。然而，这个问题并非那么简单明了。诚然，由于敌对的外部势力的压力，那些拥护社会主义的政府被迫实行军事体制，由此剥夺了本国公民的基本自由，从而成为自身的最大敌人。但是，在约瑟夫·麦卡锡时代，美国大肆压制公民自由并没有使美国政府垮台；整个冷战期间，美国的许多盟友也并无多少民主可言。经过15年的市场资本主义改革，从俄罗斯到波兰的前社会主义经济体似乎并没有什么进步。中国是一个例外，这只是因为它严守基本的社会主义承诺，后者正是美国竭尽全力所要拆除的。
在经济方面，真正的冷战是在两个完全不平等的对手间展开的。由于作为长达一个世纪帝国主义剥削的受害者的历史性影响，社会主义阵营从一开始就比资本主义阵营的发展水平低得多，贫困水平却高得多。此外，社会主义阵营没有受益于一个可以担当增长引擎的富强经济体，相反，作为资本主义阵营的领导者，美国是唯一未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的国家。社会主义阵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及其后的发展令人刮目相看，但是，自苏联为了冷战军备竞赛的融资，开始与资本主义阵营发展贸易后，社会主义阵营失去了发展动力。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集团拒绝了马歇尔计划的援助。经济互助委员会成立于1949年，目的是建立一个经济集团，它一直持续到1991年才解散。在经互会的文件中，没有提及“贸易”一词。
马歇尔计划来自于杜鲁门主义，后者诞生于1947年，强调美国有抗击全球范围的共产主义政权的道德义务。马歇尔计划花去了美国1947年2440亿美元GDP中的130亿美元，也就是GDP的54%。这些钱如果转化为2004年的美元的话，应该是6320亿美元，约等于2004年美国的贸易赤字。它们的任务是帮助战后欧洲的经济恢复，以避免受到共产主义的颠覆。这笔钱并非全部来自美国政府的预算，它还来自美国的主权信贷。马歇尔计划最重要的方面是，美国政府向在欧洲的美国投资者保证，他们可以把弱势的欧洲货币标价的利润兑换为与黄金挂钩、保障汇率固定的美元，他们随时可以35美元兑1盎司黄金。
布雷顿森林体制规定将美元作为基于固定汇率的世界储备货币，马歇尔计划使之具体化。马歇尔计划使国际贸易得以恢复，并为半个世纪后，即在1971年尼克松取消美元与黄金挂钩，限制跨国资金流动的布雷顿森林体制随之瓦解后，美元霸权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尽管马歇尔计划确实帮助德国恢复了经济，但这并非完全是胜利方给予失败方的一个无私礼物。它更像是一匹进行货币征服的特洛伊木马。它将德国经济打入美国经济的附属卫星国的地位，迄今德国还有待完全实现其经济自由。
以2004年美元计算，马歇尔计划给欧洲的贷款相当于6320亿美元。在2004年9月底，仅日本一国的外汇储备就高达8300亿美元。换句话说，日本2004年给美国的贷款比美国1947年通过马歇尔计划给欧洲的还多。而且，日本从中没有获得任何好处，因为这些贷款是以美元标价的，美国可以随意印发，除非重新换成日元，否则美元在日本毫无价值。因为美元霸权的存在，日本不得不减少日元的供应量，这导致了日本经济的紧缩和日元汇率的升高，并因此伤害日本的出口竞争能力。因此，美元霸权已经不止是“太大承受不起失败”综合征。它造就了一个由众多自愿的奴隶组成的世界，他们出于若没有强势的美元，就无法觅得明天的食物这一恐惧而捍卫美元。
“冷战证明了什么”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在其184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已充分阐述的论题，即一旦一国或一个国家集团在贸易领域是经济落后的，若没有政府的干预，它仅凭贸易是不可能赶上的。
李斯特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与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和詹姆士·密尔（James Mill）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在观点上截然不同。它认为，经济行为，乃至经济规律，都要视其历史、社会和制度背景而定。当一国与另一国的历史条件不同，又被迫采纳该国的国家理论作为国际经济的自然规律时，它往往成为这些规律的受害者。战后德国和日本的经历验证了上述观点，为了换来极其有限的繁荣，两国都不得不付出作为美国代理国的惨痛代价。
对社会主义阵营来说，与资本主义阵营进行贸易是战略性的错误，这使它毫无保护地暴露在一场不可能获胜的游戏中，它在该游戏中从一开始就是失败者，并永远也不会赶上。
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者应宣布的目标是，自由贸易促进了资本主义民主，但他们不诚实地声称，自由贸易对所有参与者来说都是双赢游戏。国际自由贸易只是有利于霸权国，就像国内自由贸易只是有利于垄断者一样。只有当发展不受对外贸易所控制时，社会主义才能运转良好。世界贸易组织是为迎合资本主义霸权而设计出的一种体制。当前全世界的反世贸运动反映了草根阶层开始意识到这个自明之理。
在美国，李斯特的思想演变为制度经济学，后者持如下观点，即政府政策，而不是市场力量在促进发展中发挥核心作用。李斯特的思想受到美国建国初期的政治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所持观点的很大影响。
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首席大法官领导的美国最高法院在处理1819年麦卡洛诉马里兰州案（McCulloch vs Maryland）中确立了以下原则：美国联邦政府在通过法律和实施政策、计划及措施方面拥有广泛的“不言而喻的权力”，各州不能横加干涉任何一个联邦机构。马歇尔规定，美利坚合众国及其政府是由人民而非各州建立的，联邦政府享有全部主权，“在其职能领域至高无上”，除非宪法明令禁止。马歇尔的主张是美国宪法史上最重大的决策之一。它基于宪法，宽泛地解释了联邦政府的权力。该案例为美国联邦政府随后的权力扩张，延伸开来，为两个世纪后美国的全球权力扩张奠定了法律基石。
汉密尔顿提出主权信贷思想，主张建立国家银行，反对成立中央银行。其观点不仅被用来保护这个年轻国家的弱小的新生工业，还被用来反驳19世纪英国的全球化倡导者为推进大英帝国主义利益而推出的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教义。（见廖子光：“全球央行批判：美国的经验”，《亚洲时报》2002年11月16日）。随后，也就是1812年战争之后，亨利·克莱（Henry Clay）撰写《美国制度》，主张建立美国第二国民银行，实施关税保护和联邦拨款，以主权信贷推动基础设施等“国内发展”。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使美国一跃成为超级大国，但是，持续四十年之久的冷战导致美国为胜利付出惨重的代价：其陷入持续周期性的财政赤字。在90年代金融市场全球化之前，财政赤字只有一种惩罚结果：国内通货膨胀。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证明可以有效地度过可憎的商业周期。而且，由于对外贸易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只要美元与黄金挂钩和美国持有世界上最多的黄金储备，那么外汇对于美国就没有什么意义。到60年代，美国实际上已受到国内通货膨胀的冲击，美国经济由此遭受的影响足以激励肯尼迪政府的经济学家断定，只要美国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美国就能够以“新经济”做到军事和经济同步并重，甚至把人送往月球。
但是，因为美元是贸易储备货币，而且大部分美国财政赤字是用于国外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资助欧洲的北约运营以及美国在日本、韩国、亚太地区其他盟国、中东和南美的基地，大量的美元流往海外，日渐地耗尽美国金库的黄金储备。从美国的得克萨斯州诺克斯堡金库流入外国金库的黄金是如此之多全世界的60个国家、中央银行及国际组织在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位于纽约的地下金库存放着8300多吨黄金。该地下室是一个200多平方米的房间，分成122个隔间。每个隔间铁门上都有一个编号，代表存放金砖的国家或机构。哪些国家在这里存有黄金，属于绝对机密，只有极少数银行高层人员知道。黄金转移交割是美联储金库的主要功能，政府或机构之间上亿美元的黄金储备交易往往就在这方寸之间完成，由工人将金块从一个隔间搬到另一个隔间。该金库内属于美国政府的黄金储备只占5%，美国的大部分黄金储备存放在位于诺克斯堡军营的金库。见敖军：“揭秘美联储的‘地下金库’”，《解放日报》2006年3月1日。——编译者注，以致当美国在60年代深陷越战泥潭时，美国总统约翰逊无力资助其“大社会计划”。
1971年8月，为了阻止黄金流入外国账户，尼克松被迫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并对进口品强制征收10%的关税，该关税直到1971年底布雷顿森林体制规定的美元固定汇率贬值225%之后才解除。两年后也就是1973年，中东危机为石油输出国组织提供了机遇，它们将油价提高了十倍，从1桶3美元增加到1桶30美元。美国接受了新的石油价格体制，但迫使石油生产国以美元标价石油。说服石油输出国并不困难，因为它们的经济大多数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吸收突然而来的所有财富，而当时美元仍然是世界上最稳定的货币，美国在政治上比其他任何国家都稳定，并不会受到恐怖主义的攻击。
过剩的石油美元流向了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以高于美国国内利息的借款利息借入这些石油美元，再由出口挣得的美元来偿还。这样的贷款被认为是安全的，正如花旗银行总裁李世同（Walter Wriston，又译沃尔特·瑞斯顿）所发表的名言：“国家不会破产”。花旗银行凭借雄心勃勃的国际放贷，成为世界最大的银行。这就是美元霸权的开始。
但是，直到1991年冷战结束后，随着无管制的全球金融市场的出现，从而允许布雷顿森林体制所限制的资金大规模跨国流动，美元霸权才全面形成。对于催生和推进美元霸权，1991年关于资本流动限制的瓦解比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更为重要。
借助于美元霸权，美国的中央银行即美联储由国家货币价值监护人和最后贷款人转变为一部无处不在的虚拟货币印钞机，在美国经济显现放慢增长的最早期，开始了印发货币。1987年之后，格林斯潘主席领导的美联储引导全世界的中央银行纵情狂欢于注入流动性。
在高盛公司前证券交易商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 鉴于鲁宾在美元霸权形成中发挥重大的作用，编译者将其简历梳理如下。罗伯特·鲁宾（ 1938829~ ），现任美国花旗集团执行委员会主席，董事。1938年8月29日出生在纽约市。1960年获哈佛大学文学士学位。1960~1961年在伦敦经济学院进修，1964年获耶鲁大学法学士学位。1964~1966年在纽约克利里、戈特利布、斯廷吉汉密尔顿律师协会工作。1966年进入金融界，在华尔街高盛证券公司（Goldman Sachs，以前国人曾音译为戈德曼—萨克斯投资公司）任职，1971年成为该公司的合伙人，1986年又升为公司常务业务经理，1990年当选为公司两董事长之一。该公司是纽约的一家经纪业公司，被《美国100家雇员待遇最佳的公司》杂志评定为最佳雇主之一。这家公司在美国被公认为管理水平最高、经济效益最佳的企业，1991年获纯利10亿美元。1980~1982年是总统贸易谈判顾问委员会成员。1988年后是纽约证券交易所顾问委员会成员。1989年以来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国际资本市场顾问委员会成员。1992年12月被克林顿总统任命为白宫新成立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Chariman of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1993年1月正式上任。同年9月任总统经济政策助理（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for Economic Policy）。1994年12月被克林顿总统提名为美国财政部长 （Secretary of Treasury）。1995年1月10日起任美国财政部长。1996年12月再次被提名为财政部长。1999年5月12日克林顿总统批准了他的辞职，1999年7月正式离职。1999年10月26日起任花旗集团执行委员会主席、董事。鲁宾曾3次访华。1997年9月应中国财政部的邀请访华。1998年6月25日~7月3日，陪同克林顿总统访华。2000年9月访华。
担任财政部长期间，美国发现，为了挣钱，美国所需做的就是印发更多的美元，世界贸易于是成为这样一种游戏：美国以法令发行美元，而其贸易伙伴生产不兑现的美元纸币可以购买的从石油、衣服到电视机和汽车等一切商品。美国保持其国防工业和研究，将老的经济制造业首先外包给日本和德国，再将服装业和低技术产品外包给亚洲和墨西哥。最重要的是，美国实质上已以垃圾债券和其他结构性金融产品建立并经营一种新型金融部门，而直到十年后，其他发达国家对此才有所理解。借助于美元霸权，美国步入金融资本主义，而其贸易伙伴落入工业资本主义。
六、货币重估的错误逻辑
以重估人民币或其他货币平衡对美贸易的逻辑是错误的。如果商品价格是以消费国的货币标价的，美元就是这样，上述观点尤其正确。
讽刺性的是，90年代末，美国财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一再告诫日本不要以汇率或利率政策取代健全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而美国在1985年推动的广场协定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采取的强势美元政策都是这样做的。
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去年在北京参加会议时指出，在历史上还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国际货币管理机构不断逼迫一个非自由兑换货币的国家升值其货币。他建议，中国在可预知的将来不应让人民币升值或贬值。蒙代尔说，“人民币的升值或浮动将使中国的国际货币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并对中国的发展稳定和亚洲的稳定产生重要影响。”
贸易赤字反映了一国贸易、货币和汇率政策内在的结构性缺陷。1975年，美国具有124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到1987年，其贸易赤字已达到1553亿美元，这种情况被普遍错误地归因于美元的估价过高。1985年的广场协议的结果是通过谈判使美元贬值，暂时缩减了美国贸易逆差，但是价值较低的美元使美国经济能够比其贸易伙伴增长得更快，到1991年，美国的贸易赤字再次上升，因为金融全球化允许贸易赤字的美元重新投资于美国资产。贸易开始与国际金融紧密联系在一起。
随着解除管制的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世界金融体系结构开始在美元霸权的规则下运作。美国经济增长主要集中于解除管制的金融领域，在该领域，美国是无可争议的革新领导者。资本账户盈余的日益增长使不断攀升的贸易赤字呈良性状态，因为国际收支问题被转变成美国债务泡沫。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当地货币急剧贬值，从而使得亚洲的物品价格更加低廉。然而，中国是唯一没有让本国货币贬值的亚洲国家。那年，美国的贸易赤字已高达1110亿美元，并不断走向更多的新高。但是，1997年7月后，美国的净资本流入超过1000亿美元，占其GDP的72%。2004年，美国的贸易赤字是6660亿美元，相当于以1997年美元价值计算的7840亿美元，也就是比其1997年贸易赤字的7倍还多。上述数据的互动攀升当然不只是一个外汇问题。
白宫经济委员会顾问的报告称，2004年，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净资本流入国，达到6680亿美元，占世界的70%，而日本是世界最大的净资本输出国，达成1720亿美元，其次是德国的1040亿美元，然后是中国的690亿美元、俄罗斯的600亿美元以及沙特阿拉伯的520亿美元。1995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净资本流入是420亿美元，但2004年的净资本输出达到930亿美元。中国1995年的净资本输出为20亿美元，2000年增加到210亿美元，2004年达到了690亿美元。
1995年，作为一个整体，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净资本流入为840亿美元。印尼、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资本流动突然逆转，从1996年930亿美元的净流入变成1997年120亿美元的净输出，一进一出达1050亿美元，占其在危机前GDP的11%。2000年，这些国家的净资本输出为910亿美元，2004 年则达到了3670亿美元。一方面，这些国家继续维持作为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纯接受方，另一方面，其中央银行成为外汇储备资产的大买家。这表现为资本外流，因为国内债务所吸收的美元流入更多的是投资到海外，而不是滞留于本国。
1995年到2004年，主要由各国中央银行持有的全球外汇储备价值从大约15万亿美元上升到39万亿美元，十年间增加了160%，而同期全球GDP的增幅大约仅为40%。
2002~2004年全球储备的增加量超过13万亿美元。其中三个国家就占了全球储备增长的近60%：日本、中国和韩国。
2004年，中国的净资本输出为690亿美元，是世界第三大净资本输出国。尽管中国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但其资本输出量更大，因为其外汇体制导致了其中央银行日益增多地积聚外汇储备。在新协议中，2004年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总计超过1530亿美元，比2003年增加了三分之一。得到利用的外国直接投资（该年实际投资总额）也直线上升至近610亿美元的高记录，比2003年增长了133%。
由于近年来中国的储备一直增长，其资本账户赤字越来越大，而其经常账户盈余也越来越大。2004年，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相当于其GDP的4%，预计2005年很可能已超过其GDP的6%。2005年9月底，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为7690亿美元，仅该年第三季度，就增加了580亿美元。
中国外汇储备的日益上升是由于经常账户盈余的不断增加、私人资本的净流入和受到严格管理的盯住美元汇率制度。为了维持盯住美元汇率制度，中国的中央银行近些年购买了大量外汇资产。甚至在2005年7月小幅调整了其盯住美元汇率制度，将人民币更多地与一篮子货币而不是单独与美元联系在一起之后，中国的外汇储备还是继续攀升，在2005年底超过8000亿美元，并有望在2006年底上升至9000亿或1万亿美元。2000年至2005年，中国外汇储备增加了6000多亿美元。但这不属于国家财产的盈余，而是反映了市场改革所引发的社会保障基金匮乏。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随着人民币的越发强势，其全球购买力将会上升，从而提高中国根据全球标准衡量的收入和消费份额，并因此减少国内储蓄率。然而，在当前的国际贸易条件下，对于严重依赖出口的任何经济体而言，其汇率越高，将直接转化为国内越低的工资水平，进而减少国内消费。中国的社保基金匮乏被误认为是高储蓄率所致。
以高薪刺激国内需求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但是，美元霸权使中国朝这个方向的努力成为徒劳，因为它调出了中国国内储蓄，将之转变为无用的外汇储备。
七、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因果关系争论
对于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之间的因果关系，经济学家之间存在激烈的争论。这就如同争辩圆是从哪里开始一样没有任何意义。
熊市倾向于见证资本账户被动地紧随经常账户的变化而变化。牛市则倾向于见证经常账户随着资本账户的改变而改变，这使美国确信，其可以在维持巨额贸易赤字的同时，不用担心美元外汇价值的崩溃，因为外国人无从选择，只能出售本国货币以购买美国资产，为美国购买外国商品补给美元。问题是，对于进一步向外国人出售美国资产或因为外包而失去工作，许多美国人不再高兴得起来。但是，如果美国资本账户盈余缩水，经常账户赤字就会作为一个典型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再度突显出来。
大多数美国新闻工作者以及几乎所有政治家，都极力捍卫美元，聚焦于美国贸易赤字，而不是其资本盈余。他们带着冷战甚至一个世纪前的种族歧视遗留的敌意，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作为最新的替罪羊而大肆鞭挞。
依照反华者的观点，美国是中国重商主义的受害者，而不管重商主义涉及的是寻求黄金，而不是寻求不兑现纸币。他们表示，中国一直低估其货币，以促进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为了支持其上述论点，他们将矛头指向中国快速积聚起来的外汇储备，这些储备事实上是中国放贷给美国，平衡美国贸易赤字。他们全然不顾人民币汇率已实行十多年，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还抵制住了人民币贬值的诱惑，当美国是债权国时，固定汇率曾是美国在布雷顿森林提出的建议之一。
进言之，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相当于全球GDP的16%，而所有亚洲新兴国家（不包括日本）的经常账户盈余总值才仅占全球GDP的05%。石油输出国的也只占全球GDP的05%。日本至多也只占全球GDP的04%。
为了纠正贸易失衡，假如这是游戏规则的话，人民币重估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外汇储备的迅速攀升只能部分地归因于贸易，更重要的原因来自于资本交易，它占中国外汇储备增长的29%。货币投机占37%，投机者就是赌定，为了满足华盛顿的无理要求，人民币将不断升值。对冲基金进行“倒买倒卖”，即借进低息的日元购买美元，再将其卖给中国，积聚以人民币标价的中国主权债务，造成了中国的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的美元堆积。华盛顿就中国外汇储备攀升对中国货币政策进行政治干预，推动了中国持有的美元不断增加。
当然，8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不是小数目。这笔钱与美国想要中国做的、进一步打开中国金融市场所要承担的资金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因为中国不能印刷美元，它必须手中持有足够的美元，考虑到中国的经济规模、其货币供给和出口部门的进口需求，中国必须至少持有5000亿美元，才能满足日常外汇交易的需求。
若应美国的要求，中国的金融部门大规模地开放，这将要求中国解决国际清算银行界定的中国银行系统的大量坏账问题。这是一个由国家银行体制向中央银行体制转变所引发的结构性问题。这项工作最终将花费1万多亿美元（见廖子光：“中国银行改革任重道远”，《亚洲时报》2002年6月1日）。人民币若是可自由兑换，将需要5000多亿美元来防止货币投机。将上述三项加在一起，为了推行金融自由化，中国需要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如果当前的美国对华政策奏效，那么中国将半途而废，达不成其必要的目标。
中国人民银行以人民币标价的主权债务从中国出口部门购买美元，而美国的贸易赤字就是外国（中国）以美元购买其国库券的形式来为美国的资本账户盈余融资。中国挣的仅仅是外国在中国出口贸易中所获利润的一点微薄的手续费。由于中国对外国资本和出口赢利实行纳税优惠，以外资融资的中国出口部门已想方设法使其社会和环境成本外部化，将之留给国内部门。如此负面的外部性不久就将带来报应。
随着人民币对美元的越发强势，中国以人民币标价的主权债务就会从中国的出口部门购买更多的美元，这意味着每1元人民币购买的美国国库券将更多。这将扭转历史上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利率差距，叫停借入低利率美元投资到高利率的人民币资产的买进卖出贸易，并阻止美元流入中国人民银行以使其购买更多的美国国库券。因此，人民币重估将无助于美国。
美元的危险不是中国可能出售美国国库券，中国已持有太多的美国国库券，在市场上抛售，必定遭受重大净损失。其危险是美国的主权债务等级如今取决于中国的信贷等级或中国主权债务的健全。
如果中国经济碰壁（一旦美国债务泡沫破灭和中国对美出口急剧下降，这种情况就将发生），中国的主权债务信用等级将受到重挫，从而导致人民币利率上升，大量热钱进入中国，中国人民银行购买更多的美国国库券，这又迫使美元利率下跌和更多的热钱涌入中国，最终转化为一场金融风暴，该风暴将使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就像一阵无害的四月春雨。日本就发生过这种情况，但由于对外贸易只占其2003年GDP的18%，日本从而能够抑制国内的通货紧缩。尽管如此，日本持续的通货紧缩还是极大地冲击了全球经济。对中国来说，对外贸易高达其GDP的81%，其经济活动已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区，没有多少纵深或宽度可言，一场金融危机将很快蔓延到国外。这才是对美元霸权的真正威胁。
纷至沓来的资本流入是一把双刃剑，将造成不受欢迎和不稳定的副作用，它们包括本国货币的升值趋向于超出市场基本面，削弱出口竞争力，引发通货膨胀。资本流入导致中央银行持有的外汇储备大量堆积，为了扩大国内货币基础，央行不得不在生产没有相应提高的情况下发放本币，造成货币太多而产品严重缺乏的局面，这正是引发通货膨胀的典型原因。这将造就一种不良现象，就是一国货币在国外的价值高，而在国内的价值低，这为对冲基金攻击该货币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这正是中国如今面临的形势，只要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这个问题就将变成一种危机。
在美元霸权下，资本流动主要以美元标价。尽管所有人都在议论欧元是一种替代美元的储备货币，然而欧元与所有其他货币一样，仍然只不过是美元的派生货币。为了缓解本国货币在境外升值和国内通货膨胀结合在一起的威胁，中央银行必须进行众所周知的资本流动“冲销”。在成功的外汇市场冲销操作中，必须减少基础货币（银行储备加上货币）的国内部分，以至少暂时地平衡储备（美元）流入。
对于日本经历的境外本国货币贬值而国内通货紧缩这一情形，日本需要反其道行之。在理论上，有若干种办法可以做到这一点，比如通过鼓励私人进行海外投资，但这种选择看来已经被美国的保护主义冻结。另一个方法是允许外国人从当地市场借本国货币，但这又会招来难以驾御的对冲基金发起货币攻击。然而，在美元霸权下，典型的外汇市场冲销形式一直是应用公开市场操作，也就是买卖美国国库券和其他美元标价的金融工具来调整货币基础的国内构成。问题是，在实践中，这种外汇市场冲销难以执行，有时甚至会弄巧成拙，因为任何明显成功的操作都会或是提高国内利率，或是降低国内利率，从而刺激甚至更多不合需求的美元资本的流入或流出。
外汇市场冲销能力与国际资本流动程度是反比关系。如果资本高速流动，那么力图实施外汇市场冲销将是徒劳的，因为这些操作很快会淹没于新一批资本流入，特别是在美联储通过放低联邦基金利率而继续发行更多美元的情况下。由于美元霸权，美国是唯一无须外汇市场冲销的国家，因为所有的资本流入和流出都是美元形式。对非美元经济体来说，外汇市场冲销可能暂时发挥作用，但是，如果资本持续流入，它的作用是不可能持久的，因为外汇市场冲销只能应对金融体系遭受冲击的影响，而不能消除其根本来源。汇率管制的情形也是一样。
还有，特别是在不可能具有发育良好的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传统的公开市场操作可能受到金融工具不足的严格限制。发行大量有价证券，力图消化注入的流动性，这会给政府或中央银行带来沉重的债务清偿负担。它会破坏财政平衡和国有企业等准财政平衡。对于任一中央银行，当其将筹集的资金投向海外资产时，由于其赚取的美元现行利率通常低于其必须支付给其卖出证券的利率，其运营往往会亏损。巨额亏损甚至可以导致中央银行不得不进行资本重组或拖欠债款。
最糟的情形是，中央银行或财政部的资产负债组合将其暴露于更大的信用风险之中，使整个金融系统对于资本流动的突然逆转更加脆弱。这最有可能发生于大量资本流入表现为短期证券投资形式（就是所谓的热钱）的地区，与外国直接投资相比，热钱能够更快速和更容易地撤走。
作者文集：廖子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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