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式民主”为什么在亚洲水土不服？

“西式民主”为什么在亚洲水土不服？

林  风

所谓“西式民主”在很多亚洲国家都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状况，比如泰国这些年的街头暴力政治，比如台湾、菲律宾、韩国等国的“民主”乱象。很多人将原因归结为亚洲缺乏民主传统，但如今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希腊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如果说亚洲缺乏民主传统，那么属于欧洲国家的希腊也缺乏吗？

文化传统，归根结底是人思想意识里的东西，将人的思想意识作为解释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产生的根源，很明显属于唯心主义的范畴，看起来很有说服力，其实经不起推敲。

西式民主的社会各阶层和平协商、轮番执政的政治机制，有一个必要前提，那就是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不尖锐，社会的这一阶层可以容忍那一个阶层执掌政权，并且这一执掌政权的阶层推出的政策不会对那一阶层的政治经济生活条件产生致命的影响。概括说，西式民主得以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是社会的主导政治力量是温和的，不会出现太尖锐的对立，以至于这些温和的政治矛盾可以用温和的、隔几年一次轮番执掌政权的和平方式解决。

秦晖教授说中国需要温和左派和温和右派，恐怕理由也在于此。温和左派、温和右派——而不是激进左派——是西式民主制度得以运行的必要前提。有人说那好啊，那所有的激进派别都放弃自己的激进立场，大家都学着温和一点，做比较温和的派别得了。秦晖教授的错误在于，不是中国说需要温和左派和温和右派就会产生温和左派与温和右派，而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下必然产生温和左派与温和右派，而在另一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必然产生激进左派与激进右派。

如果我们观察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程的话就会发现，大部分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实现民主是在其经济腾飞之后——而不是之前。欧美等国在其工业化的过程中伴随的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激烈的政治对抗，从19世纪初期的欧洲三大工人运动到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六月革命，再到无产阶级第一次执掌政权的伟大尝试巴黎公社，再到五一大罢工芝加哥街头的鲜血，发达资本主义是伴随着对无产阶级的残酷镇压发展起来的，所谓“民主”，也是在其工业革命初步完成、奠定了富裕基础的经济腾飞之后。亚洲经济明星“亚洲四小龙”也是同样的情况。促使台湾经济腾飞的是两蒋父子，蒋经国的“民主化”也只是在其逝世前、台湾经济已经腾飞之后。推动韩国经济腾飞的是韩国的军事独裁政权，造就新加坡经济奇迹的是李光耀家族的开明专制，而香港则是在港督的专制统治之下，其民主化也只是在将香港移交给在中国政府的前几年才完成的。这是几乎所有的现代所谓“民主”国家一个共有的情况。

当一个国家富裕起来之后，当蛋糕做大之后，即使是在一个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之下，不仅这个国家的上层阶级，而且这个国家的下层人民，也能过上一个相对较好的生活。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不是为生存资料和必要的发展资料争夺，而更多的是为享受资料的多少，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必然是温和的政治派别。而在一个比较穷的发展中国家就不一样了。社会财富的缺乏导致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激烈争夺，不是为享受资料，而是为生存资料和必要的发展资料，为拥有小汽车的多少而产生的政治斗争和为能不能活下去而产生政治斗争肯定不是一回事，在此基础上必然产生激进的政治派别和政治立场，而各激进政治派别之间的尖锐对立无法用西式民主隔几年换一个政党的政党轮换制度来协调，任何一个政治派别都无法容忍敌对派别的暂时执政，所以各政党的和平竞争的机制必然难以维持，由此便出现了大规模的街头暴力政治和社会动乱。西式民主在不属于发达国家的泰国、乌克兰等国，造成了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在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印度，未能有效遏制毛主义在大片的国土上的蔓延，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而西式民主得以有效运行的国家，一旦出现经济危机或其他变故导致经济倒退或低迷，社会各阶层对财富的争夺由温和转为激烈时，一切温和的政治派别都会转向激进，和平竞争的机制必然会被摧毁或失效，希腊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美欧这些发达国家，不论其民主传统如何深厚，一旦面临和希腊类似的经济状况，当社会下层人民为活得下去活不下去而斗争而不是为有没有小汽车而斗争、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尖锐不可调和时，其“民主”机制也一定会失效。

同时，还有一点必须承认的是，西式民主不论其看起来怎么民主，归根结底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其“民主”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不会威胁资产阶级的根本政治经济制度，一旦工人阶级的斗争威胁到这个根本政治经济制度的时候，资产阶级会用镣铐和枪弹告诉你西式民主的本质是什么。比如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在利用恐怖手段将左翼力量和左翼思潮镇压下去使之不足以威胁资产阶级的根本统治秩序的时候，那种奇异的“民主”又出现了。当上世纪年代智利左翼领袖阿连德通过和平选举上台执政并推行一系列基金政治经济改革的时候，在美国策动下，智利军人皮诺切利发动军事政变，并开始了长达16年的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统治，左翼人士被屠杀，马列主义的书籍被焚禁。在通过屠杀迫害将智利社会主义力量和社会主义思潮镇压下去使之不足以威胁资本主义的根本统治秩序之后，“民主”又回来了。

“我决不辞职。我将用一切方式进行抗争，哪怕以生命为代价……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联合——使得智利军队放弃了传统，发动了政变……智利万岁！智利人民万岁！……我相信，自己不会白白牺牲；我相信，这至少给大家上了一堂道德课，是对犯罪、懦弱和叛国的斥责！”

跟着阿连德总统一起在熊熊烈火中焚烧的，还有资产阶级关于民主的谎言。

二战后死于反共产主义名义之下的人数和死于纳粹屠杀之下的人一样多（其实纳粹本身就是资本主义面对其无力应对的经济危机时的一个变种），比如美国扶植的印尼苏哈托政权屠杀了一百万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可惜这些事情被资本控制的媒体选择性失明。

资本主义民主是以镣铐和枪弹为后盾的。镣铐和枪弹什么时候出现视左翼力量的强弱而定。21世纪另一位通过合法选举上台的委内瑞拉总理查韦斯遇到了和阿连德总统同样的情况，以全国首富为首的社会上层人士发动军事政变，试图推翻民选总统查韦斯，只不过这次政变被以占人口大多数的以社会下层贫民为主的查韦斯支持者迅速粉碎。

除了镣铐枪弹等硬刀子外，当然还有软刀子，比如二战后法国共产党人占据了议会和内阁很大一部分席位和重要职位，资产阶级接连几次修改宪法，让共产党人在议会和政府中的力量大大削弱。

请相信这一点，如果哪一天美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资本主义的根本政治经济制度时，美国资产阶级会用甜蜜的枪弹来回答他们，就跟当年的麦卡锡主义一样，美国坦克开进大学校园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有些相信制度万能论的人，认为中国只要有了一纸制度，就会解决一切问题。这些人的错误在于，不是制度、法律创造了社会形态，而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基础上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法律，如果制度法律不能反映这个社会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不能反映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力量对比，这种制度必然是被扭曲的制度，哪怕是在奴隶社会颁布一个当今社会最完美的民主宪法，最后执行下来也只能是奴隶制度。要说三权分立式的“民主”制度（孙中山先生还加了两权，叫“五权分立”），中国在一百年前就有了，但这一脱离中国社会现实的空想制度，既不能反映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也无法协调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议会制度协调不了就只能用枪杆子去协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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