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老有所依》与“父亲”形象的变迁

作者：郭松民来源：作者博客 2013-11-29 693

　　《老有所依》与“父亲”形象的变迁

　　★郭松民

　　昨天看了《老有所依》的第21集，刚好看到已经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爷爷”在家里胡“作”——一会不声不响地走失，一会烧床单，一会半夜爬起来狂摇婴儿床。儿媳贾幸梅不堪其扰，冲着他声嘶力竭地大喊：“你为什么要害我们?你怎么还不死?!”结果被丈夫江援朝打了耳光，既心疼爷爷又不敢责怪母亲的江志新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只好给母亲跪下……老年人的无助，中年人的无辜，青年人的无奈，一时让人不胜唏嘘。

　　总的来看，《老有所依》中老一代的形象，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似乎都是年轻人的“累赘”，要么是“爷爷”那种痴呆，要么是老丈母娘方琼那种疑神疑鬼，在家里无事生非，设局“捉奸”。老年人，是折磨中年人和青年人的一个“病灶”，是社会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这就是《老有所依》给我们留下的印象。

　　影视作品中的“老年人”，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社会文化意义上“父亲”。梳理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影视作品中“父亲的形象”，就会发现这其中经历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基本上是“伟大的父亲”;改革开放后的80~90年代，基本上是“可笑的父亲”，父亲的形象被解构;进入新世纪后，更逐渐演变为“累赘的父亲”。

　　196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陈耘、徐景贤同名话剧改编拍摄了电影《年轻的一代》。其主要剧情为：萧继业和林育生这对好朋友同为从上海到青海工作的地质勘探队员。林育生害怕艰苦，伪造疾病证明，试图调回上海。这时萧继业检查出自己腿伤是骨瘤，有截肢的可能，但他仍坚持要回青海。最后林育生的养父林坚拿出他为革命牺牲的生母的遗书对他进行教育，使林育生愧悔无地。不久萧治好了腿，萧继业和改正了错误的林育生一起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这部电影1976年被上影重拍，表明其所传达的价值观，无论是在文革前还是在文革中，都是被高度认同的。

　　在《年轻的一代》中，杨在葆饰演的肖继业和达式常饰演的林育生当然是主角，但温锡莹扮演的“父亲”林坚给人留下更深印象，他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参加革命，解放后担任一家大型国营工厂的厂长，但他仍然保持了艰苦朴素的本色，以至于被邻居家的小伙伴误认为是修水桶的工人。当“年轻的一代”的林育生来到人生的十字路口时，他能以自己不容质疑的权威帮助他选择正确的方向。在剧中，林坚是信心和安全感的来源，他受到所有人的尊重，是正确和错误的最后裁判者。

　　林坚作为“伟大的父亲”受到尊重，根源在于他既是一位“革命父亲”，参与了革命和建国，同时还是一位“建设父亲”，在领导着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他的传奇经历和革命业绩，使得肖继业、林育生只能仰视他，而不可能挑战他。

　　但是，时间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父亲的形象就发生一个丕变，由“伟大的父亲”一变而为“可笑的父亲”了，典型的例子就是九十年代初播出的系列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文兴宇扮演的父亲傅明的形象。我们甚至可以说，傅明就是退休后的林坚。傅明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手足无措，既不能理解也不能适应，他在革命和计划经济时代积累的经验毫无用处，他沉浸在过去的光荣历史中不能自拔，但也只能在客厅里转来转去，用一些宏大的政治、官场词汇谈论一些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他给所有的人都带来了快乐，但也受到了所有人的调侃。他只能获得作为一个老人的基本尊重，却谈不上什么权威，也无人重视他的意见。

　　在《我爱我家》中，傅明作为一个“前市场经济时代”的标志性人物，是一个典型的时代落伍者，他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让观众获得一种“市场经济新时代”自我认同，帮助实现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正当性的论证。

　　事实上，赵本山的小品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也在于他经常扮演一位落伍“可笑的父亲”的形象，发挥着同样的社会文化功能。

　　“可笑的父亲”到了市场经济逻辑充分展开的新世纪，就一变而为《老有所依》中的“累赘的父亲”了。这里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就是：市场经济真的来了，但却不是我们所想要的。和80年代人们想象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过上一种优裕的、轻松的、美国式的中产阶级生活不同，人们蓦然发现，年轻人上升为中产阶级的通道日益逼仄，反而大规模地沦为屌丝，激烈的职场竞争，无法承受的房贷压力，晦暗不明的生活前景，都让中青年难言轻松，他们需要轻装上阵去进行拼杀，而日渐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父亲”，就成了他们急于摆脱的“累赘”了，《老有所依》就折射了这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焦虑。

　　“父亲”的形象被公认为时“累赘”或者麻烦，还曲折地反映这样一个现实：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财富、权力、名声的那一代人，虽然他们掌控了社会的绝大多数资源，但他们并不具备充当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父亲”的道德权威，社会大众虽然经常不得不屈服于他们所掌控的财富和权力，但内心深处对他们是鄙视的，而他们自己也缺乏扮演“父亲”角色的自信，更无意承担起作为“父亲”的责任。这意味着，中国社会还缺乏具有公信力的、被普遍认可的权威，而在我看来，重建这种权威，使社会在这一过程中重获秩序和安全感，很可能是一件比老生常谈的所谓的“大事”更重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