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知己更是同志：鲁迅与方志敏交集过往

鲁迅

鲁迅与方志敏的狱中书稿及三封来信

关于方志敏和鲁迅的关系，一直是中共党史中众说纷纭的历史遗案。

方志敏，江西弋阳人，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1935年1月底，方志敏在弹尽粮绝的处境下，在赣东北怀玉山区被国民党军俘虏。随即被囚禁在监狱中。1935年8月，方志敏在临刑之前，通过监狱中同情革命的人士，秘密将他在狱中写的文稿及三封重要信件，辗转密送到上海，交给了鲁迅。新中国成立后，方志敏牺牲前递转出来的两篇作品，得以面世发表。这是不争的史实。

引起党史界和学术界广泛争议的两件事是：1.方志敏是何时与鲁迅认识的？2.何人将方志敏的信及文稿从江西监狱送到鲁迅的手中？

第一个问题，有方志敏早在1922年就与鲁迅结识并得到鲁迅接济一说，主要来源于方志敏的弟弟方志纯的回忆文章。1979年12月29日，方志纯在上海《解放日报》 发表了一篇题为《为苏维埃奋战为共产主义牺牲——回忆方志敏同志的革命活动》 的文章，其中谈到外界鲜为人知的方志敏早期革命经历。方志纯说，方志敏早在弋阳读书时就接触了鲁迅的作品，如《呐喊》 等。因而方志敏极为景仰鲁迅，后来他效仿鲁迅的笔法，在江西撰写一些针砭时弊的文章，不时向上海等地的进步期刊投稿。不久，方志敏前往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因发表文章而结识了鲁迅。鲁迅对方志敏的文章十分欣赏。方志纯表示，“在上海时，方志敏同志还有幸结识了鲁迅”，并称鲁迅对方志敏的文章不仅欣赏，而且有时还 “亲自润色”，又多次把方的文章 “亲自向报社推荐”。由于方志敏当时的经济状况十分拮据，鲁迅还不时给予热情的接济。方志敏通过与鲁迅的不断接触，对鲁迅的人品更加敬重，认为 “先生是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朋友和长者”。

2009年8月，上海鲁迅纪念馆为了纪念方志敏诞辰110周年，曾在沪举办 “可爱的中国——方志敏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展”。8月23日上海《文汇报》 发表了记者采访鲁迅纪念馆研究员王锡荣的报道，该文也称方志敏1922年在上海就与鲁迅取得了联系，并在鲁迅影响下投身革命。王锡荣称方志敏 “与鲁迅在精神上高度契合”。作为鲁迅人生经历的专业研究者，王锡荣的谈话无疑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方志纯的回忆文章和《文汇报》 记者采访王锡荣的文章见报以后，学术界纷纷发表评论。对方志纯和王锡荣的说法，有人肯定，也有人持异议。肯定者大多认为：方志敏1935年从国民党江西监狱冒险把自己精心撰写的文稿秘密送往上海，交给鲁迅处理保存，不仅可以证明方志敏与鲁迅早就结识，而且还因此断定方志敏与鲁迅必定有着超出作者之间交往的亲密关系。而方志纯作为方志敏的亲属，他提供的历史资料可信度极高。对上述史实持怀疑和否定意见的学者，则否定方志敏1922年在上海与鲁迅结识，认为这缺乏让人信服的依据。主要是说这一时期鲁迅并不在上海。然而，无论方志敏与鲁迅结识是否在1922年的上海，但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史实是：方志敏1935年以前确实与鲁迅有过某种形式上的交往。不然，就不可能有后来方志敏从江西监狱给鲁迅、宋庆龄和中共中央秘密捎出信函和文稿的事情发生。

第二个问题，方志敏是否从江西监狱给鲁迅密送信件和文稿，以及谁才是把信函稿件交给鲁迅的人。方志敏自1935年1月被捕入监，到1935年8月6日壮烈牺牲。在此期间，方志敏面对敌人的诱降和刑讯逼供，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他坚持在狱灯下撰写的生命中最后的文稿，均是难能可贵的警世之言。其中得以传世的文稿是《可爱的中国》 《清贫》《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 《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 《狱中纪实》等，16篇文稿约14万字。当方志敏写毕这些文稿之后，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把这些文稿安全送出监狱，送出江西，送到上海交给一位可靠的人，日后再经此人把它们交给党中央。从方志敏在狱中选定人选把这批文稿密送上海时写的三封信中可见（一封给党中央、一封给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一封给鲁迅），这些文稿最终均送到了鲁迅手中。从此事可以看出方志敏与鲁迅的关系，确非一般的泛泛之交。

方志敏的文稿和信究竟是何人送到鲁迅手中的？这个问题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第一种说法，胡子婴（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总干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商业部副部长等职） 将方志敏文稿和信件送宋庆龄转交给鲁迅。这一说法的考证者是浙江省绍兴柯桥中学的教师黄中海。他经多年对鲁迅的研究，依据大量史料，认为方志敏的狱中书信和文稿，系由方志敏狱中难友胡逸民秘密带出，胡逸民到上海后就交给了胡子婴，而胡子婴与宋庆龄又是多年密切往来的友人。因而方志敏曾在狱中叮嘱胡逸民出狱后，设法先联系到胡子婴，再请胡子婴把文稿和书信面交宋庆龄，最后再由宋转交鲁迅保存并伺机出版。

第二种说法也与胡子婴有关。据研究者称，胡子婴是1936年冬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在上海住地附近的一家菜市场里，遇上一个小商贩打扮的江西人。此人在胡子婴买菜时，忽然称他家中还有更新鲜的蔬菜，且价格便宜。胡子婴便跟随这陌生的小贩辗转来到一个幽深的小巷。在一间破陋的茅舍内，小贩出示保存多时的一包文稿，称是一位革命志士临终前委托他转交孙夫人的。他请求胡子婴一定设法把革命志士的文稿安全转给指定的收件人。胡子婴于是便把这包文稿交给了宋庆龄。当宋发现这些文稿竟是方志敏的遗稿后，连夜派人送到鲁迅住处，并嘱其密存发表。

第三种说法的提供者赵先，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王尧山的夫人。赵先称：1938年（此时间记忆有误） 冬的一天，王尧山神色紧张地回到当时他们在南京的家里，小心地从皮包中取出一份密封的文件袋。打开后里面有一叠雪白的纸，好像小学生的算草本。王尧山称这是沙文汉（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交给他保管的，内中是一位在江西就义的革命党人临终前写给党的几封密信。由于信件是密写的，王尧山和赵先就采用当时地下党的密写药水，一行行地用药水涂抹，才发现这些信稿分别是写给中共中央、宋庆龄和鲁迅的。再看密写人的名字，竟然是方志敏。而这时距报载方志敏江西就义的时间，已经过了一年有余。后来，方志敏这些信件就由王尧山秘密交给刘晓（地下党员） 处理，由刘设法带到上海，交给了其中收信人之一的鲁迅先生。与以上说法的不同之处是，王尧山收到的方志敏文稿，只有密写的书信，而没有提及后来得以面世的方志敏16篇遗稿。

第四种说法来自前文已经提到的胡逸民。胡逸民是当年与方志敏一起被囚于江西监狱的革命者。据胡逸民说：1935年他和方志敏囚禁在同一监狱中，但胡当时只是革命的同情者，国民党并没有掌握足以判处胡逸民长刑的事实。在狱中，方志敏经常向他介绍鲁迅的品格和文章，因此当胡逸民即将释放的消息传来时，方志敏才决定把他在狱中所写的全部文稿，委托胡逸民相机带出江西监狱，到上海以后再设法交给鲁迅。胡逸民遵从方志敏的意见，释放前就小心地把方志敏所有文稿均藏于行李中，出狱时又巧妙躲过了敌特的检查，千难万险地把方志敏文稿和信件带到上海。但当时他无法马上找到鲁迅，也不知鲁迅搬到哪里去了。 （按方提供的地址，并没有找到鲁迅） 后来，胡逸民想起方志敏讲过鲁迅与内山书店的关系，于是便到那里请店员代为联系鲁迅，但店员与胡不熟，不肯答允。胡逸民这才给鲁迅留下一封介绍自己的信，并约定隔日下午在内山书店附近一家咖啡馆与鲁迅会面时送交一位江西朋友的信函、文稿。次日，胡逸民准时赴约，不料前来与他会面的竟是一位女子，称鲁迅生病无法赴约，只要求胡把江西友人的文稿交她带回。胡逸民这才把方志敏的信函、文稿交给了来人。胡并不知道前来与他会面的女子究竟是何人。后来，胡逸民想来者也许是鲁迅的夫人许广平。此后，胡逸民称方志敏的这些书信、文稿下落如何就不得而知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见到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 等作品公开发表，从而证实了鲁迅确实收到他从江西带到上海的方志敏遗稿。

第五种说法来自鲁迅当年的朋友胡风。新中国成立后，胡风曾有回忆录记述方志敏托人捎信给鲁迅的往事。胡风这样写道：“鲁迅从内山书店收到一封信，拆开一看，是两张或三张白纸。鲁迅把它交给了我，我猜想可能是秘密文件。我用碘酒擦了，果然出现了字迹。是被蒋介石逮捕关押在南昌的红军将领方志敏的密信，内容是要求鲁迅请孙夫人宋庆龄向蒋介石保释他出来。我给吴奚如看了，他让我送给鲁迅自己看。鲁迅看了后，沉默了好一会，说，蒋介石是什么人？这绝对做不到。只好把信销毁了。……”

吴奚如的回忆也基本印证了胡风的上述说法。吴奚如称：“1935年方志敏从狱中曾经给鲁迅密捎一信。内容大致如胡风所说，方是请求‘民权保障同盟’ 的宋庆龄、鲁迅和蔡元培等人以同盟的名义发动一个营救方志敏的运动。胡风后把方志敏信中的意思告诉了鲁迅，鲁迅认为如果发动一个运动营救方志敏，很可能对他更加不利，或者会加速方志敏的死刑执行期。当让他利用蒋介石企图软化他的短暂时间里，在狱中赶快为后人写下一些东西。” 吴奚如所说的营救活动，后来并没有付诸行动，但为方志敏在狱中为何撰写《可爱的中国》 等文稿并执意把稿子交给鲁迅，提供了一种可信的根据。

还有一种说法来自冯雪峰。新中国成立后，手中握有方志敏16份文稿的冯雪峰（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曾把鲁迅1936年收到的方志敏从江西辗转捎寄的约14万字文稿，全部交给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并提出影印出版方志敏当年在敌人监狱写下并冒险送给鲁迅的全部烈士文稿，以纪念方志敏并教育革命后代。中宣部批准了冯雪峰的上述报告，同意首先让方志敏的《清贫》 和《可爱的中国》 两部作品面世。

1951年9月，方志敏的上述两部著作公开出版，同时也发表了方志敏在寄送上述著作时写的一封短信。冯雪峰作为编者还亲笔为《可爱的中国》 和《清贫》 写了前言。冯称：“这里影印出来的两篇作品，是方志敏烈士就义前在狱中写的。它们怎样地从狱中带出来，看方志敏同志的这封短信就可知道；而从狱中带出之后，终于能够送到上海鲁迅先生手里，并因而能够把志敏同志给党中央的信送到中央，这是应该感谢这位带信的朋友的。这两篇文稿和这封短信中所说的三封信，送到鲁迅先生手里的时候，大概已经在方志敏同志就义后很久，即是一九三五年末或一九三六年初，因为我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从陕北到了上海，鲁迅先生立即把它们交给我的时候，他说收到已经有几个月了。” 在谈及方志敏狱中写给鲁迅的信时，冯雪峰说，方志敏 “给鲁迅先生的信，鲁迅先生是说过的，他洗出看过后就把它烧掉了，信的意思是请他设法把信和文稿转交给党中央”。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鲁迅也随时有被逮捕的危险。因此冯雪峰所称鲁迅在收到方志敏的信看后当即焚烧的话，应该是真实可信的。方志敏牺牲前，另有一种说法（以胡风回忆为主流传） 是，方志敏曾在江西监狱给鲁迅写过另一封重要的信件，意在请求鲁迅与孙夫人商量，最好请孙夫人向蒋介石保释其出狱。而鲁迅经与宋庆龄商议后，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向蒋提出保释，很可能会造成对方志敏更为不利的后果，甚至还可能因此激怒蒋介石马上下令处决方志敏。因此，方志敏的这一动议未能实现。

经过对方志敏入狱后的种种表现分析，笔者认为方志敏给鲁迅写信请求宋庆龄出面保释一说与史实不符。一是方志敏自1935年1月入狱后，蒋介石、顾祝同及江西省国民党要员，曾先后数次对方志敏劝降和诱降，同意给予高官厚禄，蒋介石甚至表示，如方肯降，国民党将委任方志敏为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然而方志敏不为所动，宁死不降。既然如此，方志敏怎么可能在狱中请求鲁迅向宋庆龄转达保释的请求呢？而方志敏何时与鲁迅结识并凝成生死情谊，目前也尚未有更加详尽的历史资料加以佐证。不过方志敏牺牲前给鲁迅等人写信并将重要文稿交鲁迅处理一事，足以证明鲁迅与方志敏这位中共早期领导人的关系确是真挚而深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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