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论中国式城市化与现代化道路

　　当前，学界和政界关于城市化的讨论热度一浪高过一浪。总体来讲，政界希望以城市化作为抓手，拉动内需，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城市化将成为21世纪的奇观。然而，如果对中国城市化没有清醒的认识，不能摆正城市化与产业发展的关系，中国的城市化将迷失方向，中国的发展奇迹将止步于中等收入，陷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对于中国乃至任何一个国家来讲，城市化本身不是最终目标，现代化才是最终目标。而从整个20世纪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的发展来看，真正由一个发展中国家步入到发达国家行列的大国仅有韩国——一个孤独的背影。而韩国以及创造经济发展奇迹的所谓“亚洲四小龙”的另外三个国家和地区的台湾、香港、新加坡，其发展都得益于冷战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全力扶持。其他所有人口大国，虽然经历了20世纪一百年的赶超，而无一个国家真正实现了赶超从而步入发达国家的目标。这就说明，20世纪以来的国际格局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发展锁定，在这样一个发展锁定格局下，要赶超从而实现现代化，绝对是奇迹，是特殊，而不可能是一个国家顺其自然发展的结果。

　　同样，经历一百年赶超发展，进入21世纪，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离现代化还有很遥远的距离，与发达国家还有巨大差距。中国目前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能否真正突破现代化中的发展锁定格局，真正成为发达国家一员，困难极多，不确定性极大。从过去一百年历史来看，中国现代化被锁定在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确定性要远远大于中国顺利实现现代化的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能认为只要按照一般欧美国家的发展道路去走，就一定可以实现现代化。由此，必须深入探讨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要对中国现代化的国际处境、历史与未来道路选择有清醒认识。

　　当前，与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关系最为密切的一项战略是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将事关中国现代化的成败。笔者认为，城市化必须服务于产业发展，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没有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单纯发展城市化将导致严重后果。

　　一、两种类型的城市化

　　(一)欧美、日的城市与亚非拉的城市

　　当前，世界上大致有两种类型的城市化。一种类型是欧、美、日的城市化。这些国家的城市化有两个特点：一是城市化率高，一般达到了80%;二是城市市民一般都有稳定的就业和体面的收入，可以享受到失业保障，大多数有较好的医疗保障，绝大多数进城人口可以在城市体面而有尊严地生存，即使失业或无就业能力的市民也可以享受到广泛的福利体系的保障。从外观上看，欧、美、日的城市中一般没有发展中国家所常见的大规模贫民窟，城市秩序良好，人们安居乐业。

　　欧、美、日的城市化可以说是既好又快、有质有量，城市建设得好，城市居民收入有保障，住得下来、生活得好。这就是人们所向往和憧憬的城市化。

　　另一种类型是亚非拉国家的城市化。其突出特点是，几乎所有国家的城市都有大规模贫民窟，且城市贫民窟人口占比极大，甚至达到全部人口的1/3左右。与城市贫民窟相联系的是，进城人员很难获得正规就业，就业不稳定，收入低，社会保障少，无法做到安居乐业。从城市外观上看，除了大规模贫民窟以外，城市基础设施一般都比较差，治安不良，卫生条件不好，等等。按温铁军的说法，不仅所有发展中大国都有大规模贫民窟，且贫民窟往往被黑社会所控制，黄赌毒泛滥，而且这些国家往往还有反抗现行体制的武装存在，如印度、墨西哥等(温铁军、温厉，2007)。

　　从城市化率来看，亚非拉国家的城市化率差别极大，其中，巴西早在1980年代城市化率就达到80%，而印度目前城市化率才30%多一点，非洲很多国家城市化率只有百分之十几。

　　无论亚非拉国家的城市化率高与低，其城市化的品质都存在问题，表现在外观上就是城市基础设施比较差，存在大规模的难以治理的贫民窟，社会治安不好，进城人口收入不稳定，难以安居乐业。这显然不是人们所期待的城市化。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以上两种不同类型的城市化?如何才能实现欧、美、日那样又快又好、有质有量的城市化，同时又能避免亚非拉国家贫民窟式的城市化?

　　(二)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城市化

　　其实，欧、美、日与亚非拉的区分，已经划分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界限。欧、美、日是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是世界体系的中心，这些国家早在19世纪就已经步入现代化的行列，成为一百多年来的世界强国。这些国家经济发达，人均GDP很高，且是世界规则的制定者，是高科技的掌握者，是居于全球价值链顶端的国家。欧、美、日以外的亚、非、拉国家绝大多数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人均GDP比较低，且不掌握国际规则的制定权，缺乏高新技术的发展，产业大都集中在全球价值链低端，是世界体系的边缘国家。

　　这样一来，前述城市化的两种类型就变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异，变成了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差异。之所以欧、美、日城市化又快又好、有质有量，是因为欧、美、日是发达国家，而亚非拉国家的城市化既无秩序又不体面，是因为这些国家仍然处在发展中。良好的城市化与一个国家的制度几乎无关，而只与这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在国际经济格局中所处的位置有关。

　　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体系无疑存在着不平等的结构，这一不平等结构的核心是不同国家所掌握核心技术的差异。无论是从产业、产品上讲，还是从核心技术上讲，发达国家垄断高新技术，保留了高附加值产业和产品环节，而将进入壁垒比较低的容易标准化的产品和加工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入壁垒低导致过度进入，从而必然是低附加值。发展中国家最方便进入的就是这种进入壁垒低、附加值低的产品及生产环节。发展中国家为了加快发展而进入到这种高度竞争产品的生产，就一定会出现同类出口产品竞争者过度进入所导致的贸易条件恶化。

　　发达国家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极强的科技开发和技术垄断的能力，从而可以垄断高附加值产品，这些产品具有极高的进入壁垒，形成了寡头式的垄断经营格局。比如大型客机，目前系统集成者只有美国波音和欧洲空中客车。中国要进口一架空客，就要出口8亿条裤子，进出口物品的价值不相等，交易就无法完成，因此，可以认为空客与裤子的交易是等价的，也是平等的。但这种平等背后也有着严重的不平等，即飞机是高度垄断性的，进入壁垒极高，空中客车与波音公司在飞机定价上具有极高的自主权，而生产裤子的进入壁垒极低，是高度竞争性的，生产裤子的企业根本不可能有自主定价权。

　　这样一来，只有两家生产商的高度垄断的空客与几乎没有进入壁垒因此高度市场化的完全竞争生产的裤子进行交换，这种等价交换背后就会有极大的附加值的差异。同样是10亿美元的交易，空客可能有高达5亿美元的附加值，而价值10亿美元的裤子可能只能实现500万美元的附加值。貌似等价的交换中，实现附加值却有100倍的差异。

　　这样一来，在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形成了不平等的二元结构，其中，发达国家在贸易中拥有高科技、自主知识产权以及以构建知识产权保护和专利池体系为核心的市场进入标准的制定权，从而形成了低竞争、高利润的高端产业;而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大都集中在技术成熟且标准化、自主知识产权少、进入壁垒低的产业，由此形成了高竞争、低利润的低端产业。

　　因此，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中，貌似等价交换背后，存在着极大的不平等。随着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中，同一产品的不同工序，高附加值工序被发达国家控制，标准化的低附加值环节则由发展中国家完成，由此形成所谓微笑曲线：发达国家控制两端(研发和品牌营销)，低附加值的中间环节则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当前国际分工中存在的不平等结构。

　　欧美日发达国家正是通过控制高附加值产品和工序才实现了高人均GDP，发展中国家也正因为无法通过产业升级进入到高附加值环节而锁定在低人均GDP上。这种锁定格局已有一百年，要打破并不容易。

　　在发达国家占据贸易主动权，其产品具有极高进入壁垒从而是低竞争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就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明显表现在附加值上的差异。正是高附加值为发达国家提供了企业高回报、工人高工资、政府高税收。低附加值使加入到全球化体系中的发展中国家在付出资源、环境、人力等巨大代价之后，企业却只有微薄的利润，且这个利润随着众多竞争者的加入而更少。低利润、低工资、低税收的“三低”，与发达国家的“三高”形成了鲜明对比。

　　企业利润少，就倾向偷税漏税，减少治污成本，克扣工人工资。工人工资少，就只能年轻时进城务工，却无法在城市体面地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因此，要么在年老时回到家乡，要么沦落到城市贫民窟。国家低税收，即使可以为所有人提供全覆盖的社会保障，这样一种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也一定是低水平的，无法为一般进城人员提供体面而有尊严地生活下去的物质基础。

　　本来就处在价值链低端，利润少且大都是劳动密集、污染严重的生产环节，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为了获得微薄利润而很难有效治理污染，因此，加入到全球化国际分工体系的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也就不奇怪了。在税收基础很少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也就无力建立起高水平、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

　　也就是说，在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处在产业链与价值链的底端，进城人口不仅难以获得稳定就业和高收入，而且不可能获得在城市体面生活下去的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因此必定是低水平、低质量的，这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有关，与其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位置有关，而与制度无关。

　　在发展中国家，进城农民大多缺乏稳定的就业和有保障的收入，其最大的原因是这些国家仍然处在发展阶段，而未到发达阶段，现代化仍然在进行中。

　　二、中国的城市化

　　中国情况相当特殊。中国是当前发展中大国中唯一没有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的国家，且有一种说法，就是中国“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中国农村像不像非洲，留在后面再讨论，但说中国城市像欧洲，却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至少从表面看起来，中国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良好，且没有发展中国家通常都有的贫民窟。中国城市化显然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有很大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却恰恰是因为中国独特的制度。

　　(一)中国的城市化率

　　如何计算中国的城市化率是一个问题。若按户籍人口计算，2012年中国人口的城市化率只有35%;若按居住地来计算，中国城市化率已达52%。高达17%的城市化率差异，是因为有大约2.6亿农民工及其家属常年在外务工经商所致。中国农民进城，极少是一次性进城，而是多次在城乡之间往返，只有当他们在城市获得了稳定就业和有保障的收入，他们才真正进城安居，否则，他们就可能年轻时进城而年老返乡。更重要的是，即使目前已经进城的农民工，他们的父母甚至子女大都仍然在家务农。这样就形成了中国进城农民与农村家乡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

　　正是进城农民与农村家乡之间的这种联系，以及造成这种联系的中国特殊的制度安排，为中国城市化提供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路径，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与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可能。中国特殊的制度安排是新中国的制度遗产，一是城乡二元结构，二是中国土地集体所有分户承包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中国这两个特殊制度使进城农民可以保留返回家乡的权利。就是说，当进城农民无法在城市体面安居时，可以选择返回农村家乡。农村家乡有土地，有住房，有熟人社会，有祖祖辈辈的传统，有根，因此有归属感。返回家乡，可以生活得体面而舒服，至少要远好于城市贫民窟中漂泊无根的生活。进城农民在进城若干年后发生分化，少数运气好、收入高的农民在城市安居下来，变成了体面的城市一员，运气不大好收入也不高的农民则退回村庄过不奢华却很稳定的村庄熟人社会的生活。这样一来，中国城市就看不到发展中国家通常都有的大规模贫民窟。

　　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52%的城市化率中有相当部分农民工只是在城市打工，还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但他们却并非等于是假城市人口，更不同于贫民窟人口。中国52%的城市化率与收入相对较高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率相差不大，比印度30%多一点的城市化率要高得多，竟然没有大规模的城市贫民窟，这就形成了中国城市化中的特征，也算是一个奇迹，而这显然要感谢体制性城乡二元结构和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二)城乡二元结构

　　中国城市化率中52%与35%的两个数据的差异，是由于有两亿多进城农民工，虽然仍然是农村户籍，却已在城市务工经商达半年以上，以致于按居住地统计被算作了城市人口。农民工进城，但并非一次性进城，而是多次进城，不断在城乡之间往返，理性决策。当前，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几乎所有限制农民进城的制度都已取消，农民可以自由地进城了。关键是，这个制度同时也允许农民返乡，从而保护了农民返乡的权利，与此同时，限制了资本及市民下乡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体制性的城乡二元结构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即正在由过去剥削性的城乡二元结构变成保护性的城乡二元结构，变成保护进城失败农民仍然可以返回农村权利的结构。正是这种保护性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使进城失败的农民可以返回农村家乡，过上温饱有余的宁静生活。城乡二元结构给进城失败农民返乡的机会，也就防止了城市贫民窟的形成。正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使中国未形成严重的城市内二元结构。

　　农民可以返回农村的城乡二元结构，让进城失败农民在城市贫民窟和农村家乡之间作出选择。选择就是权利，农民可以选择返乡的权力，是他们基本的人权。

　　正是农民可以在进城失败后返回家乡熟人社会生产生活，城市没有形成大规模贫民窟，而使农村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使中国现代化的重心稳定，城乡社会有序，使中国可以经受得住几乎任何经济、金融、社会危机的冲击。西方预测中国会崩溃，预测20多年没有预测准，这是因为他们不理解中国农村这个重心很稳，不理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为中国的高速现代化提供了稳定的基石。

　　这里应当特别注意，城乡二元结构，既是一种剥削性的结构，又是一种保护性的结构。应当坚决消除和打破剥削性的城乡二元结构，而发挥目前这一制度对农民这个中国最大弱势群体的保护作用。

　　(三)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特点是土地归村社集体所有，农民按户承包经营，农民有长久不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每户农民都有无偿使用的宅基地，他们一般都在宅基地上盖有比较宽敞的用于生产和生活的住房。这样一种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让所有农民都可以通过土地获得基本生活资料，大致可以解决温饱问题。中国农民是世世代代生活在村社熟人社会中的，他们的村社生活往往是生产、生活与人情三位一体的。因为每个农户都有不可剥夺的耕地和宅基地，以及他们回到村社熟人社会的权利，进城务工经商失败的农民就可以返回农村。这正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还形成了十分普遍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即在农民家庭中，年轻子女外出务工，年老父母在家务农，一个农民家庭因此可以同时获得务工和务农两笔收入。务农收入可以解决农民家庭的温饱问题，务工收入可以作为现金储蓄下来。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为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提供了大量高素质的廉价劳动力，从而使中国制造具有全世界无可比拟的竞争力，使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显然是全球化中的赢家，虽然血汗工厂只给了中国比较少的附加价值，但血汗工厂的血汗钱也是钱。关键要看如何使用这笔钱。

　　“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这个说法中关于农村的部分显然不符合中国实际。

　　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已经出现劳动力过剩，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0年代市场经济快速推进以来，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农村劳动力减少，从而缓解了农村人多地少的状况，农民从农业中所获收入增加。村庄是农民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是熟人社会，有密集的社会关系网络，有亲朋好友，有自己的住房，有良好的空气，可以自种蔬菜，可以捞鱼摸虾，种花养草。他们的生活，温饱有余，闲暇很多。有根，有历史，有意义，有归属，有稳定的预期，有人生目标，甚至有社会竞争，可以魂归乡里。这样的农村，说像非洲，就的确是太不了解当前中国农村的情况了。何况近些年的新农村建设正在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农村不仅是有人情有根的生活场所，而且可以过有质量的生活。

　　(四)土地制度[1]

　　中国城市像欧洲，其中之一是说中国城市有良好的基础设施，这与中国的土地管理制度有关。

　　新中国在土地管理制度上采用了土地公有、地利共享的宪法秩序，这种秩序集中表现在《土地管理法》第43条和第47条。当代中国土地管理制度的鲜明特点是消灭了特权的土地贵族集团，没有人再可以凭借其占有的土地来剥削他人及不劳而获，成为土地食利者。中国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安排阻止了土地食利阶层的产生，中国至今未形成庞大的土地食利阶层是中国取得经济增长奇迹的关键之一。

　　具体地说，随着经济增长和城市扩张，越来越多的农地要成为城市建设用地。相对于农地，城市建设用地有更高的价值，这个价值来自土地非农使用所形成的增值收益。从本质上说，土地非农使用增值收益来自经济增长和城市扩张。农地非农使用的主要增值收益是以土地出让金的形式留在地方政府，成为土地财政的一部分。土地财政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正是将城郊农地非农使用增值收益以土地出让金的形式用作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才会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扩张，在人口城市化的同时，实现土地的城市化，并将土地城市化的增值收益用作基础设施建设。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又成为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和更多人口城市化的润滑剂。城市扩张带来城郊农地非农使用的增值收益，此增值收益的主要部分又被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推动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与人口增长，由此形成良性循环。在当前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在人口城市化同时也是土地城市化的背景下，以城郊农地非农使用增值收益归公为核心的土地制度使中国城市化步入良性循环。这正是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却可以有像欧洲一样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的关键。

　　一般在发展中国家，土地私人所有，城郊农地非农使用所形成的巨额土地增值收益大都被城郊特定位置土地的所有者所获取，这部分土地所有者因此变成土地食利者，独占了国家经济发展和城市扩张中附着在特定位置土地上的经济剩余。这种不劳而获的土地食利阶层的形成，挤占了发展中国家本来有限的经济发展资源，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难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城市发展也就难以形成良性循环。

　　中国的土地管理制度当然不是要剥夺农民利益，所以，征收农民土地的同时，要给农民以补偿，使农民生活有保障。就当前中国征地情况看，在沿海地区已有土地食利者出现，在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征地中损失农民利益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但总体来讲，当前的中国土地制度在保护农民合理利益与保证城市建设的平衡上做得不错。

　　(五)小结

　　中国式城市化具有与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特点，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基础设施良好;二是没有大规模贫民窟。这恰恰是与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以及土地制度安排有关。正是这种独特的制度红利，使中国避免了一般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缺陷。试想，如果没有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为农民提供在城乡之间自由往返的通道，中国城市必会形成大规模的贫民窟，在这样的贫民窟生活，不仅对农民不人道，而且一旦发生经济或金融危机，大规模的城市贫民窟必会对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经济危机转化为社会、政治危机的可能性极大。考虑到中国缺少大规模超越性宗教的国情，城市大规模贫民窟的治理难度必然超出有宗教信仰国家的难度很多倍。

　　中国消灭了土地食利者阶层的土地公有、地利共享的制度安排，为城市快速发展提供了内生的资金积累机制，从而使中国城市可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良好的基础设施不仅是城市外观形象，而且是城市生产力的一部分。正是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城市基础设施是经济增长的润滑剂。

　　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为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提供了大量高素质的廉价劳动力，从而使中国制造在全球化背景下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中国因此成为世界工厂。正是通过世界工厂，中国可以获得虽然不多但仍然有的经济增长。“中国制造”的持续竞争力为“中国创造”提供了成长空间，从而为中国顺利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可能性。

　　可以这么说，城乡二元结构、农业的家庭经营、中国特色征地管理制度等，可能正是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秘密，同时又可能是未来中国顺利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制度保证。

　　三、中国两种不同的城市化道路

　　当前政界和学界的主流观点是：

　　城乡二元结构阻碍了中国快速城市化，这一结构不仅对农民不公平，而且导致中国出现户籍人口城市化远低于居住人口城市化的“半城市化”格局。城乡二元结构是严重歧视农民的政策，是对农民自由迁徙权等基本人权的侵犯，必须尽快取消。而最能体现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首先应当取消。

　　这种对城乡二元结构的批判既缺乏历史感，又缺少对现实的基本了解。从历史上看，中国作为一个赶超型的发展中大国，在既无外援又不可能对外殖民的背景下，离开全国人民勒紧裤带式的内向积累，中国何以能在1970年代末基本完成工业化，建立起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将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成一个工业国家?中国之所以可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时间即基本完成工业化，城乡二元结构功莫大焉。

　　从当前来看，附着在户籍背后的福利已经越来越少，农民进城的制度限制基本上没有了。当前农民进城的主要障碍是经济收入太少，没有稳定的可以获得体面生存的工作。农民不在城市安居是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难以在城市获得安居所必须的经济收入。相反，正是因为还可以回到农村熟人社会，他们就愿意保留返乡的退路，而不愿意落入到漂泊无根的城市贫民窟。据“2010年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2]如果不涉及承包地等问题，“80前”农民工愿意转变为“非农户口”的人数占20.15%;如果要求农民交回承包地，愿意转变为非农户口的人数比例下降到11.04%。而“80后”农民愿意转为非农户口的人数占24.66%，如果要求其交回承包地，则愿意转户口的比重就降低到12.80%。这就是说，在不涉及承包地等问题时，在“80前”农民工中，大约有80%的人不愿意转为非农户口;在“80后”农民工中，有75%左右的人不愿意转为非农户口。如果要交回承包地才能够转户口，则大约90%的农民工不愿意转为非农户口(张翼，2011)。

　　农民工之所以没有转为城市户籍的积极性，是因为当前城市户籍并不能为进城农民工带来在城市安居的特殊保障，他们又难以在城市获得体面安居所需的最低收入条件。反过来，当前的城乡二元结构让农民可以返回家乡，这就可能使城乡二元结构成为保护农民这一市场经济中的弱势群体的制度安排。

　　目前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即所谓“四化同步”，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地方政府理解的农业现代化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通过推动土地流转形成土地规模经营基础上的农业现代化，甚至大都将农业现代化与资本下乡结合起来，通过国家政策和资金扶持来消灭老人农业，消灭小农，也消灭农民在自发的土地流转基础上形成的“中农”。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规定，今后中央新增支农资金主要用于扶持“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也就是要以国家政策和资金支持来打败当前中国仍然在种自己承包地的小农经济。

　　当前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的以“四化同步”为口号的消灭家庭经营的运动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同步”的意思就是一次性，就是要让农民进城后不再能返回家乡，就是要让农民不仅进城，而且要将留在家乡的年老父母及年幼子女一并带到城市。但是，农民全家进城了，支出要大大地增加，收入却因为失去了务农这一块而要减少。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国家显然没有能力为庞大的进城农民提供全覆盖的高水平社会保障。若如此，进城农民势必落入城市贫民窟，国家财政也会面对越来越艰难的社会求助与紧张。

　　当前，中国征地制度涉及到巨大的土地非农使用增值收益的分配问题。被征地的城郊农民希望分享更多的土地增值收益，这很好理解，也十分正常。最近几年，国家一直在提高城郊失地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比重。土地非农使用的增值收益来自经济增长和城市扩张，而与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个人努力没有关系，也正是因此，土地非农使用的巨大增值收益不应当只归农民占有，更不能因此形成一个中国本来已经消灭了的土地食利阶层。当前有很多人都认为，现行征地制度损害了农民利益。其实，全国农民都在盼征地，盼拆迁，都盼望通过征地拆迁而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

　　与征地制度相关的就是对土地财政的负面批评。土地财政本身并非没有问题，例如地方政府以土地作抵押来融资，从而形成了缺少监督的“土地金融”，由此导致地方政府高额负债，可能带来金融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强对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的监管是必要的。但当前很多人在批判土地财政时，却往往指向地方政府所谓的“低价征地、高价卖地”方面，即针对如何分配城郊农地非农使用的增值收益方面。城郊农地非农使用，必有巨额增值收益，地方政府不“低价征地、高价卖地”，而是让农村集体土地自由入市，建立所谓的同地同权同价的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那就是要让城郊农地非农使用的增值收益都归到城郊农民手中，从而让他们成为土地食利者，而地方政府再无可以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土地财政”。这样的征地制度改革难道就可以推进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中国当前缺少的难道是土地食利者阶层?

　　若按以上加快清除城乡二元结构、消灭家庭经营、改变征地制度的办法来推进中国城市化，就形成了一种笔者称之为激进型的城市化道路：通过推动土地流转，鼓励农民进城，使进城农民一次性地落入到城市贫民窟。如果选择这种城市化道路，那么，支撑中国城市化的农民进退自如、廉价劳动力再生产及城市良好的基础设施等所有“中国特色”都不复存在，中国因此便会走上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似的城市化道路，最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相对于当前越来越激进的城市化政策，之前的中国城市化道路可以称之为稳健的道路，这种稳健的城市化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充分利用了新中国的制度遗产，是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道路，这种城市化道路是中国过去30年创造经济奇迹的关键，也是未来30年中国可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基本保障。

　　四、中国现代化中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魔咒。二十世纪真正由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例子极少。就比较大的国家看，可能只有韩国，其余发达国家在19世纪就已是世界强国。有很多国家比如拉美一些国家，本来发展势头良好，但到了中等收入水平，即陷入止步不前状态，也就是落入到了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凭什么和靠什么走出，都值得认真思考。

　　在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体系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与本国经济在国际贸易和分工体系中所处位置息息相关。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发展战略是进口替代，关起门来自己发展。经过30年的工业化，到1970年代末期，建立起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初步实现了工业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转而采用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在沿海招商引资，三来一补，大力发展出口导向的加工制造业。改革开放前30年进口替代战略所积累起来的强大工业能力，所培育出来的全民素质，所形成的社会动员能力，迅速转化为强大的出口制造能力，并在短期内使中国制造无处不在，无坚不摧，最终成为“世界工厂”。

　　出口导向战略的前提是加入到全球化的分工体系，成为世界体系中的一员，依靠比较优势进入国际分工。改革开放前所积累的强大工业能力使中国在加入全球化的分工体系后，自然而然地主要依靠高素质廉价劳动力，在低端制造业中充分发挥优势，扩大出口，并从中获取利益。刚开始办特区搞出口导向的想法是两头在外，独立循环，即在沿海通过原材料在外，市场在外，而不影响国内经济的成长。不久，两头在外的格局没有改变，之前设想的特区模式却没有实现，即沿海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不仅原料在外，而且所使用的生产线也是从先进工业国进口，这样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仅出口，而且对国内同样的产品构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导致国内所有制造业都引进国际生产线，之前国内完整的产业链中的重工装备行业全面塌陷，致使中国产业结构轻型化，主要集中在技术最少利润最薄的加工装配行业。一方面，中国凭借廉价劳动和廉价土地资源的优势形成了巨大的工业制造能力，成为了世界工厂;另一方面，中国产业越来越集中到低附加值的装配加工环节，研发、重装乃至品牌营销等具有较高附加值的行业则全线退出。

　　当中国制造能力越来越强，中国这个大国所生产的低端产品的市场却越来越饱合。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依靠国内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加入到全球化分工体系，中国制造就可能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的加工装配环节。中国要想突破锁定，就必须实现产业升级：一方面是由当前低进入壁垒的加工装配行业向高进入壁垒的重装行业升级，一方面是由价值链底端的生产环节向价值链高端的研发、品牌环节升级，从而可以在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中占据竞争性比较低、定价权比较大、利润也相应比较高的产业环节，实现经济的升级腾飞。

　　但是，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到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由价值链低端上升到价值链高端，由低附加值进入到高附加值，需要有足够的研发、品牌培育的时间与资源，需要有国家战略。目前，占据国际分工优势位置的发达国家不仅具有技术、资金和管理上的优势，而且是国际分工规则的制定者，掌握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是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这些发达国家必定会借助各种非贸易壁垒来保持自己分工位置的优势。正是这个原因，在20世纪的一百年内，除韩国这个美国人特殊关照的国家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以外，不再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大国跻身发达国家，即使如巴西等拉美国家曾在1980年代实现了远高于中等收入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最终功亏一篑，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第一，中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国，中国人口总数超过目前欧美日人口总和。中国的崛起将极大地改变国际经济政治的格局。因此，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老牌发达国家想方设法设置障碍是必然的。第二，中国的大国，使中国具有极大的纵深，从而有可能在出口导向加入国际分工体系的同时，仍然保持自己的市场与增长，即所谓以市场换技术，以及以市场来发育自主的技术。第三，中国是有着自己特殊的制度安排、经历了30年进口替代从而形成了完整国民经济体系的国家，从而具有更为强大的自主发展能力。

　　因此，若要中国崛起，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就要将当前加入到国际分工体系的“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就要千方百计地推动中国产业升级，就要让中国经济步入国际分工体系中利益比较大、附加值比较高、价值链比较高端的环节中去。若能做到这些，则中国经济发展就可以进入良性循环：由高能耗、高污染、高竞争、低科技、低垄断、低利润的中国制造，发展到低能耗、低污染、低竞争、高科技、高垄断、高利润的“中国创造”。一旦“中国创造”代替了“中国制造”，资源、环境等问题就迎刃而解，企业高利润，工人高工资，国家高税收，所有中国人都可以获得高福利。这样的城市化自然是又快又好、有质有量的城市化。

　　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发展中国家几乎都是利用廉价的资源尤其是劳动力优势加入到国际大循环。随着经济的增长、城市的发展，劳动力价格逐步上涨，所有人的利益期待都进一步增长。国家为了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不能不提高税收。随着廉价劳动力的减少和投资环境变差，出口导向型的加工装配业就越来越无法存活下去，由此导致一个国家高端产业没有发展起来，低端产业却又已转移出去的产业空心化问题。产业空心化，经济形势变得紧张，而所有人的利益预期却没有下降，既得利益结构已经形成，由此导致经济下行与利益刚性的矛盾难以调和，每个阶层都充满了不满乃至愤怒，其结果就由经济下降变成社会动荡甚至政治危机。

　　因此，中国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要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来实现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又要为实施产业升级战略提供足够的资源保障和时间缓冲。这就要求在中国仍然未能真正完成产业升级之前，在“中国创造”未能成为中国经济结构的主导力量之前，“中国制造”必须要继续保持优势，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不能动摇，中国产业结构中的出口导向型战略仍然要保持。

　　五、中国现代化与城市化的战略选择

　　构成“中国制造”优势的因素大致有四个方面：一是廉价的劳动力。中国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使中国劳动力价格有极大的弹性空间。出现民工荒时，工资上涨，越来越多的加工制造业移出中国，从而出现劳动力剩余，工资再相对下降。工资上涨与下降都是市场经济的正常态势，也是“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的体现。这样一种相对灵活的劳动力配置方式，使“中国制造”可以长期保持国际竞争力。正是半工半耕结构让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可以长期占据初级产品制造的优势位置。二是相对廉价的土地资源。在此不予展开。三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已经形成极其庞大高度复杂且具有显著规模经济特征的制造业体系。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已经形成了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工业生态”(贾晋京，2013)。较高的基础教育水平和社会组织能力使得中国的“工业生态”难以被其他一些发展中大国如印度、巴西所复制。四是良好的基础设施，包括物流、电力、信息、基础教育、城市基础设施等。良好的基础设施不仅方便了市民生活，而且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而良好的基础设施来自中国特有的土地制度安排。

　　以上四个方面，是“中国制造”在未来20～30年仍然可以保持国际竞争力从而可以继续“世界工厂”地位的基本条件。在未来30年，中国要实现产业升级，但并非一定要消灭“中国制造”，改变出口导向战略，而是要通过保持“中国制造”的优势来获得就业，与此同时，将“中国制造”所获收益用于推动“中国创造”，让中国创造逐步成长，产业逐步升级。而这一切要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中国农业的重要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为中国制造提供极具弹性的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力供给;二是为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提供可以解决温饱问题的居所，使中国农民可以避免落入城市贫民窟，从而降低国家社会保障的压力;三是为进城失败农民提供退路。其中，后两方面的含义就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中国农业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稳定的根基，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也就是说，农业的家庭经营实质上成为中国现代化中基础性的驱动力。这样就构造出未来30年中国现代化三轮驱动的发展格局：农业的家庭经营、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前两轮是为第三轮提供保障的，中国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关键是产业能否升级，但若没有前面两轮保驾护航，产业升级就将是空中楼阁。

　　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到发达国家行列，从而实现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现代化国家，目前到了一个选择时期。当前中国也已具备一般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制度优势。问题的关键是，中国能否在未来30年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让三个轮子一起转，从而真正实现产业升级和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优势位置。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中国农业与出口导向的“中国制造”还有能力为中国提供30年的稳定根基乃至资源条件，可以为中国产业发展、产业升级提供资源保障和时间缓冲，中国应该在未来30年一心一意发展自己的战略产业，通过产业升级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最终跻身发达国家行列。

　　因此，保持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将之前“剥削型”城乡二元结构创造性地转化为“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保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稳定，给农民提供在城乡之间的进退自由;保持中国土地制度的优势，将城市化与建设城市基础设施的筹资与完善土地财政结合起来，这样，就可以保持中国社会的稳定，就会为国家集中资源发展战略产业提供空间。

　　参考文献

　　〔1〕温铁军、温厉：《中国“城镇化”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教训》，《中国软科学》2007年第7期。

　　〔2〕张翼：《农民工“进城落户”意愿与中国近期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中国人口科学》2011年第2期。

　　〔3〕贾晋京：《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实验室”：产业升级的中国梦》，《经略网刊》，2013年9月20日。

　　[1]这里所讲土地管理制度主要是指建设用地管理制度。农地管理制度则在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进行了讨论。

　　[2]该调查以分层抽样法在全国流动人口聚集地对那些在城市(城镇)居住满1个月的、不是本区(县)户口的、年龄在2010年4月15日介于16~59岁的流入人口制作了抽样框，在全国共抽取4个直辖市、27个省会城市、5个计划单列市、46个地级市、24个县级市完成调查并回收122800份问卷。转引自(张翼，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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