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国企混改，能救辽宁经济吗？

作者：徐实来源：观察者网 2016-09-02 449

2016年上半年，辽宁的GDP增速全国倒数第一，甚至出现了1%的负增长。辽宁省2015末债务率为157.72%，比2012年末上升了88%[1]。辽宁省财政厅去年下发各地市的一份文件亦坦言：“目前我省债务余额较大，远超出债务标准限额。“辽宁塌陷”的说法不绝于耳。

在经济陷入困顿的时候，辽宁省在酝酿什么脱困的高招？目前看来，辽宁省最大的动作就是将9家省属核心国有企业推向沈阳产权交易所，向全社会征集战略投资者，全面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根据沈阳产权交易所公告，本次推出的本钢集团、交投集团、华晨集团、水资源集团、能源集团、辽渔集团、抚矿集团、沈煤集团和铁法能源集团涉及总资产近6700亿元。

若是政策深得民心，辽宁人民理应拍手称快。然而从网络舆情来看，对此举的批评已经占压倒多数——网友纷纷质疑此举违背习总书记理直气壮做大做强国企的精神。

我曾在辽宁生活过10年，对那片黑土地仍有感情。在这件事情上，我的看法与多数辽宁人民相同：光靠“混改”不足以使辽宁经济脱困，纯属饮鸩止渴的懒政。因为，这没有抓住辽宁经济困境的主要矛盾，简单地引入私人资本无助于解决主要矛盾。说他们懒政，是因为他们迷信引入私人资本可以自动解决一切问题，对辽宁的发展根本没有明确的战略规划。

解决问题必须对症下药。要把辽宁从经济困境中拯救出来，首先就应该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辽宁的经济困境。

许多庸俗经济学家说，辽宁的国企太多，所以“体制问题”造成了经济困难。这种说法属于瞪眼说瞎话——重庆是国企“扎堆”的地方：国有经济创造了重庆近40%的GDP，“十二五”期间，重庆全市国企资产总额从1.7万亿增加到4.5万亿元，称之为“国企大跃进”亦不为过[2][3]。

上海的国企规模更大，光是上海市属国企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就已经分别占据了全国地方国资系统的1/10、1/8和1/5，而且创造了上海超过20%的GDP；如果把在上海的央企也算上，那么国有经济在上海GDP中的比例已达50%，辽宁的国有经济占比仅30%[4]。可是在2016年上半年，国有经济占比超过辽宁的重庆和上海，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了10.7%和6.7%，远远超过辽宁。

由此可见，庸俗经济学家鼓吹“国企越多，经济越困难”，纯属指鹿为马。此辈口信口开河的目的，就是给大张旗鼓的私有化制造借口。很多真糊涂和装糊涂的地方官员，却信以为真。

造成辽宁经济困境的真正原因，其实是陈旧的产业结构。辽宁的产业结构以重化工业为主，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重化工业占比将近80%[5]；辽宁还有大量矿业企业，如辽河油田、抚顺煤矿等等。

在计划经济“全国一盘棋”的时代，这些都不是问题：辽宁的工业产品按计划供给全国，而且往往供不应求，根本不需要市场营销，只要完成国家计划的任务就好；某个矿采光了也没关系，最后会由国家出面转移和分流员工。时过境迁，这种产业结构放在现在就成问题了。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产业的地域性分布产生了巨大变化。东北地区的重化工业不再一家独大，而面临来自多个省份的竞争。比如说，生产重型工程机械的徐工集团在江苏，中联重科和三一重工在湖南。沈阳标准件厂曾是亚洲最大的标准件工厂，后来面临诸多南方厂家的竞争，竟然倒闭了。

辽宁的石化工业曾经在全国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随着50万吨以上级别的乙烯项目在武汉、南京、上海、天津、彭州、镇海、茂名等处遍地开花，辽宁的石化工业已不再“笑傲江湖”。从宏观上来看，重化工业的某些产品已经出现了市场饱和的状况。如果不能在技术水平上取得突破，“大路货”的产品很难进一步提升销量，企业自然举步维艰。

矿业更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各个矿业企业都成了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但是，矿产资源衰竭之后的劳动力转移和矿山小社会的重新安置，根本不是仅凭企业内部资源就能够妥善解决的问题。如果政府不采取积极措施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矿产资源衰竭必然导致资源型城市陷入黑暗深渊。

九大国企混改，能救辽宁经济吗？

鞍钢煤矿

产业结构的问题是深层次的问题，与企业本身姓公姓私、姓社姓资无关。美国五大湖区的重化工业企业都是私企，肯定没有“计划经济的包袱”，为什么五大湖区的经济照样陷入困境、形成著名的“锈带”？依靠煤钢企业崛起的德国鲁尔区，一直以来采取的都是“市场化运营”，为何也会在资源耗竭之后陷入长期困境？庸俗经济学家们恐怕又要顾左右而言他了。

九大国企混改，能救辽宁经济吗？

城市破产的底特律

仔细想想看，把产品销路不佳的重化工业企业私有化，就能立刻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销量吗？把矿产即将枯竭的国有矿山、油田私有化，就能让地下变出新矿产、或者解决数十万职工的再就业问题吗？盲目引入私人资本无助于解决产业结构陈旧带来的经济难题。

政府短期内获得了一些财政收入，却丧失了宝贵的国有资产，以后手里的牌越打越少。更何况，私人资本无利不起早，要么通过低估国有资产、转手大赚一笔，要么在接管企业之后大肆裁员、将大量失业者推向社会，使得政府面临社会治理的危机。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些事情在辽宁活生生地上演过，我和4000多万辽宁父老乡亲都是见证人，所以更不希望这段黑暗历史重演。

既然陈旧的产业结构是辽宁经济困境的主要矛盾，调整产业结构才是破局之道。调整产业结构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开辟第二战场”，扶持新兴产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整军突围”，积极促进现有产业的升级。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开辟第二战场”还是“整军突围”，成功的案例都离不开政府的积极筹划和参与。例如，台湾1980年成立的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培养出了大量新兴半导体企业，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是台湾经济的支柱。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出自台湾自上而下的规划，蒋经国本人高度重视，李国鼎、孙运璿等技术官僚均倾注了大量心血，培养了大批科技和经济人才，也提供了很多资源支持。

旨在提升制造业水平的“工业4.0”，则是德国政府《高技术战略2020》的十大未来项目之一，属于国家层面的战略。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所作为的政府也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扮演重要角色。庸俗经济学家鼓吹“把一切交给市场”，却否定政府在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显示出对历史的极度无知。

为什么调整产业结构需要政府的积极行动？“开辟第二战场”涉及企业生态链的问题，企业的生存离不开上下游合作伙伴。

举个例子，如果我想在某地建立一家新的生物制药企业，我需要的上游合作伙伴包括风险投资（解决资金需求）、生命科学孵化器（租用实验室）、可能还需要定制化生产试剂的生物公司；等到我的研究进展到一定程度，我还会需要许多下游合作伙伴，包括临床前CRO（完成药理毒理实验）、临床CRO（完成临床实验）、CMO（外包生产，制造药物）或者愿意提供合作资源的制药企业。

如果这个地方没有这些上下游的合作伙伴，那么我推动研发就很麻烦，可能为一点事情就得乘飞机跑到外地去解决。换句话说，我的企业放在这个地方是没有任何区位优势的，那我为什么要来呢？

以上例子能够直观地说明一个重要道理：要在某地引入新兴产业，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一条该产业的生态链，使得生态链上各个环节的企业都有利可图。建立或移植一整条生态链，已经远远超过了单个企业资源的承受能力，所以需要通过政府的合理规划来实现。中国起步最早、成熟程度最高的生物制药产业园区——上海张江药谷，就是通过政府合理规划打造产业生态链的成功范例。

“整军突围”的核心在于以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这其实也是“供给测改革“的一部分。举例来说，2016年1-7月，沈阳金杯汽车有限公司SUV累计销售2455辆，同比下滑45.40%[6]，可是SUV明明是国内汽车市场销售增长最快的品种。

重化工业产品销售困难的原因往往是缺乏技术含量，技不如人就没有竞争优势——从用户的角度来说，能吃蛋糕干嘛要去啃窝窝头？产品缺乏技术含量则是因为企业研发力量薄弱，这种状况在全国相当普遍。对于企业来说，研发新技术、新产品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有些基础性的研发（比如半导体材料的制造工艺）周期长、耗资巨大，单个企业的边际收益甚至不足以填补研发成本。

近年来，各地普遍成立国资背景的产业投资基金，目的就是降低企业自身支付的研发成本，促使更多企业增强研发力量。2015年2月，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向中国最大晶圆代工厂中芯国际投资30亿港币，就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有许多人认为，辽宁经济的困境在于政府“管得太多”，发展经济就要“让政府撤出来、让市场唱主角”。上述观点其实有很大的片面性。

辽宁的一些地方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企业“吃拿卡要”，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是“管得太多”，恶劣的基层生态已经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仅2014年大半年的时间里，辽宁省各级机关就查处吃拿卡要、庸懒散拖问题5977起、2864人[7]。但是许多人却忽略了辽宁地方官员懒政和“管得太少”的另一面——辽宁省在调整产业结构方面长期无所作为。回顾一下辽宁省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倒是不难发现这一点。

李克强同志当年担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时候，曾大力推动棚户区改造。这在当时是一项深得民心的德政，如果没有这项政府力推的工程，沈阳大东区、铁西区那些棚户区的下岗工人，恐怕这辈子都没机会住楼房了。棚户区改造推动了房地产建设和城市土地升值，这在一开始当然是好事。

李克强同志上调中央以后，辽宁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房地产建设高潮：2009年，辽宁省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1283.1亿元，同比增长39.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8个百分点[8]。沈阳市在总面积819平方公里的沈北新区大兴土木，又借第12届全运会之机，在浑南区打造了总占地面积超过120公顷的全运村。其他地级市也纷纷效法，使得房地产成为辽宁省经济增长的支柱。

辽宁的心思都被吸引到了房地产行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大事却被忽略了。在近10年的光景里，全国范围内的科技产业园区纷纷成长壮大起来，为各地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例如，南京市江宁高新园通过多年努力，培养出高端智能制造、生物制药、现代服务业等产业，近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幅度，地区生产总值和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幅分别达20.86%、52.94%，已经进入了“收获期”。包括高新园在内的江宁区，2014年地区生产总值1405.6亿元，人均GDP达1.9万美元，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9]。

辽宁虽然有明目众多的开发区，但是水平不高，在业内缺乏影响力。沈阳药科大学的一些教授为了转化科研成果，不去辽宁的“本溪药谷”，宁可不远千里入驻江宁高新园的孵化器，足以说明问题。

为什么辽宁的开发区没能培养出新兴产业？还是那句老话，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以南京市江宁高新园为例，从10年前起，园区就派出多批干部赴美进行长期深度考察，摸透了美国孵化器和高新企业的运作模式。此举培养了许多眼界开阔、真正懂技术的干部，这些年富力强的干部将美国行之有效的经验复制到高新园的建设中来，为生物制药等新兴产业打造出完整的生态链。

江苏、浙江的诸多开发区，其实储备了相当多的高学历技术干部，有些还有海外留学背景，他们的眼界和个人能力在同龄人中都是一流的。这些开发区甚至在美国硅谷设置了联络办公室，派重要干部轮番驻守，千方百计寻找有价值的创业项目回去落户，他们的勤勉和虚怀若谷着实让人钦佩。

反观辽宁，一些开发区的负责人缺乏业务水平，却抱着急功近利的心态，指望通过“大干快上”尽快制造出投资额、产值等数字作为自己的“政绩”。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他们往往热衷于“搞定几个大项目”，并不重视培养产业生态链；对创新型小企业更是不屑一顾，缺乏为企业解决问题的诚意。

正因为如此，辽宁某些开发区的项目，要么无果而终，要么最后堕落为房地产开发项目。大连长兴岛开发区的衰败就颇具代表性[10]。长兴岛开发区的负责人金程在2015年因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可见精神头都用在什么地方了。

辽宁今日的经济困境，正是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上原地踏步，无所作为的结果。因为没有培养出新兴产业、创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点，当房地产热潮褪去之后，辽宁经济的问题便暴露无遗。沈阳浑南区的全运村几乎成了“鬼城”，沈北新区的房价持续下跌；各地级市普遍出现大量空置商品房；辽宁的经济也随之进入负增长。这倒是应了巴菲特的名言：退潮的时候，才能看出来谁没穿裤头。

九大国企混改，能救辽宁经济吗？

沈阳浑南区全运村的“鬼城”

产业结构调整事关重大，不是私人资本能够自动解决的问题，地方政府更不可能装作置身事外。辽宁要想走出经济困境，就必须走过产业结构调整这一关，接下来我们应该谈谈现实的策略。“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国家将部署启动一批新的重大科技项目，加快突破新一代信息通信、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领域核心技术。

在这些新兴产业中，辽宁省大有可为的应属新材料和智能制造：新材料产业属于“开辟第二战场”，但是可以依托辽宁现有的冶金和化工企业提供上游原材料；智能制造则是辽宁制造业企业“整军突围”的最好出路。

辽宁政府应该做哪些实实在在的工作？在新材料产业这个“第二战场”，政府需要打通产业链，让创新企业在上游与原材料生产企业对接，充分满足他们的研发需要；在下游与制造业企业对接，使得开发出来的新材料立刻得到工业应用。这样一条产业链上的企业就都被盘活了。

而在智能制造领域，应该通过人才引进政策和资源整合，增强企业的研发力量；另外还应该努力打通“产学研”一体的链条，使得东北地区云集的理工科高校和研究机构成为智能制造的促进力量。

哈工大和东北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在全国名列前茅，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中科院计算研究所都位于沈阳，岂能让制造业企业抱着金饭碗去讨饭？国家计划用于扶持东北老工业基地的1.6万亿资金，很大一部分应该用于成立体量较大的产业投资基金，努力扶持新材料和智能制造领域的新项目、新企业。

沈阳机床集团凭藉一己之力，开发出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i5系列数控机床，在国内机床销量整体下滑的背景下，i5上市不到两年，销量劲增10倍[11]。这就是制造业企业通过智能制造打翻身仗的范例。辽宁企业需要更多这种惊喜。

待到新兴产业初具规模、制造业升级换代，辽宁就有望实现资金和人才的正向流入。在这种背景下，发展第三产业才有希望。纵观天下各国，第二产业的水平往往决定了第三产业能够取得的最高水平：拥有谷歌和波音的美国，第三产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金融体系；拥有法拉利的意大利，第三产业是旅游业和零售业；东欧剧变后工业体系崩溃的罗马尼亚，第三产业就是“欧洲大妓院”。

究其原因，第二产业决定了经济体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以及资金的流向。在辽宁的第二产业尚未脱困之时，盲目鼓吹“发展第三产业”解决不了什么问题。20世纪90年代“下岗潮”的时候，辽宁新兴的“第三产业”不过是下岗工人经营的街头小吃摊和地摊零售，一个个半死不活——“下岗潮”导致城市居民购买力的下降，第三产业的生意能好才怪！

反过来说，如果第二产业经过凤凰涅槃、重焕生机，就能创造大量收入稳定的就业机会，带来的城市职工工资收入就会形成第三产业的资金来源，家政服务、餐饮旅游、电商物流等第三产业自然会发展起来，第三产业创造的就业岗位正好消化矿业企业的分流人员。

所以说，调整产业结构贵在认真做好当下的事情，这样路才会越走越宽。

九大国企混改，能救辽宁经济吗？

电影《钢的琴》剧照

事情总需要人来做。应当承认，辽宁需要眼界宽阔、能力出众的技术干部，而且这种人才短期之内培养不出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认为，应该引入广东、浙江、江苏三省的干部帮助东北进行经济建设，这种想法有一定道理。但是需要特别指出，辽宁需要引进的是具备真才实学、善做实事的“国士”，王珉之流满脑袋“私有化”的腐败分子就算了——辽宁本来就困难，经不起南郭先生瞎折腾。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辽宁今日陷入经济困境，正是因为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以致积重难返。将私人资本看作“救世主”的某些官员，恐怕是被庸俗经济学家忽悠瘸了。辽宁其实迫切需要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规划，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政策的稳定性。真心希望明白这个道理的地方官员越多越好。

参考文献：

[1]新浪财经：

http://finance.sina.cn/china/gncj/2016-07-09/detail-ifxtwiht3426003.d.html?from=wap

[2]21世纪经济报道：

http://epaper.21jingji.com/html/2016-05/12/content_39907.htm

[3]人民网：

http://zb.cqpeople.com/zb/20160124/shownews.cq?DII=1165&IDl=13324

[4]上海政务：

http://shzw.eastday.com/eastday/shzw/G/20160119/u1a9185037_K27223.html

[5]中国经济网：

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608/12/t20160812_1481379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