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由来

毛泽东《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由来

宋庆伟

201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指出：“这里是党立规矩的地方。”他还特别强调了1948年西柏坡召开的“九月会议”与请示报告制度的确立。回顾《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发布的来龙去脉，借历史启迪现实与未来，以促进我们今天的工作。

历史由来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就提出了要建立健全请示报告制度的命题。1923年6月，中共中央要求“地方执行委员会开除党员后，必须报告其理由于中央及区执行委员会”，从党员成分、党员数量、党员质量、党的纪律等方面要求各级执行委员会严格执行。可以说，中共是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发展和壮大起来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于1928年10月发布《关于各省委对中央的报告大纲》，对各省委向中央作报告的时间、类别、具体内容等方面作出了详细规定，并要求各省委严格执行报告制度，对不按时向中央提交报告者，“中央即停发经费”。在政府工作方面，中共也十分重视请示报告制度。1931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关于建立报告制度问题》的通令，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严格执行下级向上级经常报告的制度。在军队工作方面，中革军委于1932年11月发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要求各部队把向上级报送相关材料作为一项制度严格执行。

抗战时期，针对王明在重大问题上不请示中央，甚至与中央分庭抗礼的严重错误，中共中央于1941年7月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各个独立工作区域领导人员，特别注意在今天比任何时候更需要相信与服从中央的领导。”要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反对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的斗争”。1942年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要求：各根据地领导机构在制定本区域相关政策和制度时，“必须依照中央的指示”。在面对新问题时“必须请示中央，不得标新立异，自作决定，危害全党领导的统一”。1945年4月，中共七大首次使用“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来概括党的民主集中制，并首次将“四个服从”作为最重要纪律载入党章。

解放战争时期，以1948年1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为起点，中共中央加快了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步伐。中共中央于3月25日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进一步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下级发出的指示不论属于哪一类问题，不论是通过电报或是书面印发的“均须同时发给中央一份”。6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严格统一党的宣传”，并对各地党报、新华社、党校教材中涉及的各项政策进行严格规定，凡是内容不同于中央现行政策的，都应事前向中央请示，“否则，不得发表”，并要求所有各地出版的书籍、杂志、教材、宣传布告都应“经常送中宣部两份”。7月26日，毛泽东进一步重申：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要“严格遵守对中央的报告制度”，“彻底消灭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正确态度”。

中共中央对请示报告制度的执行工作十分重视，督促林彪和东北局报送请示报告就是一个范例。1月至3月的指示下达后，林彪和东北局迟迟不报送综合报告，中央批评后林彪虽承认错误但没有及时提交综合报告。针对林彪的态度，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了林彪，并将这种错误实质提高到“建立一个独立国”的政治高度。经过中央多次催促和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林彪于8月13日致电中央，说明了没有报送综合报告的原因，并表示今后会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鉴于此，中央于8月14日发出了《关于严格执行报告制度的指示》，并多次对执行情况进行通报，批评执行不力的单位和部队。9月8日至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称“九月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以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对各项工作中的决定权和请示报告制度作了更为详细的规定。自此，请示报告制度在全党全军普遍建立起来。

主要内容

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仅有1100多字，对报告的负责主体、报告的内容、报告的撰写方法、报告的时间频率等都作了明确而详细的规定。

报告要“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

1947年，毛泽东在延安

报告必须由书记亲自写。《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明确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都以身作则，在全党倡导亲自写文件。1958年毛泽东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第38条明确规定：“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者‘二排议员，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輔。”1962年8月20日，毛泽东对人说：“我的文件都是自己写。只是有病的时候，我口讲，别人给我写……文章要别人写是很危险的。”由此可见，毛泽东一生都十分重视自己动手写文件。在毛泽东看来，亲自撰写文件有两个好处：第一，可以通过自己写文章，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的资料，了解真实的情况;第二，开展调查研究就要求“一把手”深入基层了解第一手材料，有利于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作风。

报告内容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 

毛泽东在《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对报告内容也作了具体要求，“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内容要求十分广泛，不仅要求把情况进行综合汇报，更重要的是要求“一把手”全面把握所有发生的问题及其发展倾向，并要求“一把手”提出“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这就逼着写报告的领导同志必须下功夫去摸情况，并且思考问题。这就要求领导干部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发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作风。长此以往，主要负责同志对所负责区域或领域中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工作会有一个更加全面的把握，其“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也会随之增强。

报告不能写得太长

《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对报告的送交时间间隔和报告的字数作了严格的规定。“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不要超过两千字……报告文字每次一千字左右为限，除特殊情况外，至多不要超过两千字。”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在定期撰写报告时必须“言之有物”，不能说官话、讲套话，必须讲“干货”。

报告必须突出重点

毛泽东在《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要求：分析问题要深入，对全部问题一次不能写完时，可以分两次写或者“一次着重写几个问题，对其余问题则不着重写，只略带几笔;另一次，则着重写其余问题”。毛泽东强调，综合报告的内容要简明扼要，文字要简练易懂，要一针见血指出问题所在。这些具体要求，增加了撰写报告的难度，保证了报告具有较高的質量。要撰写出符合要求的报告，领导干部必须认真对待，深入分析问题，对重点问题提出针对性的解决办法。

现实启示

 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有利于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对于取得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成功具有决定性意义。大革命时期，放弃党对革命的领导权，特别是放弃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毛泽东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思想，并通过“三湾改编”，创造性地“把支部建在连上”，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对当时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等错误思想进行了深刻批判，进一步强化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于1941年7月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坚决反对王明等人的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建立起来的请示报告制度有效解决了当时表现突出的“无组织无纪律”现象，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各解放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领导，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制度基础。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就是坚持党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领导，绝不意味着党包揽大大小小一切事务，而是通过政府组织、群众组织、经济组织等进行工作。这就要求党的各级组织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做到“事前请示，事后报告”，绝不允许自行其是、各自为政，绝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绝不允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有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才能真正实现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有利于坚持民主集中制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民主集中制作为自己的组织原则。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起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原则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1927年6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规定：我们党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首次将民主集中制载入党的章程，并一直保留至今。中共十九大修改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部分提出了党的建设必须实现的五项基本要求，第四项即为“坚持民主集中制”。

“总纲”指出民主集中制“既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又要实行正确的集中，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第二章，“党的组织制度”部分进一步指出了民主集中制的六大基本原则。该章从第十条至第十八条共9条，其中“请示”一词出现了2次，“报告”一词出现了5次。由此可见，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在坚持民主集中制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有利于加强党的纪律建设 

在中共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请示报告制度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也是组织纪律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指出：“当前，在请示报告制度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干部目无组织，干了什么、人跑到哪里去了，组织上都不知道，泥牛入海无消息。有事要找他，众里寻他千百度，颇费周折。孔子说‘游必有方，我们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是连这一条都做不到，那就成问题了。”针对党内存在的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好好抓一抓组织纪律。”

在中共十八届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增强组织纪律意识，自觉做到“四个服从”，坚决克服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的现象，使党的纪律真正成为全党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中共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再次提出，要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党员领导干部必须遵守政治规矩，以更强的党性意识、政治觉悟和组织观念要求自己。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特别强调，党员领导干部必须严格遵循党的组织程序，重大问题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不允许越权办事。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明确提出：“全党必须严格执行重大问题请示报告制度。”中共十八大以来，党的纪律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所取得的成就证明，只有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做到“全国上下一盘棋”，才能真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稳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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